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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作为一本综合性刊物能够直接介入并影响一个时代思潮的走向，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进程，这在世界出版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新青年》所秉持的“启蒙”与“救亡”的宗旨及其“科学”与“民主”的文化取向，与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和文化建设相契合；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传媒对社会思想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传播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传播也就没有社会，传播学家认为“协助社会改变”是传播活动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之一[1]7。陈独秀尽管在传播理论方面没有多大建树，但他在政治革命失败后，认识到进行思想革命的重要性。他力图通过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手段，起到宣传其革命思想，唤起民众的普遍觉醒，最终实现“启蒙”与“救亡”的目的。因此，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新青年》的传播作用不可低估。在《新青年》的传播过程中，广为人知的是它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思想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的影响情况。但是，从《新青年》传播新的思想文化，开启民智，实现“启蒙”与“救亡”的目的出发，它在交通闭塞、社会沉闷、文化教育落后的西部广大地区的传播就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一、《新青年》在西部传播的方式和途径 在以阅读书籍报刊为主的印刷传媒时代，时空对传播活动的方式和途径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尤其在偏僻、闭塞的地区，这种制约性会体现得更加明显。此外，在传播过程中，受传者的文化知识水平也对传播方式和途径产生影响。因而，20世纪初，《新青年》在西部的传播活动虽然有直接和间接两种主要传播方式，但以后者为主，同时，在文字传播之外，也辅之以口头传播。 直接传播是指西部人直接阅读《新青年》，感受到它的进步思想的影响。由于西部地区群山环绕，交通阻滞，加之封建割据军阀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所以，初期《新青年》杂志在西部地区传播、发行的情况并不理想，主要集中在四川成都一带。1917年1月，成都报人陈岳（育）安经营的华阳书报流通处率先在西部地区发行《新青年》杂志，起初，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据孔庆东在《百年中国总系：1921，谁主沉浮》中记载，当时成都只有五份，吴虞和他的学生各买了一份。但到了4月，《新青年》的发行量开始上升，根据4月17日《吴虞日记》记载：“晚陈岳安来谈，云《新青年》三十份，《甲寅》二十份均售罄，现又往续带。祝屺怀、李哲生亦订《新青年》，可知矣！”[2]301《新青年》开始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其影响，成都、重庆、泸州、梁山（今梁平）等地相继设立了代售处，发售《新青年》等进步刊物[3]27。随着《新青年》在社会上影响的不断扩大，西部各地也相继出现了代售点。《新青年》第4卷第3号记载，1918年初，西安的公益书局、新智识图书社、正谊公司成为《新青年》在陕西的代售点[4]，但现在已无相关的资料来了解当时《新青年》在陕西的发行、传播情况。贵州的群明社、云南的维新书局也于此时开始发行《新青年》。1919年下半年，昆明又成立了新亚书店和日知社这两个最早的专门出售《新青年》等进步报刊的书店，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在云南的传播阵地[5]84。此外，在西北的甘肃，由社会名流创办的“兰州正本书社”也公开发售来自北京的五四新文化书刊，使得《新青年》等得以在陇开始传播。 西部人阅读《新青年》还有另一条途径，就是借助于人员流动过程中对《新青年》的传播，这在西部落后地区尤为明显。《新青年》改版后，尤其是将编辑部迁到北京后与北大“一校一刊”的联合，使得作为北大同人杂志的《新青年》，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西部各省都有在京津沪等地求学的青年学子，他们在假期或毕业回西部时，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带回家乡，在亲朋师友中被广为传看。陕西早期革命家魏野畴于1921年至1923年在咸林中学和榆林中学任教时，他所带来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曾在学生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引起了当局的恐慌与敌视，为此两度被迫离职。王森然在《回忆1924年的榆林中学》一文中也谈到，他在赴榆林中学任教时，随身携带的简单的行李中就有《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西部的知识分子还借助其他方式促进《新青年》在西部地区的传播。1921年前后，陕西早期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杜斌丞先生在北京为榆林中学聘请教师时，从李大钊那里带回来为数不少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并办起了一个图书馆，扩大了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也促进了《新青年》在偏僻、落后的陕北的传播[6]20。此外，经新思想、新文化“启蒙”了的西部学子已不满足于身边有限的书籍报刊，好多学生都寄信汇款给在外地的亲朋好友，通过邮寄来满足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报、获得新思想的文化需求。这是《新青年》在西部传播的又一直接途径。 由于时空的影响和文化的限制，《新青年》在西部的传播更多依赖于间接传播方式。它又有三种主要的传播途径：其一，《新青年》理论色彩浓厚，学术性强，在社会文化水平比较低下的时候，不能为民众普遍通读，加之发行周期长，难以满足人们对时事的迫切需求。因此，1918年12月，《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又创办了政治性刊物《每周评论》。1919年1月，北大学生傅斯年、 罗家伦又在陈独秀、胡适等的支持下创办了《新潮》杂志。这两种刊物的办刊宗旨、思想内容甚至编辑人员都与《新青年》有密切联系，在它们发刊前，《新青年》上还特意登出了广告，极力为之造势，前期《新潮》甚至每期的目录都在《新青年》上登出来。这两种“卫星”刊物的出现，促进了《新青年》在社会上更为广泛的传播。此外，受《新青年》的影响，五四以后，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戴季陶、沈玄庐在上海创办了《星期评论》，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并于次年1月开始出版《觉悟》杂志，这些都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所喜爱的读物。广大的西部学生，更多的是通过这些进步刊物了解到《新青年》杂志，感受到《新青年》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民主自由的思想影响。其二，在外求学的西部学子，受《新青年》的影响，在北京、上海等地创办了地方色彩浓厚且主要是针对西部本土发行、传播的刊物。1920年春，在北大的甘肃学生张道明、邓者民创办了《新陇》杂志，向甘肃人民介绍《新青年》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五四学生爱国运动[7]208。1920年1月，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1921年10月，又创办了《共进》杂志，它们立足于陕西的社会实际，宣传《新青年》的进步思想，提倡平民教育和妇女解放，揭发军阀陈树藩的专制统治，以期唤醒陕人之觉悟。这些刊物，尤其《共进》杂志，在栏目的设置上也与《新青年》保持一致，加之内容上又贴近本地区社会现实，因此在当时的陕西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也是不容低估的。其三，五四运动前后，仿效《新青年》的办刊范式，西部人在本地也创办了许多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1918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创办了《星期日》周刊，这是五四时期和《湘江评论》等报刊一样，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刊物之一，吴虞、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的编辑人员都曾为它写过稿件。1920年7月15日，张仞鸣任主笔的《彭昕日报》在西安出版，该杂志存在时间虽短，却成为五四时期陕西进步刊物的代表。此外，西部创办的有些刊物上还转摘过《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的文章，如云南的《救国日刊》就转摘过《新青年》的文章[8]22。这是《新青年》在西部间接传播的又一途径。 传播学将人类的传播活动划分为五个时代，不同的时代采取的具体传播形式也有所区别，如在语言传播时代，采取单纯的口头传播形式。《新青年》的传播处在印刷传播时代，主要采用文字传播方式，但也辅之以口头传播形式。20世纪初，西部交通不便，文化教育水平低下，能够读书阅报并领会其中思想内涵的知识分子为数很少。因此，在京沪等地求学的西部学子回到家乡后，通过演讲，做报告，集会结社，将《新青年》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灌输给自己身边的知识分子，再由他们去影响更多的人。1920年夏，在北京高师上学的田伯荫回到家乡陕西蓝田县孟村，向亲朋好友宣传《新青年》、《新潮》等进步报刊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在他的启发和倡导下，成立了由胡子淇、刘子南等40多位青年教师为主要成员的“勉学会”，致力于在当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9]5。1919年以后，在京津等地求学的兰州学生来往途经当时隶属于甘肃省的银川时，经常采用演讲、报告等形式向当地的学生介绍国内外时局的发展、变化，讲解五四时代精神，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将《新青年》倡导的革命思想传播到了宁夏。这些青年学生在毕业回家乡工作时，又往往会选择教师这一职业，利用教学的机会向学生传授《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的进步思想，讲述五四运动的情况及其意义，如魏野畴、王复生、李子洲等人在陕西各地，张一悟在兰州和凉州（今武威）。他们早年播下的这些星星之火，形成了后来西部红色政权席卷全国的燎原之势。 二、《新青年》在西部传播的主要特点 20世纪初，中国的交通状况很不发达，尤其是西部山区，社会闭塞，经济落后，思想沉闷，因此，《新青年》在西部整体上的传播比东部地区要相对滞后。而西部各个地方对《新青年》的传播与接受，又因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也体现了进步文化传播的难能可贵，这是《新青年》在西部传播所具有的第一个特点。 四川成都，依赖于航运的便利与天府之国的富饶，在西部具有“得风气之先”的优势。但根据史料记载，直到1916年底，被誉为成都报业界“大总管”的著名报人陈岳安才从其他报刊上了解到陈独秀及其《新青年》的情况。1917年1月，他所经营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在中国西部率先开始发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与此同时，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在《新青年》二卷六号起连续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记》等六篇论文。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率先提出了“打孔家店”的口号，对封建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展开了猛烈地抨击。1918年，名震全国的吴虞又先后在成都法政专门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任教。他在教学中结合新思潮，宣扬自己的新学说以及反孔非儒的反封建主张，沉重地打击了长期以来禁锢四川人民的封建旧思想、旧道德，在青年学生中，掀起了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热潮。在吴虞和华阳书报流通处的共同努力下，四川成都成为中国西部地区最早地沐浴到新文化运动思想之风的地方。1918年至1919年间，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新青年》在四川的发行和传播就更为广泛，许多新式学堂都订阅了这种杂志，不少有经济实力的青年人也订阅了全年的《新青年》。而更多的青年学子为了先睹为快，往往一有空闲就直接跑去流通处购买或翻阅《新青年》，青年时代的陈毅就经常去华阳书报流通处购买《新青年》。巴金的大哥甚至预先在流通处存了一百元钱，每天下班都要去那里取《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10]62。《新青年》在四川的传播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其所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而西部其他省份，陕西、甘肃、青海、云贵等地，尽管在1918年初，也开始发行《新青年》杂志，但传播范围非常有限，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1919年5月中旬以后，从外地传来的报刊杂志的报道中，在轰轰烈烈的反帝、 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的冲击下，西部地区才开始对《新青年》杂志所倡导的“启蒙”与“救亡”的思想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和认识。甚至陕西西安，虽然地处要冲，是进出西北的门户，但由于秦岭山脉的阻隔，铁路并未修通，当地与外界的交流很少。军阀陈树藩在陕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压制进步思想的传播，排斥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继任的刘镇华甚至将《新青年》、《共进》等进步报刊视为洪水猛兽，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好多刊物都被中途扣押。此外，十三朝古都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也使这里迈向“新”的步履显得异常沉重而缓慢，吴宓这个在美国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却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衡派”核心人物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因此，在笔者了解的陕西现存的档案资料中，未能见到早期《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在这里形成有明显影响的传播情况。 即使在四川省，《新青年》的传播也极不平衡，我们以30年代兴起的文学新人沙汀、艾芜和何其芳为例。艾芜的家乡新繁县，距离成都三四十里路程，又是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吴虞的故乡。新繁县立高等小学的校长吴六如是吴虞的侄子，也是个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拥护者，五四运动之前，他就为学校图书馆订阅了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进步刊物，并积极鼓励大家去看。五四运动爆发后，新繁县虽然没有举行示威游行活动，但随着《新青年》等进步报刊的传播，随着运动风潮而来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以及新的文学作品，却广泛地传播开来[11]28，给艾芜这些青年学生以强烈的震撼与感染。沙汀的家乡安县地处偏远、闭塞的川西北，山大沟深的地貌特征使这里几乎成了一个封闭的、不与外界发生联系的独立王国，安县的有些地方甚至在50年代初还保留着传统的私塾教育。因此，直到1921年夏，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三年，沙汀还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名字更是前所未闻。1922年秋，沙汀进入了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同窗好友张君培和汤道耕（艾芜）的帮助下，才开始通过《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接触到了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学。1927年，在四川万县上中学的何其芳等人还不知道五四运动，不知道新思想、新文学，教育界依然视白话文为异端邪说。这年秋天，一个外地小学教员的意外到来，才打破了这种闭塞、沉闷的社会空气，他讲新文学，介绍《新青年》等书刊，提倡写白话文，在青年学子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何其芳等人就是在他的倡导下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人类的传播活动不同于其他动物或植物之间所存在的传播，它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具体地说，这种传播活动往往不是单向度的、被动的，而是双向性的、积极主动的，具有创造性的活动。但从《新青年》的核心主题“启蒙”来看，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所发动的是一场由少数觉醒的精英对蒙昧的大众自上而下展开的传播活动，这就注定了《新青年》的传播，尤其是在西部地区的传播处在一种极不对等的状态之中，即双向的互动反馈明显不足，单向的接受却后劲十足。这是《新青年》在西部传播的第二个特点。 据笔者初步考查，从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到1922年7月1日九卷六号的出版，西部地区约有11人，累计在《新青年》上刊发文章（包括通信、诗歌、译作）27篇，其中，四川有8人，陕西、云南、贵州各1人。1915年12月，谢无量在第一卷上发表了五言排律、五言古风各1首。1917年上半年， 吴虞从二卷六号至三卷五号连续发表了6篇文章，三卷四号上以其妻吴曾兰的名字发表了《女权平议》， 三卷五号上登载了他的1则“通信”，1919年11月出版的六卷六号上又刊载了他的《吃人与礼教》。孙少荆在五卷六号的“通信”栏目刊发了《罗马字与〈新青年〉》。《新青年》的六卷四号和七卷五号刊登了王光祈的《工作与人生》、《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五四时期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陈启修，在《新青年》六卷五号（“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发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潘力山在《新青年》七卷一号上发表了《论新旧》。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康白情在《新青年》八卷一号上发表了3首白话新诗。《新青年》五卷二号的“通信”栏刊登了任鸿隽的《新文学问题之讨论》，六卷三号上发表了《何为科学家》，七卷一号有他翻译的易卜生的诗歌《路旁》并附了序，七卷五号的“通信”栏又刊登了他的《美国底社会现状》。此外，贵州人吴葆光在三卷五号上发表了《论中国卫生之近况及促进改良方法》，云南人张祖荫在四卷三号的“社会调查”栏目刊出了《震泽之农民》，《新青年》八卷一号“通信”栏刊登了陕西人杨钟健的《儿童公育》。这11人当中，谢无量与陈启修在年幼时已随家人迁居东部地区，其他9人除了吴虞之外，也无一例外是在东部发达的地区或海外求学时，受到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吴虞早期留学日本，回国后特殊的家庭生活经历，使他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弊端，比同时代的人认识得透彻，揭示得深刻，因而，成为早期《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1918年《新青年》四卷改版为白话文以后，以文言写作的吴虞开始跟不上了形势，五四以后，社会的急遽变革，曾经的“主将”就掉了队。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原本比较黯淡的反馈信息中，纯粹属于西部自己的“回音”其实很微弱。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部地区对《新青年》的接受却激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而且影响深远。《新青年》对西部地区思想政治层面产生的直接影响我们在第三部分具体展开，这里主要分析《新青年》对西部较为久远的影响。一个当年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后在台湾政界任职的官员曾说：“大陆赤祸蔓延，政府播迁台湾，五四运动为其种因，应负绝大责任。”[12]28 这也从反面说明了以《新青年》为肇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西部地区有着更为显明的体现。 五四运动后，刘天章、魏野畴和李子洲等陕西地区早期的马列主义传播者和党组织创始人，从北京回到陕西。他们利用在学校教书的机会，向学生宣传新思想文化，传播马列主义，引导许多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陕西民主革命的成功播下了火种[7]211。刘志丹、谢子长等就是在魏野畴的影响下入党的，这些人后来成为西北党组织的优秀领导者，他们带领人民群众，经过艰苦斗争，创建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三大主力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落脚点和建设革命大本营的基础，而中国革命也就是从这里走向了成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觉醒了的四川青年开始寻求“别样的人生”，确立了全新的奋斗目标，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当中涌现出了大量舍身为国的仁人志士，也产生了一批军政要人，功勋卓著的“十大元帅”中就有四位川籍人。共和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也是在《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于1920年前后赴法勤工俭学，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国民党统治下的陪都，对于领导全民族的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西部地区的人民为此所作的贡献也不可低估。受新文化传播影响却相继后发的西部，在历史上也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五四以后爱国学生运动一度陷入了沉寂与低落，西部地区的学生运动却在三四十年代达到了高潮。在《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启蒙”下逐渐觉醒起来的西安青年学子，曾积极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对促发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承继五四运动而来的爱国学生运动在西部仍时断时续，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中总能看到青年们的身影，《新青年》的种子在西部土壤中也已生根发芽，并伴随着西部的劲风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新青年》在西部思想政治层面产生的直接影响 西方传播学理论中著名的“拉斯韦尔公式”认为，一个完整的传播活动是由“传播者→信息→媒介→接受者→效果”这五个环节组成，而效果则是传播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即传媒的目的之所在[13]46。《新青年》的创办人陈独秀在政治和军事革命失败后，企图以思想文化为武器，唤醒青年人的普遍觉醒，促进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新青年》的另一个核心人物胡适后来更是明确地说：“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在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14] 因此，《新青年》虽然是从思想和学术的角度入手，但是其目的却始终集中在政治上，这是《新青年》办刊的一个重要特色。《新青年》对西部社会思想政治产生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西部各界积极参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以《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的广泛传播，使“启蒙”与“救亡”、“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并且直接导致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一经传来，受《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启蒙而觉醒了的青年一代率先响应，并带动西部社会各界纷纷组织起来，积极参与到北京学生所发动的爱国运动中去。1919年5月7日，《川报》显著位置上刊登了驻京记者王光祈发来的有关北京学生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报道。5月9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同日，重庆各校学生抗议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学生，他们发动罢课，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并发出通电，强烈谴责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5月25日，成都学界与各界人士上万人在少城公园召开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斗争大会。6月8日，成都数万民众又在少城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共谋救国方案。[15]45 西安由于交通闭塞，军阀陈树藩严密封锁消息，所以，直到5月14日， 西安的《长安日报》首次对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作了简要报道。青年学子立即自动组织起来，游行示威，集会演说，积极响应五四运动。6月初正式成立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并派屈武、李武亭赴京支援北京学生。屈武在北京还被推选为进总统府请愿的学生代表，他在请愿未果的情况下，慷慨陈词，痛斥卖国政府，以头触地，血溅总统府衙[16]337，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充分显示了深受《新青年》“启蒙”与“救亡”思想熏陶而觉醒起来的西部青年进行“救亡图存”的决心与勇气。云南昆明直到5 月中旬才从外地寄来的报纸上得知五四运动的消息，但爱国学生闻风而起，他们召开了学生联合会，一致要求政府力争青岛。同时联络商界，抵制日货。1919年6月4日，由九个团体发起的国民大会在云华茶园举行，与会的各界人士达万人。贵州、兰州等地也有小规模的群众活动来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2.创办报刊杂志、兴办新式学堂 “新青年”与北京大学“一校一刊”的结合，对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文化形成的摧枯拉朽之势，以及开启民智，在建设新的思想文化观念方面的卓有成效，使得有识之士纷纷仿效。一时间，西部各地创办了大量报刊杂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兴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1919年前后，四川创办了大量报刊杂志，据《四川省志·报业志》载，1919年到1936年，四川平均每年诞生报纸41家。《川报》1918年创办，李劼人任主编。1918年7月13日，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创办《星期日》周刊。1920年1月，王光祈成立《新四川》杂志社。1920年5月，“四川全省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四川学生潮》正式创刊发行。1921年2月1日，《新蜀报》在重庆正式出版发行。在陕西西安，青年学生创办了《白话报》、《长安日报》、《全陕学生联合会刊》、《西北时报》，于右任统帅的西北靖国军创办的刊物竟达十几种。1920年，旅京学生张明道在京创办《新陇》杂志，“输入适用之知识与本省，传播本省状况于外界”。接着甘肃地方自治筹备处以及甘肃教育会等单位在当地相继创办了《甘肃白话月刊》、《甘肃教育月刊》等8种刊物。1919年至1925年间，云南昆明先后出现了52种报纸，各种刊物达49种之多，除了《义声报》、《滇声报》之外，《爱国日报》、《滇潮》、《革新》月刊也有较大的影响[8]2。这些报刊杂志，宣传新思想文化，鼓吹新文化运动，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反抗北洋军阀政府，并提出关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前景问题的探索。这些杂志都是受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影响下的产物，同时他们又与《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一起加入到改造社会思想文化，唤起国民之觉醒的行列中去了。五四运动前后，西部各省除改造旧式学堂外，也纷纷兴办新式学堂，积极开展启蒙教育活动。新式学堂反对传统私塾教育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状况，引入了西方现代教育理念，以“民主”与“科学”的观念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以陕西为例，西北靖国军除致力恢复原有各级学校外，还先后建立了三原渭北中学、三原女子学校、富平立诚中学、凤翔右辅中学等，新创立的小学共17所。近代教育家杨松轩先生创办的咸林中学，培养出了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优秀人才，在传播新思想文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23年，由北大毕业的李子洲说服当局在陕北绥德创办了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亲自担任校长并从北京等地聘来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担任教员，由“红色思想”指导的这所学校成为日后西北革命的摇篮，陕西早期的几乎每一个革命家都与它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 3.现代“人的意识”的觉醒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进入现代的里程碑。以《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在唤起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时候，也伴随着现代“人的意识”的觉醒。觉醒了的青年一代破除了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洗礼，开始了新的探索与追求。《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打破了旧中国西部地区沉闷、闭塞的思想空气，唤起了青年一代对时代思潮的觉醒。他们从对切身感受到封建礼教、家族制度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不合理状况，从怀疑到觉醒、反抗，进而转向对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思想文化根基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引发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与探索。他们顺应时代大潮，充满了挑战精神。他们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以强凌弱，践踏人性，对家族中一切不合理不道德的现象，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进行大胆的谴责。巴金小说《家》中公然反抗高老太爷的觉慧和觉民、琴、淑英一起，从《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中汲取力量，成为在激流中成长起来的新人。他们反抗封建婚姻，主张婚姻自由，为此不惜离家出走，独立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青年时代的沙汀、艾芜就是反抗包办婚姻的典型。他们反对传统的私塾教育，进入新式学堂，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洗礼，从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出发，积极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巴金、沙汀等青年学生感到四川交通闭塞，文化教育落后，思想界沉闷，所以纷纷赴异地留学，寻找别样的思想和别样的生活。1917年蔡元培开始在《新青年》上宣传他的“劳工神圣”思想，又在成都创办了他“赴法勤工俭学”分会，激发了一批贫寒子弟去异国他乡寻找真理的信心，因此，五四运动后，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的人数在不断地上升，李劼人、陈毅、邓希贤就是其中的代表。1923年，陕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魏野畴将《新青年》传入闭塞的陕北，1924年，青年学生杜聿明受其影响和启发，放弃了北洋军阀政府在洛阳办的军校，长途跋涉至广州进入黄埔军校，走投笔从戎，报效祖国的道路[17]4。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处于社会最底层，饱受压迫的女性，在时代风潮的感召下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她们要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她们剪短头发，进入新式学堂，争取到与男子共同的受教育权利。中国第一位冲破女禁的邓春兰是甘肃人，她在兰州求学期间，接触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受到新思想文化的影响。1919年，她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强烈要求大学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同班，并于1920年进入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男女同校的第一批女大学生。 四、西部人对《新青年》文学传统的接受与创化 《新青年》是以启蒙与救亡为主题的综合性刊物，但正如陈独秀所说的：“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8]，《新青年》同人提倡文学革命，实际上是想从这里打开缺口，为新思想凿通一条传播的途径。从中国新文学的角度看，《新青年》是一个伟大的杂志，它对于文学革命的提倡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关注，因此，《新青年》在“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19]264 的价值及意义更值得我们去研究。《新青年》的文学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带动了西部地区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对四川新文学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少觉醒了的青年人就是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文学活动与创作的道路。沙汀回忆录记载：1924年，他与艾芜在成都普益阅报社读到了《新青年》上刊登的鲁迅的《故乡》，“被弥漫全篇的抒情笔调吸引住了，被小说结尾那诗一样的哲理性警句征服了”[20]，从此爱上了鲁迅的著作，喜欢上了新文学。以至多年以后，沙汀对这次读《故乡》的情形还记忆犹新。下面从若干方面考察一下西部人对《新青年》文学传统的接受与创化。 1.西部本土开展的文学活动 五四运动以后，在《新青年》办刊范式的引导下，在“文学革命”的理论与创作的巨大冲击下，西部青年也结社办刊，积极开展各类文学活动。1919年7月， 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创办了《星期日》周刊，省学联主办了《四川学生潮》，外专学生创办了《威克烈》和《半月》。这些刊物尽管都是综合性刊物，但它们将倡导“文学革命”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他们在刊物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介绍西方的一些文艺作品，同时也开始刊登一些白话新诗、小说、散文和话剧剧本。1920年，高师及附中学生创办了纯文艺刊物《直觉》半月刊，创作上主要反映男女恋爱、婚姻自主等问题。[21]45 此后在抗战前，四川纯文艺刊物还有四川大学文学青年创办的《文学月刊》以及他们与省立成都师范学生创办的《活路》旬刊、《星芒》周报。这些文学青年在本土上创办的这些文艺性或准文艺性的刊物与《新青年》一起，促进了四川地区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同时也哺育了一代文学青年，作家巴金、艾芜、沙汀等都曾提及这些刊物和《新青年》对自己文学创作的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青年》的文艺思想和文学作品的传入，云南有了新文学的萌芽，诚如艾芜所说，“中国南边极远的土地上，曾经有过一些青年，用文艺的形式，表现了那时一些人的灵魂和感情，并不是在‘五四’那样的大浪潮中，完全无声无息的。”[22]1919 年，云南学生联合会创刊《学生爱国会周刊》，重视刊载文学创作和文学论文。1920年创刊的《滇潮》刊载了大量新文学作品与文学评论文章，柯仲平、陆晶清等曾是该刊物的主要撰稿人。1923年，云南最早的纯文学刊物《翠湖之友》创刊。1924年5月，云南影响最大的新文学社团：云波文学社，创办了《云波周刊》，大量刊载新诗、散文和小说，艾芜的处女诗作《湖滨》就发表在它的上面。 《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在陕西远不如新思想的传播产生了那么强烈、迅速的反应。五四运动后很长的时间内，陕西一直没有纯文学社团和刊物。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也许过于沉重的古文化积淀成的“潼关”，挡住了东来的新文学之风，但这并不能说明《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在陕西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旅京陕籍青年刘天章、杨钟健等人创办的《共进》杂志，仿效《新青年》的办刊范式，虽然是综合性刊物，但也刊登了大量新文学作品。魏野畴、李子洲等人回家乡讲授国文课时，完全抛开了传统的《论语》、《诗经》，提倡白话文，大量选用《新青年》、《独秀文存》、鲁迅的作品作教材和范文。因此，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通过《新青年》的传播在陕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促成了陕西省文化界于1924年8月邀请鲁迅等人来西安讲学，而鲁迅的讲学，又促进了新文学、新文化在陕西的传播，“1924年7月31日《新秦日报》载，‘周君此次来陕，虽为日无多，然对于小说方面已灌输了不少新知识’。”[23]1126 2.流寓者在他乡的文学活动 在新文学的各个文学社团中都有西部人活跃的身影。1917年底至1918年初，《新青年》传到了日本，同年8月，“张资平在福岗箱崎湾过暑假时见到了郭沫若， 他们谈论到《新青年》杂志倡导的文学革命的事，酝酿编印一本纯文学的刊物，提倡新文学。”[24]546 1921年，蜀人郭沫若与秦人郑伯奇等在日本东京组成了“创造社”。因此，创造社尽管与日本文学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它“的的确确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产物，它和文学研究会一样，是以‘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产物”[25]169。其后加入“创造社”的陕西人王独清更是成为五四至五卅期间与郭沫若、徐志摩齐名的三大诗人。1922年，受《新青年》戏剧改良主张和“易卜生专号”对西方戏剧理论与作品介绍的影响，四川人蒲伯英在北京与陈大悲共同组建了“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为中国的新戏剧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18年冬，四川学子康白情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组织了“新潮社”，并于1919年1月出版《新潮》月刊。但严格意义上说，由于在《新青年》传入西部之前，他们已经离开家乡，所以，他们的文学活动与创作并不隶属于《新青年》在西部传播所产生的文学影响。但他们从故乡走出接受什么传播影响，还是与故乡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并间或充当外部文化包括新文化的传播人。 随着《新青年》将文学革命的理论主张和鲁迅等人的文学作品传入西部，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看到了文学所具有的干预现实社会的能力，启蒙与救亡的神圣使命感结合了年轻人躁动的情绪，使他们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跃跃欲试身手。 1921年前后，四川的文学爱好者林如稷、陈翔鹤等人，走出封闭的夔门，奔赴异地求学，强烈的社会反差和视野的开阔，使他们参与文学活动和进行创作的愿望更加强烈。1922年，他俩与一起求学的同乡文学青年陈炜谟、李开先联系了冯至等人在上海组成了“浅草社”，出版《浅草》季刊等，进行文学活动。1925年10月，他们又组成“沉钟社”，继续致力于新文学的创作与传播活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坚韧、最诚实、挣扎最久的团体”[26]。1921年，在文学革命影响下的邓均吾离开四川，到上海泰东书局谋生，同年冬，加入了“创造社”，成为《创造季刊》的编辑之一。1928年1月，以郭沫若为核心，蜀籍青年阳翰笙、李初梨、李一氓、沈起予等人组成的“后期创造社”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掀起了中国30年代文学的巨大浪潮。30年代，川籍作家沙汀、艾芜、周文又加入了“左联”，成为崭露头角的左翼文学新人。 3.汇入文学主潮的创作和西部现代文学的萌芽 《新青年》从思想理论到创作实践，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进行的强烈控诉与鞭挞，唤醒了西部青年人的觉醒。觉悟起来的青年人深感西部地区社会的闭塞，思想的沉闷，有了一种发泄自己苦闷心情，渴望交流与沟通的强烈愿望，一批文学青年及作家就这样踏上了文学之路，以自己的作品显示了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 著名作家巴金先生终其一生，从精神上看始终是一个“五四时期的青年”，他从成都“李公馆”自己的家庭生活体验入手，前期代表作《家》、《春》、《秋》，后期《憩园》，直接秉承《狂人日记》揭示出的封建礼教杀人的主题。强烈谴责了封建礼教、家族制度对青年一代健康生命的压抑与摧残，并以饱满的热情赞美了青年一代的觉醒、反抗过程。五四运动前后，四川报人李劼人发表了以《盗志》为代表的白话文学作品。20世纪30年代，他完成了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展示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近20年间四川地区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预示了思想文化变革即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必然性。罗淑是西部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女作家，在《新青年》和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文学的影响下，她渴望学习新知识，探求新的人生。文学创作方面的代表作《生人妻》与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主题相近，但表现得更为真切、细腻。体现了其早年扎实的文学功底，但惜于英年早逝，未能有更多的作品传世。阳翰笙早期的《地泉》三部曲尽管带着起步时期革命文学的明显缺陷，但在文学史的角度自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抗战时期创作的历史剧《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等从政治意义和文学层面上都有较高的价值。《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在西部传播时，何其芳还是一个孩子，但新文化、新文学的蓬勃发展引发了他最初的文学梦，为以后创作新诗和散文集《画梦录》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浅草—沉钟社”的成员林如稷、陈翔鹤等人也有多部小说集和翻译作品问世。邓均吾的组诗《心潮篇》、《白鸥》等以“诗品的清醇”受到郭沫若、郁达夫的赞赏。 中国西部的现代文学积极呼应了《新青年》倡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主潮，但有些作品已经明显地体现出了西部独特的地域色彩、文化内涵在文学创作上的特殊影响，形成了中国现代西部文学的源头。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是沙汀作品的主题，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在礼祠堂里》、《兽道》、《凶手》等，他以直面现实的创作原则，旨在暴露宗法制的中国社会的黑暗与罪恶，但他的创作又在新文学创作中有独异之处，他所讲的是“一个地道的四川故事”，他笔下的人物系列、山川风貌和民俗民情展示了封闭凝滞的川西北社会独特的地域风情。在短篇小说集《南行记》中，艾芜以明丽清新的浪漫主义色调，描绘了边地异域特殊的下层生活，刻画出那些被生活挤出正常轨道的人们在性格和生活上的特异色彩。流浪汉、赶马人、盗马贼、滑竿夫、烟贩子与西南边陲奇异的自然风光构成了一幅浓郁的异域风情画卷。他的创作，与后来的西部文学之间联系更加紧密。此外，李劼人的“大河小说”系列，也用绚烂多彩的笔墨，展现了四川社会独特的生活和蜀地风情。蹇先艾以《水葬》、《在贵州道上》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揭示出内地山区的闭塞、愚昧与底层人民的苦难，也体现出了“老远的贵州”独特的乡间习俗。 这些创作尽管被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潮席卷而去，但在无形中已凸现出了西部现代文学的独特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如对奇诡、苍凉的地域风光的描绘，对浓郁、质朴的民俗风情的展现，对奇异、悲怆的人生历程的揭示等等。 4.时代主潮下的西部少数民族文学 西部少数民族文学在以《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为代表的现代传媒的影响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感召下，也出现了一些较大的转变。这时候产生的大量作品，将人生的苦难直接归结为现实的社会基础，不再盲目地屈从于某种神灵的意志，它们呼唤少数民族受苦大众的觉醒与反抗，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对现实的关注意识，与整个时代的文学主潮有了某种内在的呼应。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潮，伴随着现代国家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赋予了西部少数民族文学以某种崭新的思想内涵。库特鲁克阿吉·舍吾克是现代维吾尔族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他曾在喀什创办维吾尔语的《觉悟报》，致力于唤醒民众的思想启蒙运动，诗歌代表作《致同胞》体现了他呼应时代主潮的启蒙思想。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的诗篇《愤怒与哀伤》抒发了个性觉醒后的人生感受，《心愿》则将思想启蒙与现代民族解放相结合，体现出西部少数民族诗人较高的思想立足点。维吾尔族现代文学史的代表人物黎·穆塔里甫，深受西部各民族文学和俄苏文学、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他的诗歌紧切时代的脉搏，饱含着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激情，既充满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又体现出民族文学的传统。哈萨克族的唐加勒克·焦尔迪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密切关注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诗作中充满了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也有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批判。回族青年郭基南受到了民族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熏陶，并在茅盾等人的直接影响下走上了创作道路，他的文学创作风格多样，但都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尖锐的批判性。白族作家马子华1924年在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求学时，接触到了《新青年》等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受到新思潮的冲击，对新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代表作中篇小说《颠沛》，短篇小说《沉重的脚》、《月琴》，反映了云南边陲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底层人民的悲剧命运和抗争。蒙古族诗人仁钦好日乐直接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强烈批判色彩。 《新青年》在中国西部的传播是个宏大的题目，本文仅为初步探讨，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教。 【参考文献】 [1] 潘家庆．传播、媒介与社会[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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