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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历程，从无到有，并逐渐形成目前全面规划、稳步发展的新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事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巨大的支持。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指示和关怀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出版，成为新中国文化事业中前所未有的一件盛事。198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强调指出了整理古籍的重要性、长期性及其深远影响，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的重点和目标，指明了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紧迫性、必要性。由于方向明确，措施得力，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飞速发展的一个崭新的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在加强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规划和领导的同时，也加大了对重大工程、重点选题的资金支持，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成绩斐然，呈现出勃勃生机。粗略统计，截止2002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逾1万种，是现存传世古籍总量的近十分之一。近20年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物总量的80％，这个比例直接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出版所取得的成绩。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社会环境和传播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考验。 过去我曾经结合大家的意见，将目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任务分为十个问题，这里就其中几个主要的问题，再提出来与大家探讨。 第一、清理总数，分清档次，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清理总数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目前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正直接组织实施《中国古籍总目》和《建国以来新版古籍总目》的编纂工作。前者于1993年开始工作，现在正在加大推进力度。《中国古籍总目》完成后，我国古籍的存佚情况大致可以摸清，从整体上掌握现存古籍的品种和数量以及大致的学术内容和价值，将会大大促进对古籍的保护和利用。《建国以来新版古籍总目》的编纂，进展顺利，可望于今年年内完成。上述两个目录完成之后，便可以为现存古籍和新版古籍建立一个完备的数据库。 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之上，可根据科研、教学工作的实际需求，对现存古籍分出档次，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第一档，只要保存好就完成了任务。特别是现在有很多科技手段，如影印、缩微胶卷、扫描、数字存储等，做起来更方便了。第二档，是供科研和教学人员使用的。对这部分古籍，只要做好标点断句和校勘就足够了。如果一个科研人员进行学术研究要根据别人搞的选本、看别人作的译文，才能读懂原文，那他用的就不是第一手材料，这种研究的价值就要打折扣了。当然，特殊的图书例外。有的书，确实诘屈聱牙，很难读懂，必须做好校释工作。这个问题涉及到古籍整理与研究的结合，需要另作探讨。第三档次，是给一般读者看的。这部分应该是古籍中的精华，应该把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展示给广大读者。但即使是精华，也有个时代性的问题，也有剥离和转换的问题。给一般读者看，应该有选本，应该有注释，有的应该有译文。我们将古籍大体分为三个档次，采取适宜的整理方式，该保存的保存好，然后集中学术界力量进行重点整理，把人力和资金也集中在重点古籍的整理上，一定会大大提高古籍整理的效率。 第二、评议已出古籍图书，推荐古籍整理新“善本”，减少重复出版和资源浪费。 古籍整理图书的重复出版是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古籍读物，各种整理本不断地重复出版，四大古典名著的排印本有数十种之多。抛开个别出于保存古籍版本的需要不说，各种新本之间内容大同小异，相互因袭，甚至后出的还达不到早出的版本的水平。建议成立一个评议审定小组，请专家学者对已经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进行评议，确定“善本”。评议工作逐渐开展，最终形成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善本”目录，以古籍领导小组的名义公布。一方面在读者中起到引导作用，有利于宣传推广这些图书；另一方面，更有利于集中力量整理未整理过的文献，在古籍整理的原创性上有所突破。 第三、强化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整体水平古籍整理与出版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古籍整理不仅要服务当代，还要为千秋万代服务。因此，整理古籍，首先要尽可能保留古籍的原貌，提高古籍整理的水平。其次要在整理的形式、整理的方法上进一步创新，不要停留在乾嘉学派、停留在清人的水平上，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开拓创新。做出立足学术前沿、代表时代水平的古籍整理成果来。古籍整理图书要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工程。如果我们能策划出像《史记》、《汉书》、《三国志》这样的选题，那是不朽之盛事。如果我们能编选出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这样的选本，读者将受益无穷。 要强化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整体水平，有两点必须做到，一是保持一支专业素质良好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二是要遵照古籍整理工作自身的规律和要求，从古籍自身的特点出发，对不同的古籍采取不同的、合适的整理方式，以求达到最佳的整理效果。明人整理古书而古书亡，是前车之鉴，值得我们汲取。 第四、优化古籍整理图书结构，实施精品战略，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对普及与提高工作有很具体的要求，一则是说，“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要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散失在海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这些是属于提高性工作范畴。另一则是说，“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这是属于普及性工作。普及与提高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两翼，都应该给予重视。近年来由于市场的压力较大，普及性读物读者面略广，各出版社在普及上动的脑筋更多一些，这是好事，但出于求多求快的心理，在选题上不免有些滥，整理质量参差不齐，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同样有一个精品战略问题，普及工作的基本要求是贴近读者，适应读者的普遍需求。普及与提高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第五、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目前全国有20多个专业古籍出版社，数量不少。因为各种原因，古籍出版社的全品种出版物中，古籍图书所占的比例约占30％，也就是说古籍出版社还有70％的出版力量用在了非古籍整理图书的编辑出版上。这说明当前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主要不是增加古籍出版社的问题，重要的是提高古籍出版社的专业生产能力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古籍整理出版的规模，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全国主要的古籍整理出版机构，根据各自特点和市场需求，按区域范围适当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几个中心，由中心进而发展为一个集团，统一规划，重点资助，大力宣传，政策保护，我想一定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六、加速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现代化、数字化进程。 如何使传统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适应时代的脚步，为现代人所用，是当今从事和关心这一事业的人们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图书的数字化，已经显露了它在信息传播和利用上的极大优势。这一点就规模较大的古籍而言，优势更为明显。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部经过缩印的《四库全书》，单排书摆放，需要将近10个2米高1米宽的书橱；而一套《四库全书》的光盘，所占用的空间不过一两个不必太大的抽屉。同样是《四库全书》，电子版提供的检索大大提高了使用的便利。诚然，数字化检索不能代替学者对文献典籍的细读和涵泳功夫，但数字化古籍强大的检索功能和对现代人的实用性，无疑将扩大古籍图书使用者的范围和使用效率。 近几年，古籍电子化的工作已经有不少有效的尝试，电子版古籍越来越多，举其要者，如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康熙字典》、《全唐诗》、《国学经典文库》、《国学备览》等，以其信息容量巨大、检索快捷方便等传统纸质出版物无法替代的优势，深受学术界和读者的欢迎。最近由中华书局承担的“中华古籍语料库”、“中国古籍网”等古籍数据化工程，经中国出版集团批准立项并正式启动。古籍数字化，是古籍整理发展的未来方向，顺应这种变化，是时代向古籍整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整理和出版古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是一项长期的和重要的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忽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整理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继承优良传统并超越传统、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传统，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激发为振兴中华而勇于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使中华民族能以前所未有的强盛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每一个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原载：《光明日报》2003年9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