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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字卓越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不但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和启蒙思想家，而且在目录学方面也颇多建树。起初，他就是以《西学书目表》和《东籍月旦》这两部新学书目而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目录学史上的地位的。 梁启超非常重视目录学在政治上的作用。他认识到“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为了广泛介绍西方当时还不失其先进性质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推动西书的翻译工作，因而他便着手对西书进行编目和宣传评介。他尝试初编的西学解题书目名曰《西书提要》。但该书目终因缺少“医学”和“兵政”两门，而未克全部完成。 1896年梁启超撰成《西学书目表》4卷，刊于9月份的《时务报》上(后来又出过单行本，收在《慎始基斋丛书》中)。前3卷著录了甲午战争以前20余年间翻译的西书300余种(尽管事实上还有近20种为甲午战争之后所译的书)，加上《附卷》中的“通商之前西人著译各书”，就基本上成为1895年以前翻译西书的总目。它收罗宏富，评论精当，读者“择其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藩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1] 该书目将译出各书分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指宗教)。除宗教类书籍不录外，自余诸书，分为学、政、杂3卷。 《附卷》收录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所译著的天文、算学书籍百数十种，益智书会等处译印未成之书百余种，以及通商以来中国人著书言外事，其切实可读者数十种。 《表》后附《札记》数十则，名曰《读西学书法》。 《西学书目表》共有七个著录事项，即：圈识、书名、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识语。从其体例可以看出，在著录方面有这样一些特点：1)书目例标撰人名氏，今仅标译者，强调了译书，突出了译的地位。2)西书的装潢不同于我国的卷子本，故一概标本数不标卷数。3)一反过去目录家重收藏重版本不标价值的做法，可见梁氏所重在于便利读者购求(购是读的前提，故书目具有购书工具的作用)。4)虽无叙录，但有识语，寥寥数语，讲明读书之道，也可在指导阅读上收到画龙点睛之效。5)为了使合刻书中的一部分资料得到充分揭示，梁氏采取“别裁”之法将其析出，是对我国古典目录学方法优良传统的继承。6)从书名前画圈的有无或多少来评定其学术价值，非具有相当之水平者难以为之。7)从著录撰译人、刻印处、加圈识、识语、略述翻译原委(在《读书法》中)等做法上，可见梁氏是注意了吸收佛藏目录的长处的。 《西学书目表》问世后，在读书界曾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学者甘云鹏称赞它“部次门类，识别优劣，颇便初学。欲寻西学涂轨，固无逾是书者。” [2]可谓言之极当。 在梁启编撰新学书目的时代，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 [3] 梁启超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出现的蒸蒸日上的新局面极为艳羡：“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斯岂非其明效大验耶！” [4]他感慨我国“英文英语之见重，既数十年，学而通之者，不下数千辈，而除严又陵外，曾无一人能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中国”。于是他转而寄希望于能读东籍之人。针对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学东文能读书者渐多矣，顾恨不得其涂径”这一状况，为使他们对“某科当先，某科当后”，“一科之中，某书当先，某书当后，某书为良，某书为劣，能有识抉择” [5]，于是梁启超于1902年在当时翻译东书的高潮中，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其所撰的《东籍月旦》。这是一本着意介绍日文新书，供给具有直接阅读日文书能力的人使用的推荐性导读书目。该书目除广收日人著述外，也兼收西学图书的日文译本。它不但有高质量的解题，而且还间或插以读书方法。为了突出其推荐性，采用了“择其最适于研究之书一二种前列之，而其余可供参考者则附焉”的形式，为其编排上之显著特点。另一特点是侧重社会政治书籍的介绍，更以伦理学类图书冠于群籍之首。这是戊戌变法的惨重教训使他认识到，要实现中国的改革，必须改革“国民性格”。而改革国民性格，则尤以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为最重要。根据《中国出版界简史》的统计，此后我国译自日文的图书激增，社科类译书激增。可见《东籍月旦》对我国当时的知识界影响之巨。 梁启超编撰的新学书目价值何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之。 （一）梁启超通过书目宣传域外的新学图书，其目的在于求得国家民族的自强。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可是中国自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 [6]所以梁启超认为：“五洲万国之名，太阳地球之位，西人五尺童子皆能言之。”而在我国，号称“今之通人”的纪昀、阮元之辈却一无所知，更不要说在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压迫钳制下的一般民众了。究其原因，就在于反映先进科学文化的图书“备与不备也”。这类图书的有无与多少，乃是“智愚之分，强弱之原也”。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日出日新，愈变愈上”，“备哉灿烂”，“实为致治之本，富强之由”。他由此得出结论道：“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主，以多读西书为功。” [7]他热衷地期望学习和掌握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同胞们越来越多之后，“于是言矿而矿无不开；言农工商而业无不新；言光化电重天文地理而无不入微也。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士，四万万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可立待也！” [8]这是何等崇高何等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啊！与那些封建顽固派的抱残守缺与崇洋媚外之徒们相比，何异于天渊之别！ 梁启超通过新学书目介绍进来的大量新鲜的知识，大大开拓了我国那些只知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封建旧学的人们(特别是青年)的知识视野，使他们看到原来除了古圣昔贤之外，世界竟是那么大那么多和那么丰富。正是从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对比映照中，才使人们更感到自己民族的落后，才更强烈地燃起了奋身救国的热情。这就是启蒙的力量和启蒙的意义。 (二) 梁启超重视书目在指导人们读书治学上的巨大作用，认为指导读者治学是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 我国目录学家历来重视书目在指导人们读书治学上的作用。清代学者王鸣盛就曾说过：“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9]梁启超则进一步指出，“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 [10]这种把推荐好书、指导治学的工作提高到“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的认识水平，在当时确实是卓越的，是对我国古典目录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书目工作绝不是简单地部次甲乙，而是一种要求很高的学术工作。炫奇示博，或单纯追求宋元版刻等作法都是不足取的。书目工作的水平，应充分体现在书目的选书标准、推荐作用和撰写解题方面。准确评介所收图书的内容，有选择有目的地推荐优秀著作，则是编写解题的重要之点。 梁启超正是这样做的。他的选书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像在《西学书目表》中，除对无关变革宏旨又有愚弄麻醉读者之害的宗教图书不予收录外，其它各种书籍也是有选择地加以著录的。如市侩射利之所为，方闻之士所不屑道的那种裨贩前人、割裂原籍以成书的坊间通行之本，也概不著录。他把读书指导法作为一部完整书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做法，也可视之为是对指导读书方法的创新。例如在其《西学书目表》中，不仅对著录的每本书，前标“圈识”，后缀“识语”，而且还把昔日答门人问之语编成《读西学书法》附于《表》后，“略言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后读。虽非详尽，初学观之，亦可略识门径。” [11]《读西学书法》，全文10410字，比学、政、杂三部的总和还多1978字，可见编者对读书指导方法的重视。《读西学书法》介绍了西书翻译的原委，分门别类地讲述各科图书间的联系、得失和译笔优劣、指导初学者读书的先后次序等，从而加强了整个书目的作用和影响。另外，他将制造局、益智书会等处译印未成之书百余种“掇拾荟萃”作为《附卷》，使读者在这些书还没有出版时，就首先对它们有所了解。这种为读者购读图书预先提供书目情报的做法，实可视之为在版编目的萌芽。 在编《东籍月旦》时，梁启超采用详撰解题并随时插入读书法这种灵活有效的形式，给读者讲解原书或译本的深浅、优劣、写作特点，或提示分科选修时用书的侧重面。如：“大抵欲治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者，则以历史、地理为要；欲治工艺、医学等者，则以博物、理化为要。” [12]由于他能给读者诸多有益的指导，所以在读他所编撰的这些书目时，就会使人一开卷便兴趣顿生，绝无枯燥生厌之感。 (三) 《西学书目表》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由古典目录学向近代目录学过渡中一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代表作，也是我国资产阶级用新的知识体系类分图书的最早著作。 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分类体系和一些图书分类的理论方法。他将译书分为学、政、杂3大类28小类。在有的类目下还有说明，如算学类下注：“由浅入深，故先以数学。先理后法，故次以几何，凡诸形学附焉。次代数，通行之算也；微分积分非深造不能语，故以终焉。”又如在医学类下注：“先内科、次外科、次药方、以卫生诸书终焉。”这种说明的作用和性质，相当于现代分类法中的类目注释，又有进一步细分的含义，它的先后次序，也还是比较合理的。 为了避免图书分类中的分歧，在《序例》中他还订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分类规则。例如，他说：“其有一书可归两类者，则因其所重。如《行军测绘》，不入兵政而入图学，《御风要术》，不入天学而入船政，《化学卫生论》，不入化学而入医学是也。”这就是说，要根据图书内容的重点进行归类。这条分类规则，直到现在还在分类实践中被我们采用着。他还认为，一些门类“竟无完帙，今犹列为一门”，“悬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于此，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他还主张编制分类表时要留有发展余地的观点。 梁启超还从理论上对他创立的分类体系予以说明、阐述：“西学诸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学与政不能分；非通群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分。”又说：“门类之先后，西学之属，先虚而后实”等等。 梁启超认为“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因而将西书中学类之书放在最前面。他本人可能还没有认识到，一定的科学技术、生产水平、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但能有“凡一切政皆出于学”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恐怕已是风毛麟角了。梁启超认为学部是按“先虚而后实”的原则，即先一般后具体的原则排列。这和现在对自然科学分类的序列观点也是一致的。我们现在强调图书分类的科学性时，指出图书分类要以科学分类为基础(当然，又不能等同于科学分类)，而梁启超对各部类的图书进行分类时，大体上也都是以科学内容为主要标准的。较之前于此《表》的分类法来说，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从学、政、杂这三大部类的划分中，我们已能大致看出这样的雏形：学部，即自然科学；政部，实即社会科学；杂部，实即综合性图书。这和我们今天认为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观点，也是相同的。尽管他和今天的我们，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梁氏远在百年之前就能提出这样的分类思想，则不能不承认确属难能可贵。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 [13]《西学书目表》是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的产物。它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在于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命定的“内阁以为永制”的经史子集《四部法》的藩篱，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图书分类体系的诞生，并为西方图书分类法输入我国和更加完备的图书分类法的出现开辟了道路。踵其后又相继出现了沈桐生的《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徐维则的《译书经眼录》，魏以新的《中译德文书籍目录》等多种新学书目；在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具有相当地位的古越藏书楼，其所编的《古越楼藏书目》，也是仿《西学书目表》的“学”、“政”两大部类进行分类的。其影响之巨，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不可避免的，梁启超及其所撰之新学书目，也有其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例如，将宗教独立成一大部类(虽然并未实际收书)，将农、矿、工、兵、船等有关技术的图书统在“政”大类之下等等，也都显得不够妥当。但是，梁氏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我们对前人也不能过于苛求。仅就他在我国近代目录学史上所起到的启蒙者和开拓者的先锋作用，也便足以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了。 注释： [1][7][11]《西学书目表》(《慎始基斋丛书》单行本，1897 [2]《西学书目表·甘云鹏序》，《质学从书》卷九。 [3]《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 [4]《宪法通议·论译书》，《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册二。 [5]《东籍月旦·叙论》，《文集》册二十九。 [6]《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古代的封建社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 [8]《读〈日本书目表〉书后》，《文集》册四。 [9]《十七史商榷》卷一。 [10]《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图书馆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26年。 [12]《〈东籍月旦〉第一编：普通学》，《文集》册二十九。 [13]《新民主主义论·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 (作者工作单位：西安外国语学院)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第7卷1999年第1期 (总第13期)】 论梁启超的新学书目 艾克利 梁启超(1873—1929)，字卓越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不但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和启蒙思想家，而且在目录学方面也颇多建树。起初，他就是以《西学书目表》和《东籍月旦》这两部新学书目而奠定了其在中国近代目录学史上的地位的。 梁启超非常重视目录学在政治上的作用。他认识到“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为了广泛介绍西方当时还不失其先进性质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推动西书的翻译工作，因而他便着手对西书进行编目和宣传评介。他尝试初编的西学解题书目名曰《西书提要》。但该书目终因缺少“医学”和“兵政”两门，而未克全部完成。 1896年梁启超撰成《西学书目表》4卷，刊于9月份的《时务报》上(后来又出过单行本，收在《慎始基斋丛书》中)。前3卷著录了甲午战争以前20余年间翻译的西书300余种(尽管事实上还有近20种为甲午战争之后所译的书)，加上《附卷》中的“通商之前西人著译各书”，就基本上成为1895年以前翻译西书的总目。它收罗宏富，评论精当，读者“择其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藩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1] 该书目将译出各书分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指宗教)。除宗教类书籍不录外，自余诸书，分为学、政、杂3卷。 《附卷》收录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所译著的天文、算学书籍百数十种，益智书会等处译印未成之书百余种，以及通商以来中国人著书言外事，其切实可读者数十种。 《表》后附《札记》数十则，名曰《读西学书法》。 《西学书目表》共有七个著录事项，即：圈识、书名、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识语。从其体例可以看出，在著录方面有这样一些特点：1)书目例标撰人名氏，今仅标译者，强调了译书，突出了译的地位。2)西书的装潢不同于我国的卷子本，故一概标本数不标卷数。3)一反过去目录家重收藏重版本不标价值的做法，可见梁氏所重在于便利读者购求(购是读的前提，故书目具有购书工具的作用)。4)虽无叙录，但有识语，寥寥数语，讲明读书之道，也可在指导阅读上收到画龙点睛之效。5)为了使合刻书中的一部分资料得到充分揭示，梁氏采取“别裁”之法将其析出，是对我国古典目录学方法优良传统的继承。6)从书名前画圈的有无或多少来评定其学术价值，非具有相当之水平者难以为之。7)从著录撰译人、刻印处、加圈识、识语、略述翻译原委(在《读书法》中)等做法上，可见梁氏是注意了吸收佛藏目录的长处的。 《西学书目表》问世后，在读书界曾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学者甘云鹏称赞它“部次门类，识别优劣，颇便初学。欲寻西学涂轨，固无逾是书者。” [2]可谓言之极当。 在梁启编撰新学书目的时代，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 [3] 梁启超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出现的蒸蒸日上的新局面极为艳羡：“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斯岂非其明效大验耶！” [4]他感慨我国“英文英语之见重，既数十年，学而通之者，不下数千辈，而除严又陵外，曾无一人能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中国”。于是他转而寄希望于能读东籍之人。针对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学东文能读书者渐多矣，顾恨不得其涂径”这一状况，为使他们对“某科当先，某科当后”，“一科之中，某书当先，某书当后，某书为良，某书为劣，能有识抉择” [5]，于是梁启超于1902年在当时翻译东书的高潮中，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其所撰的《东籍月旦》。这是一本着意介绍日文新书，供给具有直接阅读日文书能力的人使用的推荐性导读书目。该书目除广收日人著述外，也兼收西学图书的日文译本。它不但有高质量的解题，而且还间或插以读书方法。为了突出其推荐性，采用了“择其最适于研究之书一二种前列之，而其余可供参考者则附焉”的形式，为其编排上之显著特点。另一特点是侧重社会政治书籍的介绍，更以伦理学类图书冠于群籍之首。这是戊戌变法的惨重教训使他认识到，要实现中国的改革，必须改革“国民性格”。而改革国民性格，则尤以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为最重要。根据《中国出版界简史》的统计，此后我国译自日文的图书激增，社科类译书激增。可见《东籍月旦》对我国当时的知识界影响之巨。 梁启超编撰的新学书目价值何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之。 （一）梁启超通过书目宣传域外的新学图书，其目的在于求得国家民族的自强。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可是中国自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 [6]所以梁启超认为：“五洲万国之名，太阳地球之位，西人五尺童子皆能言之。”而在我国，号称“今之通人”的纪昀、阮元之辈却一无所知，更不要说在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压迫钳制下的一般民众了。究其原因，就在于反映先进科学文化的图书“备与不备也”。这类图书的有无与多少，乃是“智愚之分，强弱之原也”。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日出日新，愈变愈上”，“备哉灿烂”，“实为致治之本，富强之由”。他由此得出结论道：“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主，以多读西书为功。” [7]他热衷地期望学习和掌握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同胞们越来越多之后，“于是言矿而矿无不开；言农工商而业无不新；言光化电重天文地理而无不入微也。以我温带之地，千数百万之士，四万万农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驾于英美而逾越于俄日，可立待也！” [8]这是何等崇高何等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啊！与那些封建顽固派的抱残守缺与崇洋媚外之徒们相比，何异于天渊之别！ 梁启超通过新学书目介绍进来的大量新鲜的知识，大大开拓了我国那些只知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封建旧学的人们(特别是青年)的知识视野，使他们看到原来除了古圣昔贤之外，世界竟是那么大那么多和那么丰富。正是从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对比映照中，才使人们更感到自己民族的落后，才更强烈地燃起了奋身救国的热情。这就是启蒙的力量和启蒙的意义。 (二) 梁启超重视书目在指导人们读书治学上的巨大作用，认为指导读者治学是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 我国目录学家历来重视书目在指导人们读书治学上的作用。清代学者王鸣盛就曾说过：“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9]梁启超则进一步指出，“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 [10]这种把推荐好书、指导治学的工作提高到“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的认识水平，在当时确实是卓越的，是对我国古典目录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书目工作绝不是简单地部次甲乙，而是一种要求很高的学术工作。炫奇示博，或单纯追求宋元版刻等作法都是不足取的。书目工作的水平，应充分体现在书目的选书标准、推荐作用和撰写解题方面。准确评介所收图书的内容，有选择有目的地推荐优秀著作，则是编写解题的重要之点。 梁启超正是这样做的。他的选书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像在《西学书目表》中，除对无关变革宏旨又有愚弄麻醉读者之害的宗教图书不予收录外，其它各种书籍也是有选择地加以著录的。如市侩射利之所为，方闻之士所不屑道的那种裨贩前人、割裂原籍以成书的坊间通行之本，也概不著录。他把读书指导法作为一部完整书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做法，也可视之为是对指导读书方法的创新。例如在其《西学书目表》中，不仅对著录的每本书，前标“圈识”，后缀“识语”，而且还把昔日答门人问之语编成《读西学书法》附于《表》后，“略言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后读。虽非详尽，初学观之，亦可略识门径。” [11]《读西学书法》，全文10410字，比学、政、杂三部的总和还多1978字，可见编者对读书指导方法的重视。《读西学书法》介绍了西书翻译的原委，分门别类地讲述各科图书间的联系、得失和译笔优劣、指导初学者读书的先后次序等，从而加强了整个书目的作用和影响。另外，他将制造局、益智书会等处译印未成之书百余种“掇拾荟萃”作为《附卷》，使读者在这些书还没有出版时，就首先对它们有所了解。这种为读者购读图书预先提供书目情报的做法，实可视之为在版编目的萌芽。 在编《东籍月旦》时，梁启超采用详撰解题并随时插入读书法这种灵活有效的形式，给读者讲解原书或译本的深浅、优劣、写作特点，或提示分科选修时用书的侧重面。如：“大抵欲治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者，则以历史、地理为要；欲治工艺、医学等者，则以博物、理化为要。” [12]由于他能给读者诸多有益的指导，所以在读他所编撰的这些书目时，就会使人一开卷便兴趣顿生，绝无枯燥生厌之感。 (三) 《西学书目表》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由古典目录学向近代目录学过渡中一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代表作，也是我国资产阶级用新的知识体系类分图书的最早著作。 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分类体系和一些图书分类的理论方法。他将译书分为学、政、杂3大类28小类。在有的类目下还有说明，如算学类下注：“由浅入深，故先以数学。先理后法，故次以几何，凡诸形学附焉。次代数，通行之算也；微分积分非深造不能语，故以终焉。”又如在医学类下注：“先内科、次外科、次药方、以卫生诸书终焉。”这种说明的作用和性质，相当于现代分类法中的类目注释，又有进一步细分的含义，它的先后次序，也还是比较合理的。 为了避免图书分类中的分歧，在《序例》中他还订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分类规则。例如，他说：“其有一书可归两类者，则因其所重。如《行军测绘》，不入兵政而入图学，《御风要术》，不入天学而入船政，《化学卫生论》，不入化学而入医学是也。”这就是说，要根据图书内容的重点进行归类。这条分类规则，直到现在还在分类实践中被我们采用着。他还认为，一些门类“竟无完帙，今犹列为一门”，“悬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于此，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他还主张编制分类表时要留有发展余地的观点。 梁启超还从理论上对他创立的分类体系予以说明、阐述：“西学诸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学与政不能分；非通群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分。”又说：“门类之先后，西学之属，先虚而后实”等等。 梁启超认为“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因而将西书中学类之书放在最前面。他本人可能还没有认识到，一定的科学技术、生产水平、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但能有“凡一切政皆出于学”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恐怕已是风毛麟角了。梁启超认为学部是按“先虚而后实”的原则，即先一般后具体的原则排列。这和现在对自然科学分类的序列观点也是一致的。我们现在强调图书分类的科学性时，指出图书分类要以科学分类为基础(当然，又不能等同于科学分类)，而梁启超对各部类的图书进行分类时，大体上也都是以科学内容为主要标准的。较之前于此《表》的分类法来说，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从学、政、杂这三大部类的划分中，我们已能大致看出这样的雏形：学部，即自然科学；政部，实即社会科学；杂部，实即综合性图书。这和我们今天认为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观点，也是相同的。尽管他和今天的我们，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梁氏远在百年之前就能提出这样的分类思想，则不能不承认确属难能可贵。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 [13]《西学书目表》是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的产物。它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在于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命定的“内阁以为永制”的经史子集《四部法》的藩篱，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图书分类体系的诞生，并为西方图书分类法输入我国和更加完备的图书分类法的出现开辟了道路。踵其后又相继出现了沈桐生的《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徐维则的《译书经眼录》，魏以新的《中译德文书籍目录》等多种新学书目；在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具有相当地位的古越藏书楼，其所编的《古越楼藏书目》，也是仿《西学书目表》的“学”、“政”两大部类进行分类的。其影响之巨，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不可避免的，梁启超及其所撰之新学书目，也有其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例如，将宗教独立成一大部类(虽然并未实际收书)，将农、矿、工、兵、船等有关技术的图书统在“政”大类之下等等，也都显得不够妥当。但是，梁氏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我们对前人也不能过于苛求。仅就他在我国近代目录学史上所起到的启蒙者和开拓者的先锋作用，也便足以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了。 注释： [1][7][11]《西学书目表》(《慎始基斋丛书》单行本，1897 [2]《西学书目表·甘云鹏序》，《质学从书》卷九。 [3]《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 [4]《宪法通议·论译书》，《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册二。 [5]《东籍月旦·叙论》，《文集》册二十九。 [6]《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古代的封建社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 [8]《读〈日本书目表〉书后》，《文集》册四。 [9]《十七史商榷》卷一。 [10]《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图书馆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26年。 [12]《〈东籍月旦〉第一编：普通学》，《文集》册二十九。 [13]《新民主主义论·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 (作者工作单位：西安外国语学院) 原载：《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第7卷1999年第1期(总第1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