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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角度的研究领域 1．探讨文化制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如刘丽文的《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礼学渊源及形成的机制原理》，从礼学角度论证了春秋时期政治舞台上普遍应用的赋诗言志现象的渊源及形成机制的原理，认为赋诗言志是对燕享礼仪中固有乐歌形式的模仿和意义的替换。徐兴无的《西汉武、宣两朝的国家祀典与乐府的制作》认为，武帝凭借属于少府系统的乐府来制礼作乐，奠定了汉帝国的国家祀典；而至宣帝朝，由于儒家礼乐思想的影响，在国家祀典中进行了兴造雅乐的尝试，标志着汉帝国向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回归。 2．探讨某种文化形式对文学的影响。如陈才智的《苏轼题画诗述论》，就北宋绘画文化对苏轼诗歌的影响形式之一的题画诗加以述论。苏轼题画诗不仅表达出众多绘画理论上的高超见解，显示出灵活自如地驾驭诗画艺术规律的高超才能，展现出诗人丰富真挚的思想感情，而且全面地发掘了题画诗的功能，将题画诗真正提高到“以诗赏画，以诗阐画，以诗补画，以诗导画”的位置。 3．结合文化、历史、制度等文学外部因素探讨文学现象。如俞钢的《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从科举制度角度阐述唐代文言小说的兴衰原因。刘航的《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对中唐风俗诗与中唐社会新风的关系以及中唐风俗诗的兴盛与中唐诗歌新变的关系，进行了真切阐述。 二、文体流派的研究领域 李士彪的《魏晋南北朝文体学研究》从原始资料出发，探寻当时人的文体观念以及文体学的研究成果，有昭明古学之功。傅刚的《宫体诗论》研究了宫体诗的特征、与永明体的关系，以及写作中心的形成。 在唐宋文体和文学流派研究方面，陈才智的《元和体名义辨析》通过对历代文献中“元和体”一词使用情形的爬梳，勾勒出这一概念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其《新乐府名义辨析》为了厘正新乐府与元白诗派成立之间的关系，对新乐府的名义加以辨析和界定。王锡九的《皮陆诗歌研究》围绕皮陆二人的诗歌作品、创作思想和皮陆唱和诗，探讨了诗体意义上的“皮陆体”。其他时段此类研究的论文有胡传志的《论诚斋体在金代的际遇》、欧阳光和史洪权的《北郭诗社考论》、商传的《竟陵派与晚明时代》等。 三、学术史研究领域 在唐代文学方面，傅璇琮等主编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第一次对两岸四地50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全书8卷10册，400万字，收文上限为大陆、港澳地区自1949年以来、台湾自1945年光复以来，下限至2000年。该《集成》展现了成就最辉煌的唐代文学研究的全貌，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窗口，对两岸四地学者相互间加深了解、对唐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甚有意义。唐宋文学学术史方面的著述有陈伯海主编的《唐诗学史稿》和张忠纲主编的《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等。 此外，叶帮义的《20世纪的黄庭坚诗歌研究》、诸葛忆兵的《辽金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苗怀明的《青史凭谁定是非：从学术史角度对1954年批评俞平伯运动的重新考察》、宋广波的《胡适红学年谱》、孙玉明的《红学：1954》、王兆鹏的《词学史料学》等，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史进行了总结。 四、作家作品研究领域 两部重要的文学总集《文选》和《玉台新咏》，是2004年研究的热点之一。《文选》研究方面，王立群的3篇论文《〈文选〉成书时间研究》、《〈文选〉次文类作家编序研究》和《〈昭明文选〉出现的理论意义》提出了一系列新见。《玉台新咏》研究方面，章培恒的《〈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认为此书为陈后主妃子张丽华所编纂。 唐宋作家大约有8000人，进入到2004年专文研究范围的作家有120人左右。以下是论文数量超过10篇的名单：唐代作家中，杜甫56篇、李白37篇、王维36篇、韩愈23篇、柳宗元23篇、白居易22篇、李商隐15篇、李贺13篇、李煜11篇、元稹10篇、刘禹锡10篇。宋代作家中，苏轼75篇、李清照33篇、欧阳修20篇、辛弃疾18篇、王安石16篇、柳永16篇、陆游13篇。刘真伦的《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不仅彻底梳理了韩愈集宋元传本的流传端绪，而且描绘了宋代韩学及宋学本身的理论系统，为唐代作家研究史提供了范例。尚永亮的《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提出贬谪文学研究的总体纲领，论列了贬谪的概念、性质、渊源、成因、类型、文学表现、美感效应，贬谪士人心态变化等。 辽金元文学研究方面，值得注目的论文有左洪涛的《论金元时期全真道教词兴盛的原因》、李正民的《试论金代“国朝文派”的发展与演变》等，专著有马显慈的《关汉卿、白朴、马致远三家散曲之比较研究》、张迎胜的《元代回族文学家》。元杂剧的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戏剧术语、戏剧形态的深入考辨，如康保成的《“务头”新说》、张大新的《元末雅俗文化的交融与戏剧形态的蜕变》等。戏剧方面的研究专著有俞为民的《宋元南戏考论续编》等。 明代诗文研究方面的专著有孙学堂的《崇古理念的淡退——王世贞与十六世纪文学思潮》、胡金望的《人生喜剧与喜剧人生——阮大铖研究》、姚蓉的《明末云间三子研究》等。清词是2004年元明清文学研究方面的热点，可注意的论文有沙先一的《推尊词体与开拓词境：论清代的学人之词》和《吴中词派与嘉道词风》、周绚隆的《论陈维崧以诗为词的创作特征及其意义》、黄志浩的《论常州派词学与经学之关系》等；专著则有孙克强的《清代词学》、沙先一的《清代吴中词派研究》。清诗研究的重要论文有章培恒的《试论吴伟业的文学创作———从其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关系为中心》、严迪昌的《八旗诗史案》；专著有潘承玉的《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陈玉兰的《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等。戏曲研究方面，黄霖的《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指出，日本所藏的少山堂本《西厢记》是弘治本后最早的《西厢记》刊本，对研究《西厢记》版本流变具有重要意义。文献研究方面则有黄仕中的《日本大谷大学藏明刊孤本〈四太史〉杂剧考》、孙书磊的《秦子陵及其〈如意珠〉传奇创作考辨——兼论新发现的〈红罗记〉传奇稿本》等。 《红楼梦》研究历来是古代小说研究的热门。针对2003年出版的旨在证明脂砚斋评本乃后出之伪本，脂评乃后人之伪评的欧阳健的专著《还原脂砚斋》，支持的有曾文的《一部八十年来的新红学派必越的山峰：〈还原脂砚斋阅读感言〉》，批评的以严安政的《科学论证的歧途：就所谓“重评型”脂批与欧阳健先生商榷》为代表。版本方面，曹立波完成了专著《东观阁本研究》。《水浒传》的成书研究是近年引起争论的一个课题。针对石昌渝的《林冲与高俅——〈水浒传〉成书研究》提出的嘉靖成书说，张培锋的《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与石昌渝先生商榷》、王丽娟的《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方法的思考》两文值得关注。 五、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学科取得的重要成果 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学科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2004年，该学科在古代文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突破，继续保持着在全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领先地位。 马银琴所撰《两周诗史》是学界第一部具有相对明确的时间维度、实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两周诗歌史著作。作者通过考察《诗经》文本形成的历史，比较清晰地展现了两周时代诗歌创作的发展轨迹。 曹道衡、刘跃进的成果则是汉魏六朝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收获。曹道衡所撰《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将兰陵萧氏的兴衰与南朝文学结合起来考察，从一个特定视角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文体、文学集团、总集编纂、文风和文学思想的变迁作了精深论述。刘跃进所撰《东观著作的学术活动及其文学影响》对东汉著名的藏书室和史学馆东观的建制、功能作了考述，具体分析了东观著作的身世以及东观著作的修史传统和奉诏创作对东汉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此外，陈君所撰《释“伫中区以玄览”》通过考察“中区”一词的用例，认为在陆机的时代，“中区”应指称洛阳或中原地区，因而《文赋》当作于陆机入洛后担任著作郎之时（公元298~300年）。 陈才智所撰《元白诗派研究》有力地论证了“元白诗派何以成立”这一重大文学史问题，细致地探讨了该派的人员组成、形成过程、文学特征和发展状况。首先，作者通过回溯中国古代文论中流派范畴的形成历史来确立张为《主客图》的重要价值，以回答“元白诗派”成立的可能性问题，再由《主客图》入手新拟出“元白诗派”成员名单。其次，探讨了“元白诗派”成立的现实性问题。最后，对“元白诗派”的成立问题做出总结，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 杨镰在元代文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他积数年之功，基本理清了元代诗文的存世数量和作家队伍的情况，在完成《元诗数据库》等工作之后，以大量新材料为依据撰写了《元代文学编年史》一书。这部厚重之作第一次将各类文学体裁纳入统一格局论述，并对文学与社会的互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刘世德、石昌渝等在小说研究领域取得了出色成就。刘世德所撰《〈三国志演义〉熊治成刊本试论》、《关于〈三国志演义〉嘉靖刊本的几点思考》，对《三国演义》的版本和相关问题作了缜密考释。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是其主持的院重大课题“中国小说发展史”的组成部分。主持者历尽八个寒暑，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这部小说目录学著作以现有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水平作为基础，超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两部巨著，将重心放在小说版本及其源流的清理与考辨上；拆掉了横亘在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之间的藩篱，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各编一卷；根据小说的特殊情况，依照书名首字的音序编排次序；为经典作品设立特大条目，请国内外专家撰稿。 刘扬忠、蒋寅等在清代文学研究领域各有创获。刘扬忠所撰《清初广陵词人群体考论》首次对广陵词人群体的社集酬唱、合操选政等词学活动和由此聚集的四类词人作了细致考述，对其文学史地位作了论定。蒋寅的《清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在梳理了该领域的学术史之后指出，通俗文学和文学批评有待开拓；作家、时段、群体、文体、性别、家族、流派和地域等专题研究有待加强。 王飙所撰《中国近代文学史》是一部体系新颖之作。作者近年提出了以“中国文学的近代化”为中心构建新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体系的思路。这一思路的要点是，以文学自身的演变情况作为文学史分期依据，将中国近、现代文学看成文学近代化的一个完整阶段，近代文学的上限应定在鸦片战争前20年，下限则应止于文学革命发难的1917年；提出了“中国近代历史双向运动”的理论；提出近代文学的性质乃是中国文学体系由古典向现代的全面转型；把近代复杂的文学现象和演变趋势综合概括为“新变”和“衰变”两股发展方向不同的文学潮流等。 么书仪所撰《晚清戏曲的变革》是一部在中国戏曲史和晚清文化史研究领域具有重大开拓意义之作。作者将传统戏曲的现代变革问题置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中进行系统考察，将研究的重心从既往的重视作者、文本，移向演剧制度、演剧形态、观众构成、评价体制与方式等方面，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赵永晖（扬之水）所撰《古典的记忆——古诗文名物新证》突破历史、文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壁垒，利用实物、文献和图象三重证据法，通过对熏香、首饰、童子游娱、居室家具、饮食茶事、仪仗等6大类26种名物进行定名、释义，钩稽久已没入历史深处的故事细节，重构古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力图清晰、精细和生动地呈现历史进程的某些重要侧面。这项研究表明，历史不单是王朝更迭和政治变动，更是包括人的衣食住行在内的生活样式的变化。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7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