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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先师朱东润先生诞生110周年，先生1942年撰写的遗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列入复旦大学出版社《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首次出版。我有幸先期通读，对先生在抗战避地蜀中期间能成此力作，对本书历经六十多年仍能保持新锐的开拓气象，很感震撼。 先生晚年在自传中曾谈到，1940年，当时的教育部规定大学中文系可以开传记研究课，许多学校遂开讲唐宋八大家的碑记。先生早年曾留学英国，对于西方传记文学有着浓厚兴趣，清楚地认识到二十四史的列传只是史传，韩柳欧苏的碑志也只是速写，都不是传记。在沉下心来读了一批西方的传记文学理论和作品后，决心探索中国传叙文学发展的道路。先生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于中国古代传叙文学的成就，作系统的研究和清理，因此有本书的写作；二是从事传叙文学的写作实践，在本书写成次年即一九四三年完成《张居正大传》，随后又写作《王阳明大传》（书稿失传）。可以说，四十年代初的这次变化，确定了先生后半生的学术道路，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传叙文学始终是他学术研究的中心工作。 当时正处于抗战相持阶段最困难时期，先生随武汉大学避地四川乐山，生活极其艰苦。本书自序中有具体的记录：“住的是半间幽暗的斗室，下午四时以后便要焚膏继晷。偶然一阵暴雨，在北墙打开一个窟窿，光通一线，如获至宝，但是逢着寒风料峭、阴雨飞溅的时候，只得以围巾覆臂，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执笔疾书。”自传中还说到写作时遭遇日机轰炸的情形：“空袭警报来了，是夏天，身上着的白衣服不宜于跑警报，只好伏在窗下。凶恶的敌人在附近轰炸以后，扬长而去。我从窗下爬起来，依旧抄录《慧远传》，作为这部作品的附录。”这种治学精神，值得后学如我辈永远学习。 先生认为，中国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传叙文学似乎还没有进展。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传叙文学，篇幅宏大，除了叙述传主的一生，还应该把他的时代，他的精神面貌，以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展现，写出独特而真实的人物。中国古代史传确实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在致力的方向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先生用西方传记文学的眼光来审视，看到了秦汉的史传、六朝的别传僧传、唐宋的碑状、明清的年谱，以及梁启超的几部评传，各有成就，但也颇多遗憾。史传的目标是写史写事，碑状过于刻板虚假，年谱不免具体而琐碎，梁启超的评传把一个人的事功分割成几块来叙述，不免有“大卸八块”的遗憾。先生认为传叙文学的使命是要写出活泼生动的人性，要以确凿可信的文献为依凭，尽可能真实地反映传主的生命历程。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传叙文学的辉煌，但唐宋以后没有能够得到继续，对于过去的成就，应该加以发掘和阐述。“知道了过去的中国文学，便会看出当来的中国传叙文学。” 作为一本特殊的文学史著作，本书在当时是有开拓意义的工作。为什么选取汉魏六朝呢？先生认为那一时代虽然动荡不定，但“社会上充满了壮盛的气息，没有一定的类型，一定的标格。一切的人都是自由地发展”，充满独来独往的精神，不像唐宋以后人物都有一定的标格。但要叙述此一时期传叙文学发展的历史，最大的困难是现存资料似乎只有几部僧传，别传见于记载的虽有数百种之多，但大部分失传了，只有片段散在群籍之中，清代的辑佚学家很少注意及此，没有前人辑录的成绩可以援据。先生是实干型的学者，他既有志于此，即从最原始文献的搜求积累开始，从汉唐之间史乘、类书、古注之类古籍中加以爬罗剔抉，辑录出四百多种相关的作品，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古籍辑佚很辛苦，但其基本的原则和方法，清代学者已经确定，先生的工作也仅以此为本书写作的基础，重心是考察和评判汉魏六朝传叙文学的成就和局限。 先生既经认定传叙文学的对象是人，“是人性底真相的叙述。”传叙写作的生命是真实，必须文献有征，必须真实地记录传主的生平，同时又应具备文学性。先生认为《曹瞒传》注重传主个性的描写，很仔细地记录传主的小动作，接近现代传叙文学的意味。先生对于魏晋传叙中具有独特个性人物的记叙，给以很高的赞赏，如认为皇甫谧《列女传》所记庞娥亲为父报仇的故事中，“写杀人的一节，生气勃勃，更是自古未有的文字。”认为夏侯湛《辛宪英传》叙事“风神如绘”。特别赞赏西晋传叙中“从清言娓娓的言论里，传出传主的个性”。 先生以为汉魏六朝的传叙文学，经过东汉的萌芽，魏晋的长育，在东晋以后的僧传中达到了成熟。《法显行传》以生命中一段旅程的记录，主观地表达了个人的感受，“是一篇人性底叙述。我们看到悲欢离合，看到生死无常，看到法显底慨然生悲，看到印度诸僧底相顾骇叹”。就此层立场而言，应该视为中国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著作。第十一章论述慧皎《高僧传》，称赏各传篇幅扩大，因而可作完密的叙述，且“富于人性的描写”。先生特别指出慧皎《高僧传》写庐山慧远，处处写出其弘法的坚定和人格的伟大：“慧远庄严博伟，虽一时枭杰刘裕、桓玄之徒，敢于窥窃神器，而不敢犯及远公。”既有沙门见其容止方棱以至心悸汗流的细节，也有其临终不昧的特写，认为其人格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晋宋以后佛法大兴的根源”。 鉴别传叙叙事的真伪，需要读者融通典籍，敏锐洞见真相。先生特别指出，有的是传主的作伪，比如公孙弘位居三公而为布被、汉高祖为项羽发丧之类，传叙家能够直指其伪，便是传叙的真实。但如果传叙家隐藏真相，故意捏造，“叙述坏事的固为谤书，叙述好事的也成秽史”。《桓阶别传》叙其清俭异常，在郡俸尽食酱，乃至文帝幸其第见诸子无裈，似乎都是美德。先生列举事实，指出桓阶是为曹操画策纂汉的参与机密者，又是文帝受禅时领衔劝进并临终顾命的显要，其家之奢侈，当时为众所知。《别传》所述清俭，是作者有意的作伪。在讨论《孙资别传》时，先生认为其亲近君主而大权在握，当明帝临终时，以一己之私利，引曹爽以倾燕王，复引司马懿为佐，演成了魏晋禅代的故事。《别传》称孙资在明帝顾问时仅答以“宜以圣意简择”，是推避责任，显出作者为孙资洗刷的用意，是另一种作伪。 与故意作伪稍有不同的情况，先生也予以揭示。如《曹瞒传》以传闻为事实，因而减损了其价值。如叙曹操因私愤而杀袁忠、桓劭，其实并不合史实。而所叙华歆破壁牵伏皇后一事，也出于杜撰。曾获很高评价的嵇康《圣贤高士传赞》，先生则认为是“极享盛名而没有价值的著作”，书中所举高士，大都是子虚乌有的人物，甚至将《庄子》和《楚辞》托言的两个渔父捏合成一个人。在评价庾信《丘乃敦崇传》时，先生指出谀墓的风气影响于北朝的传叙，形成一批没有内容、没有意义的产物，是传叙文学的不幸。先生在分析考证中，不仅有文献举证，且多加入对世事人情的透彻体悟。如前述华歆一例，《后汉书》据以采信，晚出的《三国演义》中也称及。先生指出华歆在曹丕受禅时因眷恋故主而以形色忤时，以情理不会做坏户发壁之事，又考其时华歆已不在尚书令之任，尚书令应别有其人。就考证来说，仅此已经很充分，先生则更一步指出，华歆是当时的名士，曹操特别注意招揽天下名士，为自己收拾人望。名士身负重名，不屈身污贱，曹操也不以此相屈，否则就失去了名士的意义。这样的考述酣畅透彻，出人意表而又在情理之中，非大手笔不办。 《述论》完成时，先生已着手写作《张居正大传》，书中许多表述，可以看到当时的努力目标和遵循原则。先生认为传叙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在小说、戏剧和新诗都已经发生极大变革的时代，只有“传叙文学，好像还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而要为中国传叙文学树立成就，则需要“大家多努力些”，并为此身践力行。书中对于西洋传叙文学的描述，正是他致力的目标：“一部大传，往往从数十万言到百馀万言。关于每一项目的记载，常要经过多种文卷的考订。这种精力，真是使人大吃一惊。这种风气，在英国传叙文学里一直保持到维多利亚时代。一切记载，更加翔实而确切，而证明的文卷，亦更加繁重而艰辛，于是引起二十世纪初年之‘近代传叙文学’。这一派底作风，总想活泼而深刻，同时极力摆脱证件的桎梏。其实仍是一步步脚踏实地，没有蹈空的语句。”《张居正大传》以后先生所有的传记作品，都遵循此派摆脱证件而又活泼、深刻的写法，但所有的事实，都经过极其详密的考证，做到了信而有征。如何达到信而有征呢？先生认为学者要善于利用各类文献，但同时又要注意任何文献都有其局限性，史传的局限众所周知，西方学者重视的自叙、回忆录、日记、书简、著作，以及中国的自撰年谱一类，也都有各自的局限。先生认为，优秀的传叙家应善于分析和驾驭各类文献，努力追寻事实的真相，“把一切伪造无稽的故事删除，把一切真凭实据的故事收进”。学者不仅要有贯通文献的学力，同时应有辨析人事、体悟情委的悟性和胆识。先生的著作就每每显示出此种敏锐和识见。对先生不太熟悉的读者，都感到他不循旧规，喜立新说，且常常对于新说的依据并不作很具体的文献交待。与先生接触多了，就知道他的新说大多是勤奋而深入地阅读群籍，始终坚持用自己的眼光读书，融通史实，具体分析，加上敏锐的史识和体悟，一点一滴积累而得，决非率尔之谈。 《述论》是先生四十六岁时的著作，正是一生学术精力最鼎盛的时期。全书举证丰富，考辩周详，议论骏爽，笔力雄劲，处处可以显见当时开疆拓土的执着奋发。虽然六十四年后才首次出版，其学术意义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减损。先生当时疾呼因应世界文学的趋势，建立可以无愧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中国传叙文学，至今仍不失其意义。先生对于汉魏南北朝传叙文学作品的全面发掘，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成就的评骘，至今尚无学者超越先生当时已经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当然更重要的，是留下了在学术转型过程中的系统思考，对于了解先生一生的治学道路和成就，意义十分重大。 原载：《文汇报》2006年12月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