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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古代通俗小说近百年研究史，可以清楚地发现：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版本流传、成书时间、作家生平及思想文化等块面，而对通俗小说目录学研究，则较为薄弱。涉及本课题的论著，主要有三，即谢灼华《中国文学目录学》第八章“小说目录”(1986)、王海明等《古代小说书目漫话》(1992)、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第二章第一节“小说目录学”(1998)。不过，谢、胡两文，只是罗列、介绍了若干前人所编书目，基本没有展开研究；王文虽已谈及小说书目的形成、分类等内容，却过于简略，未及深入。特别是对通俗小说目录学最为关键的几个问题，诸如通俗小说著录的常见形态及其特殊存在方式；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建立、完善的历史分期与进程；通俗小说目录学地位全面确立的过程等，三文均忽略未提。鉴于此，本文拟以上述问题的解决为突破口，将古代通俗小说目录学作为一个具有学科意义的对象，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考察。 一、历代公私书目对通俗小说的著录概况及其原因分析 研究表明：宋元两代，乃是“说话”伎艺表演与话本小说编撰的繁盛期，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时期的公私目录，却对此毫无反映。仔细查阅《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郑樵《通志·艺文志》、王应麟《玉海·艺文》及《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目，竟然未录一部话本小说。传统目录，首次表现出其对通俗小说的排斥性。 目前所知书目著录通俗小说，始于明代，其目计有：1.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文渊阁书目》；2.正统年间叶盛《菉竹堂书目》；3.嘉靖年间(1522—1566)《晁氏宝文堂书目》；4.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5.嘉靖间周弘祖《古今书刻》；6.嘉靖间赵用贤《赵定宇书目》；7.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8.《文华殿书目》（载于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六）。上述诸目多编制于嘉靖前后，凡录通俗小说122种，除去话本，尚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李唐五代通俗演义》、《三遂平妖传》4种明代新产生的章回体通俗小说，数量虽不多，但该时期实际产生的通俗小说原止十余种，也就是说，各家书目所录已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对于通俗小说著录来说，实在是一个高得惊人的比例；尤其令人注目的是，皇家图书目录如《文渊阁书目》、《文华殿书目》等，居然也著录通俗小说，此在清代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出现这种情况，盖与以下因素有关：首先，明初至嘉靖时期，新编通俗小说多为历史演义，“史家”的色彩使它们较为容易被藏书者或目录学者接受（详见本文第二部分）；其次，嘉靖时期，官方对通俗小说的态度较为宽容，甚至还有所支持，譬如钱希言《桐薪》卷三有明武宗夜半调阅小说《金统残唐记》的记载，卷帙繁多的《三国志演义》，即由司礼监、都察院等政府机构首先刊印问世；再次，社会舆论也尚未对通俗小说发起围攻，查禁运动亦才刚露出端倪……凡此均为公私书目著录通俗小说，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 清代书目与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则可分为两段来考察，其分界线，乃是清初的两部私家书目：钱曾《也是园书目》与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此前此后的通俗小说著录情况，迥然有别。《也是园书目》于传统四部之外，创设“戏曲小说”类，下含“宋人词话”、“通俗小说”等八小类，著录有《灯花婆婆》等话本小说16种，《古今演义三国志》等通俗小说3种；《奕庆藏书楼书目》，则将传统的“子部”分为十家，其第九家为“稗乘家”，包括“说汇”、“说丛”、“杂笔”、“演义”四小类，很明显，这里的“演义”一项乃专为著录通俗小说而设，惜“演义”有类无目，未录一部小说。虽然钱、祁两目著录的通俗小说数量微乎其微，与他们所处时代通俗小说的兴盛之势极不相称，但是，他们在通俗小说著录史上留下的理论价值，要远远超过其实践价值（详见本文第二部分）。此后，直到晚清之前，几乎再没有一部公私书目，对通俗小说有过明确像样的著录，其原因自值得深究： 其一、清政府旷日持久的查禁运动，严重阻碍了通俗小说的收藏与著录。清代的小说禁毁运动，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且呈愈紧愈密之势，至道同时而达到高潮。综观各朝、各地的禁毁法令告示，其目标主要针对通俗小说的编撰、刊刻、租售，亦多涉及小说的收藏：譬如乾隆三年(1738)规定：“其有收存旧本，限文到三月，悉令销毁。如过期不行销毁者，照《买看例》治罪”（注：见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嘉庆七年(1802)上谕：“将各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现已刊播者，令其自行烧毁，不得仍留原板，此后并不准再行编造刊刻”等等。社会上的无藉棍徒，也乘机勾通地保，“以搜查为名，讹诈扰累”书坊或小说收藏者，通俗小说收藏的风险大大增加了。 其二，社会舆论为收藏、著录通俗小说施加了强大的心理压力。清乾隆刊《远色编》卷中“劝藏书家”云：“阀阅旧家，藏书充栋，以备考览，以示子孙；若将淫书一概什袭，流传后代，能保子孙不过目乎？少年心志易惑，是为祖为父者教之为不肖为禽兽也。亟宜检出，尽付祖龙，方称为诗礼之家”；清夏敬秀《正家本论》卷下“闲书勿藏”载：“不可畜之书，则佛家、道家之经、各种淫词艳曲，及诸凡小说之类是也”（注：见陆林《宋元明清家训禁毁小说戏曲史料辑补》，文载《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2期。）；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一《收毁淫书局章程》，转载了时人桂宫梯总结的“收藏小说四害”，所谓“玷品行”、“败闺门”、“害子弟”、“多恶疾”，小说收藏已被社会舆论涂抹上了一层既可怕又可悲的色彩，这足以使相当多的藏书者望而却步。 其三、知识界和藏书界的鄙视态度，也极大地限制了通俗小说进入公私目录。资料表明，上文提及的那些曾经著录过通俗小说的目录学者及其著作，在清代大多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批评，譬如《续文献通考》、《百川书志》、《读书敏求记》诸书，就曾被周亮工、孙诒让等人横加指责，这给藏书界收藏及著录通俗小说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其四，乾隆时期修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乃国家级的权威目录，也是乾隆以后公私目录的最高范本，它只在“子部·小说家”中有所选择地辑录了部分文言小说，而对通俗小说则一概摒弃，这进一步加剧了普通藏书者、目录学者鄙薄通俗小说的风气，最终导致清代出现了通俗小说问世成百上千种，而著录却几近空白的悖反现象。 晚清以降，清政府虽仍对小说实行查禁，其力度、深度已远不如从前，通俗小说传播的环境逐渐好转；更为重要的是，西学的输入、“小说界革命”的爆发，极大地提升了通俗小说的政治、社会及文学地位。在此背景下，通俗小说与藏书界、目录学界的关系亦随之有了明显的改善：浙江德清藏书家愈樾，曾在《茶香室丛钞》、《小浮梅闲话》等学术笔记中，考评了《水浒传》、《英烈传》等数十部通俗小说，内容涉及小说的本事、作者、艺术诸方面，他甚至还精心改编了《三侠五义》小说，易名《七侠五义》，于“沪上石印，风行广播”（注：清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大禹治水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50页。）；苏州吴县藏书家潘祖荫，滂喜斋中藏有抄本《儒林外史》，他还经常与近邻俞樾谈论院本传奇、平话小说；扬州仪征藏书家吴引孙，对通俗小说亦情有独钟，其测海楼中庋藏着《绘图三国演义》、《绘图荡寇志》、《绣像绿牡丹》等通俗小说82种。 这里，还要特别提及藏书家缪荃孙和叶德辉，前者影印了话本小说集《京本通俗小说》，后者则出版了该小说集中最为淫秽的《金主亮荒淫》卷，两人皆因此而名藻一时。虽然，目前小说研究界对《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问题，仍议而未决，但是，身为著名藏书家的缪、叶两氏，却竞相影印通俗小说，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通俗小说与藏书家及文人学者之间的关系，至此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从疏远走向紧密，从排斥走向融洽。 事实上，自十九世纪末开始，整理、出版、购藏、研究通俗小说，已在中国大地悄然成风，各地学者、藏书家及图书馆、研究所等文化机构，纷纷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通俗小说，新编公私目录亦次第突破传统的禁区，堂而皇之地将通俗小说纳入著录范围，诸如《申报馆书目》(1877)、《申报馆书目续编》(1879)、《上海科学书局各种木版书目提要》(1909)、《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1909)等书肆营业书目；《涵芬楼藏书目录》(1911)、《南洋中学图书馆目》(1919)等公私图书馆藏书目录，均曾设立相应的类目，收录通俗小说作品，古代通俗小说著录从此蔚为大观。 二、古代通俗小说著录的常见形态与特殊存在方式 考察现存著录有通俗小说的古今公私书目，我们发现：通俗小说的著录形态最为常见者有四种，即著录于“史部”、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独立设部及著录于“集部”或“文学”；每种形态之后，又皆蕴涵着一定的时代、文化背景，透过它们，可以颇为清晰地看到通俗小说文体观念逐步确立的历史进程。 （一）散见于“史部”：历史演义小说的兴盛及其编撰的“补史”观念 在已知著录通俗小说的8部明代书目中，有一半将通俗小说著录于“史部”，如《文渊阁书目》“史杂类”著录《史传》、《薛仁贵征辽事略》、《宣和遗事》；《百川书志》“史部·野史”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史部·传记”著录《宣和遗事》；《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上“史”部著录《李唐五代通俗演义》；《古今书刻》“福建·书坊·史书类”著录《宣和遗事》等。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史部”排行第二，其他位仅次于经部，为何上述书目却将通俗小说著录其中呢？有的研究者认为“高儒是嘉靖时的一位武官，不是专门的目录学家，故思想束缚少，他不仅著录小说戏曲，而且堂而皇之地将其列入史部，实有抬高之意”（注：刘勇强：《明清私家书目著录的通俗小说戏曲》，文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这种说法可能高估了高儒对通俗小说的认识。高、杨、晁、周等人不约而同地在“史部”著录通俗小说，表明此非个人孤立的行为，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群体行为，其背后乃蕴含着如下两个重要的时代文化背景：其一、秉承宋元以来兴盛的讲史传统，明初至嘉靖年间行世的通俗小说，几为清一色的历史演义作品，计有《三国志演义》、《李唐五代通俗演义》等14部，它们演绎的均为历史故事，自春秋列国开始，一直到元末明初，“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明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其二、历史演义小说存在着十分强烈的“补史”观念，其作品大抵“据正史”、“采小说”敷演成书，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体制结构、语言风格，均呈现出近似史家著作的面貌。因此，这一时期的藏书家或目录学者，将它们视为“史之支派”录入“史部”，实不足为怪。 （二）著录于“子部·小说家”：四部体例对通俗小说著录的影响。 自《汉书·艺文志》始，“小说家”一词被沿用于各类图书目录之中，《隋书·经籍志》首次使用了四部分类法，并确立了以“子部·小说家”著录文言小说的目录学传统；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编撰问世，它不仅增强了传统四部体例对藏书目录的影响，而且还成功地为后世藏书目录，提供了一整套可以简单袭用的著录格式，这一格式已经细化到了三级子目录的设置，譬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下设“杂事之属”、“异闻之属”、“琐语之属”等三个三级子目录，以著录不同题材的文言小说。 古代通俗小说经过数百年的著录空白之后，终于在清末民初开始获得藏书界与目录学界的承认与接受。但是，在具体著录之时，新的问题产生了：《四库全书总目》没有收录通俗小说，因此在它所提供的固定格式中，自然也就没有通俗小说现成的著录位置，需要编目者酌情自定。从著录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致包括以下三种情形： 其一、直接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置于文言小说末尾。譬如《南通图书馆第一次目录》(1914)、《常熟县图书馆藏书目录》(1915)、《赵氏图书馆藏书目录》(1924)等。 其二、著录于“子部·小说家”下设的三级子目录，或“杂事”或“异闻”或“琐语”之属。如《涵芬楼藏书目录》(1911)“子部·小说类·杂事之属”著录通俗小说14部；《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1932)“子部·小说家”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两类，共著录通俗小说3部。 其三、著录于“子部·小说家”下新增设的三级子目录，或“演义”或“章回”或“公案”之属。此法肇始于《奕庆藏书楼书目》，民国时期的若干目录亦效仿此法，譬如《无锡县立图书馆书目》(1926)于“子部·小说家”增设“演义”属，著录《快心编》等通俗小说12部；《中法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1933)“子部·小说”分为“笔记”、“章回”两类，“章回”类著录通俗小说33种。 （三）独立设部著录：私家目录对图书分类的探索 独立设部著录通俗小说，最早见于《也是园书目》，其后经历了二百五十余年的空白。至光绪十九年(1893)，扬州藏书家吴引孙编成《有福读书堂书目》，他抛开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将全目分为“经”、“史”、“子”、“集”、“艺”、“丛”、“医”、“试”、“说”、“教”、“阙”等11大类。其中“说”类专录那些“未便阑入子部”、复又“鄙俚”、“不登大雅”的小说作品，即专为测海楼所藏百余种通俗小说、弹词小说而设。令人遗憾的是，迫于种种压力，吴引孙至死亦未曾将此书目刊印问世。 从钱曾到吴引孙，我们可以依稀看到清代藏书家为独立设部著录通俗小说所进行的艰难尝试，这种尝试亦表明，随着时代的前进以及小说自身的不断发展，通俗小说文体的独立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此为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事实上，直至民国时期，独立设部著录通俗小说的实践，仍在藏书界和目录学界中延续着，譬如《南洋中学图书馆目》(1919)设“词曲小说”之类，著录通俗小说13部；《顾省园图书馆目录》(1924)设“小说”类，著录古代通俗小说、新小说、外国翻译小说凡368部。 （四）著录于“集部”或“文学”：通俗小说文学地位的提升与新目录学的建立。 晚清小说界革命，不仅提升了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更张扬了它的文学价值，这是通俗小说问世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与此同时，一杨模仿欧美国家筹建新式图书馆的运动，经郑观应、张之洞等人倡导，也迅速在全国展开，据吕绍虞《中国图书馆大事记》统计，仅1908年至1919年期间，全国就有30余座图书馆成立。这些新成立的图书馆，在藏书功能、书籍种类等方面都与传统的藏书楼存在很大的差异，旧有的图书分类必须进行改革。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根据四库而参以十进”，乃是最为常用的著录方法，换言之，新目录学的指导原则是：打破传统经、史、子、集的四库分类法，吸取西方科学的图书分类思想，适当融入个人的创造，制定出适合于各图书馆藏书实际的著录体系，带有鲜明的中西合璧色彩，这可以在《广东图书馆藏书楼书目》(1915)、《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图书目录》(1924)等许多目录的分类体系中，得到清晰地验证。在此背景下，通俗小说的著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它首次以“文学作品”的身份进入各家公私藏书目录，具体说来，又有如下两种情形： 其一、在依然保留四部分类法的书目中，通俗小说被著录于“集部”之下。譬如《中国书店书目》(1926)“集部”录《儒林外史》等通俗小说10种；《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目录》(1938)“集部·小说类”，分“讲史”、“小说”两部分，著录《金瓶梅词话》等通俗小说8部。 其二、在取消四部分类法的书目中，通俗小说被著录于新设的“文学”类。譬如《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图书目录》(1924)，其“文学”类下设“总集”、“别集”、“词曲”、“戏剧”、“小说”等7个三级子目录，其中“小说”一目，再据题材分为“杂事小说”、“神异小说”、“言情小说”三部分，打通文言、白话，著录《红楼梦》、《镜花缘》等通俗小说多部；《私立福建学院鸟山图书馆目录》的分类体系则更具西方色彩：800为“文学”，895.1为“中国文学”，895.13为“中国小说”，下辖11小类，依次为：895.131周秦小说、895.1331晋唐以前神异小说、895.1332晋唐以前笔记小说、895.134宋代小说、895.1341宋代神异小说、895.1342宋代笔记小说、895.1343宋代话本小说、895.136明代小说、895.137清代小说、895.1381现代短篇、895.1382现代长篇，已颇为接近于今当图书馆对小说文学的著录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对公私书目著录不足的补充，古代通俗小说书目另有若干特殊的存在方式，这里，姑举其中最为主要的四种，稍加介绍。 其一、明清禁毁书目所录通俗小说。 禁书运动贯穿于明清两代，其高潮乃在清道同年间。嘉庆十五年(1810)，御史伯依保奏禁《灯草和尚》等5部艳情小说，这一事件，拉开了官方开列专门书目、依目收缴小说的序幕。此后，总共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小说禁毁，时间分别在道光十七年(1837)、道光二十四年(1844)、同治七年(1868)及光绪十六年(1890)（注：此则禁毁史料失载于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告示由江南苏州等处承宣布政使黄彭年颁布，原件为石印本，白纸一册，封面黄色签，双栏，正书木刻“禁止淫词小说示”七字，藏者为葛斯永。详见严宝善《贩书经眼录》卷十四“附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79页。），依次留下了《计毁淫书目单》、《应禁各种书目》、《应禁书目》、《续查应禁淫书》、《应禁淫词小说书目》等5份禁毁书目，去其重复，凡收录所谓的“淫书”161种，包括白话通俗小说、文言小说、弹词、戏曲等不同文体的作品，其中可以明确判为白话通俗小说者有《金瓶梅》等近90种，艳情小说占了较大的比例，有我们熟知的《昭阳趣史》等28种，也有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原书的《风流艳史》、《幻情逸史》等14种。这些著录，已成为明清通俗小说、尤其是艳情小说研究者常用的珍贵史料，而上述5份禁毁书目，同时亦是目前所知国内时间最早的较具规模的古代通俗小说书目资料。 其二、序跋、笔记所录通俗小说 古代通俗小说文本之首，通常附有少则一篇、多则数篇的序跋文字，序跋之中往往会提及若干通俗小说篇目，类似的情形亦常见于古代笔记野史。这些记载，看似简陋零散，但若集中观之，记录的通俗小说数量亦颇具规模，其中还不乏今已亡佚的孤本小说，因此，它们实可视为古代通俗小说书目的特殊存在形式。笔者曾据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统计了63篇序跋，载录的通俗小说竟有232部之多，去其重复，仍达101种。其中，明张誉《平妖传叙》、清谢幼衡《驻春园序》等文，单篇引及的通俗小说数量均在10种以上。笔记载录通俗小说者，首推宋罗烨之《醉翁谈录》，“舌耕叙引·小说开辟”记载了当时较为流行的“说话”118种，即使扣除其中尚未成书的“说话”故事，其数量仍非常可观；明清时期，载有通俗小说的笔记非常之多，其中较为著名者，就有明郎瑛《七修类稿》（录6种）、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录38种）、平步青《霞外捃屑》（录42种）、俞樾《小浮梅闲话》（录11种）、邱炜爰《菽园赘谈》（录46种）等数十种。 总之，序跋、笔记不仅以特殊的方式保存了数量可观的通俗小说，而且，与单纯的小说书目相比，它们还具有若干独特的研究价值，譬如根据序跋、笔记所载，可以统计出某一时期内的通俗小说排行榜，从而为考察其在小说史上的影响，提供新的视角；而序跋、笔记题署的写作日期，亦可为考定某些小说的成书时间，提供有力佐证。 其三、书肆营业书目所录通俗小说 古代通俗小说绝大部分由民间坊肆刊印，坊肆往往集出版、销售于一身，兼营小说租赁业务，几乎承担起了通俗小说流通的全部事宜。早在明代，书坊便有编订营业性书目的先例，譬如明代刻书中心福建建阳就曾编有《建宁书坊书目》；活跃于江浙地区的湖州书船，贩书时亦备有书目。不过，营业书目的盛期乃在晚清、民国时期，这些书肆营业书目，载有数量巨大的通俗小说，如《上海科学书局各种木版书目提要》(1909)录通俗小说92部、《山东省官书局书目》（1921年之前）录通俗小说70余种、《中国书店书目》(1926)录通俗小说14种、《抱经堂书目》(1929)录通俗小说30种等，兹不赘举。我们认为，书肆营业书目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特殊意义：第一、为急于收集小说文本的收藏家和研究者提供购书便利，促进了通俗小说的流通与传播。早期的小说研究者，诸如马廉、孙楷第、郑振铎、阿英、周越然、赵景深、胡士莹、陈汝衡等人，都是通过书肆苦心收罗通俗小说文本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马廉稿本《不登大雅文库书目》，收录了马氏所藏古代通俗小说208部，其中就有38部标明购自“来熏阁”、“九经”、“保萃”、“文友”等书肆。第二、为后世保存了极其难得的通俗小说史料，笔者曾从有关书肆营业书目中，辑得失载于诸目的稀见通俗小说20余部；第三、为通俗小说目录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书目资料。一些较早收录通俗小说的书肆营业书目，如《申报馆书目》(1877)、《上海科学书局各种木版书目提要》(1909)、《上海广益书局图书目录》、富晋书社《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等，已成为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2)问世之前十分重要的通俗小说书目资料。不仅如此，书肆营业书目在“子部·小说”或“集部·通俗小说”著录通俗小说，也为目录学界探索通俗小说著录的合理位置进行了可贵的尝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注：详参拙文《南北书肆与古代通俗小说》，载北京大学《国学研究》2000年总第7卷。） 其四、日、韩等东南亚古书目所录中国通俗小说 明清通俗小说传入东南亚的途径，主要有来华购买与书籍贸易两种，总体上朝鲜、越南以前者为主，日本则以后者为主。有意思的是，原本不登大雅且屡遭禁毁的中国通俗小说，一旦越出国境，却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它们不仅是充满魅力的文学读物，也是学习汉语的绝佳教材，更是承载中央古国文化的重要典籍，在东南亚国家中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东南亚古文献保存有若干极其珍贵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最为重要者有下面三种：第一、朝鲜完山李氏《中国小说绘模本》（1762，清乾隆二十七年）“小序”，著录中国通俗小说74种；第二、日本平安秋水园主人辑《画引小说字汇》（1784，清乾隆四十九年），引录125种；第三、日本《舶载书目》载录37种。这三份古书目，不仅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时间最早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资料，而且保留了不少失载于中国文献的稀见小说，如《破闲谈》、《陶情百趣》、《桃兴图画》、《百抄》、《韩魏小史》等篇，有益于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之研究。 三、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建立完善与目录学地位的全面建立 本世纪初，通俗小说开始作为文学之一体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是，由于长期遭受禁毁，通俗小说的文本颇难寻觅，可供引用的文献史料亦十分匮乏，至于作者生平、版本流传之事，更是迷雾重重。因此，欲客观、科学地进行通俗小说研究，必须首先进行文献整理的工作，具体包括书目版本的调查考索、研究史料的搜集汇编、小说文本的整理出版等。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建立、完善起来，并最终全面确立了其在传统目录学中的地位。 （一）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建立 为能较细致地说明问题，我们将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建立过程，分成“准备期”、“发韧期”、“建立期”三段。 所谓“准备期”，是指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形式尚未出现，而以诸如笔记、资料汇编、史论等形式，集中介绍一定数量的通俗小说，为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出现，奠定理论及资料基础。“准备期”约始于黄摩西，其《小说小话》(1907)一文，论及通俗小说116种，其中历史演义多达97种，它因此被学者称作“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嚆矢”（注：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第二章第一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之后，有徐兆玮《黄车掌录》(1908)（注：此书为稿本，现藏江苏常熟市图书馆。详参拙文《徐兆玮与“黄车掌录”》，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钱静方《小说丛考》(1916)、蒋瑞藻《小说考证》(1919)等三书，均以小说资料汇编的形式，集中著录、介绍了一批通俗小说作品。给“准备期”划上圆满句号乃是鲁迅先生，其《中国小说史略》(1920—1924)，首次以专史的形式，描摹了中国小说产生、发展、演变的轨迹，论及通俗小说142种，虽多为习见之书，但在研究之草创阶段，能达如此规模，已至为可贵；另一部书《小说旧闻钞》(1926)，虽止收录34种通俗小说，但“通卷俱论小说”，弥补了钱、蒋诸书体例凌杂的不足。至此，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已可呼之欲出。 所谓“发韧期”，是指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形式已经出现，但收书规模较小，大多以论文方式记录某地区或某图书馆所藏之通俗小说，编排简单，尚无科学系统的分类，体现着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形成初期的面貌。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目录计有：1.郑振铎《中国小说提要》(1925)，辑录通俗小说20种；2.徐玉诺《泉州旧存小说版刻目录》(1925)；3.董康《日本内阁所藏戏曲小说书目》(1927)，收录明版通俗小说58种；4.鲁迅《关于小说目录两件》(1927)，收录内阁文库所藏及清钱曾《也是园书目》所录通俗小说凡117种；5.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1927)，收录通俗小说32种；6.马廉《大连满铁图书馆所藏中国小说戏曲目录》(1928)，收录明清“平话小说”22种。 所谓“建立期”，则专以孙楷第编撰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以下简称《孙目》）为标志，乃意味着具有学科意义的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正式建立。《孙目》是在孙楷第所编《近代小说书目提要》(1930)、《中国通俗小说提要》(1931)、《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32)诸目基础上，“结集中国所有小说材料”而成的集大成之作。它在古代通俗小说目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非凡意义，具体体现在：1.首次对存世及文献所载之古代通俗小说，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整理和著录，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古代通俗小说的整体面貌。2.首次对所著录的古代通俗小说，作了图书学的分类。3.初步确立了编制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学术规范。当然，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孙目》也存在若干局限：1.在地域上，国内偏重于北京地区，而对明清通俗小说编撰与刊印中心的江南及闽广地区，几乎没有涉及；国外多集中在日本，而对朝鲜半岛、越南、欧美等国的中国小说庋藏情况反映甚少；即便是日本，亦多限于东京一隅。2.对晚清小说的搜辑很不完备。3.《孙目》的分类体系，仍有凌杂未善之处，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该目的文献功能与学术价值。4.囿于资料，《孙目》对具体作品的著录存在不少失误，仍需不断予以修补。不过，美玉微瑕，无伤大雅。《孙目》的问世，为古代通俗小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目录学基础，迄今它仍是海内外小说研究者案头最为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二）古代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进一步完善。 专科目录的建立，为通俗小说作品研究、作家研究及其有关专题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书目版本资料，极大地推动了其研究史的演进，也直接促进了学术界通俗小说书目的整理与研究。受《孙目》的鼓舞和启发，海内外小说学者，先后在中国、日本、韩国、前苏联及欧美等地区，开展了持续不断的通俗小说访求工作，收获累累；他们新编了数量可观的书目，不仅弥补、修正了《孙目》的种种不足及失误，也为通俗小说书目总量的扩编，添砖加瓦，功不可没。这一完善工作，约包括以下三个块面： 1.国内访求与新目之编订。 其一、研究者编定于《孙目》之后的通俗小说书目，较为重要者有墨者《稀见清末小说目》(1940)、齐如山《百舍斋所藏通俗小说书录》(1947)、阿英《晚清小说目》(1954)、欧阳健、萧相恺《〈晚清小说目〉补编》(1989)等。其二、直接以“《孙目》补遗”为题的通俗小说书目，较为重要者有胡士莹《〈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补》(1933—1979)、谢伏琛《〈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补遗》(1983)、张颖、陈速《通俗小说书目补遗及其他》(1985)、欧阳健、萧相恺《〈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补编》(1989)等。其三、若干图书馆、研究所、出版社编定的通俗小说书目，较为重要者有《馆藏中国小说书目初编》(1960)、《明清小说目录》(1962)、《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线装中国古典小说书目》(1985)、《北京大学馆藏古典小说目录》(1989)、朱传誉《明清善本小说丛刊正续编目录》(1990)、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总目》(1990)、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1990，简称《提要》）等。 2.域外访求与新目之编订。 其一、中国学者所编域外藏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代表作有刘修业《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1939)、戴望舒《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1941)、王古鲁《稗海一勺录》(1948)、李田意《日本所见中国短篇小说略记》(1956)、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62)、吴晓铃《哈佛大学所藏高阳齐氏百舍斋善本小说跋尾》(1982)等。其二、海外汉学家所编域外藏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代表作有长泽规矩也《家藏中国小说书目》(1937)、樽本照雄《绣像小说总目录》(1973)、大塚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87，简称《增补》）、俄李福清《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所藏汉文珍本书目》(1992)、崔溶澈、朴在渊《韩国所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93)、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1997)、辜美高《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藏中国明清通俗小说书目提要》(1998)等。 3.通俗小说专题目录的编订。 专题目录，是通俗小说研究不断深入的产物，也是其专科目录渐臻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中有以体裁或题材为专题著录者，譬如石麟《现存话本小说目录》(1998)、林辰《才子佳人小说书录》(1988)等；有以印刷因素为专题著录者，譬如阿英《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1963)、［日］丸山浩明《中国石印版小说目录》(1999)等；亦有以专书或专人为题著录者，譬如阿英《〈红楼梦〉书录》(1941)、赵建中《〈红楼梦〉续书叙录》(1997)、林辰《天花藏主人诸书录》、《烟水散人诸书录》等。在上述繁多的通俗小说专科目录中，《增补》与《提要》，乃是最为令人注目的两部目录。《增补》全目凡4卷，收录通俗小说520余种（不同版本不予计入），不仅增补了不少新见的通俗小说，而且详细记录了每种通俗小说现存的若干版本及藏处，是目前所知版本资料最为详尽的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对古代通俗小说传播史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提要》则在撰稿队伍、访书规模、著录标准、著录数量、著录内容、编排方式诸方面，均达到了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建立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增补》与《提要》本身仍存在着种种不足，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完善工作，更不会因为它们而宣告结束，相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工作依然是通俗小说研究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 （三）古代通俗小说目录学地位的全面确立。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降，古代通俗小说次第进入国家总书目、史志艺文志及善本书目，这标志着其目录学地位已经全面确立。 1.《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对通俗小说的著录 《四库全书总目》对通俗小说一概摒弃，未录一部。因此，当本世纪三十年代修撰《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以下简称《续四库》）时，通俗小说自然就被视为重点续录的对象之一。负责《续四库》小说类总体整理工作的是傅惜华先生，具体撰写者则有孙楷第、傅惜华、董康三位先生，其中孙楷第为主要撰稿人。孙先生自1934年6月开始撰写，至抗战爆发辍笔，所撰提要从未刊印，直到1983年，才在《艺文志》第1辑以《中国通俗小说提要》为名，发表《残本新刻名公神断公案四卷》等38篇，后又在第2辑上发表《残本京本通俗七卷》等18篇，总数为56篇。1990年，经人整理，孙先生所撰提要结集为《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出版问世。《续四库》究竟著录有多少通俗小说，至今尚未作过精确的统计，就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孙楷第先生所撰有102部，傅惜华、董康两先生所撰有64部，总数为166部。虽然此数在明清通俗小说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并不算高，但较为优秀的作品已基本入选，庶可代表古代通俗小说之整体面貌。而值得关注的是，《续四库》作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后最为重要、最为权威的国家级图书目录，它对通俗小说的著录，彻底改变了通俗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命运，通俗小说终于在传统的目录学领域，获得了其原本应有的身份和地位。 2.《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对通俗小说的著录 史志艺文志是古代目录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自《宋史·艺文志》始，历代史志艺文志，均对包括话本、章回在内的通俗小说鄙斥不录，甚至到了通俗小说社会地位已大大提升的民国时期，章钰等人编撰《清史稿·艺文志》时，仍不敢稍越雷池一步。这一历史僵局，直至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的出现，才被彻底打破。《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子部·小说类”分为“笔记之属”、“章回之属”、“弹词之属”等三个部分，“章回之属”著录通俗小说173部，尽管它只收录了清代通俗小说的一小部分，但其意义非同一般，乃意味着通俗小说已越过鸿沟，进入具有严谨传统的史志目录系统，成为与“经”“史”一样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化典籍。 3.善本书目对通俗小说的著录 善本是中国古籍之精华，向被藏书者庋藏深阁，秘不示人。明清两代编撰的善本书目，较为著名者就有《季沧苇藏书目》、《天禄琳琅书目》、《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等数十种。令人遗憾的是，虽然通俗小说亦多明版清刻，亦不乏抄本稿本，却因其社会及文学地位低下，均被无情地摒弃于上述善本目录之外。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通俗小说研究热、收藏热的兴起，通俗小说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与经济价值均日渐彰显，公私善本书目才跚跚向它打开了神秘的大门。譬如《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1933)“子部·小说家”著录善本通俗小说28种；沈氏《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1934)分别于“史部”和“子部”著录善本通俗小说4种。五十年代以降，各地区及各图书馆善本书目续有所编，几乎每一种善本书目均收录通俗小说，仅笔者所知收录数量较多的就有十数种，如《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1957)录26部；《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1959)录33部；《吉林省古籍善本书目》(1989)录31部等。最值得一提的，当然是近几年编撰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目录》，全目共收录全国善本通俗小说多达306部（包括同一小说的不同版本），堪称宏富。总之，善本书目乃是中国所有藏书目录中最为严谨、珍罕的类型，它对通俗小说的著录，标志着通俗小说已经跨越了最后一个障碍，真正全面确立了其在传统目录学中的地位。 四、结语 从摒弃在公私目录之外，到逐渐被传统目录学所全面接纳；从依附于综合性目录，到创建自己的专科目录；从规模狭小的论文形式的专科目录，到具有完整体系和著录规范的专科总目，古代通俗小说目录学，艰难地走过寒冬，走入了充满生机的春天。回顾这段坎坷的历程，我们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勾画出数百年来通俗小说社会地位渐趋提升、文体观念逐步确立的历史轨迹，同时，也可对通俗小说研究史及通俗小说目录学建设，生发若干有益的思考： （一）古代通俗小说目录学建设，直接推动了其研究史的演进。 古代通俗小说研究开创伊始，各种资料均十分匮乏，研究工作举步维艰，其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献资料的发现与小说书目的扩编，正如郑振铎先生所云“一旦得之，便大为开朗，如果得不到，便漆黑一团，症结就打不开”（注：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序”，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早在1932年，当孙楷第先生的专科目录《日本东京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出版之时，胡适先生便惊呼孙先生的工作，为“中国小说史立下目录学的根基”，“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并且断言：“《水浒》、《西游》、《三国》、《封神》、《说岳》、《英烈传》、《平妖传》，等书的历史的考证，必须重新建筑在孙先生现在开始建立的小说目录学的新基础之一”（注：胡适：《日本东京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3年版，第8页。）事实上，从《小说小话》、到《日本内阁所藏戏曲小说书目》、到《孙目》，再到《提要》，沿着通俗小说目录学的建设轨迹，可以清楚地梳理出近百年来通俗小说研究的历史谱系。 通俗小说目录学建设对于研究的促进作用，在目录编制阶段，体现为对小说文本的访查、比勘、甄别及著录，这本身就是一项具有学术意义的研究工作，其意义的轻重，取决于编制者的工作态度、方法及投入时间；一俟编定问世，则通过研究者的征引显示价值，其价值的大小，以被征引的次数及频繁程度来衡量。前文提及的《孙目》、《提要》诸目，均因极高的征引率而为研究者所注重。这里，不妨再举一个典型例证：三《言》二《拍》乃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杰出代表，但国内学者对它们的研究，却起步甚晚，起点极低，范烟桥《中国小说史》（1927年版）对其论述不足300字，云“《喻世》、《警世》，今不可见”；在1930年修订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也语焉不详，称“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仅知其序目”。然而，仅仅隔了一年时间，即1931年，孙楷第先生发表长文《三言二拍源流考》，全文论及各种版本的三《言》二《拍》小说竟达24种之多，国内有马廉、郑振铎、高阆仙、孔德图书馆及旅大市图书馆诸家藏本，国外有日本内阁文库、尊经阁、慈眼堂法库及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等处藏本，文章不仅详尽介绍了诸书的内容、回目及版式，而且基本上理清了其间的承继关系，勾画出了清晰的“三言二拍流传表”。根据文末孙先生所附文字，可知《三言二拍源流考》的学术资源有两个，其一是孙先生为编订通俗小说书目而作的调查；其二是诸家通俗小说书目，如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戏曲》、马廉《大连满铁图书馆所藏中国小说戏曲》、盐谷温《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说》等。比较上述三文，撰写时间前后相差无几，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却不啻天渊，目录学建设对于通俗小说研究史的推进作用，由此亦可尽见。 （二）遵循科学、统一的技术规范，编制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总目，乃是古代通俗小说目录学建设的当务之急。 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海内外研究者编订的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大大小小已不下百部，但现存诸目均存在若干缺陷，难尽如人意，特别是如下两个通病，更显突出：其一、著录的通俗小说数量有限，其资料覆盖面往往局限于少数知名图书馆及大城市，而对广大中小城市及边远地区所藏通俗小说，则较少涉及，未能对现存通俗小说作出全面、彻底的调查与记录；对同一小说的不同版本，也缺乏足够的重视。其二、著录之时，存在转相传抄的弊病，不少条目实际上并非核查原书而写，因此，诸如张冠李戴、以讹传讹、错录误断的情况时有发生。凡此，都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通俗小说研究的深入发展。因此，编撰一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总目》（注：1993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召开“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会上刘世德、石昌渝、陈庆浩等学者曾提出编撰《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的设想，收录海内外所藏1911年之前的文言、白话小说。据称文言部分已经完成，白话部分的编撰情况则未详。），遂成为通俗小说目录学建设的当务之急。这部目录应当符合如下基本要求：1、必须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总目。全目可分“正编”和“外编”两大部分，“正编”著录所有目前国内外存世的古代通俗小说，包括每种小说存世的所有版本；“外编”则著录所有文献曾经载录、但今已亡佚或未见的作品。2、必须严格遵循实录的原则。“正编”所录每一部小说（包括每一种版本），均应查验原书，且标明确切的藏处；“外编”所录也须核对原始文献，并详注出处。3、必须确立统一的技术规范。现存诸书，每部均应准确、规范地著录题署、序跋、版框尺寸、行款、字体、牌记、插图情况、刻工画工姓名、版权页、藏书章、现藏单位、回目及提要等文字内容，另附若干书影，包括封面、扉页、版权页、首回首页及一至二幅插图等。4、在出版文字稿的同时，研发电子版和网络版。当然，要不折不扣地做到上述几点，绝非易事，在实际操作中也肯定会遇到诸多困难，但是，只要能获得相对充足的项目经费，组织好精干稳定的工作队伍，周密计划，合理分工，积极落实，有效统筹，圆满完成既定目标，还是有很大把握的。而更为关键的是，惟其如此，这部总目才具有编制的学术必要性，才能为当前及新世纪的古代通俗小说研究，奠定可靠的基础，注入强劲的活力。 （三）晚清小说的编目与研究，应当引起通俗小说研究界的足够重视。 对晚清小说的著录严重不足，乃是现有通俗小说专科目录的又一通病，这既与晚清小说数量庞大、版本复杂、庋藏零散等客观情况有关，也是受研究者主观态度影响的结果；赴海内外访查通俗小说的学者，往往将目光投放在明版清刻身上，而对晚清小说熟视无睹；不少图书馆（如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所藏晚清小说，至今仍有相当部分堆陈于书库，没有编目流通。受此制约，晚清小说的整理与研究均难以深入，已有的几种晚清小说史，基本上就是若干作品主题艺术的鉴赏集，而对晚清小说的总体面貌、刊刻情形、文体演变、传播机制、历史影响等重要问题，则缺乏系统细致、令人信服地考察与研究。鉴于此，我们呼吁小说研究者与有关机构，应遵循通俗小说目录学建设的技术规范，加强晚清小说的编目及整理工作，夯实资料基础，进而拓展晚清小说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须知，只有理清了晚清小说——这个介于明清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之间的重要联系环节，中国小说史才会拥有完整的结构。 （四）古代通俗小说研究的格局与方向，宜作适度调整。 从目录文献学的角度，古代通俗小说研究似可分为四个层面：1、调查资料、编订目录、整理文本，进行大规模的原始资料积累与梳理；2、对已知的各小说展开不厌其细的个体研究，具体包括作者生平、成书时间、刊刻过程、版本流传、思想艺术、文化意蕴等项内容；3、运用个体研究所累积的成果及相关资料，进行通俗小说刊刻史、传播史、演变史等整体研究，撰写各类专题史；4、综合所有材料，撰写《古代通俗小说史》。这四个层面总体上呈递进之态势，即前者构成后者的基础与条件，后者则是前者的深化与提高。 再看通俗小说的研究现状：古代通俗小说的总量，难以精确统计，仅《提要》所录，就多达1164部，但几十年来的研究论文，分布却极不均匀，大多集中于《红楼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儒林外史》及《镜花缘》等数十部小说名著身上，不足《提要》总量的5%，也就是说，还有95%强的作品，我们对之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而即便是集中研究的那5%，仍然存在许多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 两相对照，很显然，目前的古代通俗小说研究尚处于第二个层面，即个体研究的层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几年来，学术界却脱离研究实际，掀起了一股编写小说史的热潮，已问世的著作，仅笔者所知就不下数十种，有分体的，有断代的，甚至还有通史。阅读新出诸书，感觉就像是个早产的婴儿，患有先天性营养不良症，它们大多是对现有小说研究状况的综述，有的甚至连最新的学术成果也未能吸收；全书的主要理论框架，未脱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迹；对若干小说名著的论述评价，乃其主要篇幅，突破性的新知新见，则如凤毛麟角，难以寻见。这样的小说史究竟具有多少学术创新价值，这样的写史热潮，对于小说研究到底是利是弊，很值得深思。 我们认为，古代通俗小说研究的格局与方向，宜作适度的调整：即从史的构建回归基础性的历史研究；“悬置名著”（注：郭英德：《悬置名著——明清小说史思辨录》，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而将主要精力转至普通小说，提倡进行扎扎实实的个案研究，尽可能多地解决细节问题，疏通彼此关系，理清演变脉落，为最终撰写出一部几代学者所渴盼的《中国小说史》“杰构”，储存资源，积蓄能量，创造一切可以创造的条件。 原载：《文学遗产》2000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