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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5月26日于国家图书馆开幕的“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已近尾声，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宝级”古籍展览已经吸引了两万多人次到馆参观。在为先人的学识与智慧而赞叹，为绝世珍品劫后余生而感慨，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不曾中断而自豪的同时，中华传世古籍的保存、修复、研究、利用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天，我们邀请有关专家各抒己见，择其概要，以飨读者。 ■任继愈（著名学者、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启动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对藏书与用书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作为一个读者，希望古籍尽可能为大众所用；作为图书馆的管理者，又希望把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保护好，使它不受损害。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提供了两全其美的方法，把一部书化身千百、方便学者利用，这是一项造福社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国家财政给我们以坚强的、有力的支持。我们期待了多年，想做，却无力做到的事，现在终于得以圆梦了。比如对清史的编纂，对《中华大典》的编纂，对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的整理和出版都给予了有力地支持。由此产生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进步就可能影响一代人或几代人，促进民族的进步。这个投入是很值得的。 历代盛世，都大量收集民间藏书，聚于石渠，整理写印，秘藏起来。如何保护古籍，特别是贮藏古籍善本最多的国家公藏图书馆的那些珍本秘籍，需要政府更大的支持，使珍贵典籍无失传之虞，让后人及全世界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成果，造福于后人，造福于人类，这个功德就圆满了。 ■周和平（文化部副部长） 在世界诸多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典籍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承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党和政府一向重视文化典籍的保护。新中国成立50余年来，随着国家经济条件的逐渐改善，政府对古籍保存保护的投入也在不断加强。特别是在2002年，文化部、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这是一项气势恢弘，意义深远的国家重大文化项目，是建国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古籍保护工程。其目的是将那些久已绝版而又传世孤罕的珍稀善本复制影印，传诸久远，嘉惠学林，荫及子孙，从而确保中华文化的传承。为体现国家工程的高品位，高标准，善本选目坚持“选取具有较高文物、资料和艺术价值的珍稀罕见本”的原则，选取了775种国内最为珍贵的善本，其中的大部分又是硕果仅存的孤本，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和中式线装技术，保留原书风貌，体现中华传统文化风格，经印制后成为上乘的再造善本精品。目前，经过精心选择的产生于唐宋金元时代的珍本秘笈，已经完成再造540余种；100套再造善本已进入高等院校图书馆、科研院所，在科研、教学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几年来，缜密的财政预算和严格的项目管理，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实施，在历次再造善本的绩效评估中，各方面专家学者对项目的运行和成效都给予高度赞扬，称之为近年大型文化工程中财政预算执行最好的项目之一。实践证明，中华再造善本立项时确定的“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目标正在逐步成为现实。此项工程也成为当前古籍再生性保护的典范。 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使珍贵善本化身千百，不仅可以缓解孤本秘笈的藏与用之间的矛盾，而且在促进学术研究、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张少春（财政部部长助理） 党和政府一向重视对珍贵古籍的保护，不断加大投入保障典籍的传承。建国之初，政府即投入资金修复《赵城金藏》，至今让文物工作者津津乐道。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间的文献逐渐回流到公藏机构，更是给古籍的保存保护以广泛的空间。五十余年来，政府对古籍保护利用的重视一以贯之，投入也不断增强。在改善古籍保存条件方面，在新建或修复的一批图书馆中，把古籍作为最重要的部分，尽最大努力改善其保管环境，如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专藏书库已于2004年投入使用；在古籍征集方面，近年来投入了巨额资金，回购文献，如2004年陈清华藏宋元善本顺利入藏国家图书馆；在古籍利用方面，采用缩微拍摄等现代技术，历经十余年对古籍善本进行再生性保护；在文献修复和保护研究方面，逐渐融入了更多的科学内容，取得了喜人的成效。特别是2002年开始实施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更系统、更全面，更具计划性和学术性，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央财政共投入2亿元，这样的文化工程，只有在国力日益强盛的前提下才可以做到。 我们的先人曾经为典籍的保护殚精竭虑，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面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都曾经为祖先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明而骄傲和自豪过，她曾经是那样令世界瞩目并让世人为之倾倒，那些浩如烟海的曾经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古代典籍，迭经岁月的涤荡流传至今，因此需要我们倾注更多的心血去保护，使之传承永久。目前大量古籍善本的生存状态仍然令人忧虑，这种原生性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在综合国力增长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国家的重视和投入，公众的认同参与，从业人员的勉力以赴，一定会使中华古老文明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詹福瑞（国家图书馆馆长） 在国家财政一贯支持和文化部的统筹规划下，国家图书馆的工作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古籍保护形势依然严峻。作为全国古籍保存条件最好的馆，国家图书馆除了100万册（件）善本特藏保存在恒温恒湿的地下书库外，还有164万册普通古籍在文津街古籍馆的自然条件下收藏，这些普通古籍从学术价值来讲与善本特藏并无区别，也有相当一部分孤本。而我去过的一些地方馆，条件就更差，有些古籍可以说是在阳光和空气的熏蒸之下生存。 此外，目前古籍修复人才全国不足百人，而需要修复的古籍还有一千万册。而且修复人才不但数量少，年龄也偏大，并常年处于手工和经验传授阶段，缺乏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掌握。造成古籍损毁的主要原因又是多方面的：酸化老化、水浸火烧、虫蛀鼠啮、霉变絮化，特别是空气污染造成的酸化。国家图书馆的检测结果表明，许多古籍书叶的PH值由上世纪60年代的弱碱性或中性已经变为现在的偏酸性。 文化部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开展的“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将首先完成对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品种、数量及保存状况的普查，修复一批破损严重的珍贵文献，分层次培养国家急需的古籍修复人才，建设国家级文献修复保护中心，改造全国公共图书馆书库现有的古籍保存条件。这是功在千秋的事业。 目前随着公众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国家图书馆2006年推出的“公众认捐修复敦煌遗书”活动，一百件敦煌遗书在一周内全部有了资助修复者。相信在政府的支持下，在公众参与下，古籍保护的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发达。 ■冯其庸（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从“破四旧”到今天国家提倡保护文化遗产，这个变化应特别珍惜。我们有很多善本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文化部、财政部近年推出“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是功德无量的事业，国内外反响都很好。 善本的概念随着时间在不断变化。我跟顾起潜先生学版本目录学时，明以后的版本不太看重，而现在，康熙刻本都不容易得到了。 我们国家虽然经过多次浩劫，文化遗产还是非常丰富，应该把已经在我们保护范围之内的东西保护整理好。 ■李致忠（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 抗日战争时期，太行行署得到僧人报告，组织军民连夜抢救《赵城金藏》，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拨交国家图书馆收藏，这是政府重视文化遗产的典型事例。还有在解放军进攻聊城时，解放军总部通令，要求解放军进攻的时候要注意保护聊城杨氏海源阁及其藏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周恩来总理那届政府开始，一直到现在，历届政府斥巨资，购买流散海外的珍贵古籍文物，如国家图书馆藏陈清华三批精品，在国家还不富裕的情况下，表现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20年前全国缩微复制中心的成立，近年实施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都是政府在用各种手段保护古籍。 在人才培养上，尽管目前全国的古籍维修力量不足百人，但从国家、从国家图书馆来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也在不断培训修复人才，参加培训的员工，有的已成为单位的能手。 但是，古籍的生存形式依然严峻。我们粗略估计，全国古籍有3000万册件，不同程度、原因造成破损需要修复的就达1000万册件，而目前修复人员却不足百人，从目前情况看，即便全力全速修复也需要1000年。解决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 造成现状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反映不够，不深刻；同时，也希望政府加强管理，加大投入。 ■丁瑜（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古籍藏量全国3000万册，是可喜的数字，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就是这样多的书，如何利用，如何保护，问题是很严峻的。政府对这个问题抓得很紧，有很多具体的措施。如从周恩来总理开始，三次收回陈清华藏书，体现了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近三四年，古籍保护工作，从制定条例、计划措施以及落实情况都很好。如古籍的再生性保护，除了将文献做成缩微制品外，还制作了仿真的再造善本，特别是再造善本工程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希望继续搞下去，取得更好的成效。 ■杨成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就鼓励藏书世家将藏书捐赠国家，公诸于世。如潘氏宝礼堂就很典型，还有周叔弢先生藏书，此后有陈清华的书在周总理关怀下回归以及近年陈氏后人陈国琅之书入藏。国家图书馆各界领导和善本部的全体同志，为此也投入很多，成绩显著。近年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更是意义重大。作为专业人员，可以将再造善本随时查看，解决学术研究中的问题。 现存3000万册古籍中有三分之一濒危，有关部门是否用系统性的科学方法研究过，这需要假以时日，进行科学分析，以便找出原因，对症下药。给古书更好的收藏环境。希望有关方面继续重视培养古文献方面后继人才，同时发展古籍的数字化，更好地做好古籍保护工作。 ■刘家真（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世界的文献遗产是全世界各族人民共同的记忆，它对保护各民族的文化特性，塑造本民族的未来有重要作用。但它非常脆弱，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相当一部分世界文献遗产遭到毁灭性损坏。不少国家或民族的文明随着文献遗产的消失而伤逝，人类的记忆也由此断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比中华文明更悠久，中国多民族的包容性与地域辽阔便于迂回的优势，使大量古籍得以保留是中华文明记忆得以留存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历经战乱、天灾与动乱而幸存的古籍，却由于日益恶劣的环境与维护不力而毁坏严重，或成砖成渣、或脆化虫蛀、或霉变退色，亟需抢救。 为留住国家记忆与保护中华文明，本世纪以来国家连续启动两大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将中华文明载体的保护活动推向常规化、标准化和持久化的新阶段，为永久传承、延续中华民族的文明打下坚实的基础。 ■王清原（辽宁省图书馆研究馆员） 明周嘉胄《装潢志》载：“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毙。所谓不药当中医。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此言甚佳。“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应该作为善本古籍修复的基本前提。只有具备了“良工”，才能谈如何修复。 所谓“良工”，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具备精湛的修复技艺，包括对各种类型破损古籍的修复能“整旧如旧”或“整旧如新”；二是具备一定的版本知识，能根据每部书的版本价值，选择修复的最佳方式；三是具备较强的责任心，惜纸爱字，原书上的每一点信息，决不任意毁掉。 古籍修复技术随中国古代图书流传而出现，逐渐发展为专门行业，与历代图书收藏活动并存，都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应予珍惜，并继承发扬。希望政府举办古籍修复技术高级学习班，培养更多的“良工”。只有“良工”队伍不断壮大，现存的善本古籍才能“延年益寿”。 ■程毅中（中央文史馆馆员） 古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有双重价值，一是文献价值，二是文物价值。从出版来看，影印古书是保护古书文献价值最重要的办法。清朝古籍校勘学家顾广圻曾经呼吁过，保护宋元善本就是采取影刻，现在的制作技术已经是远远超出那个时代了。中华再造善本的出版，可以替代原书阅览，功德无量。但再造善本还是有限，不可能影印所有的古籍。我觉得可以用不同方式影印，样式多一点，使得古籍的文献价值得到更好的发挥。 ■许逸民（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编审） 国家正式确立文化遗产日，标志着保护文化遗产成为国家意志，政府在举全国全民之力保护文化遗产。不过现在讲得多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物质文化遗产更加重要，而物质文化遗产中，古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她在文物价值外还有文化价值，大家讲古籍是文化的载体，不仅记载中华民族的历史，还包括生存智慧，政治智慧，甚至生存之道，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处。 党和政府对古籍一向重视，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给予继承。1958年成立国务院直属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规划指导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这几年国家投入不断加大，古籍整理逐渐走上正轨。但古籍普查工作还远远不够。现在文化部、财政部已经开展古籍的原生性保护，与中华再造善本的再生性保护，互相补充，保证古籍的永久传承。 ■刘恩迪（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古籍善本是珍贵文物的一部分，具有极高的价值，需要予以认真的保护。古籍善本的保护和文物保护一样，可分为预防性保护和干预性保护两大类。 古籍善本经历岁月沧桑，其组成材料的老化是不可阻挡的，根据其需要进行修复、加固，属于干预性保护,它对古籍善本所携带的各种信息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破坏，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在认真做好干预性保护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对其预防性保护。预防性保护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古籍善本所携带的各种信息，也体现了“最小干预”的原则，这个原则近年得到国际文物保护界普遍认同，在古籍善本的保护工作中倡导、实践这一原则具有积极的意义。只有我们充分认识环境因素（包括：温度、湿度、光照、有害气体和灰尘、有害生物和微生物等）对古籍善本的影响及各种防控技术，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努力为古籍善本创造良好的适宜的环境条件，才能把它们可能受到的损害降到最低程度。 ■史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 目前，国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入了新阶段。中华民族是重视文化，重视传统的民族，我们保护的不仅是文物、图书、传统，更是保护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因为文化遗产中附带了我们的历史、文化、经验，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涉及的地域很广，历史上消失的少数民族也很多。但是，很多少数民族留下的文化遗产很丰富。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批准政府进行少数民族大调查，还拍了记录片，现在，片中记录的许多内容已经没有了。国务院成立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领导小组以后，在古籍保护和抢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走上正轨。现在各民族的古籍保护情况不同，可做的工作还很多，如少数民族文物的鉴定、文献的鉴定保护定级等，政府投入应该再大一些，对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有一些特殊考虑和安排。 ■苏珊·维斯菲尔德（英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组负责人） 敦煌和其他东方丝绸之路上的大部分写卷、绘画和艺术品脆弱易碎。这些文献从敦煌藏经洞和丝绸之路的废墟上被发现时，有许多都是一些散落的碎片，现在，世界各国研究机构的文物保护者正在共同研究、探讨最好的文物保护手段。 对于这些重要而独特的资源，利用和保护同样重要，但这又是一对矛盾，数字化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国际敦煌项目（IDP）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包括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在内的世界许多机构都有参与。IDP把这些资源制作成高质量的图像，供世界各国的学者在网上免费使用，并提供具有多语种的网站。这样，学者们可以远程利用这些材料进行研究，而图书馆员也可以确保这些最易损坏的文献能够很好地保存在最理想环境下。 ■吴书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从2000年昆曲被联合国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在戏剧界掀起了昆曲热，但是昆曲的重要载体，是存世的大量戏曲剧本,如元杂剧、南戏等,目前刻本保护尚好。清代的演出本却很不乐观，要保护抢救。这些演出本不抢救，任其散失民间，保护利用就成问题了。其他文献也是如此，对这些文献一是抢救保存，一是印出来利用，发挥价值。 ■杜伟生（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古籍修复中心副研究馆员） 我认为目前古籍修复行业有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关于修复原则的认识。古籍修复一般认为有4个原则：即“整旧如旧”，“最小干预”、“材料和措施可逆”以及“最大限度保存文献历史信息”。对“整旧如旧”与“材料和措施可逆”，业内认识基本统一。对“最小干预”认识则有很大差距。直到今天，还有将本不该托裱的古籍托裱的现象发生。“最大限度保存文献历史信息”的原则，是指在外观效果上要求修复时附加的材料与原始文献应有所区别，避免因修复干扰文献原有研究信息。在这个方面，业界尚有不同的观点。这需要经常交流和互动，逐渐统一认识。二是人才培养问题。古籍修复行业从业人员缺乏新人、人员知识水平较低等问题，已经说了多年，现在情况稍有好转，但远远不够。在人才的结构和层次上，在技术创新上，我们与发达国家差距比较大，这也影响修复技术的现代化步伐，是急需解决的。 ■陆行素（天津图书馆馆长） 珍贵典籍是无价之宝。怎么保护好，我认为结合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很有必要。作为省市公共图书馆的馆长，压力很大，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保护压力就更大。 目前，天津馆的善本书需要修复的占8％－10％左右，抢救性或者需要重点修复也有5％，有几千册书需要很好修复，保存条件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我们是市图书馆，天津市其他收藏单位对古籍文献的保护可能差得更远。古籍保护计划中，从普查角度讲，善本书分级必须先做，否则不好确定修复的轻重缓急。启动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人员的选用也很关键。第一要爱好这项工作，还要了解一般的古籍知识，如版本、风格、装帧、常规的修复方式。修复设备的购置以及建立修复档案也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 ■戴龙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我们的善本馆藏排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后，位居老三。我们现在的保存条件还是有很多问题，温湿度控制很不理想。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重点高校图书馆收藏800万册古籍，其中善本大概是80万册，这些古籍是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高校图书馆里学者专家查阅古籍量很大，对原件的损坏比较严重，部分高校待抢救的古籍高达80％，以现在的人员配置无法完成这样繁重的修复任务。我们早就开始拍缩微片，以后又开始扫描工作，希望尽量减少原件的损失。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是国家保护古籍采取的重要举措，我们非常愿意与国家图书馆一起，为高校图书馆做点工作。 ■周德明（上海图书馆副馆长） 上海图书馆成立于1952年，1958年与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科技图书馆、上海报刊图书馆合并。1995年10月，上海图书馆又与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合并，成为中国第一家省市级的图书情报联合体。目前，上海图书馆经过整理正式登记入藏的古籍约130万册，碑帖16万件，明、清及近代尺牍11.8万余通。 1996年新馆落成，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上图专门成立了抢救历史文献工作组，开始对大量累年积聚成堆的未编文献进行抢救整理，改善库房条件，修建第二善本库，并对大批破损家谱及部分碑帖予以修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图书馆还率先对2300余种一、二级文物釆用扫描的方法将全文以图像形式储入电脑，方便利用。 明代《永乐大典》  清绘《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地图》（局部）  宋拓《神策军碑》  明刻本《坐隐先生精订捷径弈谱》  东汉刻石拓本《君车画像》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6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