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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庸出生于1924年，法国的大仲马出生于1802年。二者不但在地域空间上相隔万里，而且在生活年代上也相隔了一个多世纪。之所以将其创作放在一起加以探讨，是因为两位武侠小说大师无论个人经历、创作理念，还是形象塑造、文化追求等方面，都有着相似与相异之处，而其中所折射的无疑是中西方文化方面的某种差异。 一、两人创作的相似之处 金庸的创作深受大仲马的影响。金庸曾说：“《侠隐记》最早由吴光鉴翻译过来，后来再译时改为《三剑客》。这本书对我的一生影响极大，我只写武侠小说，就是受大仲马的影响。法国政府授予我骑士团荣誉勋章时，法国驻香港总领事在赞词中称誉我是‘中国的大仲马’。虽然是殊不敢当，但我所写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在所有的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大仲马，而且是从十二岁开始喜欢，直到现在从不变心”[1]56。金庸在接受杨澜、谭胜等人采访的时候也曾不止一次的表示过，自己喜欢大仲马并受其影响。 金庸对大仲马的喜爱，可能缘于两人相似的文学和文化活动经历。两人在开始武侠小说创作前都曾写过剧本，使得他们的小说在结构上有颇多戏剧的成分。两人都曾办过报纸，主要作品都是报刊连载小说。大仲马的第一部长篇《德·阿芒达尔骑士》是在《新闻报》上连载的；而《三剑客》是在《世纪报》上连载的。大仲马还自己创办过《火枪手》报。无独有偶，作为报人、剧作家、导演、学者的查良镛曾在《大公报》、《新晚报》工作过，后来又创办了《明报》，他的小说也曾在多种报纸上连载，且深受读者欢迎。 相似的人生经历以及金庸对大仲马的喜爱，决定了两人小说在文学观念、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上颇多相似之处。 首先，两人都热衷历史，作品都取材于历史。大仲马的文学作品大多与欧洲历史有密切关系，如他的《三个火枪手》三部曲、《基督山伯爵》、《玛格利王侯》等或直接取材于历史，或以历史为背景，使展开的故事获得一个宽广的舞台，给人以真实感。大仲马取材于历史，但并非是写历史小说，大仲马说：“历史是一颗钉子，是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他没有去钻研历史。大仲马施展他的想像，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背景，添加种种细节，将自己的意图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庸被看作是有历史癖的人，但他对历史的看法与大仲马相似。他曾说“：《三剑客》教会我怎样活用历史”，也就是说，他从《三个火枪手》学到了艺术创作的极大自由度。历史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定下了特定的时间空间，布置下了某种环境气氛，增进了故事的真实感，却丝毫不会妨碍金庸在这一框架内施展自己的艺术想象。金庸小说除小部分历史背景不明者外，多数故事涉及两宋、元明清，这种背景不但没有构成他创作的限制，反而给了作者更大更充分的驰骋想象的自由，使之便于布置或威武雄壮、或哀婉动人的舞台。另外，金庸的小说结局通常都没有违背“历史的真实”。但在处理历史与小说的关系上，却能作出灵活的变通，即使是真实人物也敢于虚构情节，从而发挥作家艺术想象的主体作用。 其次，两人的作品都塑造了替天行道的侠客义士形象。如大仲马笔下的达达里昂，金庸笔下的郭靖、乔峰等，都在读者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达达尼昂是大仲马小说《三个火枪手》（又译《三剑客》或《侠隐记》）中的主人公。他善良、淳朴、机智、勇敢，在无意间冒犯了三位火枪手：阿多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他们为了荣誉提出和达达尼昂决斗，达达尼昂只得接受了。谁料引来了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卫兵，他们倚仗人多势众，向三位火枪手挑战。达达尼昂则加入了火枪手这一方，战胜了红衣主教的卫兵，展现了自己的勇敢，得到了国王路易十三的赞赏，也正因为这次战斗化解了大家彼此的误会，与三个火枪手结成了莫逆之交。几经周折，终于加入了火枪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2]。 郭靖则是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的男主角，是贯通“射雕三部曲”的关键人物。他生性单纯刚直，重孝义，勤奋、爱国，具备一切金庸笔下最模范的侠义精神。他用一生来彻底实现了“为国为民”这一大侠的目标，他巨大的人格力量也感染了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家人及《神雕侠侣》的男主角杨过，无形中带领他们走向正面的人生路，不愧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3]。 第三，英雄人物的复仇摆脱了个人狭隘的“快意恩仇”而升华为“替天行道” 《基督山伯爵》最能体现大仲马的复仇理念。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创作的一部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对复仇的性质作了很大程度的改造。首先，突出了正义、道义和人格的力量。主人公的对立面变成了以牺牲无辜者来谋取私利的坏人，这些人不仅对主人公做了坏事，而且是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公敌；其次，体现了宽容、大度和仁厚的胸怀，基督山伯爵的复仇，大体上以给予仇敌应得的报应或惩罚为限度。这样的复仇既能大快人心又保持了主人公的君子风度[4]。 金庸对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中复仇态度和性质的艺术呈现极为赞赏。他说“：一个人要报仇，把仇人千刀万剐，只是取决于一时，但是如果千方百计图谋复仇，且在即将成功之时又能合情合理地宽恕了仇人，那就更加令人感动。这样大度宽容、重情义轻性命的高尚情操，才能给人留下永不能忘的深刻印象。”因而，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大多出于个人恩怨而复仇，但到后来又都升华为替天行道的正义之举。显然，金庸的小说一脉相承地体现了《基督山伯爵》的复仇理念，否定了中国传统武侠作品那种“快意恩仇、血腥杀戮”的观念。 复仇是侠义小说的永恒主题之一。复仇本身是中性的，唯有从仇恨的具体内涵和报复的动机、对象、目的和手段等方面，才能分辨出是非曲直、善恶清浊。金庸和大仲马一样，对复仇没有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赋予了复仇以良知、道德和正义的内涵，从而使小说的思想境界变得更加高远。 二、两人小说的相异之处 第一，首先表现在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不同。大仲马的小说遵循对历史“大事不虚”的基本原则。其主人公主要是来自一些“野史外传”，而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则成为他“挂小说的钉子”。《三剑客》取自在巴赛图书馆偶然发现的一本《御前火枪营统领达达尼昂先生回忆录》；《基督山伯爵》出自《巴黎警察局档案中摘录的回忆录》第五卷的一章，题目叫做《复仇的钻石》。他的故事年代交待的一清二楚，某年某月某人物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仔细对照的话，大仲马的小说中历史年代是不会有错误的。甚至于故事发生地的景致，他往往也会亲临当地去考察，故而他对各个地方的地理风貌的描写大都给人以真实细腻之感。 而金庸小说尽管也都是历史题材，但往往对历史作“虚化”处理，即尽量模糊故事发生的年代，只将其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另外，对故事发生地，金庸并不像大仲马那样去进行“实地考察”，比如大理、蒙古草原等地，他根本没有去过，其景致风物描写完全借助于艺术想象来完成，从而体现出“小事不拘”的特点。 第二，人物身上体现了作家不同的价值观念。大仲马的作品有一部分也可以称之为侠义小说，在文类上与金庸小说接近，但两者确实蕴涵着属于不同民族的不同的价值观念。仅以爱情为例，大仲马的侠士们必有情妇，大仲马本人的情妇就多到难以精确计数；金庸小说的主人公除小流氓出身的韦小宝之外，爱情上都是专一的，尽管他们每个人几乎都被许多个美丽的女性包围着。 第三，价值取向上与文化内涵上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大仲马小说不但体现了大仲马作为共和派作家反对专制与黑暗统治的政治倾向，还突出地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热情奔放、酷爱自由、爱国尚武的民族性格。一位大仲马的研究学者就把《三个火枪手》里的四位主人公当作是法兰西民族的代表来称颂，是颇有道理的。 金庸虽然深受大仲马影响，但其小说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却与后者有很大差异。他笔下的英雄人物大多具有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仁厚谦逊同时又见义勇为、不畏强暴的传统精神，渗透着儒家、道家、佛家的深刻内蕴。其中乔峰形象尤其值得称道，可以说是达到了很高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具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 更值得重视的是金庸小说所包容的厚重的文化含量。这完全是金庸的自觉追求。他的小说具有迷人的文化气息、扎实的文化底蕴和文人的艺术情趣。作者不但依据人物刻画和情节发展的需要将诗、词、歌、曲、琴、棋、书、画等化为小说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连武功与武技较量也成为阐发中华文化内在精神的绝妙空间。金庸小说涉及的宗教、哲学、文史、科技知识的广博丰富，也令人惊讶。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同时可以视作文化小说[5]28。与金庸作品体现中华文化内涵之深厚比较，大仲马作品在体现法兰西民族文化方面似乎就相形见绌。 综上所述，金庸与大仲马的武侠小说尽管在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与可比之处，但就二者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中西方民族文化的内涵而言，他们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 参考文献： [1]金庸.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大仲马.三个火枪手[M].李青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3]金庸.金庸武侠全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4]大仲马.基督山伯爵[M].石宗宾，主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5]林丽君.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M].香港：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2000. 作者简介：孙焘（1988-），男，湖北十堰人，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7 级本科生，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原载：《学理论》2011年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