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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典籍的整理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具有极为深远的示范性意义。具体可用三个转向概括:一是学人的文献价值取向观念由“经世致用”转向文化的自立、自主和构建:二是学科方而由单一的文献整理转向全面的综合研究:三是从材料与方法论的关系方面，宏观的总体辩证意识加强，以科学尺度为归宿的人文关怀得以倡导。文献整理的实践活动，构成了文献学研究的总体特征。这些转向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代学人的科学、实业教育等救国观念横向并生，交错互促:纵的方面则与“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大量翻译的西学著作和“整理国故”等互为融合，以超越传统为前提，力求获得富有建设性的科学理论方法从而指导实践。敦煌文献研究即体现了这种努力。 国学大师陈寅恪1930年在《为陈坦所编的敦煌劫余录》一书作序时曾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并认为“敦煌者，昔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著名史学家陈坦是王重民1924年前后求学北师大的授业恩师，其治学风格对后者有深刻的影响。自1900年6月22日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来的敦煌研究是陈寅恪首先冠之以“学”，从而成为“敦煌学”的，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对此研究所做的最高价值评断，这批五万余件的古代典籍文献，与甲骨文、汉简、明清大内档案相并列，被称为20世纪中国的四大学术发现。王国维、罗振玉、刘复、陈坦、胡鸣盛、王重民、姜亮人、郑振铎、许国霖等为敦煌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早在1909年9月，王仁俊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敦煌文献集《敦煌石室真迹录》，其后罗振玉等辑录的《敦煌石室遗书》刊出，敦煌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就此拉开序幕。在百年敦煌学研究中，王重民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首先是他在敦煌文献学的创设上身体力行，远涉欧陆遍寻遗书目著录独详:其次，他就敦煌文献学的性质和方法作过深入系统的探讨:他著述极丰而硕果累累，据王重民教授著述目录;[2]（P917）一书记载，王重民先生一生著述专著l0种，有关敦煌文献的就有4种:即《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一辑，1936年):《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一辑，1941年):《敦煌古籍叙录》(一册，1958年):《敦煌遗书论文集》(一册，1984年)。他的著述还包括在海内外颇具影响的编纂著作《敦煌曲子词》（1950年)、《敦煌变文集》（1957年)、《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26年)等。台北有关出版社自20世纪80年代以米出版的王重民敦煌研究专著有: 《敦煌古籍叙录新编》(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敦煌古籍叙录新编》(子部、集部)(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敦煌古籍叙录》后又由木铎出版社、国泰文化事业公司分别以平装和精装本再次出版。这些著作内容广泛，遍涉考据、校勘、辨伪和注释等方面，横跨宗教、地理、语言、文学、天文、历史、医学、印刷等各种领域，研究侧重于揭示文献特征及其传播情况，并且在文献学、科技史、方志学、地方史、交通史研究等方面有许多独到的建树。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