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后期以来，一股疑古辨伪之风，历经宋、元、明而至清代，其势越刮越猛。以清代前期姚际恒所著的《古今伪书考》为例，他将经、史、子类中的七十种古籍，如《易传》、《大戴礼》、《孝经》、《孔子家语》、《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尹文子》、《公孙龙子》、《慎子》、《孔丛子》、《司马法》、《吴子》、《尉缭子》等，均加以“其论肤浅”、“浅陋之甚”、“为后人伪造无疑”、“其伪昭然”的评语，统统判为“伪书”[1]。不少学者以为，所辨出的“伪书”越多，他的成绩就越大。其时辨伪的风气弥漫于学术界，学者们以辨伪之功而互相标榜。 有的学者不满足于泛泛而谈的疑古辨伪，而转为“专攻”一部或几部古籍之伪。差不多与姚际恒同时，有一个“颇热中于荣利，在立身行己方面不甘澹泊自守、颇为人所讥的学者”[2]阎若璩，他沉潜钻研三十余年，写出了《尚书古文疏证》（一作《古文尚书疏证》，以下简称《疏证》）一书，洋洋数十万言，列举128条论据，证明古文《尚书》之伪。此书一出，立刻得到一些学者的吹捧，成为辨伪学史上的一部代表作品。然而只要稍加稽查考核就会发现，他的绝大部分证据都是似是而非，因而是不能成立的。经笔者梳耙整理，阎氏《疏证》中的辨伪手法，约可归纳为如下八大类型。 一、主观武断，强词夺理 属于此种类型的有第1、2、3、21、23、26等6条。 第1条说《汉书》载武帝时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而东晋时梅赜“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3]。（下引此书，只在正文中说明第几条，不另加注）人们不禁要问：除武帝时坏孔子宅“多十六篇”外，难道在几百年中的其它时间和地点就不能发现古文？西汉末刘歆就说：“天下众书，往往颇出”；“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汉书?楚元王传》）。显然，篇数不合，决不能定“伪”。 第2条言“古文亡于西晋乱，故无以证晚出（古文）之伪”。此条未举证据，只是说“古文亡”“故无以证”而已。实际上，古文并没有“亡”，它从西汉到东汉长期流传，至魏晋之际形成明确可靠的传授关系，而于东晋初由梅颐奏上①。可见所谓“古文亡”，完全是主观武断。 第3条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异”。此条所谈与第一略同，仍是篇数与篇名“不合”的问题。由于当时通讯的不发达，郑玄不可能尽知天下存书。如郑注《书序》云：“《周官》亡。”可是在记郑门授学情况的《郑志》中，就有弟子赵商与其师讨论关于《周官》所述“三公”的问题。显然，东汉后期古文《周官》其篇俱在。阎氏只信郑玄等“大儒”而斥东晋时梅颐所上、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二十五篇古文为“此等伪书”，只能说明其不调查研究，固执己见而已。 第21条言“古文《礼经》以证《书》”谓：“《礼》与《尚书》同一古文”，在《礼》“奕代犹知宝之”，而《尚书》“皆以为是伪书，则以《礼》未为诸儒所乱，而《书》则为晚出之《孔传》所屈厌也”。这里称古文《尚书》“皆以为是伪书”，“为晚出之《孔传》所屈厌”，不列证据，强词夺理，做学问岂能如此？ 第23条说：“古文传自孔氏后，唯郑康成所注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唯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将古文《尚书》与上二者比较而有不同，“余然后知此晚出于魏晋间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众所周知，古籍传抄会有各种版本。如《礼记?缁衣》，传本、郭店简、上博简均有不同，古文《尚书》与郑注、石经的差异亦是如此。我们岂能因其文字稍有不同而定其为“伪”？ 周文王有“称王”、“改元”之事，周武王有“观兵盟津”之事，见于《逸周书》、《吕氏春秋》、《史记》、《尚书大传》等许多史籍，这应该是历史事实。《疏证》第二十六言“晚出《武成》、《泰誓》仍存‘改元'、‘观兵'旧说”，因而断定古文《尚书》“出于魏晋之间群言淆乱之日”。不承认众多史书的记载，而只凭主观武断，强词夺理，怎能令人信服！ 二、颠倒先后，混淆是非 属于此种类型的有第9、10、11、16、51、55、56、79、100、101、107、112、121等13条。 这一类型的主要手法是把古文《尚书》中的词句和后出典籍所引《书》文，两者在时间上作一颠倒，说后出典籍引《书》在先，而古文《尚书》即根据引文编造出来的，并加以各种歪曲的解释。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不能逐条作详细分析，只能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以见一斑。 如第16条言古文作者：“见（《礼记》）六引《兑命》则撰《说命》三篇，四引《太甲》则撰《太甲》三篇，三引《君陈》则撰《君陈》篇”，等等。明明是孔子后学撰《礼记》引古文诸篇，却说是古文作者“见”引文而撰，这不是颠倒先后、混淆是非吗？关于引文有错误而古文为正确，笔者已有专文辨析②。见错误引文而撰成正确古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又如第9条言《左传》记鲁庄公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此句见于古文《大禹谟》，是禹向舜推荐皋陶，称皋陶能勉力布种其德，德乃降临民间。鲁庄公引用此句于战争，将“降”释为投降，“德乃降”即有德乃使人降服。这本是鲁庄公用己意解释古书。观《左传》所引两句《夏书》一气呵成，前句是因，后句是果，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即把这两句《夏书》都放在双引号内[4]。阎氏将后句歪曲为“释《书》之语”，称其“窜入”《大禹谟》中。这明显是在颠倒先后、混淆是非。 再看第101条言《蔡仲之命》“周公致辟于管叔”。本来，周公东征而杀管叔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实。《史记?管蔡世家》载：“周公承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古文《蔡仲之命》“周公致辟管叔”正是这一事件的真实记录。《书?金?》记周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其中“辟”字应释为“法”，以法治罪，即惩治管叔。孔传和《说文》皆释：“辟，法也。”然而《疏证》却说：《金?》之“辟”读为“避”，“王肃始解作刑辟”；“东征为讨武庚禄父，非讨管叔也”；“成王杀管叔，周公不能救”；“《蔡仲之命》为妄作”，“孔《书》后人伪增也。”这里，为证明古文之“伪增”、“妄作”，阎氏故意颠倒历史的先后顺序和事实的真相。 古文《胤征》记胤的誓词曰：“威克其爱，允济。”《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吴公子光言：“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显然，春秋时吴公子光所“闻”，即《夏书?胤征》的誓词。然而《疏证》第一百二十一却说：《胤征》之论是“袭《左传》”。接着解释道：“（公子）光所与处者?诸之辈，所习谋者弑逆之事，焉知《诗》《书》者耶？”吴公子光是吴王室至亲，必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难道不能“知《诗》《书》”？这里，《疏证》颠倒先后、混淆是非的手法，乃暴露无遗！ 三、吹毛求疵，故意找碴 属于此种类型的有第5、7、8、19、22、25、27、49、52、53、54、56、57、60、61、63、69、73、74、76、77、85、86、98、103、118等26条。这一手法的主要特点是挖空心思，乱找古文《尚书》的岔子，如某文“未用韵”，某文“非圣人语”，某句“非书法”，某句“不必追叙”，如此等等。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能逐条分析，也不值得为那些无意义的问题浪费笔墨。只要看几个典型的例子，便可对这一手法了然于心。 第49条称召公为太保在成王时，而“武王时召公尚未也”。古文《旅獒》“当武王时叙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这就是“伪书之以追书为实称，其误如此”。众所周知，用以后有名的官称叙其前做的事，是一种很普遍的方式。如《孟子?梁惠王》称：“大王居?。”实际上“居?”时其人称“公?父”，“大王”是文王去世后才追尊的。那么《孟子》是“伪书”吗？《国语?晋语四》云：“怀公自秦逃归。”实际上，其人自秦逃归时还是“太子”，未为“怀公”。那么《国语》又是“伪书”了？由此可见，阎氏煞费苦心寻找古文为“伪书”的证据，然而它是违反常识的。 第54条言古文“《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系以‘时'，非史例”。其后解释说：“《尚书》惟记言语，直指设言之日”，“绝不系以时”。这又是阎氏找到的古文“作伪”的证据。的确，《尚书》中很少记“时”（即“四时”春夏秋冬），惟今文《金?》有云：“秋，大熟。”难道此篇也是“伪书”？阎氏辨伪不以科学的态度而是吹毛求疵，终究会落空。 第56条引《尔雅?释诂》：“郁陶，繇喜也。”接着说古文《五子之歌》有“郁陶乎予心”之句，是忧愁之意。《疏证》就此评论道：这是“伪古文作者”的“窜入”，“忧喜错认，此尚可谓之识字也乎？”其实，“郁陶”有两解：《楚辞?九辩》有云：“郁陶而思君”，王逸注：“愤念蓄积盈胸臆也。”此正合《五子之歌》太康五兄弟的心情，此词用得好极了。阎氏只讲《尔雅》一解，而对《楚辞》一解避而不谈，这难道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 第63条开头就故作呻吟道：“呜呼痛哉！作伪书者可谓之不仁也乎！古未有夷族之刑也。”这是就古文《泰誓》中指责商纣“罪人以族”而发的。阎氏接着评论此句是“轻加三代以上以惨酷不德之刑，予后世人主嗜杀者之口实”。商代真的没有“罪人以族”的刑罚吗？查今文《盘庚中》说：“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这不是灭族之罪吗？难道此篇又是“伪书”？阎氏《疏证》绞尽脑汁寻找古文之“伪”，大率类此。只要稍有常识的人，便可察觉其谬误百出。 四、信口雌黄，胡乱拉扯 属于此种类型的有第50、81、104等3条。 第104条言“太康失国时母已不存，‘五人御母以从'乃妄语”，其论云：“（夏）启即位改元岁丙戌，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国仅七年，寿九十五而终。”“太康十九年岁辛亥方有失国之祸”，“（启）妃定与之齐年，……是仲康等御其母以从，母年当一百一十有四矣”。“然则太康失国时，固已无复母存矣。”关于夏代的纪年，因史书记载不详，历来的《中国历史纪年表》都付之阙如。但阎氏不仅知道夏启即位在“丙戌”年，当时“年已八十九”，在位“七年”，至“寿九十五而终”，而且知道启“妃定与之齐年”，“太康十九年”失国，其时“母年当一百一十有四矣”。阎氏对于夏初的纪年、帝王的寿数和妃子的年龄如此了如指掌，这不是在信口雌黄、胡编乱造吗？ 第81条又说：“以历法推仲康日食，《胤征》都不合。”其论云：“仲康始即位之岁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又与经文‘肇位四海'（即位）不合”。以现代的科学方法，夏代每王的纪年已属难考，其日食在每王的年月日当更难稽查。近年出版的最新先秦史历表，仅有商代《公元前1399?前1000年安阳可见日食表》[5]而未及夏代，可见其难度之大。然而阎氏对夏代每王日食发生的年月日都非常清楚，难道清初的天文历法科学比现代还要发达？ 第50条言“两以错解为实事”，其一云：古文《太甲上》“兹乃不义，习与性成”，是因为《无逸》篇“其在祖甲，不义惟王”的孔传错解为“汤孙太甲”而编造出来的，是“晚出之书以错解为实事”。其实，祖甲的“不义”是因为其父王“废长立少”，太甲的“不义”是因为其“性轻脱”，二者是毫无关系的两件事。其二，《高宗肜日》记祖己谏高宗：“典祀无丰于昵”；古文《说命中》记傅说谏高宗：“黩于祭祀，时谓弗钦。”两人之谏，正不谋而合。然而阎氏却说：《高宗肜日》的写作，“史迁系于祖庚之纪内”，则“典祀无丰于昵”“非高宗事也”。这完全是胡搅蛮缠！一篇文章记的是何时事，难道是由写作的时间而定的吗？阎氏故意“错解”《高宗肜日》为“非高宗事”，制造古文《说命》“以错解为实事”的假象，其胡乱拉扯，真是煞费苦心！ 五、门户之见，意气用事 属于此种类型的有第4、17、20、99、106等5条。 第4条言“古文书题、卷数、篇次当如此”，以《汉书?艺文志》载和郑康成所注为准，推究“当日之旧”，要求世人“不以唐人义疏之说为可安，则古学之复也其庶几乎！”实际上古文《尚书》在不断发现和民间流传中，汉代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的新闻传媒，某地发现就会马上报道，以汉人、古学和东晋、唐人划线，而不考察其书是否真古文献，这是典型的门户之见。 第17条言“安国古文学源流真伪”，虽有“唯其真”之类的话，但其着重在排斥异己：“使此书（指古文《尚书》）首信于世者，皇甫谧之过也”；“使此书更信于世者，孔颖达之过也”；“使此书终信于世者，蔡沈之过也”。接着又引朱子等为同道，云：“余恶夫伪古文也，亦犹孔子、朱子之志也。”可知阎氏辨古文之“伪”，乃在于其心之所“恶”，而立“志”排除之。 第20条言“古文《孝经》以证《书》”，欲以“古文《孝经》之伪”证古文《尚书》之“伪”。其实，古文《孝经》的真伪本难定论。据《四库提要》，唐时曾“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而“驳孔”。可能《孝经》的今古文之争，也是派别的门户之见；用古文《孝经》来证古文《尚书》，更说明它是“主古文”和“主今文”的意气之争。 第99条言“古文盛行已久，后当废”，说什么“书之隐与见亦有时运，初非人意料所能及者”；“古文《书》二十五篇出于魏晋，立于元帝，至今日运已极”；希望有“尊正义者尊伏生三十一篇，俾其孤行乎，亦《书》之运也，吾终望之维持此运者。”此条不提任何证据，只是不恰当地把古文与谶纬相类比，诅咒其“运已极”，企图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把古文“废”除。这难道是学术争鸣吗？ 第106条反复强调：“马、郑、王三家本系真古文，宋代已不传，然犹幸见其互异处于陆氏《释文》及孔疏”，故摘出“整比于后”。接着叹道：“君子慨然愤发，悉黜梅氏二十五篇！”此条只是把“真古文”与孔传本的“互异处”摘编排比，不讲道理，情绪激动，必欲“黜梅氏二十五篇”而后快。学术讨论岂能如此！ 六、自相矛盾，莫名其妙属于此种类型的有第15、58、59、128等4条。 第15条言“《左传》、《国语》引逸书皆今有”，其主旨在说明旧籍所引《书》之逸文，在古文中均有。但事实明显不是如此，《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等所引许多《书》文，在古文中都找不到②。于是阎氏只局限于《左传》、《国语》二书，即使如此，还有《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昏、墨、贼，杀”一条不见于古文。这样，阎氏一面说“引逸书皆今有”、“莫之或遗”；一面又说古文没有、遗漏的“仅一则而已”。岂不自相矛盾！ 第58条言“晚出书增‘帝曰'、窜‘佥曰'不合唐虞世大公”。此条先说“晚出书”即孔传本《尧典》记“帝曰”，而“三家本无‘帝曰'二字”，这是孔传本“不知唐虞朝大公”，每事都要“听其臣博议”，因而出错。后说同篇孔传本记“佥曰”，而三家本“佥”作“禹”，这是孔传本“不知唐虞朝大公”，禹“独知其贤即越众以对”，故又出错。阎氏为证明三家本对、孔传本错，一说孔传本作“帝曰”是个人独断，不合“大公”；再说孔传本作“佥曰”（大家说）又不合“大公”，应是“独知”才对。判断是非，岂能如此自相矛盾，随心所欲！ 第59条言“尧、舜、禹亦皆有号：放勋也，重华也，文命也”。接着说《孟子》引古《尧典》曰：“放勋乃徂落”，可知尧“以是为号也”。至伪古文出：“重华协于帝”，“文命敷于四海”，这里的“重华”、“文命”，“自不得解作号”。最后叹道：“予痛其以伪乱真，而并古帝王之休称鸿号、冠绝千载者，亦淹没而不彰，岂不甚哉！”这一段陈述和感叹，真是莫名其妙！同样是一句主谓结构的话，为什么《孟子》所引其主语可知“为号”，而在“伪古文”中便“不得解作号”，实令人百思不解。 第128条说：“安国之（古文）《尚书》诚假托，然其……有功于今文《尚书》亦不可泯也。”“伏生今文《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安国古文出始分析；《酒诰》、《召诰》率多脱简，刘向以中古文校之始复完备，是即其有功于今文《尚书》亦不可泯也。”此又以安国古文为真。按照阎氏的逻辑：孔传本的今文部分为正确、“有功”（此又与第58条矛盾），而古文部分为“假托”、“作伪”。一人所为，竟如此对立，《疏证》的随心所欲、矛盾百出，难道还不明显吗？ 七、虚张声势，乱凑条目 属于此种类型的数量最多，计有第18、24、32、65?67、70?72、75、82?84、90?96、105、111、113?117、120等28条，另有存目无文及目文皆缺的计有第28?30、33?48、102、108?110、122?127等29条。以上两项合计，共57条。 其中前项28条都胡乱拉扯，无关《尚书》古文的辨伪。如第70条言“安国传不甚通官制”；第82条言“以历法推《尧典》，蔡传犹未精”；第92条言“安国传梁、岐在雍州解甚是”；第95条言“《禹贡》甸服里数所至”，等等。由于如此东拉西扯，很早就有学者指出他的文风“欠严谨”[6]。 还有不少是谈怀疑古文的历史的，它把历来怀疑者的议论一一罗列，但大都是空泛的主观想像，如说：“安国增多之书皆文从字顺”，“伏生之书屈曲聱牙”（第113条）；“今文难晓”，“古文易晓”（第114条）；“二十八篇若康、召等诰字字肝胆”，“孔书诸篇辞义皆浮泛”（第116条），等等。这样，又凑了许多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72条谈到白居易作的《汤征》，称“其摹孔书处，亦几乱真，安知不更以为二十五篇之俦乎？”又谈到明苏伯衡作的《献禾》等《周书》补亡三篇，说“余尝语人古文书颇易撰”，观苏作“手笔较白实高”，“足大乱真。”今查白、苏的拟作乃游戏文字，其词浅陋平庸，毫无新意，而古文二十五篇保存大量格言和成语，可补充史实、考知引语背景、订正旧籍引文、纠正旧注之误，有着十分珍贵的学术价值③。难道这样的古文“颇易撰”？白、苏的拟作岂能“乱真”？ 关于后项缺失的29条，有学者指出，它是“因证据不足而删去的”[7]；还有学者认为：此书中缺失的数十条内容，“当时本未有文，非卷中佚之，乃虚张其目耳”[8]。上述议论，都不是没有根据的。观《疏证》一书，目录与正文均分别书写，如系后人保存不当而丢失，不应正文缺失、目录亦缺，如第102、108?110等，目录之缺与正文遗失如此巧合。 这些很可能是作者自觉理穷，乃将正文与目录一并销毁之。另观有目无文的几条，如第33?41，其目录标题都是“句句有本”或“袭用”某书，如“《大禹谟》句句有本”，“《泰誓》《武成》句句有本”；“袭用《论语》《孝经》”，“袭用《周礼》《二记》”，“袭用《尔雅》”，等等。这些很可能是“虚张其目”，把目录标题一一排开，至于作文，以后再说。 八、二难推理，反正是“伪” 属于此种类型的有第6、12、13、14、68、77、78、97、119等9条。《疏证》中的二难推理，约有如下四种情况。 其一，将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比较：若词句相同，则是搜集、抄袭引语，证明古文为“伪”；若词句不同，则是窜改引语，同样证明古文为“伪”。如第6、12、13、14、68诸条在作上述比较后，发现多有不同，便说这是“伪作古文者”的“改窜拆裂”、“脱误”、“遗漏”，“为一大破绽”，“露其肘也”。 其二，看古文《尚书》有无各籍所引《书》语：若有某籍引语，则是古文“袭用”某籍，证明古文是“伪作”；若无某籍引语，则是伪作古文者忘记采用，同样证明古文是“伪”。如第77、78条云：“《史记?河渠书》首引《夏书》曰”，“《说文》有《虞书》、《商书》、《周书》等曰”，“皆魏晋间忘其采用者”，“与吾今日以口实也哉！” 其三，用称谓习惯来检验古文：若不符合，即可证明古文是“伪作”；若符合，则是古文“拘泥”于此，同样证明古文是“伪”。如《尔雅?释天》云：“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岁名。”第97条用此习惯来检验古文，发现虞夏商周都相符合，便说：“见其拘拘然，以《尔雅》为蓝本，而惟恐或失焉，情见乎辞矣！” 其四，以各旧籍的评论来检验古文：若符合，则古文是根据评论来撰写的，即可证明古文是“伪作”；若不符合，则古文违背旧籍评论之意，同样证明古文之“伪”。如《孟子》评论《武成》说：“以至诚（指周武王）伐至不诚（指殷纣王），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第119条用此评论来检验古文《武成》，发现文中“言（纣）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是纣众自杀之血，非武王杀之之血”，不符合评论之意，便断定此篇为“私意杜撰之书”，“何其悖哉！”实际上，《史记?周本纪》载：“纣师皆倒兵以战”，“纣兵皆崩畔纣”，与《武成》所言略同。难道《史记》也是“伪书”？ 《疏证》128条论据，除上述运用八种手法的123条外，还有5条需要说明。第31条言《大禹谟》载舜训禹的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出于《荀子》所引《道经》；第62条言《周官》“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源自《汉书?百官公卿表》，于史不合。这些当出于后人的缀补增益，就像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在《用间》篇中增出“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一样。第87、88、89三条皆言《禹贡》孔传所注地名及状况在汉武帝后，此当是孔氏家族的后人所补入。《汉书?儒林传》记孔家“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孔丛子?连丛子》载孔氏子孙曰：“斯业之所以不泯，赖吾家世世独修之也。”可知孔传有汉武帝以后的内容，根本不能作为它是“伪书”的证据。 《疏证》这样一部“辨伪”著作，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推崇，究其原因是由于疑古辨伪思潮的长期泛滥，加之《疏证》又运用了上述八种手法，许多学者未加深考，陈陈相因，给予其书一片喝彩声。在疑古辨伪思潮的激烈冲击下，人们的心态也出现了明显的倾斜。不少学者对《疏证》等辨伪作品往往给予褒扬，称其为“摧枯拉朽”、“痛快淋漓”云云；而对认为古文《尚书》是真古文献的著作，就斥之为“保守派”、“抱残守缺”，等等。有的学者还把辨别古籍的真伪与政治态度联系起来，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这样，就使学术争鸣不能正常地展开，给古籍整理和古代史的研究蒙上了一层阴影。就在《疏证》等对古文《尚书》进行辨伪的同时，不断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其中包括不少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学者。除毛奇龄撰《古文尚书冤词》，与《疏证》针锋相对进行辩驳外，还有赵翼撰《陔余丛考》、郝懿行撰《尚书通论》、陈逢衡撰《逸周书补注》等，力辩古文《尚书》是真古文献[2]。可惜这些辨真的论述，都未被学术界所重视。只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才能排除各种思潮和政治运动的干扰，“走出疑古时代”④，对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 注 释： ①详杨善群：《古文〈尚书〉流传过程探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 ②详杨善群：《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 ③详杨善群：《论古文〈尚书〉的学术价值》，《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 ④这是李学勤先生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和一本论文集的标题，现引用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参考文献： [1]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 [Ｍ].济南：齐鲁书社，1980.19 181. [2]刘起?：《尚书学史》 [Ｍ].北京：中华书局，1989.347；362 366. [3]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6.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Ｍ].北京：中华书局，1981.173. [5]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 [Ｍ].济南：齐鲁书社，1987.242 245.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80. [7]蒋善国：《尚书综述》 [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86. [8]钱 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67. 原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