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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序》的时代和作者问题自汉代以来就众说纷纭，众家各陈其见、莫衷一是，至其作者多达29说（据笔者统计）。就此问题从理论上分析：《诗》并非作于一时，与之适应的《序》的编定也不可能是一日之功；且无论是就《诗序》本身来看，还是从《序》、《传》关系，以及《诗序》与先秦、汉代相关诗说间关系的角度来分析，都可以印证《诗序》非一时一人所作。在这种理论前提下，本文拟就《小雅·都人士·诗序》所言“古者长民，衣服不二，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归一”与《礼记·缁衣》第九章的关系进行分析，对《都人士·诗序》可能出现的年代作大致的推定。 《小雅·都人士·诗序》：周人刺衣服无常也。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归一。伤今不复见古人也。 至汉初为止，与《都人士·诗序》相关的材料有如下四则： 郭店简《缁衣》：子曰：伥民者衣備不改，从颂有常，则民德16弌。《寺》员：“丌颂不改，出言又丨，利民所望。”（9） 上博简《缁衣》：子曰：伥民者衣備不改，□容有常，则□□□□□□□□□□□□□□□所信。（9） 《礼记·缁衣》：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壹。《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新书·等齐》：孔子曰：“长民者，衣服不二，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云：“彼都人士，狐裘黄裳，”“行归于周，万民之望。” 从文字表述的细微差异来看，可以将上述五则材料分为两组：出土简本材料（郭店简、上博简）和传世的文献材料（《都人士·诗序》、《礼记·缁衣》《新书·等齐》）。出土的战国二《缁衣》间仅在文字上存在个别异文，研究者多认为二者源于同一祖本，这一观点当无大的偏差。而将其与传世文献对读时，会发现除历来研究者所注意到的引诗差异之外，今传本中该语料出现时皆较简本增多“以齐其民”句，且传本中“衣服不贰”（《新书》作“二”）在简本中皆作“衣備不改”。 两组文献所表现出的这些差异是同一时代不同地域文化所促成的并行的不同抄本间的关系，还是由于时代发展，后学不断层累叠加而形成的历时性文本形态的关系？抑或是除此之外的其他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对《都人士·诗序》出现时间问题的判断又能提供什么线索？下文将以这些问题作为考查对象展开论述。 一 现存《礼记·缁衣》中该资料出现时间下限考证 在这个问题下，重点要讨论《礼记·缁衣》中该资料以现有形态出现时间的下限，这是进一步考查《都人士·诗序》时间问题的基点。 上文的分类中，一组是出土的战国中后期文献，（郭店简战国中期偏晚，上博简战国中后期）而另一组都是传世文献。基于上文所陈述的几点不同，部分学者因考虑到传世文献基本上都经过了后学的不断累加修缮，从而得出后一组文献所表现出的文字及表述上的统一是汉代治经者整理的结果，而战国文献则保存了文献原貌的结论。 如果以这一结论作为前提进行推论，会得出《都人士·诗序》是经过汉代治《毛诗》者加工的结论。但是，这种考虑是否符合文献流传的事实呢？ 首先，这种推论在理论上存在缺陷，因为，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证明后一组资料就是汉代人整理的结果。在书籍只能靠传抄流传的时代，别本并行是合理的存在形态。这样，出现在《礼记》等三种文献中的这则资料就完全有可能是先秦有别于简本文献的另一种传本中的资料。既然存在这种可能，那么认为后三者为汉代经学的产物就是靠不住的。 其次，通过对汉代文献的分析，也完全可以得出所列后一组资料应传自先秦，并非汉代人整齐旧说、统一文字的结果。分析如下： 考查《史记》、《汉书》及汉代与之相关的部分典籍，可以发现早在汉初就有一些学者在著作中引述《记》，这就说明单行的《记》在汉初就有流传。典型引述《记》的资料如贾谊《新书》、《上疏陈政事》： 孔子曰：“长民者，衣服不二，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云：“彼都人士，狐裘黄裳，”“行归于周，万民之望。” 《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隃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 第一则资料已见上文，与《礼记·缁衣》同；而《上疏陈政事》所引《学记》内容与《大戴礼·保傅》仅有少数虚词上的差别。贾谊礼学渊源如何？所引述资料出自何种礼学典籍？其与今传大、小戴《记》有怎样的关系？就这些问题，本文将从史书对贾谊的记载以及汉初《礼记》的流传情况两个角度入手做出分析： 现有史料关于贾谊问学背景资料仅“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称于郡中……颇通诸子百家之书” ，而对其礼学渊源，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本传都未记载。又《史记》、《汉书》关于汉初礼学传承的记载中仅《仪礼》比较详明，《周官》和《礼记》都语焉不详，没有系统的记载。并且，在其所记的礼学传承系统中贾谊也未被列入其中。可以说，就现有资料来看，贾谊的礼学渊源不明。从理论上进行推测：既然汉初《礼记》并未列入官学得以传授，那么贾谊所师承的可能就是流传于某些汉初学者手中的《记》。可是推论至此，又出现如下问题：贾谊所引述的《记》与今传大、小戴《记》如此相近，且据史载二者来源有别，二者关系的判定对《都人士·诗序》产生时代的判断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先对二戴《记》进行来源和学统上的考察。 所谓大、小戴《记》，《隋书·经籍志》记载如下：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 《经籍志》认为二戴之书来源于汉初河间献王所献古文《记》。传至二戴之前经过了刘向的考校，载于《别录》，今传《礼记正义》中仍有保留，就《缁衣》而言，其《疏》云：“此于《别录》属《通论》。” 综合以上资料，再考虑到经过秦火，先秦《记》多散失，汉初礼学家手中《记》较少且不成系统（这一点从汉初学者引《记》频率较低，且《礼记》之学未列于学官可以推测出），则今传二戴《记》的文献来源为先秦古文《记》可知。基于此，小戴《缁衣》为汉初所得古文《缁衣》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古文《记》来源又如何？汉代史书中有如下三则材料： 《汉书·艺文志》： 《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即认为其书乃七十子后学者所为，传自先秦。另据《汉书·景十三王传》：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艺文志》： 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从这些资料可以推知汉人确认古文《记》传自先秦。又基于上文对二戴《记》来源的简单论述，可作如下判断：汉代所传古文《记》来源于河间献王及孔壁所得旧书，传自先秦，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至宣帝论石渠时，其学为二戴所传。 综上可知，贾谊所习是汉初某些治礼学者手中所传的《记》，二戴《记》又传自先秦古文《记》 ，而“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壹”在二书中出现时仅有细微差别，那么，应该可以得出这条资料来自先秦的结论。 二 《诗序》与《礼记·缁衣》关系分析 上文已经对《礼记·缁衣》中该资料传自先秦做了分析，而《诗序》与《记》孰先孰后是本文结论得出不可回避的又一问题。 关于二者的先后问题，首先从对《毛诗》的分析来看： 战国诸子之书引《诗》相对于《毛诗》而言皆有异文，甚至到秦世《吕氏春秋》引诗仍与《毛诗》存在差异。而战国中后期《孔子诗论》与《毛序》在对诗的理解上也存在不同。这些资料可证《诗》在秦世仍无定本，且至少在战国中后期仍无定解。那么，《毛诗》之所以定名为《毛诗》，就应当与汉代今文三家诗一样，有所师承又有其特色，因而独成一家。具体说，《毛诗》纵非毛公辑录，毛公对其也当有所传述。 至于《诗序》，郑《笺》以为是古序，东汉马融以前单行于世。从今传《诗序》特点来看，其中确实有单行、保存古义的成分，但仅此并不能得出《诗序》就是古序的结论，因为其中虽保存了六笙诗的诗义，却对现存三《礼》中的《狸首》、《新宫》之类重要的朝廷仪式用诗诗义无存。如果《诗序》完全是古序的话，就没有理由不保留以上二诗的诗义。同时，又有部分《诗序》与先秦旧典所载诗义不同，这就存在后学臆说的可能。再从部分《序》、《传》不合的情况来看，《诗序》中还应有毛公以后治《毛诗》者所作的整理。据此，可以从理论上推测：与《毛诗》相适应的《诗序》应是毛公在继承师说、整齐旧说，又经过后学进一步整理而形成的。 其次，从《礼记·缁衣》的角度进行分析： 其一，《礼记·缁衣》中该资料传自先秦，乃七十子或其后学所为，上文已对此进行了论证。 其二，《礼记·缁衣》标明“子曰”，是孔子言论的辑录，其最直接的受教者当然是七十子或其后学。可以说，就本文所论述的这则资料而言，在出现时间的先后上，《礼记》较《诗序》优先。即便是退一步讲，《缁衣》里该资料就是孔子针对《都人士》所发，那也应由孔门弟子整理补入《诗序》，毕竟孔子并未直接作《诗序》。所以说，《礼记·缁衣》不可能抄《诗序》，而《都人士·诗序》中“古者”二字也许就是后人采孔子之说补入时所加。 其三，《礼记·缁衣》引诗与今传《毛诗》存在异文、逸诗、甚至字句上的差异，即未用《毛诗》。既然未用《毛诗》，那么，转抄《诗序》更不可能。 以上两角度的分析可以得出《都人士·诗序》转抄传世本《礼记·缁衣》的结论。 三 简本《缁衣》与传本《缁衣》关系分析 由上文论述可知，该资料传自先秦，而《都人士·诗序》转抄自《缁衣》。但转抄完成于何时？这就涉及到简本《缁衣》与传本《缁衣》的关系问题。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对该《诗序》可能产生的年代作出判断。 据研究者对二简本《缁衣》中异文、句式、章次的考证，认为“两种竹简《缁衣》源于同一个祖本，但却来自不同的传本。” 且有观点认为抄写者的地域也存在差别。 但二者在文字内容上显然与其他三则资料存在差别而表现出趋同。 某些研究者通过比勘二者与今传《礼记·缁衣》的关系，认为今传《缁衣》中存在解释、扩展性语言，并以此断定今传《缁衣》是二简本文献之后七十子后学修订的结果，即今传《缁衣》是在战国中期偏晚二简本资料之后至秦汉以前的传本。在此前提下判断《都人士·诗序》转抄《缁衣》的时间的上限就应是战国中期以后了。但这只是简本与传本关系中的一种情况。对二者存在的章次、文字等方面的差异，李零认为：“章句结构的不同，它不一定只是反映文本的不同。相反，也许更多地，反映的是传授的不同和训释的不同，……谁优谁劣和谁早谁晚并不是同一个问题。”①这一观点对我们考查二者关系有很大的启发。 李二民《缁衣研究》提供了今本《缁衣》与简本之间存在的三种可能：一、简本是今本的直接源头；二、今本和简本属于不同的流传系统。“简本与今本的不同就不是一种“历时性”差别，而是属于不同传本之间的“共时性”区别。”先秦的文献皆以手抄的形式得以流传，那么就会因地域的不同、文化的不同促成不同的文本形态。也就是说今传《礼记·缁衣》与二简本《缁衣》可能是并行的两种不同的版本。三、今本是汇编本，简本是其源头之一。“如是则二者之间的不同便既有因时代变迁而形成的“历时性”差异，也有因传授渠道不同而造成的“共时性”差别。” 在二者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目前我们尚无法认定两者到底属于哪一种关系，所以在讨论它们之间的差别时，就应该充分地考虑到各种可能，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结论更接近事实，而不应该简单地以为二者就是先后继承关系。”②目前看来，在没有新的确证的前提下，这种观点显然是最稳妥的。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礼记》《新书》中该条资料当来源于先秦的某个《缁衣》传本，保存了七十子或其后学传本的原貌。而在《诗序》与《记》的关系中，应是前者抄后者。至于简本《缁衣》与其今传本的关系，本文认同在尚未发现新的证据之前对二者关系暂且存疑的观点。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都人士》中所言“古者长民，衣服不二，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归一”的出现时间认定如下： 既然该资料在先秦某个《缁衣》传本中就已存在，那么《都人士·诗序》所引就当来源于先秦，不一定是到汉代才由治《毛诗》者见到《礼记·缁衣》称引该诗后才从中摘录出来列于首句“周人刺衣服无常也”之后的。 当然，目前还没有确证肯定本文的这一观点，本文作者只是以为《都人士·诗序》在今传本《缁衣》流传后，有见于其言，采而录之，而这一转录工作的完成并不一定就是在汉代，而在先秦即有可能。 参考文献： [1]《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影印，1980,9. [2]《礼记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影印，1980. [3]【汉】贾谊撰，阎振益 锺夏校注：《新书校注》[M].卷第一，中华书局，2000. [4]【汉】司马迁撰.《史记》[M].中华书局，1959. [5]【汉】班固撰.《汉书》[M].中华书局，1962. [6]【唐】魏徵等撰.《隋书》[M].中华书局，1973. [7]【清】王聘珍撰.《大戴礼记解诂》[M].中华书局，1983. [8]马承源.《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9]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李二民.《缁衣研究》[A].杨忠教授指导，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