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宋文》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断代文章总集，也是新时期以来古籍整理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从1985开始启动，在十多年前已经完成，自1988年起由巴蜀书社出版前50册，却因故未能继续印行；使用过前50册的学人已从中得到种种裨益，一直期盼能够得见全书。现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斥以巨资接手，与安徽教育出版社共同运营，终使此360册的鸿篇巨制整体推出，满足了人们等待十八年之久的愿望。 《全宋文》突出的学术价值在于为学人们提供了丰富、完备、并经过整理甄别的宋文资料。《全宋文》集万种书籍为一编，共收录两宋作家9000多家，总字数超过一亿。它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不仅收录有别集传世作家的作品，而且也收录没有别集传世作家的作品。在全书所收的17余万篇各种体裁的文章中，有95%的作家无别集传世，都是辑佚所得；有别集传世者也收有大量的佚文，这对于研究者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全宋文》作为宋代百科资料宝库，它的出版对于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宗教、历史、教育、科技等的学科研究，均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对宋代文学的研究，关系尤为深巨，直接影响着宋代文学研究格局的调整和水平的提高。对此我个人感受颇多。长期以来，宋代文学研究存在着重词诗轻散文、重北宋轻南宋、重一流作家轻二三流作家的畸重畸轻的倾向，极大地阻碍了学科的发展和进步。我国古代文学研究，从上世纪初以来，受“五四”新文学运动“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口号和外来文学观念的影响，散文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在一般文学通史中，对散文的叙述，不见线，不见面，连几个散点也是寥若晨星，将这一最能表现民族特性的文体挤压到微不足道的地位。《全宋文》的17余万篇文章，对梳理宋代文章的发展过程，作了最坚实的资料支撑。《全宋文》的出版必将带来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的新热潮，带动一个学科的发展。南宋文学是一个重绘文学版图、具有自己独特内容和特色的文学发展阶段，但是尚处于若明若暗的研究状态，可喜的是最近对南宋文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全宋文》所收南渡以后作者人数约为北宋作者的三分之二，作品篇幅的比例也大致如此，还有不少南宋作者别集的孤本是首次披露的，如钱时的《蜀阜存稿》、孙德之的《太白山斋遗稿》等。这些数字和情况表明，未来的南宋文史研究前景看好，必将从《全宋文》中获取广泛的学术信息和研究资料。《四库全书》收两宋别集500多家，在入录9000家的《全宋文》中，所占比例甚少，相信在展开中小作家研究中，能够探寻新论题、新视角，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当然，《全宋文》对于已有的宋代文学研究课题，也并没有失去其价值，如关于西昆体评价之高下、流传之广狭、影响时间之长短等争议问题，《全宋文》收有诸多资料可供研究。晏殊文集久佚，今存胡亦堂、劳季言、李之鼎三种辑本，仅得文19篇，《全宋文》另辑得33篇，其中从《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中辑入之《与富监丞书》一文，晏殊自叙任职馆阁翰苑时，感染骈偶时风，自历二府(枢府、政府)以后，即认识到韩柳价值，“然后知韩柳之获高名为不诬矣”，甚至认为柳胜于韩，这对论定他是否是西昆体作家很有帮助。谢绛当时颇负文名，但文集亦佚，《全宋文》辑得遗文15篇(惜《公孙龙子序》疑是伪作，已有学者指出)，可以具体了解他的文风特点。此类具体事例，不胜枚举。总之，《全宋文》的编成，乃研究宋代文史学人的一大幸事。 从我国古籍文献系统而言，《全宋文》的出版，同时填补了两个空白：宋代文学文本系统的空白和中国历代文章总集系列的空白。首先，《全宋文》是有宋一代单篇散文、骈文以及诗词以外的韵文的汇编，它与《全宋词》《全宋诗》《全宋笔记》共同构建了宋代文学比较完备的资料宝库。这样，以文、词、诗、笔记为代表的宋代文本就全了。《全宋文》填补的这个空白，使宋代文学的文本系统趋于完整和完备，为更深入精微地进行打通文体的综合研究，展示出诱人的前景。其次，《全宋文》的出版又使我国文章总集更具系列性。纂辑一代或数代之文为一集，盖以清嘉庆时官修的《全唐文》和严可均私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优，这两部总集囊括了宋前之文；近年已出版的《全金文》《全元文》和正在编纂中的《全明文》等，则是宋以后文章的结集。《全宋文》的出版，正是从纵的历史向度上把我国文章总集组成环环相连的文献体系。宋代传世之文数量庞大，情况复杂，如有现存别集之文、别集未收之文、无别集传世之文、无名氏之文。然现有《皇朝文鉴》、《南宋文范》等几部所谓的宋代文章总集收文却都十分有限。迄今为止，宋代还没有一部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全唐文》等书一样“义取全备，巨细兼收”的全编性的断代总集。故《全宋文》“网罗散佚”，将两宋所有单篇文章汇成一编，集系统性、完整性和学术性为一体，对有宋一代乃至我国历代文献都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作用。 在编纂经验方面，四川大学古籍所在曾枣庄、刘琳两位先生的领导下，经过20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成此洋洋360册的《全宋文》巨编。它的编成，为我们编纂大型文献汇编提供了新的经验。首先，在总结前人编纂总集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周密的编纂规划和工作细则，讲究内部、外部协调。不仅培养了人才，而且又出了成果。其次，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四川大学古籍所在编纂《全宋文》的过程中，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成果，如编纂目录、标点文集、出版专著等，极便学者，四川大学古籍所俨然已成为宋代文化研究的重镇。 缪钺先生为《全宋文》所作的《序》中曾谈到了编纂《全宋文》的四难，即普查搜采之难、校勘辨订之难、分类编序之难、制订条例之难，十分中肯深刻。我以为搜采广博、抉择精审、体例谨严、检索便利，是编好《全宋文》的四个标准。《全宋文》在编纂过程中已基本上达到了这个要求。难能可贵的是，《全宋文》虽然在十几年前早已编成，但编者在此次出版之前，仍在不断的修订，尤对前50册修改更多。这一永不停顿、精益求精的精神实令人感动。我相信，随着创世纪文化工程的开展，《全宋文》的含金量将被不断地开发!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