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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乃乾先生编的《清代碑传文通检》是目前查考清代传记资料出处、人物生卒年份最常用的一本工具书。该书检索方便，著录项目明晰，所以自1959年出版以来，虽然也还出版过其他一些类似的工具书，但一直未能替代此书的作用。本人也经常使用，感到确实有许多优点，但同时也发现了它的一些问题。 “通检”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所使用的文献过少。“通检”只使用了清人文集中的碑传文，而且采用的清人文集也只有1025种，这个数字与现存清人文集的实际数量相距甚大。 因为使用的文献局限性较大，就使清代许多重要人物未能收入。如黄彭年、黎庶昌、叶昌炽、孔尚任、孔广林、李因笃、余萧客、邵齐焘、龚自珍、阎尔梅、龚鼎孳等等。这当然不是没有他们的碑传文，而是“通检”所采用的文集中没有这些人的碑传文，遂使这些人物缺收。 与该收的未能收入相反，“通检”又收录了相当一部分不该收入的人。他们中有的并无事迹，有的事迹不足道，如孝子、义仆、乡绅等。“通检”还收录了许多早夭者，如程梦星年仅6岁，邓沅孙年仅7岁，谭养和年仅8岁，柳祖〖F8B6〗年仅3岁（“通检”缺载其生年）。凡此等人，“通检”均据相应碑传文，一一著录，实无必要。 除妇女外，“通检”对其采用文集中的碑传文是全部收入，但有遗漏，其中有一些还是较为重要的人物。如张云〖DA7B〗的《简松草堂文集》，漏列了卷一之《河南布政使诸公（以谦）墓志铭》、《总督衔湖北巡抚汪勤僖公（新）墓志铭》等。又如因漏列了储欣《在陆草堂文集》卷首储大文撰《在陆先生传》，还使得“通检”因此缺载了储欣这样一位重要的散文作家。 “通检”著录项有缺。“通检”的著录项包括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出处五项，其中都有一些不该有的缺项。缺籍贯，如叶燮、蔡锷、窦可权等；缺字号，如屈大均、向荣、祁宿藻、徐世昌、端方等；缺生卒，如归庄、周亮工、缪荃孙、翁同〖F24A〗、姜宸英等。有些人物还有多项缺项，如徐桐，既缺字号，又缺籍贯；袁世凯，既缺字号，又缺生卒；而如钱谦益，更是字号、籍贯、生卒均缺。造成这些缺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使用的文献量过少，同时也因体例所限。如本书“编辑说明”所说：“字号、籍贯、生卒三类，以原文记载为限，如有遗漏，不据他书增补。”在“通检”，严格按碑传文的实际情况著录，原也不是什么错误，但如现在这种情况，总给人残缺不全的印象，实际上也降低了“通检”的使用价值。工具书的编写体例当然是要遵守的，但不应牺牲其准确性。遇到以上情况，完全可用加以变通处理，这并不影响本书体例上的严谨。 由于“通检”例不收妇女，也使许多有一定影响的妇女未能收入。如：关〖FDA4〗，字秋芙，浙江钱塘人，著有《梦影楼稿》等。黄金台《木鸡书屋文五集》卷四有《女士关秋芙传》。左锡嘉，字韵卿，号浣芬，江苏武进人，著有《冷吟仙馆诗文稿》。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二有《曾太夫人左氏家传》。黄、缪两家文集均为“通检”采用之书，但关、左两人未收入本书。 “通检”在人名上有疏误者。如杨元统，字霖宰，应为杨文乾，字元统，号霖宰。又如吕岳，据本人考证，应为吕岳自。（但此人其他书也有弄错的） “通检”在文字上也有错误。如：刘荫枢，山东韩城人，应为陕西韩城；章思培，卒年作“光三五（1899）”，“三五”为“二五”之误（括注公元纪年“1899”不误）；陈德荣，“通检”著录其生年为“康二八（1600）”，1600为1689之误；胡道南，“通检”著录其卒年为“宣一（1910）”，今核原文，应为“宣二（1910）”。 “通检”虽然是为检索清代碑传文而编的，但由于它著录了人物的生卒年份，所以人们一般也把它作为查考清代人物生卒年的工具书，而且可能这方面的作用还更突出。然而也正是在生卒年问题上，“通检”存在的问题更多。 生卒年有可考而未考，致使缺载生卒年者，如刘国黻，潘耒《遂初堂文集》卷一九《鸿胪寺卿刘君墓志铭》云：“君年二十五举于乡，三十登第。”又云：“以疾卒官，年四十八。”刘国黻考中进士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据此，可考知其生年为顺治十年（1653），卒年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 又如王略。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山阳王君墓志铭》云：“王君与余同年月生，而长余二十余日。”又云：“卒时年五十七。”顾炎武生年可知，据此，王略生卒年亦可考出。 又如郭恂。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一四《郭敬斋传》称其卒于嘉庆三年（1798），年五十一。“通检”于其生卒年下仅著“乾”、“嘉”字样，未予考实。 “通检”著录人物生卒年有疏漏者。如萧瑾，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十《东湖县知县萧君墓志铭》称其卒于道光九年（1829），卒年七十八。“通检”仅著录其卒年，未据得年推算其生年。 “通检”在一些人物生卒年份的考订上较为粗疏。如阿克敦，“通检”缺载生年，卒年作乾隆二十一年（1756），见王昶撰“行状”（《春融堂集》卷六一）等。这条既有错，又有缺。“行状”云：“二十一岁，中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副榜贡生。”据此可推知其生年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行状”又云：“（乾隆）二十一年，目疾，请假……明年正月二十三日卒。”是阿克敦卒年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 又如沈祖惠。生卒年作“康——乾三□”，见王元文《北溪文稿》卷下“行状”。按：行状云：“壬申春逢万寿恩科，先生始举于乡，是时年五十三矣。”壬申为乾隆十七年（1752），据此，知其生年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行状又云：“乾隆三十 年 月 日卒，年六十有八。”以其得年计算，其卒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行状因未及细考，故于年月日有空格。“通检”亦不加细考，依此照录。 “通检”有误读原文者。如李士〖B14B〗，“通检”著录其生卒年为“道光元年——光绪九年（1821—1883）”，见黎庶昌撰“墓志铭”等。但黎庶昌在“墓志铭”后有一附记，“通检”未能注意。附记云：“光绪九年，余在日本，有传君道卒者，……逾年始闻君尚存。……君生于道光辛巳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于光绪乙酉年八月初七日，实年六十有五。”是其生卒年应为1822.1.14—1885。 又如黄宗起。“通检”依据其《知止〖E036〗文集补遗·止〖E036〗老人六十岁自叙》，著录其生年为道光十六年（1836）。按：黄氏自叙作于光绪十六年（1890），时年六十。依古人年岁推算法，其生年为道光十一年（1831）。黄氏文集也可作证。“通检”之所以著录作道光十六年，在于他误读了“自叙”下黄宗起子黄世祚的一段按语。按语云：“先府君乙未五月端六日题签为‘止〖E036〗老人六十岁自叙’，今故以此标题。”这就是说，“自叙”原来并没有标题，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其父才有题签。故乙未年是题签之年，而非作“自叙”之年。陈乃乾未加考察，径据题签之年推算其生年，结果误算作1836年。 “通检”未注意资料的综合运用者，如郑大纶。彭启丰《芝庭先生集》卷一四“墓志铭”称其乾隆三十一年卒于家，但未注明其生年或得年。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三三“传”称其“享年六十五岁”，但未著明其生年或卒年。综合两家，可知郑大纶生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通检”未注意综合，故只著录了卒年，生年空缺。 “通检”未注意利用文集中碑传文以外的资料，从而使得部分人物生卒年空缺。如李元春。“通检”所据资料为其《桐阁文钞》卷八“自传”。但“自传”未载自己生年（当然更不可能载录卒年），遂使其生卒年缺载。实际上其生卒年在其文集中即已说明。其集卷首吴大〖DA49〗所上奏摺云，“生于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卒于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年八十六岁。”是公历为1769—1855.1.15。 又如黄宗起。“通检”亦未详卒年。实际上其诗集卷首周世恒序云：“丁酉……而先生殁。”是其卒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 这一种情况还导致一些相关人员的生卒年无法考实。如吴名凤，其《此君园文集》三〖FCA1〗卷为“通检”采用之书。因文集未有其传记文，故“通检”亦未注出其生卒年。但文集卷一有《丙申七旬自寿序》，丙申为道光十六年（1836），据此可知其生年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吴名凤子吴汇源亦收入“通检”，亦未注生卒年，所据为吴名凤《此君园文集》卷一七《亡男汇源传》。然传云：“余今七十有四岁矣，百一仅二十一岁耳，而〖B875〗死。”据上述吴名凤生年推算，可知汇源生于嘉庆二十年（1820），卒于道光二十年（1840）。这里如果吴名凤的生年推算不出来，其子吴汇源生卒年也就无法推算出来了。 “通检”的生卒年都是依据所采用的清人文集中的碑传文来确定的，由于限于这一体例，没有合理采用碑传文以外的传记资料，因此即使所采用的碑传文记载有错，“通检”也照录不误。如徐桐，“通检”据赵炳麟、唐文治撰“传”，著录其生年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但南京图书馆藏徐桐《味道腴轩自记年谱》稿本记道：“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四月初九日酉时生。”可见赵、唐二传均有误。 “通检”在著录人物生卒时，采用了年号纪年与公元对照的做法，十分方便读者使用。但是由于农历、阳历两种历法不同会形成年代交叉问题，农历十一、十二月的日期在换算成公历时，常常要跨年份。“通检”显然忽略了这个问题，因此该跨年份的没有跨。如：吴伟业，卒于康熙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历为1672年1月23日；戴震，生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历为1724年1月19日；袁枚，卒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历为1798年1月3日；李联〖C540〗，生于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公历为1821年1月11日；俞樾，卒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历为1907年2月5日；周家禄，卒于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历为1910年1月7日。（余略）这些人物的生年或卒年的公元纪年在“通检”中仍分别著录作1671、1723、1797、1820、1906、1909年。这就影响到了“通检”的准确性。这些人的传记资料均见于“通检”所引用的图书，只要认真查考一下，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通检”编著者以个人的力量，在当时的条件下，编成此书，是非常不容易的。但作为检索清人传记资料、查考清代人物生卒年份的工具书，又显然是不够的。我们指出上述问题，并不是要苛求前人，而是希望类似工具书能编得更好、更实用。由于“通检”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不够严谨，致使参考或依据此书而写作的一些论著，也产生了一些相同的错误。 现在清代文献整理、清代历史研究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注和人们的重视，这方面需做的事情很多，而我们认为目前最需要的，还是要从基础文献做起。清代人物的通检、生卒年表等等，就是这样的基础文献之一。这样的基础文献工作做得越多，越完善，对清代文献整理、清代历史的研究，也就越有用处。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2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