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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忠侠教授的《辞源考订》、《辞源续考》是已产生影响的著作。1995年中国辞书学会在哈尔滨召开第二届年会时，有人曾询问我的看法，我因为只随意看过若干条，不敢妄加评论.只以“对《辞源》的修订有益”作答。 对田先生的博闻强志和勤奋我是很欣佩的。从1979年至2000年，他三读《辞源》，三为考订，焚膏继晷，矻矻穷年，积22年的精力成此《辞源通考》巨制，这种锲而不舍探求学术真谛的精神直追朱起凤著《辞通》(1896-1930年)，符定一著《联绵字典》(1910-1940年)。 8月中，田先生打来电话，要我为《通考》写一序言，并寄来几种参考材料。我曾读过《辞源考订》周大璞序，《辞源续考》徐复序，而《通考》已有赵振铎序，曹先摧序并林玉山序。有了这些先生的序和作者自序、绪论，我想该说的话大约已经说完，我说什么呢? 上面我提到《辞通》和《联绵字典》。80年代初我购得《辞通》，翻了几页之后，便被那几篇序吸引住了。章太炎、胡适、钱玄同、刘大白、林语堂、程宗伊、夏丐尊，仅凭这些学贯中西、在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史上占有显赫地位的名字，就令人对《辞通》一书肃然起敬了。符定一的《联绵字典》有黄侃序、王树丹序。 读序跋有时很有些乐趣.从中可以知道著书的缘起，经历的困难，前人的疏失，本书的价值，等等。有写得实事求是的，有写得浮夸不实的，也有敷衍应酬的。涉及对某书的评价，有的会说是至善至美，有的会骂得狗血喷头，如钱玄同之斥《康熙字典》、《佩文韵府》为“瞎凑杜撰，诸恶毕备，连抄书都不会”的“劣书”，刘大白之贬《辞源》为“杂凑乱抄”、“谬误百出”的“商业化的产品”。他们以贬斥为铺垫，反衬对所序对象《辞通》的称颂。 我很赞成作者对《辞源》的态度。作者在《自序》中把《辞源》比作沧海，比作高山，比作良师。而他考辨的目的在于“匡其不逮，臻其完善”。而且这种“匡其不逮”的考辨是“草创者难为功，纠摘者易匆力”。这和有的人以批判否定有影响的著作来炫耀自己的学识为能事很不相同。 我从1975年从事辞书工作至今，快30年了，深知辞书编纂的艰难。钱玄同斥《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刘大白贬《辞源》固然偏激，但他们都重视“抄书”，是不错的。《汉语大字典》主编徐中舒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对大家说:“要好好抄书，不要抄错了。”我以为《通考》的最大贡献，就是对修订本《辞源》的“抄书”作了一次大范围的清理，指出了(辞源)在资料征引方面的大量错误和缺陷。全书考证7163条，大部分都涉及到资料，涉及到“抄书”，这是最不能小看的事情。资料是辞书的基础，也是考辨的基础。《汉语大字典》的主要引用书目有2965种，参考书692种，川鄂两省400多人制作卡片达两年之久。按字头分装的一袋一袋的卡片，在编写时要做十分烦琐的排列组合，有时要在乒乓球台上才能铺开。其中甘苦，不是个中人是不能体会的。制作卡片，编写书稿.考证辨析，反复核对资料，是无穷无尽的苦役，即令如钱玄同、刘大白等硕儒通人，大约也不能避免差错。《通考》一书，协助侧作卡片，核对资料者有40余人。而这种抄书是在发现问题后有针对性地进行的，它包含着考辨.因此可信程度和学术价值很高。 田先生的书名叫《通考》，这书名本身就反映了该书内容的广泛。1979年《辞源》修订本出版时，总纂者之一的刘叶秋先生曾约举《辞源》有七项缺点及失误，而《通考》则约举为十五个方面:一曰立目失当;二曰音项残缺，致音、义不符;三曰释义欠妥;四曰释义不全或义项拐失;五曰徒举书证或概述典故而失往语义;六曰溯未及源;七曰书证与词、释义不相应;八曰书证时代、作者、书名、卷次、篇目之误称;九曰妄改古书，强经合己，不务我注六经，乃欲六经注我;十曰书证引文不确;十一曰引书证轻视虚词，时或夺误;十二曰引古书误施标点;十三曰行文失于缜密;十四曰释文体例不一，亟待严明;十五曰技术失误。- 如果从考辨所涉及的方面看，新《辞源》的“十五”和旧《辞源》的“七”似乎是说《辞源》每况愈下，愈修订愈糟。不是!《通考》是一本大书，和一篇几篇论文不同从研讨对象赖以组成的各个因素看，田先生的“十五”面虽广但并未囊括全部。字词的形音义和书证，每一个方面都可作若干划分，一如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列举沈刻本《元典章》的疏失计六类五十目。又如杨树达《古书句逗释例》对标点古书句读失误的原因所作的细致划分，这都是做学术研究的常例，不足为奇的。重要的是看这些考辨是否有理有据.是否能成为的论.至少是能成一家之言。田先生的考证精到的见解时有所见，多有可取.如“根深抵固”和“深根固抵”，《辞探》释义不加区别，《通考》从三方面进行分析:①从语法结构而论，“根深抵固”为两个描写性主谓结构联合，是说根抵扎得怎么样;“深根固抵”为两个动宾结构联合，形容词深、固皆活用为使动词，即使根抵扎得深、固。②从主、客观而论，“根深抵圃”属客观、已然;“深根抵固”属主观，将然、未然;③就思想含义而论，“根深抵固”是“根基牢固，不可动摇”，而“深根固抵”却是“要使根抵扎得深入而牢固，无使动摇，以求生存”。又如《康熙字典》的成书，《辞源》说是“根据《字汇》、《正字通》二书增订而成”，《通考》据康熙皇帝“增《字汇》之胭遗，删《正字通》之繁冗，勒为成书，垂示永久”之谕旨，改“增订”为“增删订补”。而最为可取的，我以为是关于姓氏寻源、地理历史沿革、历史人物条目的考证。 以一己之力，成此大著，为我国辞书事业的繁荣作出显著贡献，是值得称颂的。 我和作者相识有年，深知作者对《辞源》“爱之弥深，求之愈切”的良苦用心。而我多年的思考习惯，已把每一位同仁的论著和我们国家的辞书事业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作者积20余年心力著成的成果，也自然会“爱之弥深、求之愈切”，以审视的目光加以思考、分析。 我以为《通考》之失，主要在有些结论的草率和一些建议不合词典学常理;在某些方面本可不必议论而大加议论;在指出《辞源》“释文体例不一”时，本身行文措辞随意，体例不一。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赓熙字典·序》中所请说“善兼美具”，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理想的追求。《辞源》是这样，《通考》也是这样。我希望这本著作出版忌作者和出版社广泛征求意见，共同努力，加以修订，使它更有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 原载：《辞书研究》2003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