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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句，即摘录诗词中的句子（主要是名句，古人也称为秀句、佳句、胜句等），见于古代不同的著述载体，包括诗话（诗品、诗格、词话等）、诗选（秀句集、句图等）以及工具书（类书等）。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文在综述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 古代摘句现象中，最值得研究的是摘句品诗。摘句品诗是古代诗歌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从古代诗歌批评的角度来研究诗话、词话中的摘句现象，主要涉及如下问题： 其一，摘句品诗的起源和发展。摘句现象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赋《诗》断章”的传统[1]。而摘句品诗，或者说以诗说诗的直接典范，可以举孔子为例，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思”字在《诗经·鲁颂·駉篇》中“本是无义的语首词，孔子引用它却当思想讲，自是断章取义”[2]。这种以摘录某一诗句来概括、品评诗歌的方法，在后代诗话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而先秦赋诗断章的传统，发展到汉儒的《诗经》注释，又形成了一种以“比兴”、“美刺”之义，“字笺句解”或摘句注诗的方法。这应该属于注释学研究的问题。但是受其影响，唐五代的诗格类著述从写作手法的角度，把各种“物象”及其比附意义归纳成类，并以摘句形式举出例证。例如，五代释虚中《流类手鉴》中“举诗类例”部分，摘引马戴“日落月未上，鸟栖人独行”等诗句，归纳说“以上比小人获安，君子失时也”。徐衍的《风骚要式》也是分门别类、摘举诗句来说明美刺手法，如“君臣门”一类，举齐己《春日书怀》诗中“一气不言含有象，万灵何处谢无私”句，解释“此是大雅，美帝王盛德之形容也”[3]。这种摘句偏重解说诗歌的寓意。 随着诗歌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争价一句之奇”[4]成为风尚，摘句品诗、论说技巧也得到广泛应用，正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所概括的：“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也从理论上表述了所谓“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钟嵘《诗品》不仅采用摘句方法称赞诗人的“胜句”，还以诗篇中有无“秀句”作为品评诗人高下的标准，例如，他评说谢眺“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指出谢灵运虽有“繁富”之病，“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所以“未足贬其高洁也”。 唐代是诗歌创作的高峰时期，特别是讲究对偶、声韵的格律诗逐渐定型。不少研究诗歌体势和秀句做法的诗格类著述，便采用了归纳体势、摘句为例的方法。如王昌龄《诗格》论“十七势”中有“感兴势”说：“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亦有其例……”随后摘引了常建、王维的诗句。然而这种因诗言势、摘句为例的方法，也会走向极端化、简单化，成为一些肤浅破碎、难以理解的公式，如释齐己《风骚旨格》论“诗有十势”，每一势仅摘句为证，不作阐释，所谓“狮子返掷式，诗曰‘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萋萋’”之类。其他“诗有二十式”、“诗有四十门”等名目，也是如此摘句。宋代以来诗话词话类著述大量出现，其中摘句品诗或论说句法的例子更是随处可见，不胜枚举了。 其二，摘句品评的具体应用。在诗话词话中，摘句大多用来称许秀句。有的在摘句后加上“佳句”、“警句”一类印象式的简单评语，如欧阳修《六一诗话》评晚唐诗人周朴：“其有句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有的以摘句为例来阐发自己的诗歌主张，《六一诗话》记载：梅尧臣认为诗句“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于是举例“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合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有的只是摘录或列举相关诗句作为示范，而不作品评，如赵翼《瓯北诗话》卷六以“律诗摘句”的名目，摘录了陆游大量抒怀、写景的对句，所谓“今就近体中摘句于后，使人见其功力之精”。有的通过摘句对比，来描述诗歌的发展变化，如胡应麟《诗薮》品评唐代不同时期的诗歌风貌说：“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线斩然。”有时摘诗句用作一种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诗歌风格，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从词人的词作中摘句为喻来论述词品让人可以意会，却无法确指：“‘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似之。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可见，在古代的诗话、词话中摘句的应用是随心所欲、多种多样的。 其三，摘句的传播功能和影响。自晋宋以来，诗人对“佳句”的追求，已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程度。唐代诗人贾岛自叙其《送无可上人》中“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人如此重视“推敲”诗句，是因为诗句便于传播、“惊人”之句可以使诗人名声大震。《河岳英灵集》记载：王湾《游吴中作江南意》有“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两句，被认为“诗人以来少有此句。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而这类诗句被摘录在诗话中加以品评，又使其流传更加久远。有的作者由于某一名句而获得雅号，如张先因词中名句“世称诵之，号张三影”[5]。有时甚至出现“士大夫间有口传一两联可喜，而莫知其所本者”的情形[6]。诗话、词话中这种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盛传什么诗句，关于诗人名句与诗人名声的关系之类的记载很多，可以说是生动有趣的诗词传播史料。 其四，摘句品诗的特点和评价。关于摘句方式和品评语言的特点，论者多认为：其反映于中国诗歌批评注重感悟直觉，以象征性语言加以表述的特征。香港黄维樑《诗话词话和印象式批评》一文指出：“很多诗话词话作者，摘句（且往往摘而不评）以见其喜恶，这是中国印象式批评的又一特色。”[7]刘明今《方法论》一书提到古代摘句褒贬的“思想根源即在于整体直觉”，摘句是为了“让读者直接从原作中领会”[8]。而对摘句品诗的这种特征及其评价，则有不同见解。台湾周庆华《诗话摘句批评研究》一书列有“过去研究成果的检讨”一章，就是针对“今人大多把摘句批评解释为印象式批评”、“主观的直觉批评”，“今人为了迎合西方文学批评而驳斥摘句批评”等偏颇之论而论的。该书系统研究了古人诗话摘句批评现象，特别“透过跟西方文学批评的比较，判断它成就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批评方式，来肯定它的价值；并且以维护了批评对象的纯粹性，对这一不可或缺的批评方式的功能作一点回应，合而可以看出摘句批评的现代意义”[9]。作者强调，“现代人要从事文学批评，在选择批评方式时，摘句批评这种批评方式是不可或缺的，理当优先考虑”[9]。 二 关于诗选、词选等载体中的摘句现象也值得注意。唐人所编唐诗选本，已有几种是带摘句的。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选录盛唐王维等二十四位诗人的代表作，每位诗人名下都附有简短的评语，并摘引诗中的“警策语”标示诗人的风格。如评常建的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性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至如‘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又‘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数句，并可称警策”。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也在诗人名下，摘出秀句，来品评和比较诗人的风格。如论李嘉佑“与钱、郎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盖吴筠、何逊之敌也。如‘野渡花争发，春塘水乱流’，又‘朝霞晴作雨，湿气晚生寒’，文章之冠冕也”。晚唐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则将诗人归入六种流派，每个诗人名下摘引若干诗句来标示其风格。如李贺被归入“高古奥逸”一派，举其诗句有“飞香芝红满天春”、“酒酣喝月使倒行”、“踏天磨石割紫云”三句。可见，关于诗人风格的生动比喻或风格类型的印象式、形象化术语，与精心摘取的诗句相互照应，在诗选中是常用的表述形式，或者说诗选也是摘句品诗的一种载体。 唐代还编辑了多种为写作提供范例的秀句集。较早的秀句集类著作是“皇朝学士褚亮，贞观中，奉敕与诸学士撰《古文章巧言语》”。此后，元兢认为褚亮取舍诗篇和鉴识秀句多有不当之处，从“龙朔元年”起，和几位学士一起剪裁《芳林要览》，“讨论诸集”，编成了《古今诗人秀句》。这部秀句集“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10]。虽然只是摘录秀句，不加品评，但实际上渗透了摘录音的审美眼光。与此相类，唐代诗人为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往往“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10]。这类集子一般根据写作题材，分类汇集秀句，摘录标准是“精妙”之句，摘句目的是启发诗兴。 此外，皎然的《诗式》是诗格和秀句集合一的产物。皎然提出了“不用事”、“作用事”、“直用事”、“有事无事”、“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等五格，分别开列了汉代至中唐的“名篇丽句”近五百条，作为五种诗格的例证。他还概括出关于诗歌风格体类的“十九字”，并用这“十九字”来标注有关的诗句。例如，他论“十九字”中的“静”字说：“非如松风不动，林穴未鸣，乃谓意中之静。”他标注为“静也”的诗句，就有江淹《望荆山》中“寒郊无留影，秋日悬清光”、谢ｔ眺《游东田》中“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等名句。这类摘句标注显然带有鉴赏性质，而不同于一股只摘不注的秀句集。 晚唐五代出现了所谓“摘句为图”的句图。句图大多摘录对偶诗句数联，比秀句集的规模小，类似今天的对联选一类的工具书。郭绍虞《宋诗话考》论及高似孙《选诗句图》说：“其所摘胜句，俪语为多，盖由句图体例所限。”关于句图，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列有“诗句图”一章，并有评论。黄维樑《诗话词话中摘句为评的手法——兼论对偶句和安诺德的“试金石”》一文也提到“摘句，且摘而不评的直觉式手法，并非源于诗话。唐人已开摘选秀句之风”，并举《集贾岛诗句图》、《惠崇句图》等为例[11]。凌郁之《句图论考》一文附录了见于书目的唐宋时期的句图31种[12]。宋代以来，单独的诗句图虽不多见，但诗话、词话中附录“摘句”或者“摘句图”仍然不乏其例。元代陆辅之《词旨》就以“属对”、“警句”等名目摘录了大量词句。而清代厉鹗在《绝妙好词笺》中引录《词旨》中的摘句作为参考材料，又使摘句附录于词选得到了进一步传播。 无论是专门的秀句集、句图，还是在诗格、诗选、诗话中附录摘句，都是为了提供句法范例。中国古代的诗词选本往往反映出选者的眼光，表达了选者的诗词主张。而上述以句子为单位的选集、句图，虽然是摘而不评，但同样表露了摘录者的褒扬之意。而在诗话中除了摘句为评，也有这种排列“摘句”的情况，明代胡应麟《诗薮》就有多处汇集诗句，比较各代诗风，如云：“齐、梁、陈、隋句，绝是唐律者，汇集于后，俾初学者知近体所从来。”清代赵翼《瓯北诗话》多处夹杂着“摘取古来佳句沁人心脾者，随所得笔之”的段落。古代诗话兼有“句图”形式，这也是摘句品诗的一种类型。 摘句也被用于对联、诗词等创作。张伯伟《摘句论》提到“摘句在另一方面的渗透是对联。对联在宋代得到很大发展，其中之一就是集句为联”，“集句为联，乃是从作品中摘出诗句而重新加以组织，其基础就是有句可摘”[13]。此外，文人在创作中集句为诗、集句为词，也屡见不鲜。例如，清代朱彝尊集唐诗句作词数十首，编为《蕃锦集》。 摘句对工具书的编辑体例也有影响。由于科举考试中有试帖诗，诗题大多用古人诗句，按各种体例采摘秀句的工具书便有了应用价值。明代杨慎“采摘汉魏以后诗隽句”等编为《哲匠金桴》，清代编有《增广诗句题解汇编》；清代专收词藻的类书《佩文韵府》、《渊鉴类涵》中列有“摘句”的体例，综合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也有“选句”的名目。这可以说是以特殊体例编排、便于查检的秀句集，或者说是摘句现象的副产品。就是在当今，古代诗词名句摘编、荟萃或赏析一类的工具书仍在不断出版。 三 综上所述，摘句现象涉及中国古代诗歌批评、诗句集编辑、工具书的体例等方面的问题。如果综合考察，摘句现象反映了更为复杂的文化因素，还有待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 其一，摘句现象长期存在的原因。尽管从诗歌批评角度来看，人们更加重视的是“主要依靠摘句来说明自己的品藻优劣，以至某种诗学观念、理论”[8]。但是，上述诸多摘句现象是相互联系的，从隋唐延续至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使文士把许多精力用于研究诗歌写作的基本技巧，推敲秀句、创作诗歌成为文士必备的与仕途相关的文化修养和基本能力。由此可以说历代文士热衷于摘句以品诗、摘句以学诗，其动因不仅仅是为了审美，更多还带有实用价值。如宋人刘攽《中山诗话》所说：“自唐以来，试进士诗，号省诗。近年能诗者，亦时有佳句。”而摘录佳句、便于检索的实用性工具书历代不绝，也是由此而来的。除了科举考试，做诗品诗也是文士日常休闲生活和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诸多诗话笔记随之产生，而摘句品评也为文士之间的交流（包括与古人的书面的交流）提供了共同话题。 其二，古代诗歌可以句摘的特点。诗话所摘的大多是对偶佳句，这些诗句可以脱离原篇的上、下句而单独品评。黄维樑曾指出：中国诗话中听“选取的句子，十九为对偶句，其中又以描摹自然景物者居多。对偶句虽然只是两个句子，不过既是作家用心经营的结果，本身意义完整，又有对比性，便很可以孤立起来欣赏。英国19世纪著名批评家安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试金石’(touchstones)法，同样摘句为评，可是所摘之句大异于中国的对偶句，是不能从诗篇的上下文中抽离出来，供人品鉴的”[11]。这实际上从语言形式的角度说明了中国诗歌可以句摘，因而可以独立品鉴的特点。我们还可以参照有关对偶研究的著作，高友工《律诗的美学》指出：“一联对偶就为我们提供了互相对应的两幅同时出现的画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偶中的画面有其自身的完整性，它可以被视为一幅长卷中自成一体独立部分。即使将它从上下文中抽取出来，这一联对句还能保持其本身的美学价值。”[14]因此，诗格、诗话中大量摘录对偶句作为佳句的典范，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对偶句由于为诗话、句图等不断摘录或品评，甚至通过摘句集联等方式而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相比之下，冲破旧体诗束缚的白话新诗难以脱离原文而句摘，不便吟诵，这应该是影响其传播效果的原因之一。摘句品诗不再适合于新诗，关于新诗的诗话也随之消失。 其三，摘句研究的特殊意义。周庆华认为“摘句批评跟全诗批评、个别诗人全集批评、一体一类批评、一代诗人总集批评等，在批评方式上没有什么差别，而摘句批评以个别诗句为对象，是最基本的批评，在诗话的实际批评中具有代表性”[9]。本文认为：摘句研究与全篇、全集的研究，以及“知人论世”、顾及全人的研究模式，应该是有所区别的。从文献资料来看，晚唐、宋代以来为数众多的诗话词话辑录了大量摘句批评的资料，而涉及诗歌全篇、诗人全集或者诗歌总集的研究资料则相对较少（这类资料的主要载体是有注释的诗选和诗词别集、本事诗等）。明代许学夷《诗源辨体》就指出：“晚唐、宋、元诸人论诗，多论字、论句，至论篇、论人者寡矣，况论代乎？”从传播效果来看，脱离了全篇的名句不断被诗话摘录品评，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全篇研究，这影响到读者对诗人整体形象的把握，鲁迅先生曾感慨“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15]，指出这就是由于“摘句作怪”，并批评这种摘句“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16]。而这种批评恰好说明古代摘句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从诗歌批评来看，以句子为单位的批评，可以分为句法技巧的探讨和语义内涵的阐释两个方面。但是，这种批评一般脱离了原篇上下句的语境，因而更多地显观了摘录者特有的文学理念、欣赏口味等。同样一首诗，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摘录或评价标准；同样一句诗，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阐释思路。而古代传诵久远的名句，例如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往往为历代诸多诗话摘录品评，如果把这类资料收集起来，可以进行名句传播接受阐释史的研究。其中包括别出心裁、不苟同前人的例子，如王若虚《滹南诗话》中“梅圣俞爱严维‘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之句……或者病之日：……予谓不然……”之类的记载。这也为中国诗歌阐释学研究名句本文与读者，以及读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等提供了生动的范例。 从创作的角度看，名句是一篇结构中的“诗眼”，不少诗歌是由于名句而成为名篇的。宋代以来的诗话、词话，也从诗句技巧的角度，研究“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做法。前人诗句通过后人引用、点化而成为语典，这种语典又被诗话所品评、被注释本所标明，从而不断积淀和传播，反过来又影响了诗歌创作。究竟如何评价诗歌的有句可摘，有句与有篇是什么关系，摘句批评如何影响了后人雕琢字句、有句无篇的创作风气等，诗话中有关这些问题的论述也是值得加以搜集和研究的。 其四，读者对摘句品诗的接受。摘句品诗，是一种简明的印象式、评点式的批评，有的甚至只借摘句而寓褒贬之义。为什么历代批评者得以延续、而历代阅读者能够接受这种批评方式呢？这是因为历代批评者和阅读者有着相似的知识结构和文学修养，他们都熟悉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的基本范畴和评价标准。古代的摘句批评者和诗话的阅读者，借助相同的知识结构（或者说诗句上下文之外的语境），可以彼此沟通或形成对话的基础。诗话作者只需摘出诗句，附加几个赞许的字眼（在评点本中只需某种符号），阅读者便会和作者“心有灵犀一点通”，产生共鸣；或者引发出不同于前人的新见解。 此外，诗话作者随心所欲，把不同时代、不同诗人所作的意境相似的诗句，信手拈来，排列比拟，稍加点评，会给读者带来许多“链接”式的感悟。这些诗句在新的阐释框架中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是和中国诗歌创作本来就注重“言外之意”，从而形成了特定的文本结构相联系的。例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论“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就随意摘引了三首宋词中的句子作为比喻，这与句于在原篇中的意思是毫无关系的。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管锥编》中也多运用摘句的方法，使读者获得触类旁通、妙趣横生的感觉。这种摘句，使诗句不再作为原诗的局部而存在，“它的生命才得以新的面貌出现。如果再有人给予新的评价，它又可以再更新一次”[10]。就是在今天，摘句仍是人们常用的品诗方法，例如《名作欣赏》曾于1995年设立《摘句断章》栏目，《古典文学知识》设有《名句掇英》栏目，最近还有人在创建关于“全唐诗名句赏析”的网站。可以说古诗名句的生命仍然在摘录中“延续”和“更新”着，并为今人所接受。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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