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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袤(1124—1194)字延之，南宋常州无锡人。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简。他不仅仕宦通显，而且家富藏书，精通版本，尤嗜金石碑刻。尤袤在无锡建藏书楼，“取孙绰《遂初赋》以自号，光宗书匾赐之”(《宋史》卷三八九《尤袤传》)，号“遂初堂”。著作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遂初堂书目》一卷。《遂初堂书目》著录经部图书九类，史部图书十八类，子部图书十二类，集部图书五类，共计三千二百多种。尽管著录图书只记书名，无作者、卷数、解题等内容，不利于后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却标出所载书籍的版本，开后世版本学之先河，在目录学上具有重要价值。本书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并称南宋三大私家藏书书目，宋元名流毛开、杨万里、魏了翁、陆友等人，皆有序跋。遗憾的是因史籍记载简略疏舛，导致后人对《遂初堂书目》序跋认识的含混和歧异，表述也存在错误。 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论及《遂初堂书目》，评价其价值不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但却赞扬尤袤嗜古好学、刻苦抄书读书的精神非常可贵。作者在引证如此评价的史料依据时指出： 杨万里《遂初堂书目序》称：“延之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记手钞若干古书。其子弟及诸女亦钞书。一日谓余曰：吾所钞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1页) 他们认为这段话是杨万里为《遂初堂书目》所作的序文，所以径称《遂初堂书目序》。而曾贻芬、崔文印在《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一书中论述《遂初堂书目》时则指出： 尤袤一生寄情于图书，南宋著名史家李焘说“：延之于书靡不观，观之靡不记。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计手钞若干古书，其子弟及诸女亦钞书。一日，谓予曰‘：吾所钞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33页) 这段引文除个别文字和句读与上文略有出入之外，所记内容显然是一回事，但研究者却认为是李焘之言。他们还说这段引文出自“《遂初堂书目后跋》。据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这段话又是杨万里(诚斋)所写《遂初堂书目序》。但今传本《遂初堂书目》无杨序”(同上书，第241—242页)。 那么，把杨万里之《序》称为《遂初堂书目序》，究竟是宋元学者如此记载，还是今天的学者这样理解？这篇记载与尤袤关系的文字，究竟是杨万里所写，还是李焘之言？只有考辨清楚这两个问题，才能消除上述认识和表述上的含混和歧异。 周宝珠、陈振把这篇文字直接称为“杨万里《遂初堂书目序》”，没有说明材料来源，只能理解为他们是以马端临《文献通考》为依据。因为曾贻芬和崔文印就是“据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这段话又是杨万里(诚斋)所写《遂初堂书目序》”而得出与他们一致的看法。但是，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按《文献通考》卷二○七《经籍考》“《遂初堂书目》一卷”条下记载： 诚斋《序》略曰“：延之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记手钞若干古书，其子弟及诸女亦钞书。一日，谓予曰：‘吾所钞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乃属予序其书目。余记序之，将借而传焉。” 据此可知，马端临认为这篇序文确实为杨万里所作。但他仅仅记载杨万里曾经为尤袤之书作序，并没有说其名称就叫《遂初堂书目序》。考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八《益斋藏书目序》，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记载： 延之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延之每退，则闭户谢客，日计手抄若干古书。其子弟亦抄书，不惟延之手抄而已也；其诸女亦抄书，不惟子弟抄书而已也。……今年，余出守毗陵，盖延之之州里也。延之持淮南使者之节而归，一日入郛访余，余与之秉烛夜语，问其闲居何为？则曰“：吾所钞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可证马端临所引的杨万里《序》，完全是隐括《诚斋集》的文字而成。他所说的“诚斋《序》”，确切名称应当是《益斋藏书目序》，而不是《遂初堂书目序》。《简明宋史》和《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所谓“杨万里《遂初堂书目序》”云云，乃两书作者臆测之名，不符合实际情况，难以为凭。 曾贻芬、崔文印认为这篇文字是李焘所作，是根据《遂初堂书目》跋尾的记载。按清道光丙午(1846)海山仙馆丛书刻本《遂初堂书目》后跋，有如下一段文字： 李太史焘云：“延之于书靡不观，观之靡不记。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计手抄若干古书，其子弟及诸女亦抄书。一日，谓予曰：‘吾所钞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右《遂初堂书目》一卷，按直斋陈氏《书录解题》曰：“锡山尤氏尚书袤延之，淳熙名臣，藏书至多，法书尤富。常(字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目录类·遂初堂书目》及光绪二十五年《常州先哲遗书》刻本《遂初堂书目》皆作“尝”——引者注)烬于火，今其存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目录类·遂初堂书目》作“亡”——引者注)几矣。” 吴郡陆友仁书。 可知这段文字是陆友(字友仁，常以字行)跋尾中引用李焘之言，并不是李焘专门给尤袤《遂初堂书目》作的跋语。应当指出的是，陆友在跋语里张冠李戴，把杨万里的序文误植为李焘之言，出现严重失误。下面依据相关史料记载，加以详细考证和辨析。 第一，尤袤和杨万里在一起为官时间较长，私交甚好，所以托杨万里为其《书目》作序。据宋人罗大经记载“：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与杨诚斋为金石交。淳熙中，诚斋为秘书监，延之为太常卿，又同为青宫寮宷，无日不相从。”(《鹤林玉露》丙编卷六《尤杨雅谑》)杨万里本人也谈到：“一日除书下，迁大宗正丞尤公延之为秘书丞。……予自是知延之之贤，始愿交焉。……既与延之还往且久，既同为尚书郎，论文讨古，则见延之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正因为二人交情深厚，志趣相投，所以杨万里才说：“延之属余序其书目，余既序之，且将借其书而传焉。”(《诚斋集》卷七八《益斋藏书目序》)相比之下，尤袤和李焘则没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据《南宋馆阁录》卷八记载：“尤袤，[乾道]七年十二月以[秘书]丞兼[实录院检讨官]；八年五月为著作郎，亦兼[实录院检讨官]。”而据《宋史》卷三八八《李焘传》记载，宋孝宗乾道七八年(1171—1172)之间李焘分别外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和潼川府路安抚使兼知泸州。二人不在一起共事，未见相互交往的证据。尽管后来李焘“进敷文阁直学士，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荐尤袤、刘清之十人为史官”(《宋史》卷三八八《李焘传》)，但也属于例行公事，不能证明两人交情深厚。考《南宋馆阁续录》卷九：“李焘，[淳熙]十年六月以敷文阁直学士提举佑神观，兼[同修国史]。”可知这次荐举的时间在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然而朝廷对李焘的举荐并未立即准奏。据《南宋馆阁续录》卷九记载：“尤袤，[淳熙]十一年十一月以枢密院检详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遗憾的是，李焘已于淳熙十一年(1184)春天去世，已经不存在和尤袤共事的机会。既然二人关系一般，那么尤袤就不大可能请李焘作书序。 第二，尤袤和杨万里晤谈的时间，在杨万里任知常州军州事之年，而尤袤恰好外任淮南东路提举常平官，借机回归常州故里，才有托付作序之事。考杨万里知常州在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五月至六年(1179)正月，《咸淳毗陵志》卷八《秩官》记载：“杨万里，淳熙四年五月，承议郎。六年正月，除广东提举。”这从《诚斋集》卷八一《千岩摘稿序》“淳熙丁酉，予出守毗陵”可以得到证实。淳熙五年(1178)秋天，尤袤来访。《诚斋集》卷一○《谢尤延之提举郎中自山间惠访长句》说：“淮南使者郎官星，瑞光夜烛荆溪清。……秋风呼酒荷边亭，主人自醉客自醒。”同卷《感秋》说“：今岁五十二，岂为年少人？”可证二人会面的时间在淳熙五年秋天。诗中称尤袤为“淮南使者”，和《益斋藏书目序》中说“延之持淮南使者之节而归”若合符节，可证杨万里为尤袤作书序是在宋孝宗淳熙五年。再看淳熙四至五年李焘在何处呢？据王明清《挥麈前录·自跋》记载：“丁酉春，觅官行都，获登太史李公仁甫之门。”可见淳熙四年李焘在都城临安任史官。另据《南宋馆阁录》卷七记载：“李焘，字仁甫，眉山人，黄公度榜进士出身，治《春秋》。三年正月除[秘书监]，三月为权礼部侍郎。”同书卷八还记载“：李焘，[淳熙]三年正月，以[秘书]监权[同修国史]；三月，为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李焘，[淳熙]三年正月，以[秘书]监权[实录院同修撰]；三月，为权礼部侍郎兼[实录院同修撰]”。这由《南宋馆阁续录》卷四关于“淳熙五年四月，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李焘言：今修《四朝正史》，开院已十七年。乞降睿旨，责以近限，庶几大典早获备具”的记载，可以得到证实，证明李焘于淳熙三年(1176)至淳熙五年(1178)都在京城任史官。所以，这几年尤袤和李焘没有见面的机会，也就不可能对李焘说“吾所钞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而请他作序。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杨万里曾经为尤袤之书作序，但名为《益斋藏书目序》而非《遂初堂书目序》；陆友《遂初堂书目》跋尾所引李焘之言，是他作跋语时把杨万里序文误记为李焘的话，以致造成后人记载和理解的失误。至于今传本《遂初堂书目》简端没有杨序，或是尤袤的藏书楼先名“益斋”，后因宋光宗赐匾而改名“遂初堂”，于是嫌《益斋藏书目序》和《遂初堂书目》名称不符而未刻入；或是虽刻入但后来在该书流传过程中散佚，已经无法确知了。 [作者简介] 罗炳良(1963-)，男，河北定兴人，浙江省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原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4期(2007年8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