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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纸质文献受到了巨大的挑战，数字化文献已经显露出它在信息传播和利用上的极大优势。同样，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最主要传播形式的古籍，其数字化也在不断地升温，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相关部门的重视。数字化古籍以其信息置大、检索快捷方便、不受时空限制等传统纸质出版物无法替代的优势，使古籍使用者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使更多的学者“如虎添翼”。古籍数字化也使诸多难见天日的“镇馆之宝”得到新生。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数字化的形式供读者使用。古籍数字化是古籍整理的未来方向，是大势所趋，是时代向古籍整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安徽省图书馆古籍藏量丰富，特色明显。随着基础业务工作的完成，这项工作也必将提到日程上来。 1全盘考虑，合理规划 古籍数字化是采用现代化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制成古籍富的信息资源，为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古籍奠定良好的基础。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充分考虑、合理规划。首先，项目开发者要根据“用户第一”的原则，充分进行市场调研，对自身开发能力和发展目标合理定位，选择适合自己的选题，以保证开发的项目与用户(尤其是专业研究者)的实际需求相吻合。选题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质量，单纯依赖开发者自己的想象，或者依赖资源拥有者的主倡，或者依赖部分学者的建议，甚至依赖权威的一两句断言，都是不合适的。选题确定后，根据选题进行可开发内容的信息搜集，包括责任者信息、版本信息(版本类型、年代、版式、字体、刊刻地点、刻工姓名)、文献价值、现有各种相关专题资料等都是必须搜集的对象，它们对于开发出的产品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之后，对数字化目标进行采样、技术处理、测试、修改、完善，直到发布、用户使用情况反馈等。总之，我们在作古籍数字化时，必须全面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借鉴已经问世的古籍数字化产品特别是一些大型的有影响的产品的成功经验(如北京大学的《中国基本资料库》等)，力争使纸本文献珍品通过加工变成数字化文献精品。它属于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范畴，涉及版本、标点、校雠等一系列的学问，承担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任务。整理一部古籍，既要选择合适的底本，又要广校众本;既要精心标点，一一校勘，又要广徽群籍，拾遗补阙 ,界定其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因此，古籍数字化必须以相关领域的学者，即内容专家为主导，决定数字化的内容、标引的深度、相关检索工具的配置等，并非任何人都能做。技术是形式，数字化内容是核心，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只有熟悉古籍内涵，懂得古籍整理，才有能力决定古籍数字化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 2以古籍专家为主导 古籍数字化项目确定后，由谁占主导地位来组织实施，是古籍数字化工作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人们容易误解的问题。有人认为古籍数字化就是将古籍通过扫描或其他方式搬进电脑，再通过技术处理将其输出，供人们在计算机上阅读。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对于以文字为主的中国古籍来说，它的数字化绝不是纸质版本的翻版和简单的文献载体的转换，而是一部融入学术研究成果的作品。扫描是必要的，但扫描在很多情况下只是数字化的预处理。有实践表明，扫描只占数字化工程的2%，大量的工作还是其标引与发布。古籍数字化的目的就是更大范围、更便捷、更有效地使这些文献为人们所利用，为学术研究提供服务。 3充分考虑数字化产品的研究支持功能 较之其他中文文献，古籍数字化是一切文献数字化的特例，其标引和规范控制更为复杂，对技术要求更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大量古籍数字化产品的实践，以前古籍数字化中面临的问题，如汉字字符集、OCR识别及全文检索等现在已经解决，如国内有代表性的大型古籍数字化产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做的比较好，已能基本满足用户的需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古籍数字化产品进行深入标引和严格规范控制，强化其检索功能，以解决古籍研究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充分实现“知识发现”。古籍是为学术研究提供服务，数字化古籍是纸本古籍的更高级形式，它突破了文献的物理形态，深入到它所包含的信息单元，并将这些信息单元进行分合与重组，以向读者提供针对性更强、内容更丰富的服务。因此，我们在作古籍数字化时，应充分考虑其研究支持能力，如相关研究成果的链接、版本的自动校对、自动断句、自动标点、自动翻译、异体字的显示、生僻字读音的自动标注，以及字典词典、中西历对照表、人名大辞典、地名大辞典等各种知识库和辅助工具库的配备，以达到古籍内容的数字化与多种有效的检索、处理工具完美结合。这样，用户在使用我们的产品时，就能感受到我们奉献给他们的不仅仅是知识宝库，更是卓有成效的研究手段。有了这些研究支持功能，他们使用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就会多出成果、快出成果。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