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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的论看武侠小说中人名和绰号的翻译策略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汤琳琳 参加讨论

    长期以来,武侠小说的翻译并没有引起翻译工作者们的重视。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的普及和传播,大批西方读者表现出对武侠小说的浓厚兴趣,他们迫切地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武侠小说译本诞生,翻译工作者们也开始将目光转向武侠小说的翻译上来。然而武侠小说的独特性和翻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得翻译工作者们望而却步。在翻译中,是应该尽力保留武侠小说的“中国特色”,还是尽力让目标语读者理解源文本,译者们感到十分困惑。
    一、武侠小说及其翻译
    武侠小说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从唐代传奇,到明清的公案小说,到民国的武侠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解放后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家更是将这一古老的文学体裁推向了高峰。武侠小说构建了中国独有的武侠文化,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民俗各个方面息息相关,在带给人们阅读愉悦的同时,也让人们获得了精神及艺术层面的享受和特殊的文化满足感,极具“中国特色”。
    这种“中国特色”既是吸引广大西方读者的根源,同时也给翻译带来了极大的难度。由于中西方巨大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西方文化中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文学体裁和文化传统,武侠小说的翻译难度不亚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以金庸为例,他的15部作品被翻译成为日文、朝鲜文等十几种亚洲文字,却仅有三部被译为英文,即《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和《鹿鼎记》,且译者全部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英美籍人士。
    尽管武侠小说的翻译难度很大,但并非“不可译”。在研究武侠小说的翻译,尤其是英译时,译者们不可避免地会面对一个问题——武侠小说的翻译策略。面对着五花八门的武功招式、人名绰号、成语典故等,译者们感到必须有相应的翻译策略,才能使得译本顺利产生,才能使译文达到文内和互文连贯。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武侠小说中的人名和绰号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其他方面的内容有待今后撰文另叙。
    二、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
    翻译策略是指译者根据一定的翻译任务和要求,为达到特定的目的而采取的具体途径、策略和方法。它来自翻译实践又指导翻译实践[1]。归化和异化是Venuti提出的两种翻译策略,其起源可追溯到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概念的著名论述,他把翻译置于文化、社会、政治与文化意识的大背景下,通过翻译策略的选择来反映不同文化所处的不同地位,把翻译当作一种斗争工具,与不平等的现象做斗争[2]。
    本文中所涉及的归化和异化,是就翻译中文化转化而言的两种翻译策略,与“文化殖民”没有关系。归化是指以目的语文化为中心,恪守目的语文化传统和表达方式,去除源语文本的异域性;异化是指以源语文化为中心,迁就源语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源语表达方式,凸显源语文本的异域性[2]。归化的译文因为更接近于译文读者的文化而显得生动、形象,易被读者所接受,但却失去了原文本的异域性,消弱了翻译的文化交流作用。异化的译文有助于读者理解异国文化的特异性,保留异国风味,但也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读者的阅读乐趣。
    综上,二者各有长处,互为补充,各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译者在面临具体作品的翻译时,尤其是武侠小说的翻译时,应该采取何种策略?面对极端异化、异化为主、异归均衡、归化为主、极端归化,译者应该如何选择呢?德国的目的论给译者们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目的论
    目的论又称为功能翻译理论,是由德国的Reiss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后来又由Vermeer和她的学生Nord进一步拓展了该理论。该理论认为目标文本的目的是决定翻译的关键因素,而目的随接受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即目的决定方式。根据不同的语境因素和预期功能,选择最佳的翻译策略,是目的论的优势所在。在目的论指导下的翻译策略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较高的科学性和易操作性[1]29。
    因此,译者们在选择翻译策略之前一定要明确翻译目的。而这种翻译目的应由翻译的发起者决定,而翻译目的制定过程中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如原文、原文作者、原文读者、译文读者、译者等。翻译发起者有可能直接告诉译者其翻译目的,也有可能和译者一起制定翻译目的。总之,只有在翻译目的的基础上,译者们才能选择和应用最佳策略,从而获得符合预期功能的译本。
    四、译本翻译策略分析
    姓名是人们互相区别的符号。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中西方的名字内涵也各具特征。除了姓名之外,中国人还有“字”和“号”。“字”,也称为“表字”,是用于亲朋好友,平辈同事之间的尊称。“号”,又称“别号”、“外号”,就是根据某人身上的一些特点,给其取一个有代表性的称谓,是人名和字以外的自称。
    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和绰号,往往鲜明地体现着作家的创作意图,寄托着作家的爱憎情感,反映作家的观点立场,预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有利于对人物性格的理解和对人物形象的联想。有些人物的名字和绰号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们的寓意已超出名字本身的意义,已经成为泛称或类指意义的词汇,用以在日常生活中泛指一类人、一种状况或一种行为[3]。如金庸《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杨康的名字是为了不忘“靖康之耻”;《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伪君子的代名词。
    “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是译界公认的人名翻译的原则,对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名和绰号,很多译者采用音译的方法,但音译名往往无法体现作家取名时的良苦用心。英语读者无法与汉语读者一样,获得等量的语义信息和同样的艺术享受,若在译文中频频加注,不仅读起来冗长繁复,还会影响原作文体风格的表达。武侠小说中人物众多,面对浩繁的人名和绰号,译者应该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呢?本文以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鹿鼎记》三部作品的英译本为例,探讨武侠小说中人名和绰号的翻译策略。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写于1955年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其英译本书名为The Book &TheSword(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文版为两卷本,英文版节译成一卷,译者Graham Earnshaw为英文杂志的主编,他花了十年时间翻译此书。《雪山飞狐》是金庸早年的作品,篇幅较短,仅有—104—12万字左右,其英译本名为Fox Volant of theSnowy Mountain(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中英文版均为一册,译者为Olivia Mok,她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老师。《鹿鼎记》是金庸最后一部武侠小说,有两百多万字,共5册,其英译本名为TheDeer and the Cauldron(牛津大学出版社),译者为Minford(闵福德),著名的翻译家,曾与他的老师霍克斯(David Hawks)一起翻译过全套一百二十四回《红楼梦》。
    无论是Earnshaw,Mok还是Minford,都是根据个人兴趣选择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翻译对象的。Earnshaw是先翻译完《书剑恩仇录》,然后才与出版社签订协议,将书出版。而Mok和Min-ford都是先翻译了一部分,然后与出版社签订协议,再将原作译完出版。可见Earnshaw就是《书剑恩仇录》翻译的发起者,其翻译目的由其自身决定。《雪山飞狐》和《鹿鼎记》的翻译发起者是出版社与译者共同担任,其翻译目的由他们共同决定。三位译者都在译文的序言中介绍了武侠小说的背景和特点,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是他们的译本得以出版的基础,并提出他们的翻译目的——让那些不了解武侠小说的英语读者可以体会这一特殊的文学形式,让他们在阅读这些有趣的故事的时候,可以获得快乐。因此,这三部作品的翻译目的均为将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并使他们从中获得娱乐。然而在相同的翻译目的下,三位译者却在人名和绰号翻译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达到了不同的翻译效果。
    Earnshaw在《书剑恩仇录》的人名和绰号的翻译中,采取了极端异化的策略,将主要人物的名字完全音译,而对于次要人物只译出他们的姓或绰号,如主人公霍青桐译为“Huo Qingtong”,而赵半山译为“Zhao”。这样做有利于读者记住那些重要的人物。但是这种做法也有一些缺点。《书剑恩仇录》作为金庸的第一部作品,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中之一就是人物太多,出场人物有上百个之多,主要人物也有二十多个。Earnshaw对这些主要人物的全部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如此多的人名和绰号交织在一起,读者们难以分清,会因为太多的异国名字影响阅读,不利于对人物的塑造。此外,他在翻译人物绰号时,也采用极端异化的策略,如他将“火手判官”译为“Fire HandJudge”。“火手判官”张召重善使掌法,武功高强,而且为人凶狠,卑鄙阴险,杀人如麻。华人读者一看到这个绰号,就会联想到地狱的“判官”,就会在脑中形成一个武功高强,却视人命如草芥的武林败类的意象。用“Judge”翻译“判官”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Judge”在英语中是与法律、法庭、正义相联系的,“Fire Hand Judge”既不能反映张召重的性格特征,也看不出他的武术绝技。文中人物霍青桐的绰号为“翠羽黄衫”,字面意思是指翠绿色的羽毛和黄色的外袍。因为她爱穿黄色的外袍,她的暗器铁莲子都用翠绿色的羽毛做标记,所以“翠羽黄衫”这一绰号非常的生动,读者们阅读的时候,看到这个绰号,脑中就会出现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穿着黄色的长袍,手里拿着带有绿色羽毛的暗器。但在译文中,这个绰号却被译为“TheYellow-Robed Lady”,失去了原有的生动性,无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4~5]。
    Mok在《雪山飞狐》的人名和绰号翻译中,运用了极端归化的策略。她将所有剑客的名字都采取意译和音译结合的方法,如将“殷吉”译为“For-tune Yin”,“陶百岁”译为“Century Tao”,“金面佛”译为“Gilt-Faced Buddha”“田清文”译成“Sign Tian”。Mok这样做是希望尽量保持源语文本的风貌,使目标语读者能够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塑造人物的良苦用心。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书中的主要人物胡斐,“胡”和“狐”在中文中同音,而“斐”是有文采的意思[6]。在原文中,胡斐展现了自己很高的文学造诣和高超的武功,赢得了苗若兰的芳心。他的外号“雪山飞狐”中的“飞狐”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他的轻功很高,二是暗示他的原名,将他的原名“胡斐”倒过来。而Mok将胡斐译为“Fox Hu”,不仅失去原意,而且会让读者认为这个人物性格狡诈,富有计谋,和人物形象相差甚远。再者,原文中的“郑三娘”,在中文中是个很典型的女性名字,因为在古代很多女性会以“娘”为名,但在译文中被译为“Third Zheng”,根本无法区别人物原有的性别,而“阮士中”(Val-or Ruan)无论是名字,还是其人物的性格,都跟“Valor”这个词没有关系[7~8]。
    闵福德在《鹿鼎记》的人名和策略的翻译中,运用了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他对主要人物的名字和绰号时采用归化策略,如将“韦小宝”译为“Trinket”。作为扬州城一名歌妓的儿子,韦小宝根本不知道生父是谁,所以随母姓“韦”,这个姓氏翻译时省去并不会影响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形象和日后的命运发展。而“小宝”在—105—中文中通常是对小孩的爱称,这个名字生动地勾勒出一个狡黠、灵动、淘气的小男孩的形象,为其性格发展提供线索,也暗示了他日后的命运,译为“Trinket”可谓传神至极。
    闵福德在《鹿鼎记》的翻译中还运用异化策略,借用了一些非英语词汇,翻译那些次要的容易造成文化障碍的人名和绰号,给原文增加了多样性和丰富性。比如佛教用语和道教用语。在武侠小说中,会出现大量的和尚、道士的打斗的场面。因为佛教和道教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当中,中国人可以很容易将二者区别开来,无论是称呼、衣着、建筑、武器,读者都可以很容易地区别出这些之后的不同背景。比如说“贫僧、方丈、阿弥陀佛、观音、罗汉”属于佛教;“贫道、真人、牛鼻子老道、无量天尊”属于道教。很多译者在翻译中文经典名著时,常用基督教中的词汇来翻译佛教和道教的词汇。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原文中的佛教和道教的词汇的差异,用同一种基督教的词汇翻译佛教、道教的词汇是一种文化的丧失。比如说将“玄真子道长”翻译成“Father Obscrurus”,而将少林的和尚也翻译为“Father”,读者很容易将二者混为一谈。闵福德用拉丁语翻译佛教词汇,用法语翻译道教词汇,这种差别就会更容易区别开来。当然,拉丁语和法语的学究气太重,可能会给读者带来困难,也可以运用汉语拼音和加注的方法来区别[9~10]。
    由此可以得出:在武侠小说人名和绰号的翻译中,极端异化的人名和绰号易使读者混淆众多人物,加大阅读负担;而极端的归化容易混淆语域,产生歧义;如果采取将主要人物的人名和绰号加以归化,将次要人物的名字和绰号加以异化,既可以减少读者的阅读难度,加深理解的同时又可以领略武侠小说的异域性和武侠人物的丰富性[11]。在武侠小说的翻译中,译者首先要确立翻译目的,并在该翻译目的的指导下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通过对三个译本的分析研究,本文论证了武侠小说的翻译目的——向西方读者介绍武侠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并使他们获得娱乐。在翻译武侠小说时,译者应该根据该目的,以目标语和目标受众为导向,使译文在照顾源语文本风格的同时尽量符合目标语和目标受众的语言习惯,在翻译人名和绰号时,应以归化为主,异化与归化相结合。
    【参考文献】
    [1]方梦之.译学词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00.
    [2]刘艳丽,杨自俭.也谈归化与异化[J].中国翻译,2002,(12):20-24.
    [3]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58.
    [4]Cha Louis.The Book and the Sword[M].Trans.ByEarnshaw Graham.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5.
    [5]金庸.书剑恩仇录(两册)[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
    [6]中国社科院.现代汉语大辞典[Z].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3:562.
    [7]Cha Louis.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M].Trans.by Mok Olivia.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5.
    [8]金庸.雪山飞狐(一册)[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
    [9]Cha Louis.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M].Trans.by Minford Joh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0]金庸.鹿鼎记(五册)[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
    [11]陈刚.归化翻译与文化认同——《鹿鼎记》英译样本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2):43-47.
    【作者简介】汤琳琳(1979-),女(满族),安徽颍上人,西北民族大学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应用语言学研究。
    原载: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5期2011年9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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