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我要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的，是一套以搜集和整理“宋学”文献善本珍本为特色的大型丛书——一百零八册的《宋集珍本丛刊》。 通过阅读本丛书的《编辑例言》和部分样册，我对这套丛书形成了如下印象：首先，《宋集珍本丛刊》(下称《丛刊》)作为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全宋文》的系列成果，可能是目前最大的宋代文集丛书。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期，近代以来，学人都非常重视宋代文化的研究和宋代文献的整理。二十世纪中叶，老一代学人唐圭璋先生编纂了《全宋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又组织和实施了《全宋诗》、《全宋文》两大工程，分别对宋代集部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但是，以上“三全”都是宋代文集的新编和重排，无法反映宋集的原版情况；其内容也限于诗、文、词，对于丰富多彩的宋集内容未能全面包容。因此，尽管有了“三全”，也还不能完全取代原版宋集的价值。本《丛刊》将宋集原版进行整理、影印，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特别是像宋代这样一个刻书事业十分发达的时代，采用影印原版的方式更能反映宋代文化的原始面貌。 众所周知，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对人类文明的传播和发展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始于唐代的雕版印刷，在宋代得到广泛应用。据史料以及现存的部分宋版书可见，当时的出版业非常发达，刻书类型多种多样，有官刻，有私刻，还有方外之刻。私刻有私宅刻、家塾刻，还有专以刻书营利的众多坊肆。方外有寺院刻、道观刻，还有各类祠堂刻等等。当然，宋代出版业的主体还是官刻。所谓官刻，又有各级官府和各级学校之别。官府又分中央和地方两大类：中央的如诸殿、诸院、诸监、诸司、诸局，其中以国子监、秘书监刻书最多；地方的如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茶盐司、计台等，都曾主持过刻印事业。宋代学校的刻书更为繁多，如州学、府学、军学、县学，以及各类名目的郡庠、郡斋、学宫、頖宫、学舍、书院等，都配合教学和学术活动，广开刻书之门。由于宋代有如此宠大的刻书群体，使宋代及其以前的文献得到及时而广泛的传播，目前仍然传世的千余种宋版图书，就是这一盛举的历史物证。宋代可以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成就与经验，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出版工作者认真研究和总结的。《丛刊》以原刻影印的形式反映中国文化巅峰时期的宋代文化成就，是十分难得的。 其二，《丛刊》又是四川大学从事《儒藏》编纂的首批成果，是中国学术史中“宋学”的文献集成。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儒家学术也经历了二千五百余年的发展。从先秦子学到两汉经学，从魏晋玄学到隋唐义疏学，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两千年间，流派众多，风格各异，但是究其根本，不外乎“汉学”和“宋学”互为消长而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么说，范文澜先生《中国经学史讲演録》也这么说，看来是有道理的。“汉学”以尊孔读经为特色，“宋学”以思辩明理为特色，前者的长处是文献学的，后者的长处是哲学的。四川大学古籍所在完成《全宋文》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后，目前又启动了国家“二一一工程”项目、“国际儒学联合会”规划项目《儒藏》的编纂与研究。《儒藏》作为儒学文献的大规模集成，当然要反映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宋学”的成就。川大古籍所结合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的长处，首先从宋代文献开始，率先编纂、出版了这套宋代学人文集的丛书。在这裏，许多大思想家，诸如周子（敦颐）、二程子（颢、颐）、朱子（熹）、张栻、陆九渊、真德秀、陈亮等人的文集，都可以在《丛刊》中找到，这是知津执要之举，既可以为各类学者提供最便捷的求知门径，也为方兴未艾的《儒藏》编纂和儒学研究事业打下良好的文献基础。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整理儒学文献也是继承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编纂《丛刊》就是这一整理和继承的重要步骤。 其三，中国是文献大国，也是藏书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度。从老子“为周守藏室史，主柱下方书”；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从汉朝“遣谒者陈农求佚书于天下”，到唐代“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下至宋、元、明、清，历代皆有公府私室对图书的大力搜求。但是古代的图书收藏，多半不是为了流通，客观上却形成了资料的垄断，这虽然对文献的收集有功，但是也对文献造成了禁锢，一不小心就会导致毁灭。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元济先生辑印《四部丛刊》，有力地促进了善本的保存和流通。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又号召：“现存有些古籍的孤本和善本，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散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平心而论，我们对待善本，保护工作做得有余，而流通工作却做得不够。有鉴于此，国家启动了“中华善本再造工程”，两年来成就不小，第一期工程已经有一百七十余种得到重版。不过，《四部丛刊》和“善本再造”都是综合性的，川大古籍所的《丛刊》则是专题性的断代善本文献结集，它为学人从事专题研究提供了便利。 其四，《丛刊》的编者从方便学人出发，尽可能多地为读者提供了实用、完备的数据。《丛刊》选书四百零五种、一万余卷，堪称“宋集万卷精华”。其选目以善本为主，以稀见难得为尚，常见者从略。对入选珍本善本，编者还从版本学、目録学的角度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和研究；对作者之生平，著述之总况，文集之源流，版本之优劣等，也都进行了精心的考订。在制作技术上，又将传统文献编辑与现代计算器技术结合，将入选各书进行保真处理，采取脱色、去污、修描等方法，对其中因时代久远字迹模糊的文献，作修描还原处理。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善本数据，编者又将原书尺寸进行了适当缩放，在十六开页面上，以上下栏方式包容古书四个页面，既整齐美观，又经济实惠。 二十三年前，中共中央在下达《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时，曾为当时的人材断层担忧：“目前真正能够独立整理古籍的，一般来说得六十岁左右的人才行。”那是经过十年浩劫后的情形。又说：“古籍整理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号召加强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二十余年来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一批真正从事古籍整理的年富力强的研究人员正在茁壮成长。以四川大学古籍所为例，虽然该所第一代学术带头人徐中舒、缪钺、杨明照等先生都已去世，第二代古籍整理工作者赵振铎、胡昭曦、缪文远、曾枣庄、刘琳等学人也已退休，但该所的第三代学人，平均年龄纔四十来岁，如此年龄，已经顺利地接力而上，是古籍整理事业后继有人的标志，也是我们可以告慰陈云、李一氓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古籍整理倡导者的又一喜讯。 “直挂云帆济沧海，乘风破浪会有时”。我衷心祝愿川大学人，乘“盛世修典、文化复兴”之长风，挂“古籍整理、求实创新”之风帆，安心事学，严谨求实，勇往直前，将宋代文化研究特别是儒学文献整理工作做得更好。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六 原载：《宋集珍本丛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