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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谈善本，必称宋元旧集、明人精刻，而对清刻古籍，虽为善本，也不珍视。一如郑振铎先生《却中得书记·清代文集目录跋》所指出的:“讲求清代刊本之版本学，今尚无其人。”人们之所以不重视清刻古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存清代古籍数量尚多。书籍与代俱增，亦与代俱亡，善本的标准，应因时而异。今天陆续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入了不少清刻古籍，就是一个重人突破传统的、狭隘的“善本”观念已被打破，不少清刻古籍被列入善本，加以珍藏，但由于清刻善本问题是一个新课题，不少理论和实际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研究。 一、清刻善本的鉴定 鉴定清刻古籍善本，主要应根据书籍的性质、内容、学术价值、版本源流及当前的传布情况而定，而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却又稀见罕传，则是清刻善本。最基本的条件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热悉大量古籍的实际内容，充分了解它们的学术价值。譬如清代的笔记稗说和诗文别集，数量极多，优劣杂陈，其中有些刻本较精、人所共知的名著，由于传世较多，不必划入善本的范围，而另外一些有用而罕见的著述，即使在雕印技术上远非上乘，也值得我们珍惜，象刘棈《片刻余闲集》记台湾、福建事甚详，对研究清代历史亦有裨益，其书仅有乾隆十九年(17s4)写刻本传世，颇难觅求。再如，沈大成的文集《学福斋集》和《果堂集》，前者为研究吴敬梓的生活和撰述提供了有益的线索，且唯有乾隆一刻，传本甚稀:后者则大都阐明正义、订正前人疏失的文章，可是因仅有乾隆十四年(1749)家刻本，学者往往访求不获。类似这样的稗说和文集，虽然并非什么秘籍圭臬，但都应归入善本。 另外，通晓书籍的版本源流，十分必要。如《日知录》本是习见的名著，传世者以康熙三十四年(169s)潘来福建刻本为最早，自黄汝成集释问世，流布更广，刊本极多。但顾氏此书，在早曾刻过一种八卷本，为康熙九年(1670)符山堂所刊，嗣后经作者陆续增补修订，始有通行的三十二卷本。傅增湘《双鉴楼藏书续记》、潘景郑《著砚楼书跋》都曾著录这种八卷初刻本，并且指出过它在内容上与后刻全帙的异同，对研究顾氏之学很有参考价值。如果我们不了解《日知录》的版本源流，就会忽视了这样稀见的初刻。 有些同志主张选定清刻善本应断自乾隆以前，这体现了重视原刊旧刻的精神，但是若机械地排除清中叶以后的刻本，也会弃所当取，因为清刻古籍中存在着一些特例: A.清代有些古籍，自到清朝后期始行付梓，而且不久又由于某种原因成为罕见的刻本。如宋卢宪《嘉定镇江志》，是比较著名的古地志之一，其书久佚。乾隆中山《水乐大典》录书二十二卷，开始以钞本形式流传。阮元《四库全书米收书目提要》对它的学术价值做过很高评价。在阮元支持下出现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丹徒包氏校订本，是我们所知的历史上的第一个刻本。这个刻本校勘甚善，出于刘文淇父子之手，深受学者赞扬(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卷十二)。60年后，又出现了宣统二年(1910)丹徒陈氏重刊本重刊的原因，则是以道光刻本“传布无多，经咸丰之后，墨印益少，版本久失”(陈庆年《嘉定镇江志重刊本跋》)可见现存的道光原刻十分可贵，应当视为善本。这类情况在清代后期是常有的。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