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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是中国几千年文明的见证和标志，也是瞭解和研究我国历史文化的必不可少的凭藉。整理出版古籍是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它的质量和数量又关係到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提高。建国以来，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截至1984年为止共整理出版了文学、历史、哲学和语言的古籍近三千种。儘管这个数字和社会上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应该做的事还很多，但已出的书绝大部分符合客观需要，其中还包括许多高水平的整理本和卷帙浩繁的带有总结性的资料书，因此工作成绩应当充分肯定。我们还应该看到，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二十多年当中，古籍並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时常受到“左”的思潮的严重干扰，工作时做时辍，这个时期取得的成绩，是来之不易的。下面根据工作的发展和特点，把三十五年的古籍整理分为三个阶段作一简单的回顾。 一、建国以後到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之前。 古籍的整理出版，是1953年以後才逐步发展的。当时北京、上海的不少出版社以及个别省市的出版机构都有这方面的业务。由於缺乏统一规划，出书不够系统，所出的书以小说、戏曲所占比重较大。1955年以後工作发展较快，1957年出书种数达到近190种，这是“文革”前的最高数字。儘管这一时期的工作有些缺点，但也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书和质量较好的整理本，如《资治通鋻》、《续资治通鋻》、《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百衲本《二十四史》和《宋会要辑稿》的缩印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七八种专题资料，以及《古本戏曲丛刊》的初、二、三集。此外，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还重印了一批建国以前的整理本(如《国学基本丛书》、《诸子集成》、《二十五史补编》等)，满足了一部分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 二、从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到“文革”时期。 为了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整理出版古籍，提高整理水平，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後来小组隶属科学规划委员会)，由齐燕铭同志主持小组工作，制定了文史哲古籍的十年规划，从此古籍整理走上轨道，改变了过去各自为政的局面。後来考虑到原拟规划规模较大，一时难於全面展开工作，又在1960年草拟了三至八年的重点书规划。所谓重点书，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基本古籍，在当时许多古代名著还缺乏便於阅读的整理本的情況下，这样做自然是非常必要的。小组成立後不久，就对《二十四史》的整理作出具 体安排，並於“文革”前出版了前四史，完成了南北朝史等五六种的点校，其馀各史也都做了大量工作。1971年以後在此基础上继续点校完成出版，在海内外博得了好评，认为它是当前《二十四史》最好的整理本。在1959年以後的一段时间裏，还注意组织了大部头资料书的编印，先後出版了诗文总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宋词》、《明经世文编》，以及重要类书《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以上各书大部分为影印)。《册府》是过去流传较少的历史类书，《大典》基本上汇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各本。这些书的影印，在保存古代文献並扩大其流传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58年起出版分工作了调整，古籍的出版主要由中华书局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承担。这一时期出版的古籍，总的来说整理质量有所提高，而数量却下降了，种数最多的一年是1962年，也只有97种，仅仅是1957年188种的50%略强。这是由於从1959年以後，至少有两段时间狭隘地理解了古今关係，不适当地强调了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在这种风气下，许多古籍无法出版。 十年动乱中，小组停止了工作。古籍整理，只是点校出版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其它完全陷於停顿。直到粉碎“四人帮”，这一工作才得到恢复和发展。 三、1982年规划小组恢复後出现的新局面。 从1977年起，即有些“文革”前已经付型而未及付印的古籍陆续出版，这是整理出版工作复苏的信号。此後出书逐年有所增加，1980年全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已达138种，这个数字虽不足以引人注意，但这却是自1960年以後出书最多的一年。1981年春夏间，陈云同志两次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重要的指示，随後中央发出了1981年37号文件，强调了古籍整理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当时，原规划小组的19位成员中，还健在的只有两位，因此国务院与有关单位协商，遴选了小组成员53人，顾问34人，恢复了规划小组，並由李一氓同志主持工作。1982年春，小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並制定了1982—1990年的整理规划，其中包括汉文的文学、语言、历史和哲学等方面的古籍3100馀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医、农及其它科技古籍，都由有关部门另拟规划。此後不久，教育部及许多省市也相继成立了规划小组。有些省市还结合本地区历史、文化、古代作家和著作的情況，制定了自己的长远规划。不少高等院校並先後成立了古典文献专业或古籍研究所，这对於培养和壮大古籍整理队伍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了古籍整理事业的空前兴旺发达。 从这一时期的出书数量来看，也反映了整理出版工作的蒸蒸日上。1983年全国出书种数为231种(不包括选本和重版书，下同)，1983年为281种，1984年估计可超过三百种。“文革”前出书最多的一年是1957年，共出版古籍188种。1984年姑以300种计算，约为1957年的160%。儘管数量提高的幅度並不十分突出，翻了不到一番，却是逐年稳步上昇的，而且1984年出书种数为建国三十五年来的最高纪录。影响出书数量的固然有多种因素，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却是印刷条件，如果印刷技术水平和印刷工业的生产力有较大提高，古籍出版的数量也必将有更大幅度的增长。 下面谈谈近年来古籍整理出版的一些基本情況。 (一)加强了出书的系统性。各类古籍丛书或成系列的书发展很快，现正在陆续出版的估计不下四、五十种。丛书内容固然有些交叉，或有些丛书组织得不够好，出得比较散，但总的说来，基本克服了出书凌乱的现象，这些成系统的书，依类相从，为研究者提供了搜集资料的便利。几年之後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它的作用将更为显著。 (二)扩大了整理出版的领域。如诗文集，已从人所共知的著名作家扩大到过去注意不多的人物，《徐渭集》、《陈子龙集》等书的出版即可为例。甚至反面人物严嵩的《钤山堂集》、阮大铖的《詠怀堂集》也在整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做到的。历史书，已由正史过渡到野史笔记和稀见史书的整理。如史料笔记这几年出版的种数不少；清初顾炎武的名著《肇域志》向无刻本，现正据抄本在点校。哲学书，编印了《中国佛教典籍选刊》，所收的书都加以校释，给有志瞭解或研究佛教思想、却读不懂佛经的人指引了门径。《古逸丛书三编》精选宋元孤本影印，保存了孤本的原貌，扩大了它的流传，已经出版了《忘忧清乐集》、《金石录》、《山海经传》、《大唐六典》四种，还有《梅花百詠》等三、四种即将出版。 (三)以上所谈，也可以称之为古籍的“补缺”工作。除此以外，文史工作者所需要的基本古籍、重要类书或工具书，也在分批陆续重印。如《十三经注疏》(重编了索引，检查甚便)、先秦诸子、《二十四史》、《资治通鋻》、《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经籍纂诂》、《佩文韻府》、《四库全书总目》以及《书目答问》等，都先後重版。这些都属於古籍的常备书，这种措施对缓和“书荒”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出版了一些高水平、有份量的整理本。1982年出齐的十三卷本《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是自从殷墟发现甲骨以来的一部划时代的甲骨彙编。它搜集的资料完备，分类合理，时代划分准确，对商代历史的研究、古文字学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曾受到规划小组的表扬和奖励。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是历二十馀年才完成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取材广博，出处详明，编次得体，校勘考订尤见功力，为近年出版的诗歌总集中的翘楚。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埰摭宏富，考证精确，是对於《世说》的一部总结性研究之作。《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的《岛夷志略考释》(苏继廎撰)、《真腊风土记校注》(夏鼐撰)在史地考证方面均有创见，订正了过去中外学者的一些误说。这套丛书中将出版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主编)，吸收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於史事、地名和佛经故事作了比较详尽的注释，是我国学者对本书的第一部注释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现已出版到第六册，此书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大量新资料，也是古籍整理的一个新开拓的领域。它的编排整理体现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水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五)不少规模很大的项目正在编辑整理。这类项目卷帙浩繁，工作量很大，需要若干年才能完成，因而过去人们多知难而退，不敢问津。如正在整理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是佛经的总集，正续两编共收经籍4200馀种，合计23000馀卷。正编以《赵城金藏》为底本，用《高丽藏》补其缺佚，以《房山石经》等八种校勘異文，附有校勘记。並补入已入藏而《赵城金藏》没有的经籍。续编则收录不见於正编的经籍。全部精装成220厚册，1984年已出五册。诗文总集方面，除以上提到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外，还影印了一千卷的断句本《全唐文》，重印了《全唐诗》、《全宋词》，並正在编校《全元诗》、《全明词》和《全清词》。《古本戏曲丛刊》也在补编第五至八集，第五集可望於1985年印出。《清实录》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关於清史的完整的原始史料，过去流传的只有伪满1936年影印本，此本已非常难得，现正准备重新影印。伪满影印本出於政治上的考虑，曾对光绪朝实录涉及中日关係的文字作了某些窜改。针对这一情況，已決定採用未经窜改的稿本作底本，同治朝以前也全部改换了底本。全书4433卷，将精装成60册，估计1985年可印出十馀册。五十年代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各个专题，集中了许多基本史料，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很大便利。由於二十多年来新资料的不断发现，现拟作《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个专题的续编，並补编《北洋军阀》、《清末筹备立宪》(名暂定)等新的专题，现已着手纂辑。商务印书馆旧出的《丛书集成》，共收丛书100种，为丛书之丛书，除去重复，实收古籍4201种，已出版3186种。现准备分批重印，並将未出的1015种补齐，1985年起可以陆续出书。这套书虽不是什麽珍本，却收的书很多，切合实用，重印以後，会有助於缓和资料缺乏的问题。 (六)近年来的古籍整理出版，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不少省市结合本地区情況制定了长远规划，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本省市的古籍出版社。如湖南编校的王夫之全集，四川编校的杨升庵全集，广东编校的屈大均全集，北京编印的一套北京史料，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並已取得一定的成绩。 以上所谈不足以概括近几年古籍整理出版的全貌，只反映了当前工作中的特点和部分成绩。我们相信，随着经济建设和学术文教事业的发展，古籍的整理出版必将加快前进的步伐，在质量和数量上均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原载：《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年8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