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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99.1 殷尧藩，中唐诗人。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殷尧藩传》云：“尧藩，秀州人。为性简静，眉目如画。工诗文，耽丘壑之趣”，又云：“尧藩初游韦应物门墙，分契莫逆。及来长沙，尚书李翱席上有舞《柘枝》者，容语凄恻，因感而赋诗以赠曰：‘姑苏太守青娥女，流落长沙舞《柘枝》。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粉泪双垂。’众客惊问之，果韦公爱姬所生女也，相于吁叹。翱即命削丹书，于宾馆中擢士嫁之。”这就是著名的“殷尧藩赠舞妓诗”的故事，历代诗话一般均作为文坛美事予以传载。不过，辛文房是元代人，故事其实并非是他起首。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最早记载，见于晚唐人范摅的《云溪友议》和郑綮的《古今诗话》，且其记述较《唐才子传》更为详尽。如《云溪友议》卷上《舞娥异》云： 李八座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颜色忧悴。殷尧藩侍御当筵而赠诗曰：“姑苏太守青蛾女，流落长沙舞《柘枝》。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脸泪双垂。”明府诘其事，乃故苏台韦中丞爱姬所生之女也。（夏卿之胤，正卿之侄）曰：“妾以昆弟夭丧，无以从人，委身于乐部，耻辱先人。”言讫涕咽，情不能堪。亚相为之吁叹，且曰：“吾与韦族，其姻旧矣。”速命更其舞服，饰以袿襦，延与韩夫人相见。（夫人，吏部之子）顾其言语清楚，宛有冠盖风仪，抚念如其所媵，遂于宾榻中选士而嫁之也。舒元舆侍郎闻之，自京驰诗赠李公曰：“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绛帏。谁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怀旧嫁文姬。” 宋钱易《南部新书》丁卷、宋王谠《唐语林》卷四《豪爽》、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五《李翱》、宋阮阅《诗话总龟》卷二十四《感事门上》、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二《李翱》等皆载其事。按，上面引文中的“故苏台”当指“姑苏台”，版刻之误。姑苏台，台名，又称姑胥台，在苏州姑苏山上，相传为吴王夫差所筑。《墨子·非攻中》：“（夫差）遂筑姑苏之台，七年不成。”孙诒让间诂：“按《国语》以筑姑苏为夫差事，与此书正合……《越绝》以姑苏为阖闾所筑，疑误。”汉袁康《越绝书·外记传吴地传》：“胥门外有九曲路，阖闾造以游姑胥之台，以望太湖。”后人往往就以姑苏台指代苏州。另外，韦中丞应指韦夏卿。《唐才子传》云“尧藩初游韦应物门墙”，以韦中丞为韦应物，误。不过，由于《唐才子传》影响巨大，直至今日，此误仍有人沿袭（见黄大宏《〈全唐诗〉收诗拟题署名并误且重出一则考辨》，《江海学刊》2004年第6期）。中丞，《汉语大词典》云：“东汉以后，以中丞为御史台长官。”则此“韦中丞”之“中丞”当指御史中丞，在唐代其官阶为正五品上。考韦应物自玄宗天宝十载（751）以门资恩荫入宫为三卫郎，至贞元六年（790）罢苏州刺史寓居苏州城外之永定寺，直到辞世，终身未为御史中丞。韦夏卿却有任职御史中丞的经历。《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吕温撰《故太子少保赠尚书左仆射京兆韦府君神道碑》云：“（韦夏卿）声闻天朝，考绩连最，转苏州刺史……无何，彭沛丧师，兵骄地逼，安危所系，朝论难之，乃以公检校秘书监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充徐泗节度行军司马，重其威望，将委旄钺。”韦应物、韦夏卿二人均任职过苏州刺史，而唯韦夏卿有过御史中丞之任。另外，上引《舞娥异》“乃故苏台韦中丞爱姬所生之女也”后有小注，曰“夏卿之胤，正卿之侄”，明言韦中丞为韦夏卿（参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282页）。由此可知，《舞娥异》一文韦中丞不是韦应物，而是韦夏卿。 “殷尧藩赠舞妓诗”的故事流传既广，其中所载两诗，“姑苏太守青蛾女”一首殷尧藩作，“湘江舞罢忽成悲”一首舒元舆作，应该不会再有疑义了。《全唐诗》卷四百九十二殷尧藩集录《潭州席上赠柘枝妓》一首，即上引之作，卷四百八十九收舒元舆《赠李翱》一首，亦即上引之作。其中，舒元舆《赠李翱》诗前还引有小序，内容全录自《云溪友议》等书。以上这些一点没有疑义。 然而，问题还是来了。《全唐诗》往后翻到卷八○二时，我们发现有舞柘枝女七绝一首，题曰《献李观察》（注：李翱于文宗太和七年(833)自桂管都防御使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见《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李翱传》。诗题中的李观察应该即李翱），其诗四句二十八字，全同于前引舒元舆之作。不仅如此，好像是怕人产生怀疑，该诗还前有舞柘枝女小传，云：“舞柘枝女，韦应物爱姬所生也，流落潭州，委身乐部。李翱见而怜之，于宾僚中选士嫁焉。诗一首”，后注又附引“李观察翱答诗”，所引诗四句二十八字，唯“泪双垂”之“双”作“交”外，也全同于上引殷尧藩之赠诗。这样，有献有答，似乎前后有致，眉目清楚。“真假辨唐僧，虚实分悟空。”事情其实并不难，这里的舞柘枝女《献李观察》应属误收无疑，理由不仅如前所述，而且从《全唐诗》编录此诗的本文内容也可以看出端倪。“湘江舞罢忽成悲”一诗有“蔡邕”、“魏公”、“文姬”等语，细品诗意，是以李翱比曹操，韦中丞比蔡邕，韦女比文姬，用三国时曹操改嫁蔡文姬的典故入诗。诗中“蔡邕”、“魏公”、“文姬”等语，从容道来，完全出于此事局外人之口，方觉顺畅自然，如果出自当事者舞柘枝女，怎么看都不觉恰当。诗后附注中所谓李翱“姑苏太守青蛾女”一诗，如确属李翱所作，人们不禁要问：李翱既然认得韦女，为何有让韦女当筵“泪双流”的机会？事后辨明，岂不矫情？不认识韦女，又“满座绣衣皆不识”，则何能“见而怜之，于宾僚中选士嫁焉”？ 由此，不禁使人感触到，这就是如何处理好文学研究和文献整理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说文学研究是中心，而文献整理是基础，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其中，基础工作又是走在前面的。 如前所述，《全唐诗》收录舞柘枝女《献李观察》一诗就很能说明问题。从舞柘枝女小传我们可知，该传直写舞柘枝女流落潭州，为李翱所怜，却不见了故事中跟诗有关的两个重要人物殷尧藩和舒元舆。这样，就造成了故事的两个版本，一个是四个人物，一个是两个人物（当然，后一个版本是没有说服力的）。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呢？我们以为，《全唐诗》编纂者很可能就是见到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本子，他们各自为阵，自扫门前雪，于是编殷尧藩、舒元舆一类文人诗的是一边，编舞柘枝女一类妓女诗的是一边，最后两边都头头是道，自以为得计：编殷尧藩、舒元舆诗者详录《云溪友议》，所谓有根有据；编舞柘枝女诗者也前有小传、后有备注，唯恐不实。两相比较，后者当然又显得马虎草率些：既然诗后备注中都录下李翱诗，为何在《全唐诗》李翱名下却不见该诗呢？在彭本《全唐诗》中，我们发现，此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当时参与修纂《全唐诗》的彭定求等十人是每人分工负责一部分，最后总其成，因为占尽了季振宜《全唐诗》和胡震亨《唐音统鉴》等的便宜，所以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就修纂竣工，完成了康熙交付的“作业”，这样的出书速度，大概在电子照排的今天，亦可谓神速了。1960年“为应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急需，根据扬州诗局刻本校点，由中华书局重印”的《全唐诗》卷首“点校说明”云： 然而这样一部近千卷的大书，却只以十人之力，不足两年的时间编成，这就必然会有许多伪舛疏漏之处。当时朱彝尊已有“业经进呈，成书不说”之叹（见晨风阁丛书潜采堂书目四种之一全唐诗未备书目后冯登府记），这也是过去一般官修书不愿深究的积习。我们认为，这部全唐诗的缺点，约而言之，有下列几类：一、误收、漏收……二、作品作家重出……三、小传、小注舛误……四、编次不当……五、其他……以上仅举其大端而言，其他细节伪舛处尚多。 如《唐才子传》卷六《殷尧藩传》将韦中丞误为韦应物也属编书中的此类问题。《唐才子传》存在问题之多，以至于我们现在不得不集数十位专家学者专门对其进行校正和笺释。《唐才子传校笺》前言说得很有见地： 从唐诗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辛文房以一西域人，为一代诗人写传，确有非凡的气魄，他的写作这部书，应当看作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而辛文房则是别具一格的诗评家。他虽为众多的唐代诗人立传，而其主旨却似乎在因人而品诗，重点是标其诗格，而不在于考叙行迹。因此，无可讳言，作者在搜集和排比材料时，有时是十分随意的，这就使得这部书中材料上的疏误几乎随处可见。《唐才子传》一书，价值很明显，缺点也很突出。可惜的是，过去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在引用此书时，未加复核，往往把它的错误记载作为论证的依据。 《唐才子传校笺》于1987年夏至1990年冬陆续出齐，共四册，全书140多万字，可谓唐代文学研究界的一大盛事。然而，后人对前人进行校正，如占有材料未为详尽，态度稍有疏忽，也许这个校正又将获得继续校正的必要。即此数年后，《唐才子传校笺》又出了第五册，由陈尚君、陶敏两位先生对已出版的四册作全面检核，成第五册补正一书。是可见补正史实之难、之切也。 前年读到《莫砺锋教授中大演讲》一文，很是在心中引起了一番共鸣。莫砺锋教授称程千帆先生当时对他们始终强调“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必须要非常重视文献学的基础”，还讲到“《二十四诗品》是否是司空图写的”、“《唐诗三百首》中《桃花溪》真实作者非张旭而是蔡襄”等问题，读来引人入胜，令人颇受教益，而其阐述的核心即为文献应该是文学研究的基础这一问题。 编书难，难就难在不出现、少出现史实方面的错误，以免以讹传讹，误导后人。历代编书，特别是些大书，稿成后总有不少缺憾让人耿耿于怀。宋初有“四大书”，即《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册府元龟》一千卷。这“四大书”是现在唐代文学研究者经常需要参考和引用的重要典籍。其实，我们在看这些书时也要有一双慧眼，而且要睁大这双慧眼。以《文苑英华》为例。《宋会要辑稿》册“勘书”条载：“景德四年（1007）八月，诏三馆秘阁校理分校文苑英华……以前所编次未精，遂令文臣择古贤文章，重加编录，芟繁补阙，换易之。”距以前初稿完成之雍熙三年（986）仅仅十年，《文苑英华》就须“芟繁补阙”，书中的错误达到何种程度也就可想而知。即便如此，对《文苑英华》“芟繁补阙”的工作持续了近两百年的时间，一直到南宋嘉泰四年（1204），才由周必大、彭叔夏再做订补成功。周必大在《文苑英华》序中云：“（《文苑英华》）虽秘阁有本，然舛误不可读……原修书时，历年颇多，非出一手。丛脞重复，首尾冲决。一诗或指为二，二诗或合为一，姓氏差互，先后颠倒，不可胜计”。那么，是不是周必大等人的《文苑英华》就没有错误了呢？非也。积累如今，多位学者已指《文苑英华》“卷帙浩繁，仍多疏漏”，如果现在有人能对《文苑英华》作补正，肯定会大有收获。我们在阅读《文苑英华》的过程中仍要有甄别校复的精神勇气与思想准备。 20世纪以来，大规模的古籍整理持续不断，编书不断，编大书不断。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近代中国的出版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近代著名出版机构，曾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等大型古籍丛书，在近代出版史上形成了一个古籍整理出版的热潮。 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出版，又成为新中国文化事业中前所未有的一件盛事。至1978年初，历经二十年，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协作完成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新整理本全部出齐。这项规模宏大的古籍整理成果，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1981年以后，国家每年都拨出专项经费用以支持古籍整理出版，再加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使得古籍出版的计划性、规范化和古籍整理图书的学术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大批重要古籍、重大项目得以整理出版，众多出土文献得以及时汇集问世。例如，继《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之后，《清实录》、历代纪事本末、历代会要会典、《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的整理出版，为新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相对完备的基础。又如，《诗经》、《楚辞》、《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两汉全书》、《全唐诗》、《全唐文》、《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词》、《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全辽文》、《金文最》、《全金元词》、《元诗选》、《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词》、《全明文》、《六十种曲》、《全清词》、《清文海》等断代诗词文曲总集的编纂或出版，表明自先秦至清的历代文学作品均大致搜罗完备，不但可以把某一代的文学作品汇集于一书，从而窥见一代的文化风貌，而且也便于全面研究（参见杨牧之《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古籍整理》2003年第九、十期）。 其实，我们认为冠以“全”的这些总集编纂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古籍整理，不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古籍整理是对已有古籍进行完善和补充，推陈出新；而总集编纂则是全新的编著。对总集的编修而言，编纂者的学养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上世纪，唐圭璋先生穷数十年心力编成《全宋词》，其高水平、高质量至今仍深受学人感叹。上世纪末，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修纂、整理项目《全宋诗》，成书72册，凡3785卷，收近万人诗作，录诗20余万首，堪称洋洋大观。其后，新编《全唐五代诗》又成为国家级大型重点研究项目。每每听到、见到这些巨帙的消息，笔者心中总是充满期待又深怀不安，期待的是盛世修书，总结学术，极有可能产出精品，惠泽后人；不安的是作坊式操作可能出现的简单凑合，匆忙出炉，会导致新疏漏、新缺憾，很担心如前面所说的《全唐诗》、《唐才子传》问题在这些巨帙中太多出现，所以也就祈祷这些大书的诞生一定要慢些，再慢些，慎重些，再慎重些。 因为，盛世修书，我们应该修出能代表盛世水平的书来，以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将来。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