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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三(重民)先生撰写、刘修业先生整理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及其《补编》,于1983年、1991年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计收提要七千余篇。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时,多有学生问到这两部书。我对他们的建议是,要想了解和理解王先生这两部书的内涵与真髓,只能用“笨”办法,首先仔细阅读傅振伦、杨殿殉(特别重要)、谢国桢诸先生的序,更须仔细阅读并体会刘修业先生几篇跋语的涵义。然后,结合自己的学习与工作,不断地学习与使用这两部书中的相关内容。我自己是这么做的,至今还在做。限于学力,体会当然肤浅。但从个人的线性思维历程观察,却是越来越深。 首先,从内容看,这两部书是未完成的著作,只是王先生1939~1949年约十年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时称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整理、阅读善本书所写下的提要中的大部分。除去已经遗失的不计,还有收入《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屈万里主编,台湾艺文印书馆1974年出版)的,经过屈先生等位校订的约一千篇提要,没有收入王先生此二书。估计刘修业先生酌意思,一则那些经别人发表过了;二则经过屈先生等位校订,虽然改动不大,可是原稿不在手中,难于分析与审订。也就只好且自由他去了。这里表现出刘先生的审慎与宽容。拙见是,将来出“再补”本,似可酌量收入,算是物归原主。 其次,从内容与编次看,王先生这两部’书颇有不同之处。《提要》的基础和主要部分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的手稿。那是王先生1939-1947年八年间在美国整理阅读善本书记录的主要部分。除去在葛思德图书馆干的活计,其余的大体上全在那里了。这部分约占《提要》篇幅三分之二以上。 剩下的,可就是1947~1949年间在北平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读留下的一部分记录了。需要说明的是,那时王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能读到的善本书相当有限。因为,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善串主力的李木斋(盛铎)藏书,虽于1939年进馆,但因种种缘由,编目缓慢。此外,王先生只研究到传统的四部书,没怎么涉及到北大馆藏马氏书等稀见小说。建国后院系调整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燕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那时尚未进馆。王先生当时归属的工作单位是北平图书馆,在北大处于客卿地位,来北大的时间也不多。这些都多少限制了王先生的阅览范围。我们在这两部书中看到,王先生在北大的阅读记录,还是以阅览张允亮先生在1930年左右编成供本馆使用和馆际阅览的《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记载的那些书为主。应该说明,抗战前的老北大馆藏四部书善本,是以1902年后“巴陵方氏碧琳琅馆”所藏的一部分善本为主力的。方柳桥(功惠)碧琳琅馆藏书中,原日本佐伯文库(特别多)、曼殊院、尾府、尾张、知止堂等旧藏流入广东而经方氏人藏者颇多。王先生阅读的北大所藏,其中一大部分是这批善本。这一部分善本书,现在已经不大看作北大图书馆中文善本的主力了。料想王先生阅读并作出提要后,未必有人再如此过细地对待过它们。再联想到1937年马氏书进馆,1939年李氏书进馆,1945~1948年间抗战胜利后北大的满壁琳琅,1952年院系调整的丰收,那些善本中的大部分,由于种种外在和本身原因,王先生均未能为之“提要”。抚今追昔,能不慨然。 1947-1949年,王先生主要在北平图书馆工作。近水楼台,得以博览馆内善本。但战乱频仍中生活不安定牵掣精力,还得兼顾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创建事务,伏案时间与条件比起在美国相差颇多。王先生竟然又作出几千篇提要,特别是《补编》中绝大部分为在北京图书馆期间所作。就是把节假日和调到北大前的日子完全计算在内,王先生一天连读带写,恐怕也得作三五篇提要。真使晚学万分钦佩先辈的干劲、水平与精力。 我们前面述及,《提要》以在美所写为主编成。《补编》则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主。这是两者的主要区别。必须提请注意的是,王先生回国后撰写提要时,心目中总有在美所写的同书或同类书提要在。或者可以这样揣测:王先生在为国内两馆善本撰写提要时,手边总是放着在美所撰同类提要,以资比较。应该说,对比法,特别是同类中的求异法,是极好的作学问的方法。王先生时时不忘使用此法。我们在阅读《提要》时,一定要深人体会。在阅读《补编》时,更应尽可能与《提要》所载对照。刘修业先生深知王先生之用心,所以顺理成章地大体上按刊印前后顺序,将同样的书安排在一起;如系同一种版本,则往往先排出认为重要的,例如卷帙全备的本子。建议后学一定要理解这一点,阅读这两部书时对照读,自己作学问时学着用,虽不中,亦不远矣。下举二例: 《经世八编类纂》先列北大藏本,并举出八编名目,继而指出此书在清代为禁书,《四库总目》不载。流通本中多有抽去“女真”两卷者。北大藏本独有此二卷,而后列出之“国会”藏本无之。又指出,书贾将“国会”藏本的第一百五十八卷移至抽去的第二百五十八卷处(应为“女真”之下卷所在)。真是匪夷所思。王先生读书,真乃心细如发也。 《山堂肆考》先列“国会”藏本,盖以之为万历二十五年原刻本。次列北大藏本,有万历四十七年修订本张幼学序,并进一步说明此本又是崇祯年间再次修版,而可能在清初印刷。一般人考至张序之年,也就不再往下考究了。王先生细读张序并研究参校人题名等,才能得出崭新的正确推论。先辈如此读书,真够晚学学习一辈子的。 三 阅读王先生这两部书,笔者的一个突出感觉是,王先生所写的提要,学术性极强,给后来人无数的提示,这些提示中的一部分,思路和想法还十分现代化。这些,暗中显示出王先生学贯中西,接受西方科学思想,并自发地(且不说“自觉地”)用于自己的科研,因而产生这许多小成果。这会促使后来的有心人顺藤摸瓜。一句提示,几乎就可以让后来人作出一篇小论文。这是王先生所写提要与众不同之处,杰出之处。试以王先生所写的某些提要与《四库提要》或近现代一些名家所写的对读,就可明显的发现这种区别。我们只就王先生所写略加征引来说明,不涉及他人和别的书籍,因为在说明问题时无此必要,并借以免去抑扬之嫌。 《提要》第383页,《朱翼》条,王先生所写提要云:“按是书题为《朱翼》,而实为一普通类书,不过借朱子(化文按:朱熹)为号召耳。卷内采及《水浒传》,《提要》(化文按:《四库提要》)讥其庞杂不伦。而不知明末为我国学术极解放时代,亦为极盛兴时代。当时虽无期刊日报之刊行,此种小类书实具有现代流行之刊物性质。一面征引古人之嘉言懿行,一面汇人当时之新知识、新思想,故虽朝生夕灭,已尽传播文化之责矣。譬如撰书人江旭奇,既载入自己之言论,亦载人自己师友之言论,更尽量载人当时通俗社会内最通行之读物,非以要名,亦非为师友作宣传,乃以适应当时社会一般读书识字者之需要也。《完瓯部·兵器》目内引《水浒传》,盖即《提要》(按:《四库提要》)所讥者,而《志林部·载籍》目下,以《三国》《水浒》与《六经》子史等论齐观,并非有意作怪论,盖正是一般读书人实际需要……又如丙辰为万历四十四年,是时天主教士译著之书方流行,读书人方在欢迎新说(化文按:恐怕欢迎的主要是科学,如数学、地理等新说),《委挚部·交道》目内引利玛窦《友论》数则,且引冯应京序两则,《志林部》所引尤多,凡引《七克》五条,庞迪我二十条,按语用庞说一条,西儒说一条。《七克》刻成于万历四十二年,一年之后,即若是通行,在彼教中人将谓为其宗教之受人欢迎,余则以为明末之士习如此,而此类小书,正是期刊之先河也。” 以上引了几乎是这一则提要的全部,这足以说明,不是我们引的多,而是王先生原提要实在是要言不烦,一句就是一句,每句话都能说明问题:1、为“朱翼”书题解题,说明为何文不对题。2、说明此书具有类似我们现代的“文摘”杂志性质,是一种新兴的书籍类型。3、提示书中引用《水浒传》等小说。小说研究者当注意并在适当的研究场合引用之。可惜至今知者不多,总因没有读到王先生这篇提要之故。4、提示书中引用当时新发表的耶稣会士著作不少,并分析其原因。可惜至今利用来研究这方面问题者亦不多。 再如《提要》第653页著录“《朱文肃公集》不分卷”。提要亦要言不烦:1、列出全书九册每册之简要内容,使读者对此书能有初步的概括的却又能全面的把握。2、特别指出第八册“自述行略”的起止年代,又指出此书未见著录过。暗示这篇自传系孤本。我的爱人李鼎霞由此受启发,抄出这一册,加以标点注释,以专稿形式全文发表。3、由原书中避讳字推论抄写时代。王先生在提要的最后说:“此本‘甯”醇’皆避讳,则抄写较晚;因无印记,不知谁氏所抄,为从何本出也。”不作明确结论,乃大学者谨慎矜持之态度,并以为此乃避讳常识之故。笔者代为说明:王先生的意思是,此书乃清季抄本。因此,这部书在北大图书馆颇不受重视,陆续编出的几部善本书目均未登录。如果不是王先生独具只眼,指出其特异之处,则此书只在书目卡片中方能捡出,卡片中缺乏指引性提要,如朱国祯自传这样的独具的宝贵资料无从反映,只能养在深闺了。 四 向觉明(达)先生和王有三先生是中国敦煌学界第二代的代表,如果他二位能熬过“文革”,那肯定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成立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领军人物。第二代的一大特点,也就是悠二位的特点,是亲赴英法,目验原卷。王先生还代伯希和为中文卷子编目,后来还主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另一个特点是,与我国第一代敦煌学者比较,第二代如陈寅恪、刘半农(复)、许国霖诸位先生,都极为重视敦煌俗文学作品,以及民间通俗实用书籍如日用小类书等。向、王两位先生所见者多,爬梳剔抉的重点亦在此。王先生在巴黎编目在先,因欧战避居美国阅览中国善本书并作提要居后。在《提要》中重视为传统的(即美国所存的)民间通俗实用书籍和词曲、蒙童读本等作提要,并与敦煌遗书中类似材料比较,在王先生来说,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却在无形中构成王先生《提要》的一大特色,与传统的《四库提要》和与王先生同时代的《藏园群书题记》等形成鲜明对比。至于新旧两种类型提要的成就,自然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各有千秋,不宜在此评议。但如前所述,王先生所写的与这方面相关的提要,是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预流”的举措,预示出中国善本书研究和为善本书作提要的一个重要方向。以下也试举三例: 《新编对相四言》一卷,明司礼监刻本,王先生提要云:“‘对相’谓为每字或每词出一相,对刻于次行;以便童蒙,如今日‘识字图说’。”指出;“明初即已有此类课本。数百年前,此类儿童读物已通行,实教育史上所应大书特书者。”笔者近年来读书不多,自张志公先生《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一书后,少见力作。实则如按照王先生的指引,即“中国古代文图对照型读物”便可写出一篇优秀论文甚至专书。王先生并据此书所载算盘列于算子之前的情况,考出刻书时代当在嘉靖、万历之间。此种贯通文理之考证,当代新进人物中具有类似能力者不多。 《大干生鉴》六卷,系明代人编印。提要云:“按是书内容,与后人所编《百岁谱》相 原载：《博览群书》2003年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