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从出版界的角度看，五十年来，由各地出版社、特别是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为龙头，先后组织编纂了许多大型的文学总集、工具书及资料汇编。就以我比较熟悉的古代文学研究界而言，陆续整理、影印出版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文》、《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清词》、《全元散曲》、《全明诗》、《全明散曲》及《文选》、《文苑英华》、《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等大型研究资料汇集，已经或陆续问世，蜚声海内外。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整理历代文学典籍，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譬如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古小说丛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十三经清人注疏”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山川风物丛书”、“四库类书丛刊”、“四库文学总集选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四库别集选刊”、“清人别集丛刊”、“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等。浙江古籍出版社“两浙作家文丛”等。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州名家集”等，有些虽然不能说全是文学典籍，但是与中国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工具书的编撰工作也得到了广大文学研究者的重视。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已经出版了近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受到学者的欢迎。其实有些工具书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专著，比如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万曼《唐集叙录》，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袁行云《清代诗集叙录》等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全面的资料，极大地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从事文学史料研究，虽然卑之无甚高论，但我相信，任何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尽管他所研究的对象不尽相同，但无疑都会或多或少地受益于上述各类经过认真系统整理过的文学史料。如果要想把我们的文学研究事业推向更高境界，不用说，史料是基础。这几乎是一种常识，但是常识性的东西，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自1989年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这种常识性观念的宣传工作。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环境的变化，史料工作已经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我个人觉得应当在下列四个方面多做一些工作：第一，拓宽疆域，扩大队伍。原始资料的汇集、研究成果的整理、海外华人文学的资料、域外汉籍的清点等，都应当列入我们的议事日程。第二，加强联系，扩大宣传。文学史料涉及到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我们应当加强与相关业务部门及各个专业协会的联系。第三，推动立项，争取资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上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也几千万，但是，在指导性的研究课题方面，可以说没有文学史料的一席之地。似乎重大课题往往都是那些高屋建瓴的通论著作。其实，《甲骨文合集》等又何尝不是重大项目？第四，自身建设，立足之本。这里应当强调文学史料整理的系统化、科学化和理论化。所谓系统化，就是注重大型史料库的建立。所谓科学化，就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手段从事文学史料的整理。这方面，我国的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着比较成功的尝试。譬如台湾“中央研究院”早在1984年就率先设立研究小组，先后创立多种文献资料库，包括《二十五史》全文资料库、简帛金石资料库、《十三经注疏》资料库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建立《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全文资料库》，收录一百零三部典籍，共约八百万字。他们又快马加鞭，编制《魏晋南北朝一切传世文献全文资料库》，现已经出版多种。这些资料，国外学者及时充分地加以利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功效。当然，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1987年也陆续建立起全文检索资料库，整理了《全唐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词》等资料，可惜这些资料大多养在深闺，并没有得到广大研究工作者充分重视，更不要说有效地利用了。所谓理论化，就是从理论的层面总结以往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方面的经验教训，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学史料学体系。
    一百年的经验教训，一百年的辛勤探索，人们对于史料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值此世纪之交，我们有理由期待着文学史料学能有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