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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代始，历千余年，评杜治杜之风未尝稍衰，相关著作汗牛充栋，难以记数。20世纪以来，学界对前人的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整理，杜集版本的收集介绍更是其中的一个热点。在相关的研究中，杭州大学周采泉先生所撰《杜集书录》(1)(以下简称《书录》)和山东大学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4位先生合撰的《杜集书目提要》(2)(以下简称《提要》)，代表了杜集版本整理工作所取得的新成果。由于两书同年问世，没有相互借鉴，因而有很强的互补性，也为我们作对比研究提供了可能。 同为杜集书目的收集整理，两书在编写宗旨、体例、收录书目的具体信息和评析特点等方面体现出不同风格，这使得两书各有所长，若能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对此类书目的编写工作将大有启发。鉴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两书作一比较，并在比较的基础上探讨此类著作的写作方法。 1成书过程、体例和收书数量 1.1两书的成书过程 两部著作都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编写宗旨来看，皆力求穷尽对历代杜集研究著作的收集。《书录》作者周采泉曾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员和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担任过古籍编目工作。他以一人之力，积数十年披览收集和潜心钻研之功，汇集、总结了历代杜学成果。可以说，《书录》是一部较为全面、方便的工具书。 《提要》的编写者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4位先生皆为山东大学杜甫研究方面的专家，从1978年开始，他们以严谨认真的态度，遍访收藏在各地的杜集著作，在细检原书的基础上写出提要，历经八载，于1986年完稿。该书资料翔实可靠，问世后亦深受学界重视。[1] 1.2两书的内容及体例 据《书录》凡例称，该书仿照清代朱彝尊《经义考》及谢启昆《小学考》的体例，将全书分为内编、外编和附录三大部分。(1)内编以存书之书录解题为主，占据了全书的主要篇幅；外编以存目及参考资料为主，内容较为简略；附录则补充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包括历代杜学作者姓氏选存，近人杜学著作举要(其中包括1922—1983年的报刊论文索引)，历代总集、诗话、笔记于杜诗有重要论述著作的简介和朝鲜、日本两国关于杜集著作知见书目等4项内容。从体例上看，《书录》的编排十分细致：内编分为全集校勘笺注类、选本律注类、辑评考订类和其他杂著类，其中，辑评考订类又分为诗话文说、批点汇评和考订三小类，其他杂著类又分为杂著、存疑、伪书和类书四小类；外编分为全集校勘笺注类存目、选本律注类存目、谱录类和集杜、和杜、戏曲类共5类。书中于每类卷端介绍该类的编纂要旨。全书既以类别分目，每类别中又按朝代顺序编排。 另外，从具体书目的收录方式来看，《书录》也体现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原则。例如，介绍清代徐松《杜诗选钞》一书时，作者发现书中征引了未经他书征引过的“墨深”评语，就将“墨”评另辑一卷，列入辑评考订类。 相比之下，《提要》的体例则较为简单。全书由5章和一个附录组成，即：(1)知见书目，(2)著录存目，(3)集杜书目，(4)戏曲电影，(5)外文译著。其中，第一章知见书目为全书重点，约占全书2/3的篇幅。书末附录了1909至1984年间的杜甫研究报刊论文目录，每一章内亦按朝代顺序进行编排。 1.3两书所收书目的统计 《书录》收唐宋元明清五朝知见书目464种，其中，全集82种，选集119种。包括唐代1种，宋代55种，元代7种，元明人合著2种，明代46种，清代90种，辛亥后近人著述13种；石刻3种，辑评考订类189种，其他杂著类58种。存目166种；合刻、合选50种；谱录类83种；集杜、和杜63种；戏曲9种。附录中存近人杜学著作19种，朝鲜、日本两国关于杜集著作知见书目41种，合计1 002种。所收书目起自唐人樊晃，止于1971年的今人著作。 《提要》收录宋元明清四朝知见书目214种，[2]其中，宋代22种，元代5种，明代45种，清代142种，辛亥后近今人著述140种(包括台湾41种，港澳10种，日本9种，新加坡1种)。著录存目221种；集杜28种，戏曲12种；外文译著42种。合计657种。所收书目，起自稍后于杜甫的唐人樊晃，止于1984年的今人著述。由以上统计可知，两书在收录书目的总量上有较大差距，同时，各朝代、各类别所收书目的数量也存在差异。 两书收录书目数量上的差异首先与其不同的成书过程有关。《书录》作者除收录亲见书目外，也将从其它著作中辗转引录而来的书目收录殆尽，因此，所收著作数量较多。《提要》作者则力求细检原书而后介绍，一部分未能亲见的著作就没有收录，这限制了收录书目的总量。 两者数量上的差异又因不同的收录标准所致。例如，对批点汇评一类著作，《书录》广事搜求，多达百余条，并专列“辑评考订类批点汇评之属”将其集中收录。而《提要》则认为，此类批点本是过去文人读书习尚，其评点少有可取之处，所以，除确知出自名家之手，又见于著录的，一般不予叙录。(2) 另外，对于辛亥后近今人著述，《书录》仅作了部分选录，《提要》则尽可能全面地收录，数量较《书录》大为增多。《书录》收录了部分石刻，这是《提要》中所没有的。《书录》未收外文译著，而《提要》专设外文译著一章，收日、英、德、意大利、俄、匈牙利等国所译杜集著述。这些都影响到两书的收录数量。 再从收录的具体书目上来看，两者既有重复又存在出入，这也使得二者可以相互参照、补充。例如，《提要》收录宋人薛仓舒所撰《杜诗刊误》《杜诗补遗》《续注杜诗补遗》三书。《书录》则比之多收了薛撰《补注杜工部集》一书。《提要》收宋人王得臣撰《杜工部诗增注》，而此书未见《书录》著录。 2叙录内容的异同 在每一具体条目中，两书都涉及著者、体例、版式、成书过程及刻印流传情况，著作的内容和注评特点等问题，但具体考察，两书的叙录内容又存在下列不同之处。 首先，在对每一具体书目的介绍中，两书存在体例上的差异。《书录》专设“序跋”一栏，大量照录著作的序、跋、后记和凡例原文，而《提要》中不设此项，文中虽引序跋原文，但仅作少量节录。《书录》对撰著者生平仅作简略介绍，并很少提及撰著者的其它著作，《提要》则对此类信息论述较详。《书录》往往在书名下以小字条注其别名、简称以及关于该书体例的简介，并于作者名后以小字详列序、注、校者的姓名。对于这些信息的收录，《书录》较《提要》全面，是其值得肯定和继承之处。《书录》对著作不同版本的馆藏情况亦作详细介绍，极便学者访求；《提要》对馆藏问题提及较少，是其疏忽之处。 其次，两书所收著作版本既有重复又存在差异，这体现了两书的互补性。相比之下，《提要》收录的版本较《书录》全面，对同一书的历次版本，往往一一列出并加以说明。例如，清代沈德潜的《杜诗偶评》一书，《提要》收录8个版本，而《书录》只收录了3个。除共同收录的乾隆十二年(1747年)赋闲草堂刻本外，《书录》不再对翻刻本进行收录，而《提要》又列出乾隆十七年(1752年)苏州扫叶山庄重刻本和5种日本翻刻本。同时，《提要》收录了《书录》没有提到的民国交通书馆石印本；《书录》收录了清嘉庆八年(1803 )番禺桂阿石室刻本和由张廷贵作注的1929年排印本，[3]这两个本子是《提要》中所没有的。 又如，明代单复的《读杜愚得》一书，《提要》罗列其版本5种，《书录》则仅3种。除明天顺元年(1457年)刻本和朝鲜铜活字本皆被两书提及外，《提要》中又收入了较早的明宣德九年(1434年)江阴朱熊刻本，以及后来的弘治十四年(1501年)刻本和1974年台湾大通书局影印本，《书录》则另收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刻本。 再次，两书共同收录的很多专著，其书名、作者姓名、字、号、籍贯等信息在两书的介绍中时有差异，两相对照，有利于纠正杜集版本研究中的疏误。 例如，《渔洋评杜诗话》一书，《书录》注明另有《渔洋评杜摘记》1卷附刻在翁方纲所撰《石洲诗话》卷9。而《提要》则称此《摘记》附刻在《石洲诗话》卷6。笔者查阅《石洲诗话》原书，得知《渔洋评杜摘记》应附刻于卷6而非卷9，因而《书录》说法有误。 《杜诗补注汇》一书，《书录》题为清沈元沧撰，《提要》则题为沈名沧，并引《杭州府志》卷95《艺文十》：“《杜诗补注汇》，仁和(今属杭州市)沈名沧辑。”其实《杭州府志·艺文十》所称沈名沧有误，《杭州府志》卷145《文苑二》，《碑传集》卷99郑方坤撰《沈元沧小传》，《清史列传》卷71《文苑传二》皆作沈元沧。则《提要》所题沈名沧为误。 《杜工部集辑注》一书，《书录》称作者朱鹤龄为松江华亭(今属江苏省吴县)[4]人，《提要》则称朱鹤龄为吴江松陵人。松江华亭，今实属上海市松江县；吴江松陵，今属江苏省吴江市。《清史稿》卷480称：“朱鹤龄，字长孺，吴江人。”《江苏艺文志·苏州卷》也称其为吴江人。可见，《书录》的说法不准确。 清代徐树丕的《杜诗执鞭录》一书，《提要》的介绍只有两行，称作者生平不详，而《书录》则详细列出了徐树丕的字、号、生卒年等信息，并注明其事迹详于徐鼎才《小腆纪传》。按语中对该书的名称、真伪及成书过程等问题也多有说明，资料丰富，可补《提要》之不足。 两书中此类出入及可互补之处不在少数，对研究者多有启示，此不再赘举。 3两书编撰风格的异同 由于编写宗旨和体例的不同，两书体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 从对著作原文的征引方面来看，《书录》巨细毕收，书中除大量照录著作的序、跋、后记和凡例原文外，撰著者的批点评论和他人对撰著者撰写该书的评论也多被大段引述，而作者本人只是稍作评论，或不做评论，见仁见智，由读者根据所提供的材料自行裁夺。可见，《书录》的撰写风格是更重客观材料的罗列，以此说明问题。相比之下，《提要》对序、跋、后记、作者评语等原始资料仅作少量的节录，所引原文服务于编者对该书的评论，两者相互穿插，更注重以编者的观点引导读者。 举例来说，《书录》在介绍清代朱鹤龄的《杜工部集辑注》一书时，收录了钱谦益序、朱鹤龄自序及自识、沈寿民后序，并选录该书凡例10余条，读者从这些信息中可了解该著作的成书过程、内容和特点。《提要》的介绍，仅节录朱鹤龄自序中少量文字，而由编者对此详加分析，说明该书的成书始末及刻印时间。 再以两书对清代金圣叹所撰《唱经堂杜诗解》的评析为例，《书录》在按语中罗列仇兆鳌和沈日霖对此书的评语数条，但作者本人并不作具体分析。相比之下，《提要》的论述颇多，指出金氏解诗在构思、做法、承接照应关系等方面的特点和不足，论述中假以例证，言简意赅。 同时，面对同一个研究客体，两书的作者们又体现出一些共同的旨趣： 首先，两书的编写者对历代杜集版本中存在的争议和疑问，如作者，成书、刻书的时间，著作的真伪、版本以及书名、卷数、作者籍贯等问题，进行考证、辨析，纠正了杜集研究中的很多疏误。其中，《提要》对刻书时间的考证尤为精审。例如，清代陈醇儒所撰《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一书，《提要》根据作者自序推断其成书年代为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于次年即康熙元年(1662年)刻成。同时指出，《杜甫研究论文集》所载马同俨、姜炳忻《都市版本目录》及台湾《书目季刊》1970年夏季号所载叶绮莲《杜工部集关系书存佚考》均把康熙元年(1662年)的壬寅误作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壬寅，而定此书为康熙六十一年刻成，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此类辨析、考证的工作在两书中极为普遍，体现了撰著者严谨扎实的学风和深厚的功力。 其次，在论析著作的注评特点时，两书都注意各杜学著作之间的比较。如介绍清代沈德潜撰《杜诗偶评》一书时，《书录》将沈德潜与清代另一注杜名家王士禛作比较，谈及两人在评析杜集著作时的不同旨趣。《提要》论及清代边连宝《杜律启蒙》时，与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相比，指出边本在诗旨阐发、词语解释等方面有不同于顾本的独特之处。这样的比较，便于加深读者对书目的了解，明确各版本之间的继承、借鉴关系。 注释： [1]根据笔者2006年4月5日对冯建国副教授的采访记录整理而成。 [2]笔者统计为214种，而《提要》前言中统计为215种，杜晓勤先生《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书中亦沿袭为215种；经笔者反复核对，应为214种。 [3]后易名为《音注杜少陵诗》。 [4]括号中注文中《书录》原有。 [参考文献] (1)周采泉.杜集书录[K].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K].济南：齐鲁书社，1986. [作者简介] 霍明宇，女，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5级博士生。山东 济南250100 原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