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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金代，立国略与南宋相当，其统治地区占有淮河以北广大的北中国，在时间上前后达一百二十年之久。其文化与文学，直接承受唐、五代、北宋而有所发展。元代统一了全国，成为中国正统的朝代之一。从常理上看，对这两代的研究，应该和其他朝代一样重视。而事实上却不然，除元杂剧外，一般传统文学，很少为人们所注意。不少文学史基本上都是以很少篇幅，点几个名，概述一下。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元好问，他在文学史编写者的笔下，总是占有崇高地位的。我们认为，金元以至北朝，这些过去被研究者忽视了的部分，应该大力开展研究，而元好问的研究，则应为之先行。 元好问(1190-1257)的远祖是从河南迁到山西平定的，后又从平定迁到忻州(今忻府区韩岩村)。元氏原是北魏鲜卑拓跋氏的后裔，但六百年来，已成中原著姓。从他的高曾祖以来，常担任着中下级官吏。他父亲虽没有做官，可他的叔父做过几任县令，他又是过继给叔父的，所以他的出身仍可算仕宦世家。他自己生活的时代，正当金亡元兴之际，亲身经历了国亡家破之惨。他的哥哥元好古就是在蒙古军攻入忻州屠城时被杀的，他也在那种形势下携家辗转逃到河南福昌，后来又迁居到登封。元好问功名上并不顺利，三十二岁才中了进士，快四十岁才做了几任县令。四十二岁调进京城，任左司都事等职，前后总共只有一年多。而且在他调京不久，金哀宗就在蒙古军压迫下逃往蔡州。次年，蒙宋联军破蔡州，哀宗传位末帝，自缢，末帝被杀，金亡。元好问和留京官员，在皇帝逃走后，一起陷入蒙古军包围之中，接着便是西面元帅崔立的叛降，出卖了宫眷、官员和百姓，使他们惨遭屠杀和俘虏。元好问也和大批俘虏一起被押送到山东聊城看管，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活，那时他才四十四岁。元好问的晚年以遗民自居，不再做官，但由于他在诗文上的成就，声望越来越高，常能得到官僚士大夫的尊养资助。五十岁他回到忻州老家，但并没有真正隐居下来，而是不断奔走于晋、魏、燕、赵、齐、鲁之间，遍游名山水胜迹，为写一部金史而辛勤搜集资料，并在故乡韩岩村建野史亭，把所抄录的资料储存起来。六十八岁时病卒于河北省获鹿寓舍。 元好问是散文家，有文集；是诗人，有诗集；是词人，有词集，有散曲；还有笔记小说《续夷坚志》。特别应该指出的，他还是诗歌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他的著名的《论诗三十首》和《壬辰杂编》，就是这两方面的代表作。而《唐诗鼓吹》，则是他以选诗体现诗评的很有特色的唐诗选本。《中州集》收二百五十馀人的诗和词，各系以小传，旨在以诗传人，为修史服务。被称为“完善”的元人所著《金史》，元氏的《壬辰杂编》是其重要的写作基础。凡此，可见元氏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作出的不凡的贡献。 从金元到近代，对元好问的评价一直很高。郝经说他的诗“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遗山先生墓铭》)。《金史•文艺传》说他“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徐世隆说他“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清雄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遗山先生集序》)。赵翼说他的诗“专以精思锐笔，清练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陆。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英健豪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苏、陆古体诗，行墨间尚多排偶……遗山则专以单行，绝无偶句，构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虽苏、陆亦不及也。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瓯北诗话》)。以上是评论元好问的诗文，主要是关于诗的代表论点。还有对他的诗词，主要是词的评论，也同样值得重视。最早的如南宋的张炎，他说：“遗山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词源》)较晚的如清代的刘熙载，他说：“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然有集大成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艺概》)又如清末词人况周颐，他说：“元遗山以丝竹中年，遭遇国变……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蕙风词话》)可谓推崇备至。 以上所引，已可以充分看出元好问在历代评论家心目中的地位。但这里之所以征引，却不是为了给元好问作结论，仅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他的重视，并从过去的评论中，获得一些启示而已。 元好问今存的著作，除《唐诗鼓吹》、《中州集》各自单行外，旧有《元遗山集》为他的诗文总汇。《元集》最早的本子是元世祖中统三年严忠杰所刊，有李冶、徐世隆二序，杜仁杰、王鹗二跋。现已不可见。单行的诗集，最早的是元世祖至元七年曹益甫刊本，有段成己序，亦不可见。今天所能看见的最早的本子是明弘治戊午储巏序的李瀚刊本，后来《四库全书》即收此本；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也影印此本；而诗集则是明末汲古阁毛氏翻曹益甫刻本。此后，诗文集还有康熙间的华希闵本，道光间苏州坊刻翻华本和定襄李氏刊本；诗集有南昌万廷兰本和施国祁笺注本。刊印较晚、收罗最完备的则是道光三十年平定张穆校刊本，此本除诗文四十卷外，有附录一卷，补载一卷，年谱四卷，《新乐府》四卷，《续夷坚志》四卷；而光绪七年方戊昌所刊读书山房本，重刊张本又有所增订，并附有赵培因《考证》三卷。这次校点，即以读书山房本为底本。我们除对赵考所据作了一般复查外，进一步把注意力放到了张穆、赵培因等未曾见到的资料上。如北京图书馆所藏明抄本《遗山先生诗集》及清抄本《续夷坚志》、上海图书馆所藏吴继宽抄《续夷坚志》，以及陈鳣批校的《遗山集》等，都作了重点对校。对于赵培因未涉及的刊本，像定襄李氏刻本、张穆批校过的《遗山文集》(山西祁县图书馆藏)、万廷兰刻本《元遗山诗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以及其他总集、别集、杂著中有关资料，作了参校。 我们发现有些抄本所据底本比传世本为好，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遗山诗》清初抄本，前有道光间钱仪吉题记，说他曾见过元曹益甫本，以为此本即从曹本录出，他还举了此本比通行本为佳的许多证据，批评后人妄改之谬。北图所藏明抄本，前后虽无题识，但字体颇为精工，可正今本之误者颇多。特别是上海图书馆藏吴抄《续夷坚志》，与今本相较，显然是另一系统传本。张穆原本有脱、讹，有四篇仅存篇目；赵培因考证，无别本可对校，无甚发明。通过与吴抄本互校，不仅补足了只有存目的四篇，同时还纠正了今本的脱、误。历史所抄本则有三篇完全为今本所无，使我们得以补录。北京图书馆尚有李慈铭与傅增湘批改过的两种《遗山集》藏本，可惜他们概不说明更改根据，无法采用。 旧刻《遗山集》以读书山房本为最备，我们经多方面搜考，在散文方面增补了十一篇，连同《续夷坚志》的三篇共十四篇；诗方面增补二十首，删去过去和今天已发现和新发现误收的七首。至于词，张穆本以前，单行各传本差别很大。朱孝臧《〖FJF〗B266〖FJJ〗村丛书》有所考增，而唐圭璋《全金元词》搜罗尤备。以之对勘，前四卷新补三十八首；新增第五卷八十六首，共补一百二十四首；另有散曲九首传世。贺新辉同志编的《元好问诗词辑注》，下工夫不少，我们整理点校的这个本子，当可与之相补相订。 全集的编排，除原诗文四十卷不动外，附录、补载、《续夷坚志》、《新乐府》、年谱等部分，作了适当调整。先把卷首的提要、序跋、传志，移入附录；再把《新乐府》、《续夷坚志》移前，紧接诗文之后。因为这两部分既然都是遗山本人作品，自不宜仍处附录之中。其中《新乐府》传世各本，在篇目、编次、缺、误等方面，都大有不同，经反复核对整理，才理出头绪，增订不少。原附的三家年谱，翁方纲谱、凌廷堪谱、施国祁谱，虽曾起过作用，但编写较早，或缺乏史料，错误颇多。李光廷《广元遗山年谱》后出，较为精密。为了避免过多重复，删去翁、凌、施三谱而只附录李谱。缪鉞教授《元遗山年谱汇纂》，发表于1935年，荟萃了诸家年谱之长，足资参证。今征得本人同意，附刊于后。 增补方面： 一、增设“传”类，收《中州集》诗词作家小传二百五十三篇(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中州集》为底本)。 二、诗十首(五古三首，五律四首，七律二首，七绝一首)。 三、词十二首(点绛唇五首，秋色横空一首，木兰花慢一首，浣溪沙二首，朝中措一首，鹧鸪天二首)。 四、个别阙字。 五、荣誉《续夷坚志序》。 六、翁方纲《元遗山先生年谱》之“附录”：静乐旧抄遗山诗后世系略；诗人元遗山墓碑；重修元遗山先生墓记；遗山先生世系略。 七、赵培因《重刻遗山先生集书后》。 八、缪钺《自题元遗山年谱汇纂》(四首)。 九、校勘记数百条。 十、赵永源《元好问全集》补遗三则。 十一、元好问活动、著述与金蒙时政、文化大事对照表。 十二、金末形势图。 十三、元好问墨迹。 订正方面： 一、改正个别文字、标点之误。 二、将避讳字、通假字、异体字改为本字和通用规范字，以便广大读者。 三、改正校勘记中的一些错误。 调整方面： 一、将词后所附散曲独立列为一类。 二、将原“附录五”《诗文自警》辑录，移入正文。 三、调整了几篇诗词文的顺序。 删节方面： 一、删去误收诗二题五首(汪藻《杂诗四首》、曾巩《春日寓兴》一首)。 二、删去《陵川集本遗山先生墓铭》及李光廷《广元遗山年谱》。(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后出转精，足资参证。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三、删去初版扉页元遗山先生像背面之“元好问略图”。 四、为节省版面，“校勘记”三字均删去。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6年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