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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21》重点表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青年毛泽东成长的光辉历程，作为历史叙事，可以归入主流的史诗化风格。 针对这样一个重要题材和好故事，主创者独辟蹊径，以自己的独特个性参与作品风格的创造，对历史的表现在整体上呈现宏大叙事，但在真实再现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努力使人物叙述和表现，构成对某种主流史诗风格的超越，从而呈现了具有个性的完整性的生动面貌。 篇幅浩大、场面恢宏的背后有情感的传奇和平民化的日常性朴实与自然，崇高的史诗性的壮美之中蕴涵真实的韵味。 青年毛泽东带着理想主义的热情参与到爱国运动，力拔山兮气盖世，化家为国敢作敢为。但作品以平视的角度将其视为拥有完全自由的主体，诗人气质较浓，谈吐不凡，在求知的探索中能得到抗衡主流思想的快感，更能表现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合理性。主人公并没有什么高谈阔论、豪言壮语。毛泽东在片中的母亲眼里，是三伢子，而年轻的杨开慧在父母口中，是小霞。这是他们的小名。这明确并提高了全剧的隐喻的基调与指向。他们的爱情，就像杨开慧专门由北京的家里跑到长沙来告诉毛泽东的那样：他以民族国家为己任，小霞她愿意参与其中。剧中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故事，颇具平民化叙事色彩。李沁饰演的杨开慧热情、奔放，愿意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和他一起燃烧。她在雨中对毛泽东喊出的一句：“我们结婚吧！”自然生动，并非如有的媒体所评述的是为迎合观众的太夸张的娱乐化之举。 其实，作为个性化风格探索，即使是表现为一种顺应市场需要的大众化或流行化创作，将红色历史进行通俗化表达，也无可厚非。何况，革命剧中的爱情，是必然的，运用得好，势必增加了价值宽广的涵义。男女主人公以国家、民族前途、命运为价值旨归所在，民族、国家和儿女私情成为宽广而奇异的复合体。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就是这一宽广的集体性存在的组成部分。 作品对历史进行了丰富、生动的诠释和表现。在隐秘、曲折的斗争中，毛泽东以出众的才华和艰苦卓绝的不懈追求，成为了青年领袖和一个公民。 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间，青年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一批年轻人，原是准备留法，但国之不国，学以何用？年轻的毛泽东，当时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经老师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听过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讲演，还同他们谈政治、“易卜生主义”和文化问题，国家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和走向，开始进入并影响这位伟大的青年的头脑。“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北京，但在家乡湖南，他同样参与了和上层阶级的斗争。 片中青年革命者形象，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特定的群体。他们在追求改变、脱离和革命的过程中，初尝了自由的滋味，面对一个旧世界，他们终于能在反抗和建设中得到完全的释放。 毛泽东等人固然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但他们勇往直前，有勇气面对困难，通过个人的奋斗，而改变了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 作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复杂时代背景，注意历史变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 作品主创不是将个体简单地约化到社会文化，也不是在对单一事实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发现特殊事件的演进，而是重视确定事实，将个体视为社会体系的“作者”，重视发现因果规律，用科学的方法直接观察、表现对象。也就是，重视确定事实，并忠于事实，以具体而生动的参与观察和影像表现的方法来深度反映历史，诠释历史、人物行为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努力发现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揭示伟人的成长和中共成立的背后支配因果关系的普遍规律，富有说服力地再现了这样一段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06月28日2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