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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答问》(以下简称《答问》)是近百年来流传很广的一部指引治学门径的目录。研究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和流传过程，对于研究中国古籍的目录版本，以及将来另编一部适合我们社会主义时代所需要的古籍举要目录，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 在本节内，先结合作者张之洞的思想，谈谈《答问》的性质和特点。 (一)《答问》是一部与举业有关的目录书。 清光绪元年，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为诸生撰《輶轩语》和《答问》二书，于光绪二年(1876)写定问世。《輶轩语》是告戒诸生立身行世之道(《语行》)、论治学方法(《语学》)、科举时文和有关程式(《语文》)的书；《答问》是为回答诸生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而撰；两书互为表里，都与举业有关。张之洞在莅任四川之前，曾充浙江乡试副考官，后又任湖北学政三年[1]，他从自己多年的经历中，看出封建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在《輶轩语》里有过多次表示。最使他不满意的是，许多从事举业的人“帖括之外，无所知”[2]，因此他竭力提倡多读经史考据、古文词章和一切可用以经世之书，认为不能使“恶滥时文，夺其本务”[3]。今以《輶轩语》和《答问》互相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这种思想。 《答问》刊行后，张之洞在光绪二年学政任期将满时所撰的《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里，继续阐扬这种主张：“全蜀学生三万人，院额百人，振百人遗三万人何益。”“然则何为？曰‘读书’；读书何用？曰‘成人材’。”又说：“宜读何书？曰‘在择术’；宜择何术？曰‘无定’，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学也”。张之洞的主张在于改变学风，培育一批有用的人材，以维护当时实际力量已经大为削弱的清政府的统治。这种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所以，《答问》虽然是一部与举业有关的书，却是在张之洞倡改学风中应运而生的。 随着清代科举制度的衰落和灭亡，《輶轩语》逐渐失去了它的地位。《答问》是一部目录，读者可以根据个人的水平和需要在使用中予以别择，它比较容易越过时代的限制。 (二)《答问》是一部举要性质的目录书。 清代中叶以来，目录学成为“显学”，始于乾隆时《四库提要》之撰。张之洞亦每称其书。他说：“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4]又说：“一切学术必先求诸《四库提要》，以此为主，以余为辅”。[5]这是积许多学者的经验之谈，不独是张之洞个人之见。 清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收书三千四百七十种，存目书六千八百十九种。《四库提要》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和要求，对这些书做了系统的考订和评介，在目录学中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四库提要》共二百卷，内容浩繁，就是它的简编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虽省略文字，删去存目，读者也不易掌握。《答问》正录附录共收书两千二百种左右，约当《四库全书》的五分之一。据《答问·略例》称：“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这就是说，《答问》所录与《四库全书》所录相同的书，大约一千三四百种，相当《四库全书》的七分之一。这些书经过择选，大部分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重要书籍。有了这样一部举要性的书目，对一般读者是比较方便的。 当然，提要性书目和举要性书目各有不同特点。《四库提要》虽然是集大成的目录书，但由于提示材料较多，也有蹊径可寻。后来的学者就有受张之洞的启发，舍《答问》而由《四库提要》找到治学途径的[6]。 (三)《答问》是一部总结清代学术成绩的目录书。 有清一代的学术，以考证学为中心。考证的范围由经学到史学、诸子和文学。乾隆时这种风气已经大开，《四库提要》之所以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因为主要的撰述者就是当时著名的考证学家。嘉庆以后，考证学没有乾隆中叶以前精博，但是更为缜密，学术研究专著愈衍愈多。编目犹如剪理繁枝，要注意护旧助新。《答问》是具有这个特点的，它非常重视收录清代特别是乾嘉以来直至当世的学术著作。《答问》作者不像《四库提要》作者那样在学术上持有门户之见，收录的书“汉宋兼采”。表面很重视“汉学”，对“宋学”中有分量的著作亦不摒除。对当世著作，为了避免标榜之嫌，不书作者，只书“今人”，实际上则极力表彰。这些考据著作有的确实繁琐，但是能够反映出清代学者研究古籍的成绩。《答问》附录的《国朝(清)著述诸家姓名略》，虽然去取之间，不足成为定论，但可以窥见清代学术流别，也具有总结清代学术研究成绩的价值。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说，研究目录学的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类求书，因书究学”[7]。《答问》书出，会使当时一般“声名不出里巷”的“读书士子”的眼界大为开拓。 (四)《答问》是一部普通性质的目录书。 《答问》是张之洞三十九岁[8]时所作。在这部目录里，他把眼光放在当代，注意收录中外科技书籍，有些按语体现了“今胜于古”的思想。史部“地理外纪”注云：“古略今详者，录今人书。”子部“天文算法”注云：“推步须凭实测，地理须凭目验。此两家之书，皆今胜于古”。又注：“算学以步天为极功，以制器为实用。性与此近者能加研究，极有用于经济之学”。在《国朝(清)著述诸家姓名略》下注云：“大抵征实之学，今胜于古”。这种思想顺应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在这方面是同时期那些专搞考证的朴学家所望尘莫及的。所以，《答问》并不完全是一部古籍目录，它还具有普通书目的性质。 张之洞晚年在反抗沙俄等帝国主义方面，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有代表性的爱国人物[9]；在对待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方面是保守派。光绪二十四年他写的《劝学篇》也讲治学方法，看来与《答问》是同一思想体系，但撰书目的是为了阻止维新运动[10]，没有什么进步性可言。 (五)《答问》是一部在体例上有创见的目录书。 《答问》在分类上不尽用前人书目体制，对《四库总目》的分类也敢于修正。它在经史子集之外，增加“丛书”、“别录”两目，“虽未能破坏四部内质，然已示人以四部之不必拘守”[11]。在一类之中的用“钩乙”(“ L”号)当作分子目的标志，使人看起来门径秩然而不琐碎。经部立“群经总义”目，史部立“古史”目，子部首列“周秦诸子”，“别录”专载“初学读本”，使读者可以由浅入深，渐识途径。这些都是有创见的地方。《答问》在某些书下面加有简明扼要的按语(或云注记)，对于这些按语，本文不欲一一加以评论，应当肯定这是编目中不容易做到的一种好方法。用得恰切，对读者大有帮助。中国的目录书，基本上分为以研究书籍内容为主和以研究版本内容为主的两大类。《四库提要》属于前者，对于版本不大重视，后来邵懿辰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就是专门解决版本问题的。《答问》也属于前者，但重视版本的记载，所列版本又不炫示宋元旧椠，比较常见易求，这也是它的长处。 总之，《答问》是继《四库提要》以后出现的一部影响最大的目录书。分析了本书的性质和特点，对于它长期以来盛行不辍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 由于张之洞是封建时代的官僚和学者，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和保守思想很深，而成书时间又比较仓促，所以《答问》也存在着一些缺陷。 一、收录方面。《答问》经部收录的书最繁，但是对于封建时代某些比较大胆有见地的书，如崔述《读凤偶识》等，不予收录。史部不收《徐霞客游记》，子部摒全部近世小说，集部没有“词曲类”，重点收清词家集，不录宋元戏曲。这都是封建正统观念的反映。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禁毁了两千多种书籍，《四库提要》对这个事实是极力回避遮掩的。迨同治朝，禁网已弛，而张之洞对大部分禁书仍讳莫如深。晚清私人藏书家多有目录公诸于世，《答问》没有充分利用这些私藏目录，使收录的范围受到限制。这表现出张之洞在收录书籍中还是站在官方的立场。《答问·略例》中称：“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这话并不尽然。有些质量不高或非常冷僻的书也都收进去了。《答问》列举了两千多种书，还说“诸生当知其约，勿骇其多”。实际上作者在“以约驭繁”方面做得很不够。李慈铭评论《答问》“所取既博，条例复明”，“意在自炫，稍病贪多”[12]，这几句话还是比较允当的。 二、分类方面。《答问》在集部内，把清人别集分为理学家集、考订家集、不立宗派古文家集、桐城派古文家集、阳湖派古文家集、骈体文家集、诗家集、词家集八目，这个分法过于琐细。谭献在《复堂类集》里指出：“王氏(先谦)辨正近日张南皮《书目答问》古文流派之失，谓阳湖之文，源出桐城，并非二派，与予论正同”[13]，可见还有失当之处。此外，经前人指出分类部居失当的还有：经部陈立《句溪杂著》，胡玉缙以为“末卷不尽说经，当入儒家考订类”[14]；集部朱珪《知足斋集》，陆心源以为“此书文集六卷为散文，附诗集，不应列为骈体文家集”[15]，惠栋《周易述》、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李慈铭以为不应入附录[16]，方东澍《书林扬觯》，王秉恩以为不应入正录[17]。依此推求，还不在少数。 三、版本方面。《答问》在版本方面舛漏之处更多。《略例》称：“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注精校本，事倍功半。”又称：“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善本者举通行本”。这是编书体例，复之原书，并不完全如此。《答问》于各书下所举善本(精校本)多阙略，许多有原刻本的书只举“丛书本”，这是不问善否只图省事的办法。对某些书不加细察，往往只注“原刻本”、“自刻本”、“家刻本”、“通行本”，其中错误很多，遂与《略例》所称相牴牾。造成这些舛漏，与成书仓促固然不可分，但与张之洞编书时的助理缪荃孙也有很大关系。 缪荃孙在《半巖厂所见书目》(即邵懿辰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序[18]里说：“同治甲戌，南皮师相督四川学，有《书目答问》之编。荃孙时馆吴勤惠公督署，随同助理。谈次偶及位西先生是书，师相推为淹雅闳通，如数家珍，当时惜未传录，否则出诸箧中，按图索骥，数日事耳，不似如今考及两月，尚未惬心贵当也”。此序作于光绪三十四年，张之洞尚在，里面的话是可信的。从这篇序可以得知以下两点：(1)缪荃孙在吴棠督署内曾助理张之洞编《答问》。“不似如今考及两月”是对“数日事耳”说的，《邵目》是记载版本的专著，缪荃孙“考及两月”当然也是指考证版本而言。缪荃孙助编《答问》，主要是考订版本事宜。(2)用两个月的时间考订两千种书的版本，缪荃孙以为时间长，实际是太短了。这可以证明《答问》成书相当迅速，也可以说比较仓促。今天看《邵目》也有很多讹误[19]，缪荃孙说当年果得此目“按图索骥，数日事耳”，是夸大之辞。不过他说“未惬心贵当”，也就是承认《答问》在版本记载方面有问题，这却是事实。 在本节末，谈谈关于《答问》一书的作者问题。 一、缪荃孙代撰说。此说在清光绪间已经流传。抗战前北京发现光绪二年闰五月张之洞致王懿荣的论及《答问》的信札，对代撰之说提供了有力的反证，陈援庵先生据以撰《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20]一文，肯定了《答问》的作者是张之洞，缪荃孙仅为助理。一九六三年柴德赓同志在《书目答问补正序》里复作考辨，这里不须重复。 二、用书坊旧本说。此说出自伦明，见《答问》批校本。伦明根据传闻，认为《答问》据“江阴某君记录旧本而成”，并且进而推论《邵目》《郘目》(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也用的是旧书坊“纪录秘本”。此说更属穿凿。旧时代有的文人喜欢作“人伦之讥”，往往以传闻代替事实。且勿论书坊中人与张之洞的思想有多大差异，就说《答问》是出于书坊旧本的话，这个“旧本”对各书版本总该有详细的记载，怎么能在刊行以后版本著录却如此简陋呢！至于《邵目》《郘目》俱有书在，《郘目》时征引《邵目》，而有大量材料为《邵目》所无，两书各有特点，都不是靠书坊旧本能够编成的。 在阶级社会里，一部目录书总会反映编撰者的阶级立场、思想和学识水平。《答问》一书对张之洞当时的政治、教育、学术思想反映得非常明显。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作者思想体系耒研究《答同》这部书，可以判断：以上两说都不能成立。 二 《答问》的流传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从一八七六年到一九三一年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以下简称《补正》)出版前，是第一阶段。在这五十多年间，《答问》“翻印重雕不下数十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至家置一编”[21]。《答问》的版本虽然很多，但是只有原刻本和原刻后印本两个系统，弄清了原刻本的面目，一般翻本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另有几个具有特点的刻本和传钞批校本，流传不广，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原刻本。《答问》原刻本在四川成都写刻，即所谓“分书本”、“大字本”，版式宽大，鱼尾下镌有刻工姓名。此书有光绪元年九月作者自序，按照一般规律，版片刻竣年月比序文所署年月稍迟，又据王秉恩贵阳本跋语和潘蔚仿分书本签题，当系光绪二年写刻完工。原刻本几经修补，有初印本、后印本的区别。其主要标志是后印本增改了二十几条。其中十五条，如经部《卦气解》下增《卦本图考》、史部《皇朝一统舆图》下增《舆地经纬度里表》、《金石学录》下“国朝人”改为李遇孙、子部天文算法类补“长沙荷池精舍刊本”十一种，范希曾《补正》都用小字注明为后印本所增。[22]另有十二条，如经部《汉魏二十一家易注》原刻缺卷数，后作三十三卷、《春秋左氏古义》原刻缺卷数，后作六卷、《公羊礼疏》《公羊问答》《四书典故覈》《说文管见》《复古编》下增加版本、《说文通训定声》下增“附说雅十九篇古今韵准一卷”、《篆韵谱》下增“王筠《说文韵谱校》五卷”、钱大昕《声类》下增“胡秉虔《古韵论》一卷”，史部《汉书地理志校本》作者汪迈孙改汪远孙、《三国职官表》作者洪 初印本已不多见。光绪二十一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光绪二十三年卢靖《慎始基斋丛书》本，所据的底本是初印本；范希曾《补正》所用的底本也是初印本。但是蜚本、卢本、范本之间又略有出入。如史部《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考正德清胡氏禹贡图一卷》在初印本作《地理志图今释汉志水道考》(从原刻后印本可以看到补版痕迹)，这一改动不见于蜚英馆本，只见于卢本所附赵祖铭校勘记，可见三本所据虽都是初印本，卢本所据本印期更早。初印本在经部《说文解字考异》下不注卷数，后补作“十四卷”，蜚本、卢本因之；以后又改作“二十九卷”，范本因之；可见范本所据本印期较晚。范本还有个别地方，如“郑元”改作“郑玄”[23]、“邹晋涵”改为“邵晋涵”[24]、“周之鳞”改作“周之麟”(“鳞”字原刻不误，改误)[25]、《六书音韵表》“二卷”改为“五卷”，与蜚本、卢本不同，那是出于范氏的迳改，不能证明范本所据的不是初印本。 后印本是大多数重刻本、石印本、铅印本的祖本。《答问》原刻本问世不久，就出现了光绪三年濠上书斋重刻本、光绪四年吴县潘蔚重刻本、光绪四年上海淞隐阁重刻本、光绪五年湘乡成邦绥重刻本。李慈铭在光绪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日记里说：“此书余未过目，乃已有翻刻者”[26]。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这几个版本所据都是后印本。张之洞的门生王秉恩在光绪五年十月所刊贵阳本跋语中说：“丁丑(光绪三年)春，在京、师以二种(《輶轩语》《答问》)定本授读。仲冬携归贵阳，假者愈众。定本版师送之鄂，间有印行，成都亦刻有小字本，皆不易致。”得知张之洞在光绪二年底离开四川，曾把《輶轩语》《答问》的版片带到北京，后又送至武昌。他常以两书授读门生，则后印本增改的二十几条，也是由他自己所订。今所见原刻后印本有些可能是版片移至武昌后印行的。书版既不在四川，成都很快又出现翻刻小字本，也是合乎情理的事。至于成都小字本所据是初印本还是后印本，未见其书，无从断定。从光绪五年以后，包括王秉恩贵阳本在内的各地重刻本，以光绪八年皖垣本为最早的许多铅印本，光绪二十一年福建学署本以后出现的许多石印本，其祖本都是后印本。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也是以后印本为底本的。 叶德辉在一九一九年所写的《斠补书目答问序》内自称用“初印本”、“后印本”互校，摘出前后改动二百余条，并写成校记。这个校记不足信。因为，第一，他所摘举的二百余条，有属于列入正录附录或小注里的书互相易位；有属于书列入正录附录后又行删去，原来未录的书后又增补；有属于先入此类后改隶别类，在同一刻本中，初印本与后印本之间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差别。第二，他所摘举的二百余条，在原刻本里已不复见，细看后印本剜补的地方亦无一与之有关。如果说叶德辉所见的初印本是“毛样本”，也就是张之洞寄给王懿荣征求意见那个时期的印本；但张札写于光绪二年闰五月，从时间上计算，《答问》版已刻竣，不允许再做过大的改动。我以为叶德辉至多见到辗转移写的某种底稿本，在《斠补序》里故作惑人之谈。由于这个问题关系到原刻本的面目，在此不得不辩。 二、王秉恩校刊本。此书由陈文珊出资，光绪五年十月在贵阳刊成，又称贵筑陈氏刻本，简称贵阳本。校正均出于王秉恩(四川华阳人)之手。书后附有《輶轩语》(以前的刻本都是《輶轩语》在前，《答问》在后)和《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柴德赓同志曾以贵阳本校原刻本，发现改动凡二百八十余处，其中在《国朝(清)著述诸家姓名略》中增补的有姓名无字号籍贯者二十二人，为后来各本所无。用贵阳本校范希曾《补正》，发现贵阳本改正书名之误二处、作者之误三处、卷数之误二十处，《补正》未改(以上漏误，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重印《补正》本，均据以补齐)。又校出原刻本所缺版本，贵阳本已增，而《补正》尚缺者三十九处，原刻误入版本、贵阳本已删，而《补正》尚存者三处[27]。贵阳本对原刻本做了不少订讹补阙的工作，是一个较好的重刊本。贵阳本也有很大缺点。按照著书体例，凡补正原刻之误，应当不动原文，而于补正中改定(如范希曾的《补正》)。而贵阳本对原刻所有改动都不加标志，有些书为原刻本所无、王秉恩增加(如雷学淇《九经集解》九卷、顾广沂《说文辨疑》一卷)、抽换(陈建侯《说文提要》一卷)换为(王筠《文字蒙求》四卷)的，也一律夹在正文之内，不予说明。这样改动原书的做法确属少见。长期以来，有些人误认为《答问》的原刻本是贵阳本，足见这个本子还是比较出名的。 三、《慎始基斋丛书》本。丛书为卢靖(湖北沔阳人)于光绪二十三年在保定莲池书院所刻，后版片散佚，今所见为一九二三年汇印本。所收多古籍入门书，内有《輶轩语》《答问》《尊经书院记》三种。《答问》依原刻初印本重刊，卢靖校字，附赵祖铭(河北乐亭人)校勘记七十余条。校勘记于原书所载书名、卷数、版本和作者所冠朝代均有订正，对原书于“学海堂本”记载的错误更改尤多，有出于贵阳本之外的，也是一个较好的校刊本。这个本子，范希曾撰《补正》时，亦未得见。 四、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本书刊于光绪三十年，据《凡例》当撰于光绪二十年前后。江人度(湖北汉川人)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学院学生。江氏所“笺”，以考释为主，而引据仅限《说文解字》、《四库提要》等常见书，这种工作事倍功半，且有挂漏之失。江氏所“补”，学术著作很少，大部分是新刊教科书和翻译的科技书，此虽符合《答问》原书旨趣，但《笺补》刊行之日，清朝已经废科举设学堂，这类新书补不胜补，江氏的“笺补”亦竟成绝版。 《笺补》有一个为各本所无的优点，就是把《答问》在一类书中的“钩乙”处，一一疏明。如在“诗之属”里，先在《毛诗稽古编》下书：“以上正录，应有钩乙，分书本无。”纠正了原刻本的漏误，接着在下面三个“钩乙”处分别疏明：“以上余录”、“以上考证名物地理”、“以上音韵”，使读者能够一目了然。 五、叶德辉《斠补书目答问》。一九三二年刊载于苏州图书馆馆刊第三期。还有《斠补之余》和《斠补书目答问序》，一九三六年刊载于该馆年刊。两稿都有传钞本、过录本，苏州图书馆还出版过铅印本。《斠补》以补充明刊本为主，这对《答问》原书并无必要。但叶德辉经眼很广，所录版本以目覩者为多。这个本子对于研究版本还有一些用途。 六、传钞批校本。我所见到的传钞批校本有王伯祥先生的过录本、北京图书馆藏罗惇曧过录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孙人和过录本、侯云圻先生以贵阳本为底本的手校本，以王伯祥先生过录本较备，这几个过录本包括十余家校语，大多属于随手批注，其中叶德辉批校已有印本，此外通校全书的为胡玉缙、伦明两家。胡氏批校以考订古籍为主，内容固多精审，而涉及原书补阙纠缪之处不多。伦氏批校以考订版本为主，所补正于原书的明刊本与叶本有些重复，但多比较罕见的清刊本。个人批校本间记秘椠异闻，内容比较丰富，存世的也不止此数家。据闻吕贞白先生有手校本，合吴庠校语写于原刻本上，今在上海，惜未得见。 七、《标注》本。一九二九年上海自强书局石印本《书目答问标注》，不署标注人姓名，只在正文小注里增补一些明刻本，当系坊贾所为。这个本子与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删去《国朝(清)著述诸家姓名略》的排印本，同属于“劣本”。 八、索引本。一九三五年黎锦熙的《新书目答问》，是根据《答问》原刻本用图书十进分类法改编[28]的，它是一个索引本。 一九三一年以后，《答问》的流传进入第二阶段。《答问》的各种版本虽然继续通行，但新版大为减少，范希曾的《补正》占据了主要地位。 三 范希曾字耒研，江苏淮阴人。据《范君墓志铭》等材料记载，他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用力于目录校雠之学”[29]。柳诒征任南京国学图书馆长，“招君编纂三年，成目录若干卷”。一九三O年七月病故，年仅三十岁。遗著除《补正》外，有《南献遗征笺》、《评清史稿艺文志》、《天问校语》等。《补正》是他在逝世前三年时间内所辑，一九三一年由南京国学图书馆排印出版。柳诒征在《序》里说：“(《答问》)在光绪初足为学人之津逮者，至晚近则病其漏略矣。郋园(叶德辉)批校增辑之三四本未印行，江氏笺补亦未广，希曾所辑最后而较备。”这是《答问》流传五十余年以后出现的一个内容基本上能够满足读者需要的新版本。 从一八七六年到一九三O年，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图书出版界基本上结束了有八九百年历史的雕版印刷时期，用新的技术印刷的各类图书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答问》作为旧时代的初学目录已不敷用，于是出现了改编和补正两种方法。一九二四年出版李笠的《国学用书撰要》[30]、一九二六年出版支伟成的《国学用书类述》等书，在性质上是《答问》改编本。但是这些书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说明另编一部代替《答问》的书还很不容易。范希曾采取补正的方法，保持原书体例，这对《答问》和四部分类法比较熟悉的读者，阅读翻检比较省力。他的做法是量力而行的，在当时情况下也是比较合适的。 《补正》虽然保持《答问》的体例，可是在补录书籍方面有所侧重，并不是面面俱到。《补正》不录与古籍无关的新书，对《答问》所收用途不大的僻书，或在当时属于要籍、后来已失去重要意义的书(如宋以来理学家集、清代古文家集)，一般也不再补充。《补正》所录的书约一千二百种，一部分属于《答问》所漏收，大部分是光绪二年以后几十年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要籍的学术著作，包括俞樾、周寿昌、李慈铭、陆心源、杨守敬、王先谦、李文田、叶昌炽、孙诒让、皮锡瑞、章炳麟、刘师培等许多近代学者的专书。《补正》尽量收录对某一类或某一种要籍做过辑补校注的本子，如经部补录《续经解》单行本，史部补录最多的是研究和校补《二十四史》的专著(这些书当时多收在《广雅书局丛书》里)。子部在《荀子》、《管子》、《韩非子》、《墨子》、《老子》、《庄子》、《淮南子》等书下面，必举多种新的校注本。清光绪后期，我国古代文物有两次重大的发现，就是，敦煌文物古籍的发现和殷墟甲骨的发现，使一线史学研究者的眼光从古代典籍注重到地下发掘。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当时集中在罗振玉、王国维编辑和考释的许多书籍里。“补正”重视这方面的新书，取所见者，一一补录。经过补充，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在古代文化典籍中某些东西已经过时，某些东西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范希曾在跋语中谈到五十年来海内著述的情况时说：“高下大别，不可尽入于此”，其用意就是要推荐好书。综观他所补的一千多种书，大多是经过认真选择。如果不是明于典籍、善于斟酌损益、汲取学术界定论，是做不到这种地步的。 清末以来，有些藏书家受张之洞《劝刻书说》(见《答问》附录一)的影响，刻丛书的风气很盛，许多收罗广泛、详校精雕的丛书，其所据往往是秘椠旧钞。遵义黎氏、贵阳陈氏、贵池刘氏、常熟瞿氏、南陵徐氏、武进董氏和陶氏的影刻本和《四部丛刊》(初编)、《续古逸丛书》等影印本问世，使许多宋元刻本甚至唐钞卷子本都能以原来面目与一般读者相见。补录这些版本的工作非常必要。《补正》所补充的光绪二年以后的新版本，就是以这些丛书本和影印本为主。它在版本方面是有选择、有重点的。 《补正》还做了不少纠误补阙的工作。如纠正了《答问》中一些书名、作者、卷数之误，补充了原书漏记的版本和卷数，补足了《答问》所称的“今人”姓名。《补正》还仿《答问》体例，对某些书做了按语，稍举利弊。 经过补正，《答问》表面上还保存着原来面目，而本质上却发生了变化。《答问》原来具有的普通书目等性质特点已不明显，它实际上成为一部综合性学术性的古要籍目录了。 正因为这个缘故，《补正》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一、分类方面。《答问》对《四库提要》的分类有许多突破，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补正》补进大量新书，就产生了新问题。如小学(古文字、训诂、音韵学)入经部，是因为“通小学而可治经”，但近年所出的甲骨金文书，如果还隶属经部就不合适。范氏“取其书涉及小学者”补列于经部说文类，“涉及史事者别入史部金石类”，颇费周折地算是解决了这个矛盾，但是把西夏、突厥、回鹘等古文字书也补入经部小学内，就很难讲通了。金石一类的书，可以补史，可以证经，还可以校文、补文，又与艺术有密切关系，隶属史部是不恰当的。《补正》补录的金石书，有些是影印本图象，属于古器物范围，列入史部更不相宜。他如目录、类书也是独立的，分隶史、子两部并不适合，小说入子部是从古代传统笔记小说而言，近世小说则与子部毫不相干。书越增多，四部分类法越无法容纳，这个矛盾在《补正》里表现得更为显著。 二、补录方面。《答问》作者收书有偏见已如上述，《补正》囿于原书体例，对此未能补救。《答问》最成问题的是集部，既失之冗杂而又有很多遗漏。《补正》于集部补录也很草草。翻开《补正》，在“别集”类里，宋人找不到穆修、周密、文天祥、谢枋得、林景熙、汪元量、谢翱、郑所南等人的诗文集；明人没有陈子龙、夏完淳、瞿式耜、张煌言等人的诗文集；清人没有蒋士铨、黄景仁、张问陶、舒位等人的诗文集。钱谦益的《初学集》《有学集》是清中叶禁书，《答问》未收，《补正》未补；更无论邢昉、阎尔梅、万寿祺、方文、傅山、归庄、钱澄之、吕留良、屈大均、除恭尹等人的著述了。而《答问》原来所收录的自宋迄清一些冷僻无用的集子却不在少数。《答问》只在总集内有“词之属”一类，《东坡词》、《稼轩词》都没有位置，《补正》沿其例对宋词版本竟没有做多少补充；又在“词之属”下补充十几种元杂剧、散曲总集，却没有著名的戏曲专著的位置。子部“小说家”类只补五种笔记，没有《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更不用说白话小说。凡此说明，范氏对中国古代文学要籍是不够重视的。 三、版本方面。《答问·略例》中说：“读书不得善本，事倍功半”，当时的一般读者也只能据其所列版本求书，实际上不问究竟善否。《补正》虽然也没有胪列各种秘本旧椠，但它收录的影刻本、影印本所据的都是当年“寒士”们看不到的版本。著录了这些版本，读者倒要问一问“书以何本为善”了。《补正》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只记版本，不分系统，遂使全书在记录版本方面显得比较杂乱。 以集部《陶渊明集》为例，《补正》在《陶渊明文集》十卷(汲古阁刊本)下补了五种版本：(1)光绪二年徐椒岑缩刻宋本。这是重刻咸丰十一年旌德李氏巾箱本，巾箱本所据虽是宋刊本，但与汲古阁刊仿苏轼写本无关，是别一版本系统。(2)会稽章寿康仿宋本。章刻陶集只有复拜经楼本，并无十卷本。(3)籑喜庐覆唐刻卷子本。此刻所据卷子本是日本人伪造，不须著录；即或著录，亦应注明其伪。(4)贵池刘世珩玉海堂覆宋本。这是宋李公焕笺注本，出现在汤汉注本以后，不应补在十卷本下。“覆宋本”亦误，应为“影刊元本”。(5)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此云“宋刻本”即玉海堂所据的“元刻本”。又在《陶靖节诗注》四卷(宋汤汉注，拜经楼校本)下补两种版本：(1)会稽章寿康仿拜经楼本。不误。(2)《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本。这是存世陶集古本，不分卷，无注，不应补在四卷本下。此外还漏补了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这个极为通行的本子。再以《韩昌黎诗集》为例，《答问》并列四种版本，实际只有两个版本系统：顾嗣立补注《韩昌黎诗集笺注》与《朱墨本昌黎诗注》是一个系统，朱墨本是清道光十六年膺德堂刊，所据即顾注增朱彝尊、何焯评语。方世举《编年昌黎诗注》(原书名《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十二卷与黄钺《昌黎诗增注证譌》是一个系统，黄书就是据方世举书增注证讹的。而范氏对此未置一词。从上举两例可以看出，《答问》和《补正》对版本系统都没有重视。但是《答问》所录版本较简，问题还不大；《补正》增加了许多新版本，就显得比较紊乱了。 《补正》的另一个缺点是，校对不够精善，可以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没有汇集众本，进行校勘。范希曾当年所据的“两三部”底本[31]，当包括《答问》原刻初印本和原刻后印本。从《补正》中还可以看到他间采叶德辉的《斠补》。但是，他没有完全摸清原刻初印本和后印本的区别，既没有看到原刻最初印本，又没有找见原刻最后印本。他还没有能够找见和利用王秉恩校刊的贵阳本、《慎始基斋丛书》本、江人度《笺补》本和伦明等人的批校本，更没有尽量核对原书，因此对《答问》虽做了许多细致的订正工作，而漏误实多。《答问》有大量书名、卷数、版本之误，由于没有得到纠正，一直沿至今天未改。其中卷数之误，不是个小问题。一部书卷数不同往往标志着内容不同、分量不同、刊刻时代不同。明人刻古书多喜删节或合并卷数，假如目录书不注卷数，就看不出向题所在，何况有些同名书，只因卷数不同，才不致误为两书。另一方面，《补正》是一部未竟之书。南京国学图书馆排印本出版时，范氏已经去世，发表在一九三一年该馆馆刊上的《补正》经部稿，内容和版式与排印本完全相同，排印本就是用馆刊的原版加以补充而完成的。主持者易人，校对工作马虎，出现了许多“手民之误”，有些是《答问》不误而《补正》反误的。此外把《答问》做为分类标志的“钩乙”全部删去，也是在出版排印中产生的缺点。 《补正》出版后，有影印本，对原排印本做了个别的改动，在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重印本出版以前，这个本子流传相当广泛。一九六三年重印本是做了较大校改的。虽然柴德赓同志在序里说：“此次中华书局重印，即以影印本为底本，只是在各小类的末尾加上“∟”号，此外俱照原本，一切不动。”其实一九六三年重印本把王秉恩贵阳本改正原刻、而《补正》未改的地方，都一一订正了，所据的就是柴德赓同志的校文[32]。当然，只据贵阳本校改，仍不够完善。因此对于《补正》本还有重加校订的必要。 一九五九年，香港出版《书目答问补正索引》。如果原书没有经过彻底的校正，这种索引工作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四 本节包括《书目答问补正》订譌和《国朝(清)著述诸家姓名略》补正两部分。 《书目答问补正》订讹 今取《答问》的各种不同版本和几种传抄批校本，以校《答问》与《补正》，遇有可疑之处，寻检其他目录书或原书核对，共校出《补正》正文错误(不包括《答问》误、《补正》已改的)若干条，其中属于版本错误的最多。由于《补正》在今天使用较广，所以择要汇为“订譌”一编，供读者参考。应当声明：(1)“订譌”以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重印《补正》本正文为限。(2)对于版本错误，只举几种不同的例子来说明。凡属人名中籍贯之误，刻书年代之误，刊刻牌记之误都作为“小疵”，不俟更举。(3)凡《答问》误，《补正》未改的，不出注，《补正》误的一律注明。但《补正》有些明显的错误，出于原校对者的疏忽，不应尽诿于范氏。 一、书名错误(包括部分“简称”) 经部：李富孙《李氏易解賸义》《补正》误作《李氏集解賸义》。宋翔凤《尚书略说》误作《尚书说》。陈奂《诗毛氏传疏》简作《毛诗传疏》。阮元《车制图解》误作《车制图考》。宋世荦《仪礼古今文疏证》误作《仪礼故书疏证》。金曰追《仪礼经注疏正譌》误作《仪礼正譌》。臧寿恭《春秋左氏古义补正》误作《左秋左氏古义》。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简作《左传诂》。黄奭《尔雅古义补正》误作《尔雅音义》。毕抚《说文解字旧音》简作《说文旧音》。 史部：梁玉绳《人表考》误作《古今人表考》、《人表考补》误归蔡云，而蔡云《人表考校补》又误作《续考补》。侯康《后汉书补注续》、《三国志补注续》，均脱“续”字。彭元瑞等《五代史记补注》误作《新五代史补注》。洪饴孙《史目表》误作《史表》。严衍《资治通鉴补》不误；《补正》云：“书名《资治通鉴补正》”，误。王定保《唐摭言》误作《摭言》。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误作《元名臣事略》。欧阳忞《舆地广记》，《补正》误作《舆地记》。马端临《文献通考》简作《通考》。武亿《偃师金石录》误作《偃城金石录》。吕祖谦《东莱左氏博议》简作《东莱博议》。 子部：毕沅校《墨子》附《目录考》，误作《目录》。孙冯翼辑《司马彪庄子注》附《考逸》，误作《补遗》。刘履恂《秋搓杂记》，误作《秋槎札记》。《杨辉算法六种》内《田亩比类乘除捷法》，脱“比类”二字。《邹征君遗书八种》内《赤道南北恒星图》误作《恒星图》。岳琦《桯史》《补正》误作《程史》。 集部：方世举《韩昌黎诗编年笺注》，简作《编年昌黎诗注》。柳宗元《柳河东集》，简作《柳集》。冯班《钝吟老人遗稿》，简作《冯定远集》。边浴礼《空青馆词稿》，简作《空青词》。姚鼐《古文辞类纂》，吴启昌刻本作“类篹”，《补正》未改，而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篹》误作“类纂”。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误作《唐人万首绝句》。周之鳞《宋四名家诗钞》，误作《宋四家诗钞》。黄升《花庵词选》二十卷，包括《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十卷、《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答问》沿汲古阁本误作《花庵词选》十卷《中兴以来词选》十卷。 二、人名错误(包括误冠朝代) 经部：《马王易翼》臧镛堂辑，孙冯翼刻，误作“问经堂辑本”；《补正》因之，误作“孙冯翼辑”。《补正》在“春秋公羊传之属”前补《公羊历谱》，作者包慎言，误作包世臣。《释服》.作者宋绵初，误作宋翔凤。 史部：《补正》在《晋宋书故》下注刻书人郝联薇，误作郝联徽。《唐擦言》作者王定保，是五代南汉人，不应作唐人。《明宫史》是《酌中志》的摘本(摘第十六至二十三卷)，《补正》指出“此并列作二书，非”；但《明宫史》作者不能归吕毖，只能作“吕毖校”。 子部：《资暇集》作者李匡乂，《补正》误作李匡又。《竹汀日记钞》何元锡编、刘喜海刻，误作何元锡刻。《九章算术》往者刘徽是晋人，不应作魏人(下面《海岛算经》题晋刘徽)。《中星表》作者徐朝俊是清人，误作明人。《竹谱》作者戴凯之是晋人，不应作六朝宋人。 集部：《嵇中散集》作者嵇康是魏人，不应作晋人。《江文通集汇注》作者胡之骥，误作胡人骥。《补正》于《何水部集》下补江昉刻本，误作汪昉刻本。《笠泽丛书》刻书者许梿，用宋樊开编本，误作许梿编刻。《苏学士集》刻书者徐惇复，作序者宋荦，误作宋荦校刻。《王荆公诗注》作者李壁，《补正》误作李璧。《浪语集》作者薛季宣，不应作薛士龙(士龙是季宣字)。《补正》于《文选旁证》下补《文选笺证》作者胡绍瑛误作绍焕。《十家宫词》作者宋徽宗不应作宣和，花蕊夫人不应作花蕊。《宋四家名诗钞》作者周之鳞，《补正》误作周之麟。 三、卷数错误(包括种数错误) 经部：《旧书典故辨正》二十卷，误作十二卷。《书经传说汇纂》二十一卷首二卷书序一卷，不应作二十一卷。《诗经传说汇纂》二十一卷首二卷诗序二卷，不应作二十一卷。《经义考》三百卷，应注“原缺二八六、二九九、三百三卷”。《说文校议》十五卷，误作三十卷。 史部：《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目录四卷，不应作三百三十六卷，《汉书地理志补正》一百三卷误作一百卷。《补正》于《两汉刊误补遗》下补《后汉书疏证》三十卷，误作二十卷。《补梁疆域志》四卷误作八卷。《异域录》一卷误作二卷。《奇器图说》三卷误作一卷。 子部：《蛾术编》八十一卷误作一百卷。《斠补隅录》十四种(所列子目亦十四种)误作二十四种。《五经算术》二卷误作五卷。 集部：《曲江集》(祠堂本)十二卷附一卷，误作二十卷。《补正》于《杜诗镜铨》下补《草堂诗笺》四十卷误作二卷。《学福斋集》诗集三十七卷文集十卷，《补正》误作文集二十卷。《饴山堂集》诗集二十卷文集十二卷，《补正》误作文集六卷诗集十七卷。《唐人选唐诗》内《才调集》十卷，《补正》误作一卷。《词综补遗》二十卷误作十二卷。《万首唐人绝句》(嘉靖刻本)一百一卷《补正》误作九十一卷。 丛书：《泽存堂五种》误作四种。他如《抱经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文选楼丛书》、《借月山房丛书》、《指海》等，所补种数，与原书亦有出人。 四、版本错误(举例) (1)误无为有。《补正》于集部《花间集》下补注：“乾隆间武进赵怀玉刻。”赵怀玉室名亦有生斋，刻书以《韩诗外传》、《毗陵集》著称，未闻有《花间集》之刻。(2)误有为无。集部《李君虞集》下注：“张澍有辑本未刊。”张澍辑李益诗名《李尚书集》，清道光二年刊入《二酉堂丛书》。(3)误无为有，又误甲为乙。集部《骆宾王集》(十卷本)下注：“顾之逵小读书堆校刻足本”。顾之逵无此刻，当指顾广圻校、秦恩复刻《三唐人集》本，而秦刻本又误置于《骆丞集》(四卷本)之下。(4)云“未见”，实有。经部陈瑑《韩诗外传疏证》下注：“未见传本”。陈书有清嘉庆二十三年陈沆刻本。(5)云亡实存。《补正》于史部《南北史表》下补汪士铎《南北史补志》下称：“未刊，稿已佚”；汪书只有《艺文志》一种佚亡，其馀俱存，一九三五年印入开明版《二十五史补编》内。(6)误两本为一本。《补正》于集部《初唐四傑文集》下补“项家达刊本”，又补“江宁局本”。江宁局本名《初唐四傑文集》，与项刻书名卷数均不同。(7)误一本为两本。《补正》于集部《陶靖节诗注》下补：“章寿康仿拜经楼本”，又在《陶渊明文集》下补：“章寿康仿宋本”，章只刻“仿拜经楼本”并无“仿宋本”。(8)误记丛书本。经部焦循《陆玑疏考证》下注：“焦氏丛书本”，宋世犖《周礼故书疏证》《仪礼古今文疏证》下注：“台州丛书本”，凌曙《春秋繁露注》下注：“古经解汇函本”，《论语骈枝》下注“学海堂本”，戴侗《六书故》下注：“小学汇函本”，(《小学汇函》附于《古经解汇函》内，不应作别一丛书本)，《西崑酬唱集》下注“珠尘本”，这些书均属误记，在所注丛书内是找不到的。(9)误记自刻本。经部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下注：“自刻本”。《补正》所补两本都是翻刻本，其书并无自刻本，初刊本为清咸丰元年王嘉惠刻，王嘉惠是王聘珍的侄孙，当为家刻本。《经义述闻》下注：“自刻本”。王引之此书有不分卷、十五卷、三十二卷三种刻本，《答问》著录的是晚出的三十二卷本，并非自刻本。(10)误记原刻本。史部《水经注释》下注：“原刻本”。《补正》注：“乾隆十九年赵氏家刻”，这是据《郘亭知见书目》；今所见赵一清书为乾隆五十一年小山堂家刻，去《郘目》所记甚远。(11)误记通行本。集部《全唐诗录》只有康熙四十五年武英殿刻本，《采菽堂古诗选》只有乾隆十三年刻本，史部《考古续图》流传绝少，光绪间陆心源始为之重刊，都不应当称为通行本。 五、内容混淆(举例) ( 1)重出。梁玉绳《清白士集》四种，《人表考》《元号略》《志铭广例》入史部，《吕子校补》入子部；集部收《清白士集》二十八卷；丛书类又出现《清白士集》四种。一部书出现三次，恐怕不是“兼收互著”可以解释得通的。(2)失据。集部翁方纲《苏诗补注》为补查慎行注，《答问》不录查书而录翁书，又称翁注较查注详备，均未免失据。(3)颠倒。集部《韩昌黎诗集》四种版本次序颠倒。《苏诗编注集成》列于《苏诗补注》之前，也是前人在后，后人居前。(4)误植。集部《玉谿生诗详注》下补注：“嘉庆间扬州汪全泰校刻六卷本”。汪刻为《樊南文集》，无诗，不应补于李商隐的诗集之下。朱彝尊《明诗综》下补钱谦益《列朝诗集》，而在王士祯《感旧集》下又补《列朝诗集小传》，也属于误植。(5)错记。经部冯登府《石经补考》下注：“国朝、汉魏、唐、蜀、北宋、南宋。”查学海堂本无“南宋”。集部《词综》下注：“唐、五代、宋。”实际上还包括“金、元”。(6)错乱。经部程廷柞《春秋识小录》九卷，《答问》原刻本书大字，小注：《职官考略》三卷、《地名辨异》三卷、《左传人名辨异》三卷，是《春秋识小录》的子目。《补正》把小注误排为大字，并列成四种书，造成错乱。 《国朝(清)著述诸家姓名略》补正 一、补字号籍贯 表内共列七百余人，除互见者不计，实得五百十余人。初见姓名时，下面都注明字号籍贯，有些姓名日久湮没，今天已不易查考。《答问》原刻本脱漏字号籍贯四五十人，以后各本都没有补充，只有王秉恩校刊贵阳本，为增补二十二人，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重印《补正》本已予补入。今为续补七人：马瑞辰，字元伯。李钟泗，甘泉人。刘履恂，字迪九。李长茂，字龄侯，海澄人。沈钦裴，字狎鸥。董祐诚，字方立，阳湖人。安清翘，字宽夫，垣曲人。王敦，字复初，秀水人。至此，还有方观泰、丁传经、杨津、沈超远、董化星、江临泰、秦文渊、丁维烈、周治平等九人的字号籍贯没有补齐。内算学家数人姓名，虽见于《畴人传》诸编，但事实都很简略。完全补齐，恐不可能。 二、更正 《答问》原刻本误毕以珣为毕珣，郑元庆为郑馀庆，又误六巖、六承如为一人，王秉恩校刊贵阳本为之更正。今续为更正二人：锺 三、补充 清光绪三年濠上书斋重刊本在《姓名略》注记后有一段文字，从语气看是张之洞作，为他本所无，今录之，可供参考： “右所录诸家外，其馀学术不专一而博洽有文，其集中间及考论经史陈说政事者，不可枚举。然此录诸家著述中必见其名，自可因缘而知之。” 《答问》从问世到规在，已超逾一百年。范希曾《补正》出版，到现在也将近半个世纪。今天，无论从指引初学门径或是作为图书工具书来衡量，这部旧时代的目录都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可是，近些年来在某些文史专业、图书馆、出版发行部门，凡是谈到中国古籍目录版本的基本知识，还离不开这部一百年前为“童生”所撰的入门书，这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要求实在相距太远了。我们应当从新编撰一部简明目录，把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古籍系统地介绍给读者，也就是把读书的门径介绍给读者，使这部目录为遵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批判和继承中国文化遗产服务，为开展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工作服务。但是，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至少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按照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研究的需要，酌举历史上的重要古籍。特别是解放后发现的大批古代文物，使我们对古籍的某些方面有重新估价的必要，对这些已经出版的古代文物资料和研究专著，应该有选择地予以集录。(二)四部分类法必须打破。新的分类法最好是经过讨论，在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后试行。(三)对古书版本也应当采取举要的办法，分清版本源流，按照版本系统来著录。特别是近年出版的影印本和解放后出版的一些标点和校注本，其重要性往往超过一般刻本，不可忽视。(四)对某些古籍内容得失和版本善劣，可采择学术界的定论，酌加简单按语，以起到推荐好书，指引阅读的作用。这项工作也只有运用集体力量、发挥集体智慧，以期做到比较完善。当然，另编这样一部古籍举要的目录书，《答问》和《补正》还是具有最重要的参考和利用价值的。 注释： [1]胡钧编《张文襄公年谱》，1939年北京排印本。 [2][3][4]《輶轩语》。 [5]《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 [6]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又《余嘉锡论学杂著》。 [7]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一。 [8]张之洞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卒于清宣统元年(1909)，终年七十三。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据李慈铭日记定为生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终年七十七。此据《年谱》和陈宝琛所撰《墓志铭》。 [9]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10]《贞松老人遗稿》甲集《集蓼编》。 [1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1957年商务重印本，399页。 [12][16][26]《越缦堂日记》，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又《越缦堂读书记》1963年中华排印本，1122页。 [13]谭献《复堂类集》之四《日记》卷六。 [14]据胡玉缙批校(过录)本。 [15]据《艺风年谱与书目答回》所引。 [17]《书目答问》贵阳重刊本。 [18]《艺风堂文续集》卷五，又载《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二。 [19]《郘目》今有1959年中华排印本，名《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20]载1936年3月《图书季刊》三卷一二合期，又汪宗衍编《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48页。 [21][31]《书目答问补正》跋。 [22]《书目答问补正》17、97、 129、142、143、145、148、149、156页，1963年中华重印本。 [23]《书目答问补正》16页，1963年中华重印本。 [24]《书目答问补正》24页，1963年中华重印本。 [25]《书目答问补正》199页，1963年中华重印本。 [27][32]柴德赓《记贵阳本书目答问兼论答问补正》，1947年《辅仁学志》第十五卷一二合期，又抽印本。 [28]载1935年《文化与教育》旬刊。 [29]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刊》，又《书目答问补正》影印本。 [30]《国学用书撰要》初稿见1923年《东方杂志》，二稿1924年排印本，三稿1926年排印本。 [作者简介] 袁行云(1928-1988)，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