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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古籍整理工作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大量古籍经过整理以新的面貌问世，对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古籍整理的队伍得到锻炼和充实，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整个古籍整理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的景象。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广大学者不断努力的结果，也与这项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辛勤工作分不开。就后一方面而言，有两位学者型的领导者是后人不能忘记的。一位是曾经多年主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工作的李一氓先生，一位是曾经长期担任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主任工作的周林先生。下面让我们重温李一氓先生（下文中省称“先生”二字）的有关论著，对他古籍整理方面的思想成果加以简略的总结。 一、关于古籍整理的若干基本问题 中华民族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前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浩如烟海，举世无双。对此，李一氓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古籍既是中国文明的历史标志，则就古籍本身而论，它和其他文化遗产一起，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积累的基础。”因此，他对古籍整理的重要性认识极为明确，认为“整理古籍亦就自然成为我们所特有的丰富的精神生产，成为和中国社会主义物质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建设，并与中国现代化保有辩证的直接的内在联系。”从而高度评价国家的决策：“整理古籍，把祖国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1]。 为了抓好古籍整理这项“精神生产”、“文化建设”，李一氓对古籍的下限、整理重点和先后缓急、新领域的开拓等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大量探索。 关于古籍整理的下限，他起先是定在清末，即到1911年为止。他的理由是：“汉人视秦、周著作为古籍，他们对此做过很好的工作。魏人、晋人、隋人视汉、秦、周著作为古籍，他们对此亦做过很好的工作。唐人视隋、晋、魏、汉、秦、周著作为古籍，亦做过很好的工作。宋人视唐、隋、晋、魏、汉、秦、周著作为古籍，他们也做过很好的工作。以此类推，我们今天要把清、明、元、宋、唐、隋、晋、魏、汉、秦、周著作作为古籍，加以整理是自明的道理。我们不是清人，不能把古籍限在明代以上。而且清人著作大部分没有经过整理；特别是他们的著作和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和其他经济、政治、军事等都有直接关系，所以整理清人著作，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1]这段话表明，他确定清末为古籍的下限，一是前人的惯例，二是清人著作大多没有整理过，三是整理清人著作的现实意义重大。 经过几年的实践，李一氓认为古籍的时代下限非突破不可。在现代史、现代文学的研究展开以后，要求整理出版许多必要的文献。比如《孙中山全集》、《梁启超全集》、《朱执信集》、《张謇集》、《黄兴未刊电稿》、《蔡锷集》、《廖仲恺集》、《蔡元培集》、《经亨颐日记》、《熊希龄集》、《顾维钧回忆录》等等，虽然有些文献在1919年以后，加以整理出版，也是完全必要的。因此，“特别对历史部分不能拘泥于古籍下限之说，而应尽速进行整理。”[2] 古籍下限定在清末，种类约在八万到十万种之间，若下限放宽，数量当然更大。是否这么多的古籍都加以整理，一种都不漏呢？李一氓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了对有价值的古籍系统进行整理，他主张要有分工协作。作为国家重点抓的古籍整理，“主要是古典文学、哲学、中国历史学三类”，“其他类就应该由相应的学术机构去负责”[1]。比如，史部的地方志，就分出来由地方志学会去负责，子部中的农家、兵家、医家、历算等，就由农业、军事、中医、天文等研究部门去负责。少数民族语文古籍，自亦为中国古籍，都应加以整理，但主要的应由民族学院、民族出版机构负起责来。 对于文史哲领域内古籍整理的先后取舍，李一氓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比如，有人主张对需要整理的古籍排个次序，先搞急需的，暂不急需的放在后边。李一氓认为这在理论上不错，但要将大量的文史哲古籍，全部摊开来排个先后次序，这是办不到的。即或有一种书可算是很紧要的，但暂时找不着可以承担整理任务的专家，也只好放一下。另外，某一种书并不急需，但某一位专家有兴趣，又花过功夫，也就不能拒绝他加以整理。因此，在他主持制定的规划中，“弹性相当大”[3]。列入规划者，可能暂时无法进行；未列入者，能整理出来，也应该出版。 又比如，传统分类中子部的书籍，情况最为复杂。李一氓认为佛典和道经很重要，“我们把它们当成中国哲学的古籍来整理，不能仅仅意味为宗教”[1]。因为它们在历史上表现为行动时，是和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史、思想史、军事史分不开的。哲学是一般的认识，或者说认识的一般，而特定的思想史，自然就和哲学连在一起了，应花大气力加以整理。像《中华大藏经》、《中华新道藏》、《中国佛教典籍丛刊》，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相继列入整理与出版规划的。而子部的术数部门，如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相、阴阳五行等，他就认为不需要花力量去整理了。“除非民俗学这门学问建立起来，才会去加以过问，现在还谈不上。”[3]这种先后区分，显然注意到了各类古籍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 作为文史哲类古籍整理的领导者，李一氓很注意三类古籍整理的平衡发展。1982年，文学类古籍整理出版了113种，语言文字类也有22种，而史学类为66种，哲学类14种。李一氓认为哲学部分太少了，史学部分也显然有不足之感。因此，他希望史学界、哲学界能够逐渐增加整理出版的数量，“使文、史、哲三部分有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局面”[3]。 历朝古籍，清代的整理得最少，李一氓因之对整理清代文献极为重视。在《近代史资料丛刊》已编印11种的基础上，他支持再出续集，认为这部书对研究有关专题材料集中，颇有用处。纪传体的断代史上，现在没有《清史》，只有《清史稿》，现在很难再组成一个清史馆去修一部正式的《清史》来。因此，李一氓认为在史籍整理与历史研究上，“更应该着重清史”。对《清史》的本纪、列传和涉及宫廷生活的所谓礼、乐、舆服等可暂时放在一边。目前应把志、表主要部分比较详实的加以整理，如已成的《清代职宫年表》那样。清代历史上有很多新的东西，体现了历史特点，“应该汇集丰富详实的资料，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得出应有的结论”[3]。文学方面，他急切期盼《全清词》的出版，使词这种从唐至清一千多年的特殊文体，有一部完整的总集，“这是一件伟大的文化事业，有历史意义，我们这一代刚好接在清代之后，我们自然应承担这个不可推卸的任务”[4](p73)。 在需要整理的古籍当中，是有真伪、精华糟粕之分的。李一氓强调，整理者不应参加到今文古文、公羊谷梁、毛诗韩诗、汉学宋学等等学系、学派之争中去。这样，便不发生我们偏重什么、拒绝什么的问题。那些学系学派，是历史上的对立面，是互为存在条件的。我们整理他们的文献，是出于清理文化遗产的目的。比如编印一套《理学丛书》，“只不过是为了研究宋明理学的方便，并不表示在哲学史范围内，我们就主张朱王学说，为唯心主义作宣传”[3]。这种开诚布公的说明，对人们放手整理《朱子大全》、《王文成公全书》之类的古籍，是有积极意义的。 传世文献之外，李一氓还很重视出土文献的整理，并将其视为古籍整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982年，《甲骨文合集》13卷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他把这部书看作当年古籍整理的最大成果，称赞“这是自清末发现殷墟甲骨文以来划时代的一部甲骨文汇编，数量多，时代划分准确，内容分类完整，对古文字的研究，殷代社会史的研究，作出了相当完备的学术贡献。”同年《吐鲁番出土文书》由国家文物局编印出版，李一氓认为“这是古籍整理的一个新的领域的开拓，还应该继续和扩大下去”[3]。沿着这一思路，他随后提出要对陆续出土的战国秦汉简帛文献也加以系统整理，强调“我们有责任把它整理出来”，并断言它们“将会与《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媲美”[2]。 在具体工作中，李一氓对地方志、地方文献和从国外引回古籍的整理，对加强海峡两岸古籍整理学者的交流，也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兹不一一列举。 二、关于古籍整理的手段与方法 对于古籍整理的手段，李一氓主张继承前人的一些基本路数，又要有一些新的创造。前人的整理手段，主要有标点、校勘、注释、笺释、今译、辑佚、汇编、孤本善本的复印、类书、丛书、工具书、图录等等。李一氓对这些手段都很重视，并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看法。 标点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总的要求是适当的分段，恰当的断句。文章“一标点，文义就清楚了。”一分段，“提行另起，理路就清楚了。”因此，除了善本复印外，李一氓“要求所有出版的古籍都加以标点”[1]。对于当代把以前完全没有标点的总集本，依样葫芦的翻印出来的做法，他颇不以为然，说是看不出它有什么学术价值。“讲中国文史哲三方面的古籍整理，而又撇开学术意义于不顾，只图省事、赚钱，这就很难说了”[4](p76)。 如何做好注释工作，李一氓提出了学识和文体两方面的意见，从事注释工作者，李一氓认为“首先要求是有关这一古籍的专门知识，其次是相应的辅助知识”。他举例说，不懂得先秦文字的使用，不懂墨家哲学，不懂一点科学，要注释《墨经》就比较困难。“这不是一般的目录学，一般的校勘学所能应付得了的，勉强搞出来的东西，自将纰漏百出了”[4](p90)。关于注释的文体，他主张除了文字学、音韵学以外，一般古籍的注释，对音读和名物训诂两者不必再去大下功夫，“注释要求简要，力戒烦琐”[1]。对于注释工作中的烦琐学风，他多次严厉批评。他曾举清人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为例，赞扬乾嘉大师朴素简洁的著作作风，抨击考据派末流“烦琐为上，钞袭为能”的习气，继而指出有些注释者在继承乾嘉学风当中，不是发扬主要的方面，而是模仿末流，且又过之。“至于行文之罗嗦，动辄数十万言，既嫌词费，亦类炫博，其例甚夥，皆无当于学术著作之实际意义。”[4](p98)在李一氓看来，行文的简洁与否，不单纯是技巧问题，而实际上与治学态度相关涉。 古籍今译，从清末以来，已取得不少成绩。李一氓把今译的价值看得很高：“今译的读者可以摆脱古籍原著的文字烦难，直接从现代语言去了解一个历史过程，一种哲学思想的活动，一篇文学著作的意境，有好处。”[1]今译中有对原著理解水平的问题，还有翻译上文字水平的问题，李一氓都有一定的探讨。早在1951年，他对《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屈原九歌今绎》进行研读，对《国殇》一章，从全章意旨到每句译文，一一推敲，提出若干中肯的意见。他认为《今绎》“没有把《国殇》原有的那种气氛传达出来。译文非常不贯串，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亦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仅是依照字面随意译出的。”[5]在主持古籍整理工作后，他总结1982年的成就，把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经全译》作为一个重要成果，认为过去译《诗经》，仅抽译《国风》部分，不及《雅》、《颂》，“这是一个全译本，可贵就在于此。译注的方法，也比较科学。”同时，也提出了改进意见：“《雅》、《颂》部分仅求通俗，不保留一点庙堂气，就和原诗体制不相符合了。以此为基础，似应还要再下些功夫，多采近人新解，力求精整。”[1]从对《诗经》、《楚辞》译文的评论，可见李一氓关于诗文今译的基本标准，一是深刻了解原文，二是文句通俗连贯，三是文体符合原诗体制。 古籍汇编，清人做了大量工作，李一氓认为有必要继续下去。1982年，当有人建议编《全宋诗》以上接《全唐诗》，编《全明词》、《全清词》以上接《全金元词》时，他非常赞同，而且范围不止于文学部门。其后，一些颇有分量的汇编类古籍，陆续列入了整理出版规划。尤其是《中华大藏经》的整理，以绝世文物《赵城藏》为底本，以《房山石经》、《碛砂藏》等八种版本参校，收书1966种，9970卷，“这无论在版本价值上，还是在收录数量上，都将超越前代”[6]。其间，李一氓倾注了不少心血。 随着古籍整理的深入，李一氓逐渐认识到点校注辑等汉学家数、乾嘉本领已经不够用，“长此不变，必将逐渐减少学术意义。只有开辟更为完整的科学途径，才能取得站得住脚的学术价值”[2]。从学术界古籍整理的实践中，他敏锐地发现并大力宣传一些突破前人蹊径的新成就、新方法。 钟叔河先生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他在所收的每一种书的前面，都有一长篇对作者本人及其撰述的评论，把每一段落都加上简扼的提要，印在书叶页边，极便读者。再在书后附两个索引，一个《人名索引》，一个《译名简释》，对原书的人名、地名异译都加注原文和今译。李一氓对此赞不绝口，说是他“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认为“推而广之，可称为整理古籍的模范”[4](p296)。 受到李一氓注意的同类著作还有季羡林先生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方立天先生的《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刘琳先生的《华阳国志校注》等。这些校注、校释的共同优点，是校注精审之外，还有一篇非常能够反映学术界前沿水平的前言或序言，又有必要的资料索引。李一氓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整理方法，值得推广。对于以往人们忽视的索引，李一氓在评论刘氏《校注》时说：“凡对史地古籍的整理，不附有关索引，则整理是不完善的”[2]。可以说，大家过去整理古籍的重点只是书籍本身，李一氓的眼光扩大到了书前和书后。 将某些古籍打散后重编，也是李一氓赞赏的一种新方法。他曾经认为，古代的丛书，从《百川学海》起，就有一个大毛病：杂。主张把宋以来的丛书打散，把历史编为一类，把地理编为一类，把文艺评论编为一类，其他如花鸟虫鱼等暂不理会。设想总名为《丛书专录》，下分《史事编》、《地理编》、《文艺评论编》，“检查和使用起来，会更为方便，更具有学术参考价值”[1]。孔凡礼先生的《增订湖山类稿》出版后，李一氓认为孔氏方法和自己的主张相近。孔氏不为汪元量的《汪水云诗》或《湖山类稿》所限制，从《诗渊》和《永乐大典》新辑得汪元量诗词，用编年的方法，同原集打散整编为五卷，书后并附《汪元量事迹纪年》。李一氓称赞打散重编的本子，“可算是汪元量诗词集的最丰富、最有科学性的一个整理本，成为研究宋元史和宋元文学史的要籍”[2]。后来，李一氓在谈到古籍整理的基本要求时又说：“第一要标点，第二要校勘，有可能的话做点注释工作，更好的是把所有资料打散重编，如已出版的汪水云的《湖山类稿》、《杨守敬集》等”[4](p76)。可见“打散重编”，在李一氓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谈到方法，自然还应包括思想方法。李一氓认为，在古籍整理中，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方法，汉人有汉人的方法，唐人有唐人的方法，宋人有宋人的方法，清人有清人的方法。我们这个时代，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离开这一点来搞学术，包括古籍整理，就一定不会有成绩，结果将会是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唯心主义的东西，形而上学的东西，烦琐的东西”[1]。他称赞方立天先生《华严金师子章校释》的长篇述评，便是其“从辩证唯物主义加以论定”，“有明显的哲学倾向性，因而具有学术价值”[7]。而消除烦琐学风，也有赖于唯物辩证法的掌握，“遵循唯物辩证法的逻辑，议论则独具匠心，务去陈言，述作则力求精炼，誓戒烦琐……其影响所及，或能对中国古籍之整理与研究，养成一种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4](p98-99)。 三、关于古籍整理的最终目的 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很盛行，认为古籍整理就是搞点校注笺，是一个技术工作，算不上研究，只有研究才是学术工作。李一氓觉得这个理解不全面。他是从古籍整理的最终目的这一角度加以论述的。 李一氓认为，如果只是点校注笺，“这样整理出来的古籍，无非是做研究工作的一大堆参考书”。“整理的最终目的，是要研究和总结出一个有关的科学概论。如没有两三部很精较详的《中国哲学史》，那么，一大堆子书、宋明理学书、佛书，又有什么意义呢？整理得再好不过了，它们也不能说明何以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一些哲学思想，它们的发展又怎样，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它们对我们这个民族成长给了什么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因此，他提出，“要有很多这类研究性、著作性的书，如美术史、文学史、军事或战役史、政制史、经济史、民族史、哲学史和各种思想史等等，才能算把整理工作完成了”[1]。 很显然，李一氓是把古籍整理和专门性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要求整理者既承担繁复的点校任务，又从事宏观的研究工作，这在不少整理者个体来说，恐怕是难以达到的。不过，对古籍整理队伍群体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有其理由的。而且，强调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密不可分，对古籍整理者拓宽视野，正确认识自己工作的社会价值，也不无益处。 “古籍整理要有研究成果”，是李一氓的一贯思想。他在《毛泽东同志与中国古籍》一文中，提出要把历史研究的兴趣，放到“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上，并顺便列举出10类43项研究著作的选题。比如，属于文学方面的，应该有《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中国散文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中国近代文学史》，属于艺术方面的，应该有《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中国建筑史》，属于哲学方面的，应该有《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道教思想史》、《中国逻辑学史》、《中国经学史》，属于经济方面的，应该有《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财政·货币史》、《中国交通史》、《中国水利史》、《中国航海史》，等等[8]。他认为：“假如有一天这四十来种研究著作都出版了，我们的古籍整理的局面将大为改观。”[6]对广大古籍整理者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在不少学者中，李一氓的观点得到了认同，他们在古籍整理的基础上，已经撰写出一些各自领域的高水平的论著。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总结李一氓先生的古籍整理思想。他的不少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尤其是他勇于探索的精神，值得后辈学习。他对古籍整理的前途充满信心，将激励后辈继续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只要我们尊重这个时代，不辜负这个时代，我们的工作是会做出一点成绩来的。这个成绩将会超越前代[1]。 【参考文献】 [1]李一氓．论古籍和古籍整理[N]．人民日报，1982-01-20(5)． [2]李一氓．古籍整理的几个新问题[N]．人民日报，1986-07-25(5)． [3]李一氓．再论古籍和古籍整理[N]．解放日报，1983-05-04(4)． [4]李一氓．存在集续编[C]．北京：三联书店，1998． [5]李一氓．读国殇今绎——评《屈原九歌今绎》的一章[J]，人民文学，1951,(4) [6]李一氓．三论古籍和古籍整理[N]．文汇报，1984-05-10(3)． [7]李一氓．读《华严金师子章校释》[J]．读书，1984,(9)． [8]李一氓．毛泽东同志与中国古籍[N]．光明日报，1983-12-18(3)．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