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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士奇，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洲人。生于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卒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卒赠太师，谥文贞。他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还是一代藏书家、目录学家，对中国藏书事业和目录学有过杰出贡献。 一 杨士奇出身贫寒，自建文初以史才荐入翰林后，历经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五朝，为宦46年。历任兵部尚书、礼部侍郎、华盖殿大学士等官职，长期辅佐朝政。他举止恭慎，言事辄中，勤于国事，政绩卓显，是明朝初期很有远见和作为的开明政治家。他在当国的41年中，辅佐明王朝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曾不遗余力地帮助皇室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改良措施，使明初出现了“仁宣之治”的太平盛世，不愧为一代名宦。 杨士寄以典谟经传治国、又为文坛首领。他起自寒士，受器重达四十余年，对最高统治者的拥戴和歌颁可谓是竭尽全力的。他的作品大多为“圣谕”、“代言”、“应制”等代皇帝说话和“颁圣”的诗文之作。后有《三朝圣谕录》传世。仁宗、宣宗时，他与杨荣、杨溥同当国，皆为台阁重巨，世称 “三杨”。以他们为代表的歌功颂德的诗文曾风靡一时，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文坛，后人称之为“台阁体”，而杨士奇又居“三杨” 之首。他存世的560余首诗作，集中地反映了“台阁体”的主要特色。由此，又可见杨士奇在文坛上的地位。 二 在明朝科举制度极为森严的情况下，杨士奇能以布衣之身，被荐入朝且倍受重用，“可谓备儒林极之荣遇矣”，这在明代甚至其它历朝是十分少有的事，而他一生劬苦读，酷爱藏书，家贫仍嗜藏，穷搜苦求，这在古代为官者中更是不多见的。 杨士奇年幼聪慧好学，尤喜读书，“家贫不能致书，六经语盂皆手抄以读”，或靠借他人藏书来读。其母出身书香门第，通晓诗书大义，亲自教授他“以先世文学行谊之盛”，并竭力支持他读书学习。十六岁那年，有人出售《史略》一书，杨士奇甚爱此书，但苦于无钱购买。杨母得知后，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卖了，凑足一百钱，买下该书。其后，杨母卖鸡市书的故事成为一段佳话，广为流传。 由于杨士奇天资奇特、勤奋刻苦，十四、五岁时，就开始在村里做私塾先生了。十七、八岁后离家出去游历、教书，同时不忘苦读，学业大长，不几年功夫，就很有学间，尤其在史学研究方面很具才能，在当时颇有名气。三十岁时被荐入翰林院，充作编纂官，参与《太祖实录》的编纂工作，从此走上仕途。 为官后，杨士奇的经济状况有了好转，但为了更多地购求图书，他平日仍是“节缩百费，日月积之，为收书之资”。政务之余，他仍用大量时间收藏图书。由于穷搜苦求和长期不懈努力，他的藏书大增。正如他自己所说：“历十余年，经史子集虽不能备，视吾先世所藏千百之什一，视吾少时可谓富矣”。对于藏书，他一生谨护珍惜，甚于衣食财货。他在《文籍志序》中特意将自己得书之不易等情况作了记述，告诫子孙后人一定要悉心保护图书。不得使藏书受到损失。 三 杨士奇不仅自己大力收藏图书，还参与了政府藏书的整理工作，并主持编订了明代现存的一部国家藏书目录《文渊阁书目》。明灭元后，在元都“收其秘阁所藏典籍”，“致之嘴京”。这些图书典籍均系宋元金三朝旧藏，其中多是宋元刻本和抄本。永乐十九年（1421年），北京文渊阁落成后，这些书又随都“百柜运致北京”，收赊左顺门北廊。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奉旨主持将这批图书泞于文渊阁，并将阁中藏书逐一打点清理，厘定部类，编置字号，编成《文渊阁书目》上奏。 在《文渊阁书目》编定前，我国古代书目分类体系，均是径直以类名为标识的，并没有给类目以一定代号，这也是我国书目分类体系长期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文渊阁书目》创造了以《千字文》作为类例的配号制度的方法。它以旧时蒙学课本《千字文》中的文字为标识符号，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字二十号，以一字为代号来代表一种或数种类目，“使得类例有一定程度的相应代号”，这也是书目分类体系上的一大进步，其影响及于明清一些书目。如明季常熟赵琦美《脉望馆书目》、毛晋《汲古阁藏书目》等均采用《千字文》排序。 《文渊阁书目》打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分法图书分类体系，表现了编撰者的革新精神。它将藏书分为三十九类，在改变旧书目体系的同时，增设了一些新的类目。如首创方志书独立为类，并细分为古今志、旧志、新志等小类；尤其是特立“国朝”一类，并冠于各类之首，以收录明代列朝帝王的敕诰及实录等，是亦为首创，有明一代各家书目争相仿效。诚如姚明达所谓“几成明代众录之共同特色”，足见其影响之大。 《文渊阁书目》收录的图书也极为丰富。据周中孚、钱大昕、朱彝尊三人分别从枷录的种、部、册进行考证，分别为79297种，7216部、43200余册。这些数字大大超过以前历代书目所收图书的数量。明文渊阁藏书，如前所述，多罗致宋元金旧藏，合三代藏书为一。英宗正统时，正是藏书鼎盛时期，其时阁中藏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其“缥缃之富，古所未有”。但是，由于明政府不太注意藏书的整理，此时藏书的具体情况，“除《文渊阁书目》外，别无其他记载可徵”。所以，尽管当初编订《文渊阁书目》的目的，很可能是作为一种皇宫藏书的帐簿清单，如从“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学术标准上来要求，草率和疏陋固属难免，但它作明代现存的一部国家藏书目录，对于考核当时的图书状况称保留遗失典籍等还是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今以《永乐大典》对勘，其所收之书，世无传本者，往往见于此目。亦可知其储庋之富。……今阅百载，已散失无余。惟籍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亦考古所不废也”。《文渊阁书目》的创造之功与收录之富，决定了它在中国目录学史上不可低估和抹煞的非凡地位，而作为一代政治家、文学家、藏书家，目录学家，杨士奇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所作出的多方面的杰出贡献，更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与重视。 参考文献 1.郑伟章，李万健·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9 2.王国强·《文渊阁书目》试探·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6.4（29） 3.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3 4.彭斐章等，目录学资料汇编.，武汉大攀出版社，1906.12 5.（万历）吉安府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11 6.聪志刚，李飞龙·杨士奇传略。见吉安师专学报（社科版），1992.1 作者工作单位：吉安市图书馆 原载：《江西图书学刊》1994（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