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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唐以来，就不断有人搜集、整理、注释、研究杜甫的诗歌，因而各种有关杜诗的著述，不仅数量多，而且不乏有发明、有创见、有较高学术水平之作。前人这些丰硕的成果，固然给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杜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因其卷帙浩繁，加之分散各地，一般人很难了解其究竟，这又不能不影响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借鉴与利用。长期以来，学术界一方面希望有一部较完备的《杜甫资料汇编》，另一方面也迫切希望有一部杜甫诗歌研究的书目提要和索引问世，为新时期杜诗研究的拓展提供条件。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的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四同志，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编成《杜集书目提要》一书，由齐鲁书社出版，这真是急学术界之所需。我们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阅读了《提要》，并向广大杜诗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介绍和推荐。 自中唐迄清末，有关杜诗之著述见于著录者有七八百种，目前仍有书传世者也还有二百余种，正如《提要》的编著者所指出的：“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宗宝贵遗产，不仅可以从中窥知历代学人对杜诗的研究倾向，历代诗家流派对杜诗的抑扬取舍，纵观我国古典诗欲研究的发展规律，同时在版本目录学上，仅就一家诗集千余年来的搜集、整理、版刻、流传情况，考察其来龙去脉发展演化，也是一项甚有意义的工作。”《提要》的编著者，对浩如烟海的杜诗著述，探幽抉微，钩沉考索，排比研究，编写成30余万字的《杜集书目提要》，这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搜集的完备性是《提要》的第一个特点，也是它最显著的特点。从时间上看，《提要》的搜集、评介起自中唐樊晃编纂的《杜工部小集》，终于1984年10月出版的金启华、胡问涛合著的《杜甫评传》，从空间上看，编著者从大陆到港台，从中国到日本、朝鲜、新加坡以及欧美诸国的译著，靡不遍览博收，再从搜集范围、对象上看，既有历代的注解、年谱、诗话，也有评传、专著、索引，甚至还有戏曲、电影、连环画等有关文艺作品和通俗读物，计800余种，相当完备。从数百种知见书目看，仅注释杜诗者就有180余种。《提要》以刊本为主，对那些仅见请著录，而书今已佚或存佚不明者，如王安石《老杜诗后集》、陈禹锡《杜诗补注》、杨载《杜陵诗律》等，亦根据诸书目录及它书提供的资料，作了尽可能的介绍。又象明张罗峰《杜诗释义》、清郑际熙《杜律篇法》这样仅见书名，载诸书目或方志者，编著者也广事搜求，加以介绍，以广见闻。更可贵的是，《提要》对见于著录的重要抄本，或不见著录而颇有价值的抄本，如宋荦选《杜工部诗抄》、江田《杜园说诗》、徐树丕《杜诗执鞭录》等10余种稿本，也作了较详的介绍。当然，《提要》的“全”并不是庞杂驳乱，而是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按成书时间先后进行介绍，有条不紊。对前人众多的朱墨批点本，虽多而无甚发明，除确知出自名家之手，有参考价值，又见诸著录者外，一般没有叙录介绍，而不是有书必录，这是可取的。 《提要》的第二个特色是概括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提要》是一部严肃的著作，对其中每一部著述的评介，编著者的态度都是非常审慎的。他们总是从认真研究原著开始，充分分析原著的特点和成就，不加附益臆断，不为无根游谈，从而作出有一定理论高度、有充分资料为依据的令人信服的评述，原著的本来面目也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再现。如对仇兆鳌殚20余年之精力潜心研讨，集前人之大成的《杜诗详注》，《提要》列举了清康熙年间以来的版本12种，而且一一辨明了它们的优劣，指出了该书的编次特点和注诗体例，肯定了它占有资料之丰富完备，章句分析之周详深辟的长处，但也毫不隐讳是书因力求其详而带来的繁琐冗沓，穿凿附会的缺点。同时还提示读者，该书援据它书，误记错引，舛谬疏略之处尤多，转引时必得复核原书。杨伦的《杜诗镜铨》是宋以后注杜诸著中流传刊本最多，影响最广的校本，《提要》概括了它的四大特点：其一，编年务使编次得，诗意明，“当是诸本中之最善者”。其二，注评裁择众家之长，结合自己心得，融会贯通，“故简当扼要，不穿穴附会，不作繁琐的引证考据，读来简洁明快”。其三，杨氏于考证亦时有见解，引证旧说多所斟酌，择善而从，“对朱鹤龄之漏略，仇兆鳌之舛误，浦起龙之凿解，多所增益或纠正”。其四，于诗文中“字有一字数音者，每至混读，兹随四声圈出。使得一览了然”，“此举更为以前注本所未及”。很显然，没有对杨氏《杜诗镜钤》的深入研究，没有对注杜诸本的宏观把握，成竹在胸，以上种种令人信服的断语是不能轻易作出的。《提要》的编著者以近乎挑剔的眼光审视前人有关研究、注释杜诗的各种著作，既不轻易菲薄，但也不轻信盲从。如清代许宝善曾参照张远《杜诗会稡》与浦起龙《读杜心解》编撰了《杜诗注释》，此书刊行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连博学精深的钱大昕也推崇备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许氏也自言是书乃采张、浦“两先生之所长而略参鄙意”，“鄙意”则单标一“按”字以别之。但《提要》编著者并未轻信，而是从前人的评论出发，受洪业《杜诗引得序》的启发，细检了许氏诸按语，发现其按语多系变化张、浦二家之语而成，有的则径抄原文，如《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一诗，“遗堞感至今”句下：“按：以上咏新亭”。结句下：“按：此段咏亭中事”。则直录张注，一字不易。而诗后按语则照抄浦起龙《读杜心解》。由此编著者颇为感慨地说：“作者声称：‘不敢掠美也’，实己掠美。”这样的评价是准确的、公允的、实事求是的。这是一种在学术研究中严肃认真的态度，不仅对读者负责，同时也对古人负责，十分可贵。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瞬息多变的信息时代，每天都需要接受来自外界的大量的信息，但我国迄今还没有把最现代化的信息储存检索系统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上来，查阅古籍仍需要大量的手工操作，而即使是一个勤奋而有成就的杜诗研究专家，在其研究工作中也不可能全部检阅千余年来有关研究杜诗的近千种著作，这就需要我们有所取舍，择其要而读，择其善而从。《提要》提纲掣领，辨是明非，准确地概括介绍，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对杜甫研究工作者来说，《提要》无疑是一本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的工具书。 《提要》还尽力做到了诸书之间的比较介绍，指明了各本之间相互继承借鉴的源流关系，以及转抄照录等现象，这是本书的又一特色。《提要》事实上已为正在进行的杜甫诗歌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要》对诸书介绍有详有略，评析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且时参己见，是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的。如杜诗分类之法的因袭，据我们统计，从知见书目看，按内容、题材分类注、评杜诗的注本不下13种，始作俑者当为北宋陈浩然的《析类杜诗》。《提要》在阙名编《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和阙名编《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中先后指出：杜诗分类之法为宋人陋习，或与科举有关，以便分类查阅，就题攀拟。仇兆鳌曾嗤之为“剖裂可厌”（《杜诗详注·杜诗凡例》），王国维也深恶痛绝（见其《观堂别集补遗·宋刊分类集注杜工部集跋》）。分类之法本无道理，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中有两首诗重复出现，五律《奉送崔都水翁下峡》，既见于“外族门”，又见于“送别门”；绝句《复愁十二首》之第十一首，首见于“节序门”，又见于“杂赋门”。书中重复出现之诗，即分类法弊端所致。尽管如此，《提要》并没有对它进行全盘否定，而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指出：“它对杜诗分类之法，杜诗集注源流，乃至校勘、注释杜诗，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说明《提要》的编著者是站在更高的角度，以新时代的眼光来审视杜诗分类法的。杜诗编年法也是相当普遍的，据我们按知见书目的统计，在注杜版本中有近五十种是以编年为次的。《提要》较为清晰、简明地勾勒了它的发展线索，认为其例始于黄伯思，继之以鲁訔，至黄希、黄鹤之《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杜诗编年己基本完善。并指出是书对后代影响极大，仇兆鳌等诸家编杜诗，大多以黄氏编年为据。这就令读者对自黄伯思至仇兆鳌杜诗编年的发展轨迹、源流关系一目了然。编著者还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对注本的正伪进行了较详的辨析，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决断《杜律演义》和《杜律虞注》孰真孰厥这一千古公案。《提要》通过大量材料进行考辨，列举了十几条旁证材料，以有力的事实说明了《杜律演义》确出自张性之手，《杜律虞注》系作伪之书，盖从《杜律演义》而出。之所以真伪混淆，是因为前者传世极少，而后者则一刊再刊，流行不衰，影响较大，久之便真伪难辨了。事实上冯惟讷《杜律删注》、俞玚《乐句》四卷都是删补虞注而成著述。不仅如此，《提要》还进一步考证了署名王维桢撰《杜律颇解》从体例到注释与《杜律演义》全同，并由此断定是书乃继《杜律虞注》之后，又一抄袭《杜律演义》之伪书。但《提要》中又同时凭借历史材料推断《杜律颇解》必他人借王维桢之名，取张性之注，稍加掩饰而成。至此，以《杜律演义》为祖本的一系列注本总算径渭清楚，源流分明了。编著者的态度是严肃的，《提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十分清晰的思路。它如杜甫研究中的“诗史说”，“集大成说”，“李杜、杜韩并称说”等的形成过程，编著者均在各篇评介中或明显或暗示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注意评价建国以后的成果，是《提要》又一特色。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在建国以后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渐掌握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重新评估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杜甫的研究工作也有了较大的突破，对杜诗的评说已由感性的咏叹与推许趋向于理论的概括与探讨，佳作纷呈，成果迭出。特别是近年来，研究者们广泛吸收了心理学、美学和其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更给杜甫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地。对这些成果，《提要》不仅搜集十分完备，而且评介了包括注本、评传、研究论著、论文集乃至于有关的连环画、电影剧本等著作。如对解放后最受读者欢迎的杜甫研究著作之一的冯至先生所著《杜甫传》的评介，《提要》指出了“作者论述中力求有据，不违历史。如史料缺乏，宁可阙如，决不杜撰，不以个人想象加以渲染”的特点，对该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再如关于“李杜优劣论”的发展过程，编著者也较客观地加以论述，通过《提要》的论析介绍，勾勒出“李杜优劣论”的“史”的线索、“史”的影子。当然编著者的视野是十分开阔的，他们对港台、日本等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广泛的彼阅查检。尤其突出的是台湾省方面的杜甫研究信息在《提要》中得到了迅速而准确的反映。《提要》特别列举了台湾省1974年影印出版的《杜诗丛刊》35种，并且称赞它收集的“多为海内罕见之珍本、善本，实为杜诗研究者所需之重要资料”。《提要》在篇末还用1/5强的篇幅以时伺先后为序附录了1909年到1984年发表的全部论文索引，查阅起来十分方便。 原载：《文史哲》198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