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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光绪年间开始，随着中外政治文化交流的展开，中国学者陆续前往海外寻访流失的中国古代典籍，并以采购、影印、抄录、交换等方式带回了大批珍贵资料，对当时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开拓了一些新的学术领域，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这次访书活动主要地区是日本及欧美，前者旨在搜罗历代流传到日本的珍本秘籍，其中多为国内久已失传的本子；后者则主要着眼于列强打开国门后非法攫取的古籍。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日本地区 日本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一个国家。公元7世纪（中国唐代）以后，在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无不标榜中国，因而历代大批汉籍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加之守护得法，近千年的书籍文物至今保存完好。这其中包括许多六朝隋唐的卷子写本，具有极高的史料和文物价值。清中期，日本学者依据古本撰写或整理的一些考据学著作如著名的《七经孟子考文》、《佚存丛书》传入中国，使乾嘉学者们为之震惊，开始认识到日藏汉籍的价值，并为清末以后学者东渡访书作了思想准备。 1．杨守敬与《日本访书记》 杨守敬字惺吾，早年中举，后因仕途不畅遂专心于学术，在历史地理、金石版刻方面多有造诣。清光绪六年（1880）杨守敬应好友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东渡日本任公使随员。此时的日本正值明治维新时期，西学日盛，传统文化遭到摒弃，士族大户收藏的汉籍大多流于书肆，宋元善本“触目皆是”[1]。杨守敬到东京后每日必至书肆，大量收购善本古籍，“其不可以金币得者，则以所携汉魏六朝碑版交易之”[2]，不及一年，“遂盈筐篋”[3]，开始着手撰写《日本访书志》。此举得到了继任公使黎庶昌的鼓励，黎又有意将寻访到的大陆久佚之书影印传世，并在金钱上支持杨守敬，杨如鱼得水，日日物色。这其间他结识了一些日本藏书界人士，其中医员森立之著有《经籍访古志》一书，杨如获至宝，立即按目索书，“其能购者不惜重值，遂已十得八九，且有为立之所不载者数百种”[4]。可以说凡遇善本经眼，则竭尽全力，志在必得，以至“一时为之都市一空”[5]。四年共购得大约三万余卷。 这次访书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目录学名著—《日本访书志》，共收录善本235种，是杨守敬所购群书之精华。绝大部分是我国久佚之书或久佚的版本，其中古抄卷子、宋元版书占多数。每书撰有题解，考订版本源流，转录名人题跋，并详载日本收藏递嬗，是我国第一部域外汉籍目录，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雕版问世之后，在学术界轰动一时，后来接踵东渡访书者无一不受到这本书的影响。 2．董康、张元济、傅增湘、孙楷第等人的访书活动 自日本东京书肆经历了杨守敬的扫荡之后，日本藏书界为之觉醒，至光绪末年董康等人东渡时，购寻善本已非易事，因而访书实质上成了观书、抄书。地点主要在东京和京都两地的官私藏家。 日本的京都在1868年明治维新前为日本首都，江户则是实际统治者德川幕府的政治中心，前后达二百多年。1868年明治天皇迁都江户，改称东京，因而东京、京都两地尤其是东京为日本的典籍荟萃之地，著名的官府藏书处有皇室的读书寮、政府的内阁文库、帝国大学图书馆等，私家有前田侯尊经阁、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等。据董康、孙楷第参观后宣称，读书寮于宋元本收藏最为宏富，孤本量远在清皇家藏书楼天禄琳琅之上，且鉴别极精；内阁文库所贮原为德川幕府家族藏书，而德川曾收购了镰仓时代（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金泽文库的藏书，因而古本尤多，并以戏曲、小说、秘籍著称于世。 对东京、京都两地公私藏书作全面调查的当首推董康。董康字授经，清末至民国期间一直担任司法官员。学术上精于目录版本，且具有过人眼力。曾先后七次东渡日本，结识了不少日本汉学界人士，如当时任读书寮校理的神田喜一郎、藏书家内藤虎博士、东洋文库馆长石田幹之助、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主任盐谷温、东京文求堂店主田中庆等人，由他们引导介绍，董康得以遍观两地官私藏书。1930年董康出版了一部日记体裁的日本访书志《书舶庸谈》，详细介绍了他自1926年至1936年间几次日本之行及访书经历，收录了为120种善本所作的题跋。书中还记录了许多日本藏书界掌故及风土人情，颇具学术性和可读性。 与董康接踵而至日本的是著名的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1928年张元济参加了中华学艺社第五次访日学术视察团，在日本逗留了一个半月。张氏此行的目的其实是专为影印国内已佚和残缺的善本古籍，故一抵东京，便立即找到中华学艺社东京分社干事马宗华，由马陪同遍访东京各公私图书馆，日间选阅古书，夜间作笔记，大至每个图书馆阅三至四天，专看经史子集，同去副手郑贞文阅读小说，选出书目后交付马宗华与日方商洽借书影印[6]。张氏这次影印的古籍主要是为了充实《四部丛刊》续编及《百袖本二十四史》。 继董、张之后，1930年秋，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先生又东渡日本作了一次访书畅游。他自称拜读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之后，“因知沧瀛咫尺，古籍多存，目想神游卅年于兹矣。近以萧辰清暇，乘兴东游”，“自秘阁官邸以逮世家儒门、僧寮冷肆，俱获讨寻”[7]。归来后，撰成《藏园东游别录》五种，分别是帝国图书寮、内阁文库、尊经阁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观书记及东西京诸家观书记。主要记录古写本、宋元善本，每条书目后详记版本、著者、版式，并略加考证。东西京藏书中的四部精华大致收罗在此。 这个时期的日本访书活动中除四部书（经史子集）外，最令国内学术界兴奋的当属古本小说的发掘。戏曲小说在清末以前向为正统文学家所排斥，收藏家也往往不予重视，因而这种文学作品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加之清代官方屡次禁毁，许多可贵的作品从此消失了。而日本由于历代尊重汉文化，不论正统的经史子集还是坊巷的小说，均视如拱璧，且不断翻印，这样就保留了一些中国已佚的古本小说。1930年，当时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孙楷第首次对东京各藏书处的中国古小说作了全面考察，发表了《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共收录了一百一十部，每条书目后著有解题，考证极详，大部分为中国久佚的明版小说。1941年，王古鲁又赴东京拍摄小说一百余种，胶片八千余张，其中国内已佚的初刻冯梦龙《古今小说》（三言之一）四十卷全本，在1947年交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曾轰动一时，该书因保留了许多宋元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这次访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中国文学史。 中国学者在日本的访书活动自光绪五年至中日战争爆发，大致持续了五十年，东西京一带公私所藏的珍本秘籍被我国学者几经翻拣，已大率可知，遗憾的是东西京以外的地区几乎没有涉足，不然可发现更多的材料。 二、欧美地区 中国古籍大量流向西方各国是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以公开掠夺、盗运、走私等方式非法攫取我国珍贵的历史文物。本世纪初，刚刚出土的敦煌文献被英法日俄等国考古学家掠掳而去，又一次大大刺激了中国学者，于是一场欧美访书活动随即拉开，并成为这个时期学术活动的焦点。 1．敦煌文献的寻访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千年宝物重见天日，但并未受到官方的重视。不久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捷足先登，经过精心挑选，骗购了卷轴约25000件，之后日俄考古队又接踵而至，捆载而去，至此敦煌宝藏的精华部分（文书资料）遂一去不返。1909年伯希和携带一部分敦煌卷子在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会，我国学者罗振玉、王仁骏等参观后，中国学术界才得知敦煌宝藏之事。劫余经卷解送京师时，所剩只8000余卷，绝大部分为佛经抄本。痛心之余，一批学者开始全力以赴对劫走的卷轴进行寻访、翻录工作，这也是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发端。 早期的敦煌文献的寻访，主要是翻录伯希和等欧洲汉学家提供的资料，在这个阶段罗振玉父子堪称功勋卓著。1909年，在参观伯希和敦煌文献展览之后，罗振玉、王仁骏等人立即就这部分文献进行抄录、拍摄。仅三个月便发表了《鸣沙山石室秘录》、《敦煌石室真迹录》、《敦煌石室遗书》、《沙州文录》四部敦煌文献集。同时，罗振玉与伯希和订约，拍摄伯希和运回巴黎图书馆的敦煌卷子。伯氏回国后，陆续寄来胶卷，经整理罗振玉发表了《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所辑基本上是我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文献。为一些古代名著的校勘提供了全新的考据资料。1924年罗振玉又将所得有关文学部分辑录为《敦煌零拾》，对研究唐代俗文学具有重要价值。除伯希和外，罗振玉还写信给在伦敦博物馆研究敦煌文献的法国学者沙畹博士，要求影印斯坦因运回伦敦博物馆的卷子。1919年由罗振玉编辑的《流沙坠简》终于出版，这是国人看到的第一批斯氏掠走的敦煌卷子。 罗振玉次子罗福苌通晓英法文字。伯希和回国后，即为其中一部分编写了目录，1919年英人瞿斯理也开始着手为伦敦博物馆敦煌卷子编目，两份目录面世不久即被罗福苌译出，这就是《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2000-3511号）》及《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书目》。收书约二千种，使国内学者对英法所藏敦煌文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此外，罗福苌还辑有关于敦煌地区史地资料的《沙州文录补》。可惜的是罗福苌只活了二十六岁，不然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大的作为。罗振玉长孙罗继祖辑有《敦煌石室遗书三种》。可以说，罗氏父子是这个时期我国敦煌学研究的主要的资料提供者。 随着敦煌研究的展开，20年代以后一批中青年学者不再满足伯希和等欧洲学者整理的有限的资料，而是直接前往伦敦、巴黎抄录、拍摄。这些人当中，留欧学生占据了多数。其中颇有成就的有刘复与姜亮夫。刘复，字半农，诗人，语音学家。1925年，在巴黎攻读语音学时，抄录了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中的杂文一百零四件，分十七类，编为《敦煌掇琐》，首次涉及民间文学、家庭生活、社会经济、官府文书等诸多方面，为研究者拓宽了视野。在敦煌学研究上颇具眼光。姜亮夫，音韵学家。1935年留学欧洲，自称凡遇中国古物，一概“摄其图象，拓其铭刻”以告国人。归国后编成《瀛外访古劫余录》十卷，其中《敦煌卷子目次叙录》收录巴黎图书馆一百零七种、伦敦博物馆五种、柏林普鲁士图书馆六种，大多为韵书和字书。姜亮夫又将所抄录整理的敦煌陆系韵书（隋陆法言著《切韵》，久已失传）资料全文裒集成24卷60万字的《瀛涯敦煌韵辑》，对切韵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这部书也奠定了姜氏在音韵学研究上的地位。 30年代北平图书馆和欧美各大图书馆订有学术交流的协议，可以互派馆员。1934年，当时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王重民和向达被派往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馆从事汉籍的整理工作。王重民居法五年，陆续将这两处的敦煌卷子甄选出一批有价值的为北平图书馆拍摄了缩微胶卷，同时为这批卷子作了题记，陆续发表，其中巴黎部分后结集为《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向达则在1937年发表了《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这是斯坦因掠走卷子中文学资料的首次结集发表。 敦煌文献的寻访为早期的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大批资料，在1956年我国拥有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以前，是我国研究者的主要资料来源，也是中国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王重民先生的欧洲访书活动及其成就 王重民，字有三，是我国著名的目录学家、文献学家和敦煌学家。1929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随即进入北平图书馆工作。由于学术上颇有成就，得到了当时馆长袁同礼的器重。1934年王重民被派往巴黎图书馆协同伯希和整理敦煌卷子，直至1939年二次大战爆发。在这五年中，他还走访了德国普鲁士国立图书馆、罗马梵蒂冈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寻访中国古籍。战争爆发后，王重民携夫人计划取道美国转渡太平洋回国，但到了美国，受到了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远东部主任恒慕义的邀请，鉴定该馆所藏的中国古籍，于是便留在美国直至1947年。王重民先生在国外十余年，是中国学者在欧美专注于寻访中国古籍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位。他的寻访大致可分为四个方向：一，敦煌文献；二，太平天国史料；三，明清间天主教士华文著述；四，古刻旧抄四部书（经史子集）善本。 敦煌文献的寻访已详见上节。太平天国文献，由于为满清政府所深忌，毁灭殆尽，官方私人收藏极少。民国以后，野记旧闻开始渐渐复出，但多数经过加工窜改，已非本来面目。二三十年代中国留学生刘复、程演、俞大维、萧一山等先后在巴黎图书馆、法国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伦敦博物馆、德国普林斯顿图书馆等地发现了一批太平天国文献，发表后，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太平天国史研究因此而起步。1934年王重民到巴黎图书馆工作后，又发现刘复、程演在巴黎未见的太平天国所刻书十四种，内容涉及政府文件、太平天国自订历书、政府宣传性诗歌等。1935年王重民作了《记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一文，详细介绍了这十四种文献。由于太平天国文献在欧洲以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最富，这年冬天王重民又利用圣诞休假的几天赶往剑桥，共抄录、拍摄文献三十三种，有些重要文献，如《资政新篇》、《太平天日》等，都是首次发现，弥足珍贵。《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一文对这三十三种文献作了介绍。这年年底这批文献被影印出版，对早期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明清之际，来华的天主教士翻译了大量西方宗教与科学书籍，对当时的学术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发行量少且又遭政府禁毁，这部分图籍所存无多。在国内只有上海耶稣会总部下属的徐家汇藏书楼经努力访求，搜罗到一批珍本。由于来华的传教士早期以意大利人为主，晚期以法国人为主，故国外以意、法两国所藏传教士著作最多，可补国内之缺。王重民旅欧五年，于巴黎、梵蒂冈及欧洲其它主要城市图书馆的收藏十阅八九，辑编了一部《欧洲所藏明清天主教士译著联合目录》，可惜未经出版便散佚了，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罗马访书记》和《海外希见录》两篇文章，记录了其中部分内容。 据王重民考察，近代以来，流传于西方的中国古籍以美国收藏为最多，约有3100种（不包括方志和家谱），主要藏在六个图书馆：1.国会图书馆（约1600种）；2.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约1000种）；3.哈佛大学；4.哥伦比亚大学；5.耶鲁大学；6.芝加哥大学（以上四所大学共约500种）。这三千多种除少数为旧抄本外，基本上是明刻本，都超过了我国保护古书“百年以内刻印本”方准出口的条例，均为非法攫取所得。国会图书馆收藏的稀世珍宝《永乐大典》四十册，就是参加八国联军的美国兵劫掠去的。王重民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八年（1939—1947），为这些书编成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善本书录》，共收书1600多种，均附有提要。1946年冬，王重民又赴普林斯顿大学鉴定那里收藏的善本书，所撰提要后被屈万里修订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文库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冷庐文数》王重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王重民先生在国外工作十余年，为当地收藏的汉文古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在国外学术界享誉极高。他带回的大批资料，对国内敦煌学、近代史学、版本目录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如此，王重民在收集资料的同时，还作了许多研究工作，成为上述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国外访书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对自费出国访书的学者尤其艰辛。据王重民夫人回忆，王先生在国外几乎没有享受到西方繁华的物质生活，而是终日埋首于故纸堆中，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很少有休息的时间。这也许是大多数访书学者们在国外工作的真实写照。近代以来，列强从中国非法攫取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资料，在访书学者的著作中无不流露出强烈的悲愤之情，他们在国外忘我的工作，也是这拳拳爱国之心的体现。 清末民初的这次访书热潮为当时的学术界带来了新材料、新问题，并引发了新的学术潮流，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附注： [1][2]（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3][4]（清）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民国石印本 [5]（日本）岛田澣《宋楼藏书源流考》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京师刻本 [6]张树年《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7]傅增湘《藏园东渡别录》民国苏州铅印本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