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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北史地的文献史料，主要围绕新疆每一历史发展时期加以分述。 一、古代西域时期 （一）基本情况 据史籍载：约公元前二世纪左右，汉朝在与匈奴的交往中，已开始有西域三十六国的出现，并互通往来，建立了正式关系，还保存了较详的有关史料记载。通过官方和私人的贸易以及经营西域所进行的大量活动，表现了这一时代的特点。这就是以贸易为维持东西方文通的唯一手段的时代。 （二）文献书目简述 这一时期的史料，主要保存在中国。在突厥所残存的蒙古碑文和西藏流传的于阗史以及东西方学者通过“学术探险”所带回的各种资料，与记述丰富的中国史籍是无法比拟的。 中国史籍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记载主要是一向称为基础史料的汉唐正史中的西域传，还有其他各有关史料如政书、类书、游记、碑文等等。如： 《史记·大宛传》（卷123〕。该书收载了张骞出使西域及其报告，李广利远征大宛以及汉与西域官方开始往来初期的宝贵传述资料。曾有英译本。 《汉书·西域传》（卷96 ）。对西域各国采取国别叙述和资料搜集的形式，叙述的详尽，为唐以前西域传史料所不及。有英、德译本。此外，清·李光廷撰《汉西域考》（8卷）等，亦可供参阅。而清·徐松撰《汉书·西域传补注》（2卷），可为压倒东、西方群书独具一格的卓越之作。《汉书》中的张骞、李广利传（卷61），是对《史记·大宛传》所记载出使或远征西域两名将事迹的再录和补充。此外，尚记述了其他名将驰骋于西域的活动（卷70〕。 《后汉书·西域传》（卷118 ）。该书是根据长史班勇传述的记载。此外，《后汉书》也记述了在西域建树了武功的班超、班勇、梁慬等人的传略。 《魏略·西戎传》，是宋·裴松之为《三国志·魏志》（卷30）对乌桓、鲜卑、东夷传末注引所保存下来的资料。《魏略》原本早佚，现仅存有清·张鹏一辑本。今日所见的西戎传，亦非原本，似后摘录而成，但为弥补当时历史知识的缺陷，还是有益的。有法译本。 《晋书·西夷传》（卷97 ）。有法译本并注。 《梁书·诸夷传》（卷54）在叙述北朝与西北诸戎通过各种路线传入南朝的有关历史知识方面，参考价值较大。该传在唐·李延寿撰《南史》中亦加以摘录。 《魏书·西域传》（卷102）。最近确知，原是搜集了不同时间的三种述著编辑而成，其中收载的许多国家，都是根据《汉书》中的人为里数写出。因此，对其部分内容，必须慎重对待。日本历史学家松田寿男所著《魏书·西域传的批判与悦般国的方位》一书，曾对此作了评述。 西域各国中，特别对高昌国的记载，另收入卷101此外，车伊洛传〔卷30）与唐和传〔卷43）等篇，对伊吾与高昌等方面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周书·异域传》（卷50 ）。该书是由上、下两部构成，上部介绍了突厥，下部记述了西域诸国。前述的《周书》和该《周书》的有关两传，连同后述的《隋书》，在《北史》中还作了再录。因现存的《魏书·西域传》原文早佚，后来便摘录了《北史》有关传文予以述补。 《隋书·西域传》（卷83）。此外，在《隋书》中，对活跃在天山东部的薛世雄列传（卷“）和作为隋朝第一个撰述西域的《隋西域图记》的裴矩传，都尽包无遗。 《旧唐书·西戎传》（卷198）。众所周知，《新唐书·西域传》（卷221）的传文，系根据《旧唐书》修订、增补及修正文体而成。唐代，是中国在今新疆等地区最为威震的时期，活跃在该地的武将亦多。在这些武将传述中，也有很多宝贵的史料，如侯君集、薛万钧传（《旧唐书》卷69《新唐书》卷94），郭孝烙，苏定方传（《旧唐书》卷$3，《新唐书》卷111），裴行俭传（《旧唐书》卷84，《新唐书》卷108），郭元振传（旧唐书》卷97，《新唐书》卷122），高仙芝传（《旧唐书》卷104，《新唐书》卷135 ）、阿史那杜弥·契苾何力传（《旧唐书》卷109 ）等是。此外，两唐书在西域地理志（《旧唐书》、《新唐书》各卷40）中，对唐在东天山地区设置伊、西、庭三州的记事和唐在西域要塞设置都督府、羁糜州的报告等都作了同一的记载。冯承钧《<新唐书>西域羁糜府州考》（载《史地丛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对此作了考据。 再者，对前述《史记》等十一种书中的西域传，后皆由清·丁谦一一作了“地理考证”，载于《浙江图书馆丛书》，但该书多系独断臆测，殊不足取。 此外，关于汉、唐的西域诸国史料，还可参见下列有关政书及类书： 在《通典》特别是边防典的西戎部分（卷189—193 ）与州郡典古雍州以下（卷174）各部，较为重要。在《文献通考》中，亦有较多的辑录。 《唐会要》。该书关于安西都护府的记载（卷73）和关于西域节度使情况（卷78），以及高昌国（卷95 ），石国、吐火罗、康国、朱俱婆和史国（卷99 ），波斯、大食（卷100 ）等部分，都值得注目。 《太平御览》。它全卷史料分散，作为其汇集部分有奉便部（卷777—779）和四夷部（卷780—801）两部。其中资料多引自佚书，参考价值较大。 《册府元龟》。奉使部（卷625—664）与外臣部（卷956—1000 ），史料亦较为丰富。日本人宇都宫清吉、内藤戊申合编有：《<册府元龟·奉使部、外臣部>索引》（东方研究所，1938年）。 中国古地理方面包括西域的记载，以北凉·阚胭撰：心十三州志》（原14卷，有清·张澎辑本）为始，又有《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书。佚书有：阐述五凉时代的《西河旧事》（原1卷）和《凉州异物志》（原2卷）等，都尽包无遗。这两书亦皆有张澎辑本，与《十三州志》均收载于《二酉堂丛书》中。此外，汉唐间，出现很多中国人编著有关西域关系的专著，但几已散佚。如晋释道安撰《西域记》（亦称《释氏西域记》）、隋·裴矩撰《西域图记》（亦称《隋氏西域记》）等是。前书在《水经注》和《太平御览》，后书在《隋书·裴矩传》和《通典》等书中，都各有片断引用。 在唐·贾耽撰《道里记》中，介绍了著者本身自外国经商所探闻的七条对外交通路线，其中的《安西入西域道》，报告了当地的道里情况。 在此地区的“学术探险”上，斯坦因和伯希和从敦煌千佛洞石窟盗走的汉文文书中发现，有《敦煌录》（残卷）、《沙州都督府图经》（或为《沙州图经》残卷一）、后汉乾祐二年撰《沙州地志》（残卷）、唐光启元年书抄录《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西州图经》（残卷）等地方志残篇，这对原有的史地书志，都作了很多补充：特别可供为研究参考的有翟里斯的英译本《敦煌录》（残卷）和伯希和的《沙州都督府图经》。 从分类上属于地理著述的，有中国去土耳其斯坦、印度、伊朗方面旅行人士的旅行记和见闻录。如： 《佛国记》（1卷，晋·法显撰），一名《法显传》。该书是法显399—413年经土耳其斯坦去印度后所写，是最早入竺僧的旅行记。对此有岑仲勉《佛游天竺考释》（ 1934）和英日等国的注译。 《大唐西域记》（12卷，唐·玄奘译，辩机撰）。该书是627—645年间玄奘旅行印度及往返途经土耳其斯坦的见闻录。它不但是史籍名著，而且是在中国古典作品中，无论参考价值或文笔的高超，都是堪称首屈一指的。在日本对此曾有注、校订、考异、解说、研究索引等著作。 《大唐大慈寺三藏法师传》（10卷，唐·慧立撰，彦悰述）。该书可视为《大唐西域记》的姊妹篇，前半部传述了玄奘一行行程。此书都有英、法、日译本或考异。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原3卷，残）。该书为最早来唐的新罗人僧慧超经海路到印度巡察后，路过土耳其斯坦，727年到达北庭都护府的纪行。该书版本原是上述伯希和在敦煌石窟所发现，首尾已残缺。 《经行记》（唐·杜环撰）。该书虽为侏 书，但已为杜佑《通典》（卷192—193 ）所引用，只有部分残存。王国维在《古行记校录》 （载《王忠悫公遗书》）中曾作为辑本。杜环为 杜佑的同族，751年曾从军参加恒逻斯之战，为 大食军所俘，762年经海路归唐。现存本，是对 石国，拔汗那·康国、未禄等方面的传述，亦涉 及到大食和拂森、狮子国。 《悟空入竺记》（暂题）。悟空，俗名车奉 朝，作为唐使出使北印度，因患病而为僧侣。他 在印度巡礼后，经于阗、龟兹、北庭等地归国。 该游记见于圆昭撰《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地》，根据《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1）<史传部>3<游方记抄>者较好。《宋高僧传》（卷3<唐上都章教寺悟空传>，亦可供参考。 除上述典籍外，有关东西往来行程的记载著述，还有下列三书。 ①梁·慧皎撰《高僧传》，是记述与法显同样地从汉地旅行天竺的僧侣传记。书中记述有智猛，昙无竭、慧览和法显等的行程。 ②《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2卷，唐·义净撰）是记述唐时唐僧60余人西游的传记。旅程多半利用了海路，亦有陆路经过西藏，而有意取道于土耳其斯坦的，只不过数名而己。 ③唐·道宣撰《续高僧传》，亦记有路经天竺陆路来唐的那连黎耶舍、闻那崛多和达摩笈多等人的传记，都为有益的参考史料。 此外，值得令人注目的是对现新疆等地区所遗存的若干汉字碑文。这些碑文在《新疆图志》<金石部>和《金石粹编》以及徐松的《西域水道记》等书中，都各有载辑。此外尚有罗振玉 《西陲石刻录》1卷（载《雪窗丛刊》）和在该丛刊中，载有《同后录》（1卷）等。以上碑文亦有德、日文的注译本。 在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在现地发现的史料 中，除汉文外，尚有叙利亚文、古代突厥文、后期突厥（回鹘文）和西藏文等的记载。这与汉文虽一般多同时是佛典和各种经典，但其中还有公文，契约和通行票据等罕见的第一手资料。这一 珍贵史料的发现，曾引起东西方史学界的极大兴 趣。贺昌群的《近年西北考古成绩》（《燕京学 报》 12， 1932年）（亦有增订版）和日人石田韩 之助的《中亚细亚探险经过及其成果》和石滨纯 太郎的《东方学之话》（创元社，1943年）都是 对这方面的阐述。尤其后者，对敦煌石室遗书、胡语经典以及西域出土的西藏文书，都有简要的 说明。其他尚有英、德文的注译。 最后，多为史学界论争和探讨有关问题的史 料尚有： 1.蒲昌海、楼兰和伊循两遗址的问题。这两遗址一带曾为古代交通要冲，发现的遗物较多， 已成为今日东西方史学界研究的理想课题。古代蒲昌海的位置以及与此相关的水系变化，对历史 的阐明关系很大，因而引起了对蒲昌海的论争，直至最近始究明其真相。从纯克里和黑丁两人1929和1938年先后的两篇著作中可以得知。日译本是岩村忍、矢崎秀雄合译的《路经彷徨之湖》（筑摩书房，1943年）。有关该湖北岸繁荣的楼兰国问题，有黄文弼《楼兰国位置及其与汉代的关系》（《史学年版》3， 1931年）和《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的地位》（《史学集刊》5， 1947年）等论著。早在公元329年，从废墟楼兰遗址附近，发现认定是曾驻该地前凉西域长史李柏自该地发出的文犊原稿，作为李柏书稿而闻名。王国维《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稿跋》（载《观堂集林》卷14），就此问题作了阐述。 2.关于高昌国。高昌国是天山东部山麓吐鲁番地区继车师国而建立的一个历史繁荣之国。在其旧址，发现有为数较多的沮渠安周和麹斌的造寺碑，以及汉文或胡语辞典、经典和文稿之类，也有堪为世人惊叹的优异的美术品。早年西北考查团在该地发现的汉文墓砖，是研究高昌国最宝贵的资料。黄文弼编的《高昌》（三册，1931——1933年）即为此所写的报告。该书第一分册辑录了墓砖和墓砖目录，由此可以考据到高昌国的官制和纪年；第二分册是通过照片介绍了大量的墓砖实物。这说明居今新疆一隅的高昌自己是一个早已闪耀着汉文化光辉的汉人殖民主国。此外，记述高昌史料的还有罗振玉的《高昌麹氏年表》（载《雪堂丛刊》，1914年）。该著是以高昌国王家翔氏为主体的编年史为基础，同时也收载了上述黄文弼《高昌》第一分册中主张以墓铭进行修正的《高昌麹氏纪年》一文。研究高昌，尚有许多日、德文的著述，如大谷胜真《高昌麹氏王统表》（《京城帝国大学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史学篇》，1936年），等等。 3.关于中国对西域的经营问题。当时在塔里木盆地边疆各方面都进行了频繁的活动，中国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开展和保持通商路线。中国对西域的经营，常辄误认为西域史的主体或整体。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巨著有曾向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 二、突厥伊斯兰前期 （一）基本情况 从九世纪中叶起，北方突厥各族的入侵，使西域地区由最初的突厥化和进一步的伊斯兰化。这一时期史称突厥伊斯兰前期，约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约公元848年—1218年）伊斯兰的突厥族国家有回鹘（高昌、龟兹），伊利可汗朝（瓦刺汗），塞尔就库朝，夫瓦利斯穆朝： 第二个时期（约公元1210年—1369年）是蒙古入略及其统治时代。有察罕台汗国的统治； 第三个时期（约公元1369年即帖木儿统治中亚——公元1680年）从蒙古帝国的崩溃起，经过突厥·伊斯兰社会的成熟期至准噶尔统治时期。其间，西方有帖木儿王朝的兴亡与乌兹别克三汗国的成立；东方有作为察罕台汗国后裔蒙克利斯坦汗家，加秀加尔汗家和宗教贵族霍占吉家的统治。 上述三个时期，正是九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末期（相当于中国的五代、宋、辽、金、元、明各王朝）。这一时期的史料则以伊斯兰史料为中心（但其中突厥语历史典籍格外缺乏）。关于今新疆军地区，则须多参用中国史料，但有的还须待西方史料的补充，如“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等四章五代至宋与西域的关系：第五章蒙古西征的伟绩：第六章明朝经营的西域等有关篇章，只是用仅有的中国史料探讨了历代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但这一时期的新疆史，对西方史料的利用，却嫌不足，观点也多表面化，欧日人士的研究还未能充分利用，（佐口 透语）。 （二）文献书目简述 第一时期的史料，中国文献还不够丰富。首先，可列举《旧五代史·外国列传二》中回鹘项（卷138），《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回鹘·于阗项（卷74 ）。后者，包括后晋天福三年（938 ）高居海的《于阗行纪》。而这一时期的于阗已属古代西域末期。其次，《宋史·外国列传六》（卷490）中的于阗，相当于回鹘部分的高昌、回鹘和龟兹项。以上史料是属于作为所谓正史的西域传列的记载，而《宋会要，番夷部四》的回鹘、高昌、龟兹等项，亦对西域各国有同样的记载。这都可能成为《宋史·西域传》的基础。此外，《文献通考·四裔考》（卷336—337）的高昌、龟兹等项的记载，也可能是根据《宋会要》。关于宋代西域史料，《宋会要》是最根本的。此外，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有回鹘诸部入贡宋朝的记载。通过这些记载可以了解到有关高昌、龟兹、回鹘等各国（均属回鹘）的实情以及与宋交往的基本史实。 《高昌行纪》（1卷，宋，王廷德撰），一名《王廷德使高昌记》。该书是了解宋代高昌地方实情的有用史料。有2、3刊本。《宋史·高昌传》中亦有收载。在《文献通考·高昌传》末附载了焦林的法译注。 《辽史·兵卫志下》（卷36），是关于属国等项的甘州回鹘、阿萨兰回鹘，于阗·沙州回鹘。高昌以及和州回鹘的各项记载，系指除于阗外辽代的回鹘国家（从哈密至吐鲁番地区的回鹘住地）。在该书卷70属国表中有西域各国朝贡的记载，卷30天柞皇帝本纪4，载有辽灭亡后，由西奔的耶律大石建立西辽国（黑契丹·黑契丹朝）的重要史实。而《金史·本纪》亦有二、三篇有关回鹘的片断记载。关于明代西域史料的研究有岑仲勉《明初曲克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金陵学报》6/2， 1935年）一文，是根据《明史·西域传》以及其他记载考证回卫位置之作。王日蔚《维吾儿（缠回）民族名称变迁考》（《禹贡》7/4，1937年）是从文献上探讨了回鹘民族名称的变迁，叙述已定居了的突厥族自称回鹘的情况。 第二期，不外是有关蒙古统治时代的新疆和察罕台汗国的史料。首先有中国的《元史》。但在《元史》中，并不见有其他正史西域传中记载的篇章。关于西域方面的记载，虽只零星散见于本纪和各列传中，但除回鹘关系外，这些记载也很难阐明新疆的内部状况。作为最可取代西域传的记载，有《元史·地理志》（卷64）作为西北地区附录的第一节，也不外是元朝的西北地区（蒙古除外）即察罕台、奇卜察克、伊尔三汗国的主要地名表。该表虽特别留有了构成《元经世大典西北鄙地地理图》包括新疆、伊朗和南俄罗斯等百余个地名的简略地图，但内容却略同于西北地 方附录，当可推定该表就是《元史》附录的蓝 本。据此可以窥知十四世纪30—40年代察罕台汗 国的疆界。该表最先收载在《永乐大典》中，其 后散佚，现仅留存在清·魏源《海国图志》所绘制的地图中。 其次，蒙古统治时代告新疆的中国人的旅行记，有金·乌古孙仲端撰《北使记》、元·耶律楚材撰《西游录》、元·邱处机撰《西游记》、元·刘郁撰《西使记》等。这都提供了有关该地区的历史地理和习俗的史料。 对上述以元代史料为中心的有关中国史料，如在以补订《元史》为目的的民国年间编纂的文献，柯劭忞撰《新元史》太子诸子2，察合台项（卷107 ）、屠奇撰《蒙兀儿史记》察阿夕诸王项（卷32）各项中，都载有察罕台汗的传记；他如洪钧撰《元史译文证补》，是中国史料和伊斯兰史料最为完备的综合史著。在该书<海都补传>（卷15）、<上、下西域传补>（卷32）、<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上、下（卷26）等项，足可供十三、十四世纪有关新疆考证的参考。但 “上述三书，其编述方法，均属旧形式，尚不能作为根本史料，对直接使用伊斯兰史料和提供欧人史料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还不能起到作为第二手资料的参考书的作用”（佐口 透语）。 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史料，还不能概述新疆史的全貌，还须以伊斯兰史料和欧人等著述加以补充。 关于蒙古帝国崩溃后第三期新疆的中国史料方面，首先，可列举《明史》。即在该书<西域传>1（卷329）中对哈密卫、火州、吐鲁蕃等地区，在<西域传>2（卷320）中对西番诸卫、安定卫等甘肃境外，在<西域传>4中对撒马儿罕、卜花儿以及别失八里、哈买哈儿等天山南北路的各部落情况，都分别作了记载。其中由于哈密、吐鲁番与明朝的关系，因而记述内容也较为丰富。《明史》有关酉域传的记载，可能多出自 《明实录》；如进一步加以详细探讨，可检索该实录的全卷记载。 《西域胜览诗》（明·傅安撰，载《万历野获篇》卷9）是吟咏西域景物之诗作。 《西域番国志》（ 1卷，明·陈诚、李暹撰），一名《使西域记》（载《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1集）。 《西域行程记》（1卷，陈诚、李暹撰）。 前者是明永乐十一年（1413）至十三年 （1415）陈诚等旅行西域的见闻录，特别对西域各国地理、物产、风俗等记载较详；后者是陈诚等从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十三日自肃州启程踏上西域旅途由哈密至哈烈途中的详细记载。 包括明成化年间吐鲁番入侵哈密以及明对吐鲁番征讨事件的记载有：明·马文升撰《复兴哈密王国记》（《纪录汇编》卷37）及《平番始末》（同书卷38 ），而《明史·西域传》项与《明实录》可对照参阅。《明史始末本纪》卷40的<复兴哈密>项，虽是后人编著，但也可从中窥见一斑。 此外，《大明一统志》的西域外国项（卷89、90 ），亦可供参照。明·郑晓撰《皇明四夷考》（卷下）有对哈密、吐鲁番和别失八里等的记载：明·叶高尚撰《四夷考》的哈密考、吐鲁番考和明·严从简撰《殊城同咨录》的卷12、 13中以及在哈密、吐鲁番卷15中，亦各记述了亦力巴里和于阗。明·茅瑞征撰《皇明象胥录》（卷7），亦载有西域部。这些关于西域的史料，对明代哈密和吐鲁番研究均有较高的参阅价值。再者，在中国史料中有关明末、清初〔十七世纪中期）哈密、吐鲁番的记载，只有清·祁韵士撰《皇朝藩部要略》（卷12）<回部>有较简略的记述。 三、突厥·伊斯兰后期 （一）基本情况 突厥·伊斯兰时代后期是指从准噶尔部的崛兴，特别是回部·回疆的征服以至阿古柏汗国的灭亡这一时期。它相当于1680年（康熙十九年）——1877年（光绪三年）。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是：伊斯兰贵族霍集占家的掌权以至叛乱，浩罕特汗国的建立和发展，清朝对准回二部的征服、阿古柏汗的兴亡和俄罗斯三汗国的合并以及伊犁问题等。 （二）文献书目简述 这一时期的全部中国史料中，概述性的著作有前述的曾向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主要是在该书中编·第一章清取新疆及羁縻中亚各部；第二章乾隆统治新疆的政策，第三章回疆的多乱各方面的记载。而最根本的，则是《清实录》。根据该实录写成的《东华录》、《东华续录》（王先谦）和《光绪东华录》等著作，从其适用角度来看，亦可供参考。 有关这一时期记载，虽只有完全按年月日顺序编排的上奏文与诏救的编年史，但在以武功为中心的清一代的通史，魏源《圣武记》（卷3、4）中，对新疆的各有关事件，都作出了扼要的综述。 现将这一时期的主要史料，按年代顺序介绍于下：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这是康熙帝对噶尔丹征伐的纪录。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卷，正编85卷，续编33卷，清·傅恒等奉敕撰，乾隆三十七年（1792 ）。该书为乾隆朝征讨准噶尔的记录，他如《皇朝藩部要略》的<厄鲁特要略>（卷9—14 ）、<四部要略>（卷15—16），都是根据这一《方略》和《实录》的记载，叙述了迄至乾隆末期的史实，内容虽简，但可靠性强。 作为新疆的方志，有《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与以汉、满、回文体表示准、回二部人名的小学之著述。 《钦定西域同文志》[24卷，清·傅恒等奉救撰，乾隆二十八年（1763）〕。该书系清胡为纪载征服准回二部的著述，藉此又重修了《大清一统志》与《大清会典》。现行《西域图志》版本，由于以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续编本为蓝本，因而对于征服之初的新疆情况，亦较多地参考了《回疆志》[4卷，清·苏尔德撰，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记载。椿园七十一撰《西北闻见录》，是清一代最为完整的新疆见闻录，该书的<回疆风土记>等编，常为他书所引用。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112卷，乾隆五十三年（1788）]。该书是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和传记。在编纂上，祁韵士颇有功绩。从嘉庆到道光年间，前后三次各编表传12卷。他如乾隆年间编纂的书籍。总的说，涉及清朝征服以前的情况较多，参考时务须予以注意。清朝统治新疆后，及至嘉庆年间，中央始编有《会典事例》与《回疆则例》[8卷，嘉庆十九年（1814）]等书，又重修《会典》和《一统志》及整备政书等。另外，作为清朝派遣官员写出的著述有：和宁撰《回疆通志》和松筠撰《西陲总统事略》 [12卷，嘉庆十四年（1809）]及《新疆识略》等书。上述伊犁将军松筠所著各书的实际编纂者，如《西陲总统事略》为祁韵士（嘉庆九年，伊犁适戍）；《新疆识略》为徐松（嘉庆十九年，伊犁适戊）。而祁韵士在编纂《西陲总统事略》时的副产品，有《西陲要略》，徐松亲自踏勘西北二路的精心之作有《西域水道》一书。 其后至道光年间，有关霍集占的叛乱、特别是张格尔叛乱（1826—27）的根本史料，知有《平定回疆剿捡逆裔方略》[80卷，清·赵盛奎等奉敕撰，道光九年（1829）]一书。这次叛乱后，作为钦差大臣派往新疆、采取善后措施的那彦成的上奏文，收载在《那文毅公奏议》[80卷，道光十三年（1833）]集中。此外，关于1830年（道光十年）浩罕特汗国的入侵问题，仅在《圣武记·道光回疆善后记》中略有触及，尚无综合的资料。 其他，当时有识之士虽自此始见有对清朝根本改变新疆统治政策的奏议（参见《皇朝经世文编续篇》、《皇朝道咸同光奏议》等），但据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回疆则例》的编纂例，仅略见有治理的端倪而己。 《哈密志》[51卷，清·钟方撰，道光二十六年（1846 ） ，]是新疆府县志中仅存的方志，应予以珍视。 在阿古柏汗国有关史料中，《平定陕甘新疆回部方略》[320卷，清·陈邦瑞等奉敕撰，光绪二十二年（1896）]为主。另有王安定撰《湘罕记》卷19的《勘定西域篇》和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117卷，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有关部分以及《新疆图志》等。关于以伊犁问题为顶点的中俄交涉等情况，可见有关清代外交史料。 最后，较多地搜集有关北方文献（包括中俄关系），则有何秋涛撰《朔方备乘》与摘抄清代多种新疆旅行记和中俄关系史料的清·王钧祺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一名《皇朝藩属舆地丛书》，光绪三年（1877）的第二、三帙可参阅。 编译自日本《世界历史辞书·中亚史编》 原载：《图书与情报》1993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