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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本刊以内部试印形式问世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谈及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问题。3年来，共识者日渐增多，倡建者亦为数不少，率先行动者亦不乏其人，形势较3年前要好。但也出现了一些倾向，很值得我们研究。 一、传统中国古籍书目的编制情况 传统的中国目录学是很发达的，传统的中国目录著作也是很丰富的。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校理中秘最后而成《七略》以降，历来公藏之书都有编制目录的传统。私人藏书起自先秦，“惠施多方，其书五年。”[1]便是先秦人藏书的事例。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并用金帛重价收买天下遗籍，因而“或有光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故“献王得书多，与汉朝等。”[2]此为汉代亲王藏书的事例。唐京兆李泌受封邺侯，家富收藏。韩愈诗赞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3]此为唐朝官员藏书的事例。雕板印书盛行以后，典籍易得，藏书之风更盛。宋代的晃公武、王铚、尤袤、陈振孙、贾似道，直至明代的周藩、晋府、天一阁、汲古阁、绛云楼，清代的也是园、传是楼、拜经楼、抱经堂、士礼居、艺芸书舍、爱日精庐、海源阁、皕宋楼、八千卷楼、铁琴铜剑楼，乃至当代的双鑑楼、自庄严堪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藏书家，特别是两宋以后的藏书家，亦都有编制藏书目录的传统。前几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中的《目录门》，其中收录各类型的传统目录达4000余种，亦可谓蔚为大观。 然而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旧有的典籍收藏体制逐渐被打破，原有的公私藏书几乎都慢慢向各级各类型图书馆集中，成为当今图书馆，特别是省市级以上图书馆、资深高校图书馆、科研系统图书馆，乃至于大博物馆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书虽然集中了，整理编目的人才却未相应配备。有的虽然配备了，却是一般专业人员，并非行家里手。即或是这样，还常因政治运动或中心工作需要而被调用。这样就使很多图书馆，虽然藏有不少古籍，却长期蛛网尘封，无人揭示，无人知晓，无法利用。几家较有名的大馆，尽管备配了专门人才，但书多人少，整理不过来，因而也出不来一部馆藏目录。有的反反复复，前代人整理了，不尽人意，后边的人再整理。整理半天，也未跳出旧式圈子，结果还是出不来一部馆藏目录。有的虽著录成卡片，但囿于政治恐惧，却也排不出一套分类目录。说是沿用四部分类法，怕被打成封建复古主义。有几个馆出过馆藏古籍目录，却都收录不全，亦不过是某种应景之作。从全国的范围讲，“文革”之前虽动员全国力量，邀集部分图书馆编制出版过《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中国丛书综录》及《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等，但全部古籍目录的编制，从未有人提出过，也无人敢于斗胆问津。 1975年10月，重病在身且处境困难的周恩来总理发出了“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目编出来”的指示。这项指示虽经当时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同志及时作了传达，但由于“文革”尚未结束，政治环境仍很险恶，故只能搁置不动。1977年春天，“四人帮”已经倒台，“文革”已经结束，这项工作重新被安排上议事议程。经过有关人员一年的准备，于1978年4月，在南京正式召开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工作首次大会，向全国图书馆界部署了这项工作。从那时起，直至今天，历时17年，才算完全脱稿，当然还谈不上全部出版。这部目录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编辑的全国性的善本书目，其功永不可没。但由于它是版本目录，又是善本目录，所以收书极为不全。且著录项目简单，不但使人无法透过它了解中国古籍全豹，连版本也只能是听信而无法透过著录加以自己的判断。 1993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又邀集一些专家学者，立项编制《中国古籍总目》。这个目录是品种目录，不是版本目录。若真的编制出来，则中国现存古籍一共有多少种将可一览无余。但它的编法不是动员全国各类型图书馆都来著录各自的藏书，而是利用现有的若干种馆藏目录依品种按类加以合成，然后再选择若干家大图书馆依据合成目录予以核对，有者应之，无者补之。从理论上讲，这个目录应该是个全目。且其架构是以品种立目，目下著录各种代表性版本，版本之后加注藏书单位简称，力求使其带有联合目录功能。这种构想可谓用心良苦，学界也会因此而得便。但由于这种编法本身就带有先天性的不足，非但收录不可能全，著录也未脱中国传统目录的窠臼，因而仍难以借此达到资源共享。 此外，台湾还出过8家古籍联合书目，香港出过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目；美国国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也编制出版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哈佛燕京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复印过卡片式中国古籍书目；英国编制出版过伦敦所藏中国小说书目，牛津大学也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日本编制出版过图书寮、静嘉堂、足利学校、天理大学、斯道文库、内阁文库等所藏中国古籍书目。所有这些目录，虽收录多寡不一，著录详略不同，但从结构与性质上讲，仍都是中国式的传统目录。试想，任何一个治中国传统学问的人，任何一个外国的汉学家，不管其涉足的学术领域宽窄，其研究的课题大小，要想取得一定的深度和广度，都必须遍查各种目录，才知有多少书要看。可是遍查各种目录谈何容易！学者自备，绝对有限；到图书馆去查，有几个图书馆备有目录的目录来提示你所要查的途径呢！难哪！所以过去传统的中国学者，必通目录之学，以为治学门径，以为通学津梁。近世学人多忽视此道，致有学者功成名就，亦有专著专论行世，忽一广检目录，多有不知之书，回想过去著书立说，暗自恐慌而汗浸颜面。近参与续修四库全书，易、书、诗每类都请一两位、两三位终生治此学者提供一个拟选书目。为此，他们不得不广涉目录。有的一涉猎目录便吓一跳，说是不知还有这么多书，声言自己的诗学史应该重写。有的待某类目录一敲定，就忙着要看书，原因是有三分之二的书过去没看过。这种现象不能得出学者无知的结论，而是目录庞杂，浩如烟海，难以尽查，难以查尽！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继续编制传统目录，继续让学人沿着旧路到目录海洋中去寻觅，还是另辟新径，为学者开辟更广阔的天地？回答显然应是后者。这新径是什么呢？答曰应是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 二、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建库状况 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为学者提供方便，为实现资源共享铺平道路，已为很多人所认识，并为某些人付诸实践。在中国国内，最早将一部分古籍目录输入计算机并可检索者，大概要算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据说他们输入4000多条款目，带有试验性质。由于没有亲见，连其格式设置，字段安排，著录规范，分类方法等，都不知是如何处置的。总之时至今日，也并未见到他们有中国古籍书目数据机读版发行，因而别人也就无法享用。其次是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他们在几年前就对古籍书目数据化兴趣盎然，并竭力提倡。也曾投入人力物力进行设计试验，但现在也没有见到他们的著录规范和机读格式，当然更未见到数据软盘的发行。再次是辽宁省图书馆，也曾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据说将要把《中国古籍总目》集部有关部分的款目输入进去。这种输入现在尚不清楚是输入传统古籍目录款目，还是输入《中国古籍总目》特定的款目格式，还是输入新设计的机读格式。再次是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对古籍书目数据化也很感兴趣，他们竭力主张通过编制《中国古籍总目》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他们将把所负责的《中国古籍总目》史、子部有关部分的书目合成输入计算机，不知是《中国古籍总目》特定的著录格式，还是机读目录通讯格式。 北京图书馆的古籍分成了两部分，够珍本善本身份的古籍，归善本特藏部管理；其余的普通版本的古籍归分馆管理。传统的著录编目，善本部分一直沿用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普通古籍却一直使用刘国钧15大类分类法。前几年，北图曾有一种构想，想利用自己引进的光盘系统将馆藏宋元本古籍全文存贮到光盘里去。为此，由该馆自动化发展部委派了专人，与善本特藏部有关业务人员，共同设计了著录数据格式。由于这个格式是为宋元本全文存贮光盘后检索之用，便没有全面考虑古籍书目数据库建立时的通用性。后来因为北图光盘系统尚缺关键部件未到位，短期内无法存贮，也不能正常运转，故又改换课题，将光盘存贮换成了建立善本古籍书目数据库，弄了一台微机就往里敲。北图分馆贮藏普通古籍号称200万册，虽然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但也绝不少于160万册。这部分古籍，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已有三代人前赴后继进行整理编目。但由于一时期有一时期的想法，一代主持人有一代主持人的主张，故整理来整理去，始终整不出一套完整的目录，连一套完整反映全部馆藏的卡片目录也没有。于是主持人又着急了，因而就又想到了建立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库。他们热情有加，但通盘考虑不足。同样都在一个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先从宋元本开始，已着手在建库。分馆面对浩瀚的普通古籍及几代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也强烈要求跨过历史的羁绊而一步跃入书目数据库的先进行列。两边似乎谁也没在想，普通古籍是古籍，善本古籍也是古籍。它们除了在版本早晚优劣上有差别之外，就内容而言都是中国古籍。既然都是中国古籍，就应统一考虑建库，就应考虑建统一的库。然而现实就是这样，各自都有积极性，各自倡建数据库，谁得到了领导的支持，谁搞到了财源，弄到了设备，谁就上马建库。北图是这样，全国更是如此了。这是在我们中国国内的建库状况。大家都想建，又谁都没有建起来，各自为政，各树旗号。其结果必定是互不统一，互不兼容，互相重复，浪费了人力物力，得不到资源共享的果实。可见首先是我们国内要统一。要统一考虑，统一步调，统一分类，统一著录规范，统一著录条例，统一数据格式，统一编目软件，统一使用字库。至于操作，可以分头进行，最后并库，而后才是联网查询，共同享用。 在国外，酝酿倡建乃至付诸实施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者，也大有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1989年春天，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数据库筹建工作会议，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召开。据说此库只吸收研究图书馆参加，故在中国只邀请了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几位有关人员出席。该会经过讨论，确定了著录规范和数据格式，并将基地设在了普大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项目具体主持人是美籍瑞典人艾思仁，由中国赴会的几人作为助手，便开始运行了。由于该项目是用基金会的基金支持的，所以每隔两年就要开一次小会，对前两年的工作做一次简单评估，以便申请下一届基金。开始，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都曾组织力量为该库著录工作单，并附书影惠寄给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支持该库建设。与此同时，还有人说是中国搞不起来，不如搭美国的车，写一张工作单还可得到十美金的报酬。于是在三五同行中发生了作用，故又有辽宁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等相继参加。其实即便是全世界凡藏有中国古籍善本书的单位和个人都闻风响应，则建起来的仍不过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数据库，还远不是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 英国人看出了一点门道，想与北京图书馆等几个大馆联手，先建立宋元本书目数据库。日本人据说也不甘寂寞，1993年的冬季他们召开过会，还邀请了艾思仁，也与建库有关。这说明，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在海外也是一些人注目的课题。但彼此也不大通声气，更谈不上什么统一分类、统一著录、统一格式了。既然海内外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都有人关心，又都还处在起步阶段，那何不早唱统建的调，早吹共建的号呢？ 三、协力共建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遍藏全世界。许多藏书单位别说编制数据工作单，就连传统的简单薯录也无暇多顾，或者是无人能顾，还侈谈什么建立统一的数据库或统一地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岂不是超现实的理想主义！其实不然，现在正是倡建此库的良机。 1.统一建库认识：大凡人类的事，只要讲明道理，晓以利害得失，都还是愿意统一有序的。建立统一的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以便使这块古老的资源为全人类所共享，我想这应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至少是全世界汉学研究者的共同愿望。这就是可贵的思想基础。当然，用库之人与建库之人想法并不一定一致。用库之人不想过问如何建库，只想一上机检索，相关目录都能显现，打印出来便可按图索骥，深研学问，产生成果。建库之人则不同了，他既要考虑用户需求，还要考虑现实情况。诸如人力、物力、财力，以你为主、以他为主、以我为主，谁为统一建库率先铺路搭桥，谁来组织起草、研讨、决定统一建库必备的规范和文件，谁来组织培训数据著录人员，谁来协调建库过程中诸多的业务问题和工作问题，等等，都是实际问题。这些间题的解决，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再长再艰难，总有征程的终点。但支持这个过程始终的，除了必须的人力、物力、财力，更重要的我认为是共识。所谓共识，就是对这一事物的意义、做法、目的的共同认识。有了统建的共同认识，就有了精神食粮和精神支柱。这是统一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最可宝贵的财富。而要想取得这笔财富，就需要广泛的宣传和宣传得广泛。宣传不但要使全中国的同行认同，全世界的同道也得认可，统一建库的实践者、操作者、架构者，是生力军。宣传还得使各类型图书馆的主持者、主管者、主宰者、支持者，也有统一建库的共识。有了他们的认同，人力、物力、财力、组织、协调就都有了保证。所以当前最紧要的是宣传。我希望这方面的有识之士，高瞻远瞩，携手并肩，操觚鼓舌，口说文论，大力宣传统一建库的优长意义，及分散无序建库的弊病浪费和最终的混乱局面。力求上下左右有统一建库的统一认识，这是此项工程的思想基础。我们中国人协作精神较差，什么事不是自卑就是自傲。自卑者觉得自己无资格倡导某事，自然只是等待。自傲者则什么事都得以我为主，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小而全，大而全，你一套格式，我一套条例，重复浪费在所不惜。我诚恳地希望，在建立古籍书目数据库问题上，大家都先要超越自我，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而后才能统一行动。 2.统一建库规范：建立书目数据库，不同于编制一部联合目录。编制联合目录，只要制定了统一的分类法，统一的著录项目、著录格式、著录条例，以及统一的收录范围，大家就可以分头著录卡片，最后将所有卡片集中，由少许专家加以校正汇编，最后发排印刷，一部联合目录就算完成了。建立数据库不这么简单，它是要利用电脑来实现机读和多途径检索，所以它对规范的要求特别强烈，否则它就不能实现自己的智能。但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究竟要规范哪几个方面呢？我想大概有如下五个方面： （1）要规范统一中国古籍分类法。传统的中国古籍目录组织，多数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也有的单位采用科图法、人大法、中图法，北京图书馆的普通古籍，则采用刘国钧先生的15大类来类分图书。这是使用分类法的歧异。就是同样都使用四部分类法，各自的类表也绝不会完全相同，图书类分的部居也不完全相同。这种分类歧出的现象，是无法建立统一的数据库的。即便是有哪家要建库，独自确定了一张分类表，它在日后能否成为大家都能遵循的分类呢，实在难说。所以要想统一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首先碰到的就是要规范统一中国古籍分类法。怎么规范统一呢？是创制新的分类表，还是改造旧的四部分类表，这又自有不同看法。风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有人在制定新的中国古籍分类法，以为中国古籍的整理编目和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做前期铺垫。其心也善，其功则还未可知。我诚心地祝愿其成功，但又担心不新不旧。改革四部分类法，远自宋代的郑樵，近自当代的刘国钧、杜定友，都曾有过大胆的尝试，但都没能推广开来，最终占上风的还是四部分类法。四部分类法有很多缺陷和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但它行用1300多年，古今官私目录几乎无不使用之。原因并不都是因为中国人保守，而是因为它本身基本符合了中国的学术发展和目录学思想体系。例如中国的经学，最早来自儒家鼻祖孔子删定的六艺，即《易》、《书》、《诗》、《仪礼》、《乐》、《春秋》。这6种书都是孔子当年的教科书，用来厚风俗，敦教化，兴王道，治当世，表现出了积极的入世思想。所以到汉武帝时便正合他的有为而治的思路，于是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将五经立于学官，从此这经学便一直是官方哲学，被历代封建帝王和士大夫奉为经典。历来被注疏、被阐扬、被发挥的著述，亦层出不穷。“经禀圣裁，垂型万世”[4]，故首列经部。而史书则“正史体尊，义与经配”[5]，故次列史部。“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要可与经史旁参”[6]，故再次列为子部。“典册高文，清辞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7]，故再次列为集部。可见其分类是就书的内容、学术发展和目录学体系而设的。所以一张四部分类表，是比较容易类分中国古籍的。旧瓶子装旧酒，似更为匹配。所以我主张改造调整四部分类表，再给以科学配号，作为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分类标引，我想是行得通的，也是能为国内外中国古籍整理编目者所遵循所接受的。 （2）要实行标准著录。中国古籍的款目著录历来是有程式的。但中国传统的款目著录，概括起来说均未跳出主观著录的窠臼。书名项随意穿靴戴帽，著录者觉得加进去自己的理解再表述出来，会给读者更清晰的印象。这样一来，好心做了坏事，令人发生错觉，无从判断。例如《史记》，向有带刘宋裴骃集解，或带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或带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或只带索隐者。传统常常著录成《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刘宋裴骃撰；或著录成《史记索隐》一百三十卷，唐司马贞撰；或著录成《史记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刘宋裴骃、唐司马贞撰；或著录成《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刘宋裴骃、唐司马贞、张守节撰。其实几乎没有一部《史记》是这么称呼的，原书的客观情况几乎都是“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底下镌“宋裴骃集解”；或“宋裴胭集解、唐司马贞索隐”；或“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要是客观描述，就应该是《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驭集解；或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或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这样使人一看便知某部《史记》究竟是带一家注，还是两家注，还是三家注，还是《史记》白文。而照传统的主观著录，很容易被人理解为刘宋裴胭为《史记》单独作《集解》一百三十卷，唐司马贞单独作《索隐》一百三十卷，张守节单独作《正义》一百三十卷。 书名如此，著者更随意。有著录其名者，有著录其字者，有著录其号者；有前边带衔名、籍贯、郡望者，有挂带不全者，没有一定的规范。 版本则更是主观考定了。有时一书的版本，在原书上翻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可硬是那么著录了。不提供客观依据。这在传统著录中是学间，是秘密。可常常这种主观著录并不一定准确，这就很容易误导。这种例子举不胜举。而自80年代以来，伴随文献著录标准化推行以来，中国古籍也有了标准著录规则。前两年又进一步做了修订。去年又有人为其细化而制定了标准著录条例。这种标准著录的特点，就是项与项之间用统一的符号间隔，使国人外人，不管识字与否，均可知道某符号前后是什么著录项，项是什么内容。这就和世界文献著录标准接上了轨。特别是这种标准著录，强调各著录项都要照书客观描述，这就会给读者提供判断依据。而你自己的考定，则均在附注项说明。这在中国古籍传统著录上不啻为一场革命。如果大家真能这样做了，建立统一的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就有了统一的标准，有人竭力提倡的《中国版本志》也有可望逐步产生了。所以要统一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必须要强调标准著录。 （3）要制定统一的古籍书目机读格式。古籍书目机读格式完全不同于中国古籍书本目录的著录格式，也不同于卡片式的著录格式。它要按字段部居著录项目，而且每个字段都有特定的内容要求。按字段要求著录的书的客观情况，要比传统著录宽泛得多，真实得多，可信得多。如果把每条数据都打印出来，订成书本，便是版本家所企望的《中国古籍版本志》。生成软盘、磁盘、光盘，便是电子版的《中国古籍总目》和《中国古籍版本志》。 统一古籍书目机读格式，是建立统一的中国古籍数据库的必备条件之一。如果格式不统一，任何软件都是无法处理的。处理了也是杂乱无章，无法检索。必须制定统一的数据格式，大家照格式填写工作单或联机录入，才能建起统一的数据库。而统一制定数据格式并非难事，大家遵从统一的格式进行著录也一点不难。只要格式统一，著录统一。哪里填工作单，哪里进行录入，最后总是可以并库的。 （4）使用统一的软件。统一建立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运用大型机建立中心库，这是一种方式。由中心库向外辐射，中远程联机，各家图书馆在自己馆里利用联网微机或终端，直接向中心库录入，这自然运用的是统一的软件。各家图书馆只按统一的古籍书目机读格式填写工作单，然后输送到中心库统一录入，这运用的也是统一的软件。但这两种方式都不太现实，最现实的可能是设计或购用统一的软件，装入各家微机，各自运用统一的格式，各自录入自家的书目数据，最后生成软盘，移送中心库，合成建库。这样，各自等于先建了自己的库，也协建了统一的库，一旦联网或生成了光盘，那便真正为资源共享架起了桥梁。但不管按哪一种方式进行，在进行之前，我们必须强调设计或采用统一的软件。否则你用这个软件，他用那个软件，格式不一，功能不一，程序不一，那就根本无法统一建库和建立统一的库。至于用什么样的软件，用哪一家的软件，完全可以共同选择。 （5）使用统一的字库。处理中国古籍，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字库的汉字不够用。为此，美国、日本、韩国、香港、台湾、中国大陆，都有不少人动脑筋，力图解决汉字字库储字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汉字，包括正体、异体、繁体、简体、通假、古体，大约有十万字。而通用电脑的“国家标准字库”仅有6763个字。台湾的标准字库虽储字多一些，但也不过13000多字，用来处理中国古籍仍是捉襟见肘。所以虽然有若干家用计算机存贮古籍全文，或试图机编古籍书目，但都囿于字符不够用而徘徊不前。欣闻深圳大学教授张卫东和黄贤，经过几年的努力，研制出了“全汉字操作系统”。据称这个“全汉字操作系统”，将对中国汉字，无论是甲骨文字、青铜器铭文、篆书、隶书，以及繁简正异一网收齐，并形成功能齐全的检索系统。通过它存储的文字和数据，可以进行原文阅读，文体转换，版本校勘，主题检索，词语检索。如果真的有了这样的字库，对于处理中国古籍将是极大的福音。对于我们提倡统一的中国古籍数据库，也是极大的喜讯和可贵的条件。 如果我们能在上述五个方面先行统一，而后再协调步调，分头进行，统一并库，则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的统建工作是大有希望的。 注释： [1]《庄子·天下篇》 [2]《后汉书·河间献王传》 [3]（唐）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 [4]《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 [5]《四库全书总目·正史叙》 [6]《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叙》 [7]《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 [作者简介]李致忠 研究馆员 北京图书馆业务处处长 原载：《北京图书馆刊》1995年3/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