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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界评价在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著作时，往往会使用“金字塔”这样的最高赞誉之辞。金字塔，尽管经历了四千余年的风雨沧桑，依旧巍然屹立，而且据说石块与石块之间吻合得天衣无缝，至今连张纸也插不进，以之来象征博大而缜密的巨著，的确是恰如其分。近读陈尚君教授《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觉得惟有用此词形容，才能表达我深受震撼和感动的阅读体验。 以个人之力，撰成如此鸿篇巨制，固然令人惊叹。不过，我觉得本书最值得称道之处，并不仅止于此，而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古籍整理范式，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陈尚君先生从《三国志》裴注得到启发，在重新辑录的同时，广泛搜集五代史料，散入注中，并详加考证，从而将辑佚、校雠、考辨、订补融为一体，在最大限度地提供更接近原始面貌的文本的同时，还把本书编纂时所依据和舍弃的文献，全部原原本本地奉献出来。 在这一创新体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册府元龟》的处理。在二十四史里面，问题最复杂的恐怕就是《旧五代史》了。作为正史中唯一的辑佚书，自问世以来，学界就感到不满意。治史者在肯定邵晋涵的业绩的同时，一直思虑重新加以董理。20世纪30年代，陈垣先生提出“以《册府》校《薛史》”的设想，制定出具体的校理程序，并付诸实施(参看《以〈册府〉校〈薛史〉计划》、《〈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为〈册府〉错简事复傅沅叔先生》、《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以上诸文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可惜这个计划没有完成。但这一思路，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正如陈尚君教授反复强调的那样，“关键是充分利用《册府元龟》”。凡治中古史者，莫不知《册府》之重要性，但往往只是从中刺取史料而已，鲜见有人对《册府》下过条分缕析的功夫，至于将《册府》和《旧五代史》的逐条比对，弄清楚“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那更是难以想象的。虽然清辑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都已取《册府》参校，但挂一漏万，很不彻底。所以，文革刚结束，梁太济先生就发表论文，主张“必须将《册府》五代部分与辑本进行一次全面而细致的校勘。此项工作并不轻而易举，但却很值得一作，因为这不仅对于尽量恢复《薛史》一书的原貌，而且对于肃清清代文字狱的流毒，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薛史〉“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字”，为什么“一般不再改回”?》，收入《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然而真正实施起来，其难度之大足以令人望而却步。最大的障碍在于《册府》虽然保存的五代文献极其丰富，但引用时一律不注出处，何者出自《旧五代史》原文，何者源自五代实录，如何确立鉴别、弃取的准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基底性问题”。有想法者不乏其人，但知难而进、锲而不舍者，惟有陈尚君先生一人。他力图找出为学者普遍接受的原则，可以为《册府元龟》多数文献的归属指示方向，经过多年探寻，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凡是以人名为序编次者，出自《旧五代史》者约占十之六七，而以年月时序编次者，则大多出自五代实录。应该说这条规律，堪称解开《册府》引《薛史》之谜的金钥匙。他又对具体的史料作了细致的分析，总结出五类不同情形的区分标准，从而为实际操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些原则的确立，牵涉到全书的架构，可谓荦荦大端。但陈尚君先生绝不是用这些条条框框去套取史料，而是建立在逐条考辨的基础上，慎重取舍。尽管如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辑注的方法与体例仍恐怕是本书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但正如朱维铮先生所言：“他的分析和判断，或许仍可商酌，但全书正文4500余页，给我的总体印象，是言必有据，征而后信，并坚持疑以传疑，避免武断。”(《天下几人能及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读后》，《中华读书报》2006年4月19日) 第二点令人感佩之处是本书的采撷之丰。陈尚君先生自称，从不划定自己的治学领域。阮元论江藩曰：“淹贯经史，博通群籍，旁及九流、二氏之书，无不综览。”这句话用在陈尚君先生身上，也是非常妥贴的。从书中所列参考文献，我们可以看到，举凡史部之正史、编年、杂史、霸史、诏令奏议、地理、传记、金石、目录，子部之法家、类书、杂家、小说、谱录、艺术、释道，集部之总集、别集、诗话，以及今人论著、考古报告，林林总总，无不囊括于征引范围之列。我认为正是这种对于淹贯博通的境界的自觉追求，才能使他对于史料保持高度敏感性和鉴赏力，慧目如炬，披沙拣金，卓然有成。试以卷一三四《王审知传》为例。除据《永乐大典》、《通历》、《册府元龟》重加辑录外，还引录了《资治通鉴考异》、《旧五代史考异》、《五代史补》、《旧唐书》、《新五代史》、《五国故事》、《玉壶清话》诸书，尤其是对传统金石著述和新出墓志的熟悉，使得《关中金石略》、《福建金石略》、《唐代墓志铭汇编》、《考古》、《文物》、《文史》中的相关材料被全部钩稽出来，网罗遗逸，订讹规过，可谓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其深厚的学术积累由此可见一斑。 让人服膺的第三点是考辨之精。若只是罗列众说，不加按断，徒以宏富矜夸，亦非良史。本书不仅辑校原文，且详考史事，如其书名所昭示，会证是也。亦举一例，卷一五《韩建传》考李巨川之死云： 《旧五代史考异》卷一：案《北梦琐言》：韩建曰：“某不识字，凡朝廷章奏、邻封书檄，皆巨川为之。”因斩之。《通鉴》所采，即本于《北梦琐言》，与《薛史》同。《新唐书•李巨川传》云：“巨川诣军门纳款，因言当世利害。全忠属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疑巨川用则全忠待己或衰，乃诡说曰：‘巨川诚奇才，顾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杀之。”是巨川之死，亦由于敬翔之谮，不仅为韩建所卖也。 类似的精审考证，全书比比皆是，显示了陈尚君先生超拔的史识。所以此书不能仅仅以资料汇编看待，而应当作一部史学作品来读。 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云：“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史通•采撰》)此非陈尚君先生之谓欤!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