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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村曾经写过两首以东皋草堂为题的七言歌行，其中，《后东皋草堂歌》收入其诗文集中，而前歌却不知为什么没有收入，遍寻明末清初各种诗歌总集、笔记、方志，也不见踪影，喜爱吴诗者每以不得见前歌为恨。然而实际上此诗并未消失于天壤之间，它连同后歌一起曾被吴梅村亲笔抄录于一幅董其昌画卷之上，只是这幅画先为私家所藏，后为博物馆所收，一般人难以见到，且藏者多宝重其画而忽视题跋，故长期形同湮没。清未有位吴诗爱好者偶然见到董其昌画作，将此诗抄录下来，但未发表，此抄稿得经眼者不过数人。几年前，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先生购得此诗抄稿，不久，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又于上海博物馆访求到董其昌画作，果见前后二歌题写于上，此诗才重现学林。 钱仲联先生和笔者曾分别撰文介绍了这篇湮没已久的重要文献（见《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和《文献》2001年第3期）。不过，钱老的文章旨在向学界披露此诗，笔者的文章重在考证其真伪，而对于此诗之本事、所征引之典故以及艺术特色则均未论及。 为考释方便，兹将原诗抄录于下： 石城之侧虞山阳，中有背郭之草堂。主人东皋著书者，十年放逐黄门郎。黄门三十当官立，耿介弗顾公卿揖。延英殿上赐对回，宣政门前劄子入。旧业从无好峙田，归帆初下秣陵船。芙蓉长薄花溪里，松栝疏林葭浦边。南山主人偕隐处，拂水飞来洒烟树。桂枝零落鸬鹚飞，鼓柑沧浪自来去。昨夜有人长安来，鄠西韦曲多楼台。七贵门庭盛车骑，五陵风雨长芜莱。丞相府居在西洛，一德格天之高阁。请地居然取考工，选徒至欲烦将作。今年党禁闻未除，黄门北寺修捕车。选人余方告变，弟子牢修且上书。人皆识为老秦笔，天门日高排不得。今日方知狱吏尊，后来不遇诸生惜。此时草堂来悲风，藤花葛蔓幽朦胧。洞庭波恶山鬼泣，猿鸟叫啸寒崖中。南山卿云白石烂，日月光华在天半。投匦先诛鱼保家，主书早论卓英蒨。丞相足疾未上殿，七十辞官涕覆面。崇文门外送者稀，海内盛称至尊断。吾闻菰城下瞰杼山湖，碧澜堂侧足欢娱。三公厅事胡为乎？其如壁后崖州图。呜呼乃知东皋天下无，君恩深厚草堂孤。 董其昌画作上还有一段吴梅村的亲笔题跋，简略交待了此诗及其写作缘起： 余以壬申（按：崇祯五年）九月游虞山，稼轩招饮东皋草堂，极欢而罢。已而，稼轩同牧斋先生被急征于京师，余相劳请室，乃作前歌。又十余年再游虞山，值稼轩道阻不归，过东皋则断垣流水，无复昔日景物矣，乃作后歌。其长公伯申兄出董宗伯卷，并书其上。登高望远，云山渺然，俯仰盛衰，掷笔太息。 《梅村诗话》中有一段话也与此诗写作缘起密切相关，文字不长，一并抄录于下： 瞿式耜字稼轩，常熟人。由进士为兵科给事中，好直谏，为权相所讦，与其师钱宗伯同罢归。筑室于虞山之下，曰东皋，极游观之盛。酷嗜石田翁画，购得数百卷，为耕石轩藏之。未几，里中儿飞文诬染，偕宗伯逮就狱。余时在京师，所谓《东皋草堂歌》者，赠稼轩于请室也。（注：《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八《梅村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5页。） 由以上两条材料可知，《东皋草堂歌》是写给瞿式耜的，当时瞿氏被人诬告，拘押于刑部狱（所谓“请室”）。与瞿氏一起被捕下狱的还有其老师钱谦益。吴梅村曾在崇祯五年（壬申）九月往游常熟，应瞿式耜之邀宴饮于东皋别业，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友情。因而当瞿氏被捕下狱时，正在京师的吴梅村不仅亲自到狱中探望，还以诗相赠，表达了与瞿氏的声气相通和对对方无端被祸的深切同情。 这篇叙事歌行的主体部分就是瞿氏入狱之经过。但诗首先从瞿氏往昔被罢官归隐写起，因为其被罢官与后来被捕下狱直接关联。以下史料透露了瞿氏当年被罢官的原因： 《明史》卷二八○《瞿式耜传》：“崇祯元年擢户科给事中……式耜矫矫立名，所建白多当帝意，然搏击权豪，大臣多畏其口。十月诏会推阁臣，礼部侍郎钱谦益以同官周延儒方言事蒙眷，虑并推则己绌，谋沮之。式耜，谦益门人也，言于当事者，摒延儒弗推，而列谦益第二。温体仁遂发难，延儒助之。谦益夺官闲住，式耜坐贬谪。式耜尝颂贵宁参政胡平表杀贼功，请优擢。其后平表为贵州布政使，坐不谨罢。式耜再贬二秩，遂废于家。” 康熙《常熟县志》卷一八《邑人》：“瞿式耜……崇祯戊辰（即崇祯元年）补户科给事中，凡八月，上疏十余……最后有《大僚不宜久旷疏》，语侵吏部尚书王永光。时宜兴（周延儒）、乌程（温体仁）不与枚卜，乌程上《盖世神奸疏》参虞山（钱谦益），且云式耜为虞山之门人，又同县，受其指使，催永光出以速枚卜，遂罢虞山，并连式耜调用。式耜少而从虞山游，至是师弟浩然皆出国门。式耜归，修东皋别业，读书论道其中。” 可见瞿式耜被罢官主要是受到钱谦益的牵累。他在户科给事中任上直言敢谏，早已引起权豪的忌恨，而为其师钱谦益争夺阁僚奔走就更让温体仁等人恼怒。因而当钱氏遭到温氏算计而被罢斥时，他就难逃厄运了。 钱、瞿被罢官是在崇祯元年冬，被捕下狱是在崇祯十年（见下文），隐居了整整十年。瞿式耜的东皋别业是他父亲兴建的，他罢官后又加以扩建，由此优游其中。这篇歌行的第一层写的便是其罢官至入狱前的经历，一共十六句。前四句点题，引出东皋草堂和它的主人。其中“十年放逐黄门郎”一句可以说是整个第一层的纲目。“黄门郎”即谓瞿式耜，其所任给事中一职与秦汉时的黄门侍郎相近。接下来的四句“黄门三十当官立，耿介弗顾公卿揖。延英殿上赐对回，宣政门前劄子入”，写瞿氏任给事中时的凛凛风节。《明史·瞿式耜传》中“式耜矫矫立名，所建白多当帝意，然搏击权豪，大臣多畏其口”一段话可作这四句诗之注脚。其中所提及的“延英殿”和“宣政门”俱为唐代皇宫建筑。《新唐书》卷一四○《苗晋卿传》：“时年老蹇甚，乞间日入政事堂，帝优之，听入阁不趋，为御小延英召对。”用此典，暗寓瞿式耜曾经得到崇祯帝信任优礼之意。再下面八句写瞿式耜遭“放逐”之后的隐居生涯。“旧业从无好峙田，归帆初下秣陵船”交代其归来，《汉书·陆贾传》：“孝惠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及有口者。贾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以好峙田地善，往家焉。”用此典，既与“归隐”相绾合，又隐约点出瞿氏归隐与“大臣多畏其口”的关系。“芙蓉长薄花溪里，松栝疏林葭浦边”二句描绘东皋别业景色。“南山主人偕隐处，拂水飞来洒烟树”二句带出了钱谦益，“南山”指虞山。“拂水”指“拂水岩”，钱谦益在岩下构筑拂水山庄以居。“桂枝零落鸬鹚飞，鼓柑沧浪自来去”合写钱、瞿归来后啸傲山林的生活。 接下来，从“昨夜有人长安来”开始就进入这篇歌行的主体部分，一直到“猿鸟叫啸寒崖中”，共二十句，为第二层，叙述瞿式耜与钱谦益被捕下狱的经过。有关这一段史实之史料甚多，兹择取记录简明且可以互相补充者抄录于下： 《梅村家藏稿》卷二四《复社纪事》：“乌程（指温体仁）窃国柄，阴鸷惨，谋于其党刑部侍郎蔡亦琛、兵给事中薛国观，思所以剚刃于东南诸君子。先生（指张溥）扼腕太息，早夜呼愤。其门弟子从苕、霅（苕、霅：浙江吴兴之别称，即乌程）间来者，具得相温阴事，名为廉洁奉法，实纵子弟暴横乡里，招权利，通金钱。先生引满听之，以为笑谑，语稍稍流闻。相温时盛修郄虞山（指钱谦益），思一举并中之，未得间也。会上忧耳目壅阏，诏吏民极陈时政阙失，山阳—妄庸武生（指淮安武举陈启新）上书言事，躐拜吏给事中。海内轻躁险诐之徒，竞思钩奇抵巇，以封事得官。相温阴计此便，遂钩致陈履谦、张汉儒与谋。履谦、汉儒者，故虞山胥吏，有罪，亡命入京师，而政府遣腹心延之东第，密受计，告牧斋及其门人瞿公式耜所为不法，相温从中下其章，锒铛逮治，而复社之狱并起。” 《明季北略》卷一三崇祯十年丁丑《温体仁拟旨逮钱瞿》：“正月，常熟县民张从儒（按当为张汉儒），讦奏前礼部右侍郎钱谦益、科臣瞿式耜……奏上，温体仁拟旨，逮钱谦益、瞿式耜下刑部狱。先是，奸民陈履谦争产，求二宦关说，不允，怀恨，遂唆使从儒讦奏。既奉旨逮问，履谦等得志，遂捏造‘款曹和温’等虚词，多方吓诈。款曹者，谓谦益尝作故太监王安祠记，曹化淳出王安门，宜款之；和温者，谓温与谦益有隙，宜和之。曹化淳访知之，愤发其奸。至是，刑部尚书郑三俊审出真情，陈履谦、张从儒各打一百棍，立枷三月死。谦益等寻释归。”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庶吉士张溥、知县张采等倡为复社，与东林响应和。体仁因推官周之夔及奸人陆文声讦奏，将兴大狱，严旨察治。最后复有张汉儒讦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事。体仁故仇谦益，拟旨逮二人下诏狱严讯。谦益等危甚，求解于司礼太监曹化淳。汉儒侦知之，告体仁。体仁密奏帝，请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惧，自请案治，乃尽得汉儒等奸状及体仁密谋。狱上，帝始悟体仁有党。会（朱）国弼再劾体仁，帝命汉儒等立枷死。体仁乃佯引疾，意帝必慰留。及得旨竟放归，体仁方食，失匕箸，时十年六月也。” 温氏之所以对钱等下毒手，除了旧隙未平、积怨未消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你死我活的党争。矛盾双方——先是东林人士与大官僚集团，后是复社与大官僚集团——明争暗斗，从未消歇。钱谦益和瞿式耜是属于东林党的，而温体仁则素仇东林，暗中与阉党亲近（参见《明史·温体仁传》）。他于崇祯六年做了首辅之后，更把威胁其地位的东林党人及其后继复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所以当复社意欲倒温之时，尽管钱、瞿当时屏处野居，无权无势，但温体仁把他们看成是复社后台，深恐他们借助复社势力重新启用，故仍不放过，寻隙治罪，同时还阴险地希冀蔓连复社，兴造大狱，收一箭双雕之效。 第二层的重点即在于揭示钱、瞿被捕下狱之原因，故一上来就直接刺向首相温体仁。第一句“昨夜有人长安来”属于转折句，承先启后，点明关于温体仁的劣迹都是京城来人向隐居中的钱、瞿讲述的。来人首先讲述了令人忧心忡忡的时局——一面是权贵们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状态：“鄂西韦曲多楼台”、“七贵门庭盛车骑”（“鄂西”和“韦曲”为唐代游览胜地，当时侯王之别墅多建于此，此处代指明朝贵族集中之地）；另一面却是皇室连自己的祖坟也无力保全的现实：“五陵风雨长芜莱”。“五陵”，本为西汉高祖、惠帝、景帝、武帝、昭帝陵园之合称，此处代指明皇陵。崇祯八年，张献忠农民军曾攻破凤阳，焚烧皇陵，引起明廷震动。当时主政的温体仁自然难辞其咎，《明史·温体仁传》载：“贼犯凤阳，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等议，令淮抚、操江移镇，体仁又却不用。既而贼大至，焚皇陵。（许）誉卿言：‘体仁纳贿庇私，贻忧要地，以皇陵为孤注，使原庙震惊，误国孰大焉。’”这位误国首相除了善于巧言令色以媚上之外，一无所能。皇陵焚烧后一年多，江北局势仍无改变，张献忠连破安庆、桐城、滁州诸地，温体仁一筹莫展。不仅如此，他还不顾国难，带头牟取私利，越制逾格，大兴土木。诗中对此进行了揭露：“丞相府居在西洛，一德格天之高阁。请地居然取考工，选徒至欲烦将作。”据文秉《烈皇小识》卷五，崇祯十年前后，温体仁曾大修“湖州会馆”，准备“择日移居”。以上四句诗似即谓此而言。这四句诗一句一典，“府居在西洛”典出《旧五代史》卷一○八《苏逢吉传》，该传说后汉奸相苏逢吉夺取了李崧在西洛的别业，然后又诬陷李崧谋乱，尽诛崧家。还说苏逢吉平时即“深文好杀”，“及执朝政，尤爱刑戮”。此外，他“性侈靡”，经常做出“失礼违度”之事。“一德格天之高阁”典出《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秦桧宅中有“一德格天阁”，他曾于阁中书写一些忠臣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请地居然取考工”典出《史记》卷一○七《魏其武安侯列传》，传中说武帝时丞相田蚡私欲膨胀，曾经向汉武帝请求把“考工室”（主管制造武器的衙门）的地盘拨给他，用来扩建私宅。“选徒至欲烦将作”典出《汉书》卷九三《佞幸传》，谓汉哀帝时佞臣董贤以“柔和便辟”赢得宠幸，哀帝“诏将作大匠（职掌宫廷土木营建的官员）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 崇祯九年二月，淮安卫武举人陈启新（即上面所引《复社纪事》提及的“山阳一妄庸武生”）越级向朝廷上书言事，正逢崇祯帝痛感言路壅塞，想广开言路，于是得以破格擢拔，拜为吏科给事中。陈启新的骤然高升，引起人们艳羡，不少轻浮躁进之徒竞思侥幸一试。温体仁乘此机会，将前常熟县小吏陈履谦、张汉儒诱至，秘密授意，让他们上疏告钱、瞿居乡贪肆不法，此事发生在崇祯九年（注：陆世仪《复社纪略·复社总纲》：“丙子九年：张汉儒疏讦钱谦益、瞿式耜。”见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之一《东林始末》第168页。）。同年秋，又有太仓人陆文声上疏讦告张溥、张采倡立复社以乱天下（注：万斯同《明史稿》卷二八六下《张溥传》：“其里有陆文声者，素无赖……九年秋，假兴利诣阙陈言，因谓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而（张）溥、（张）采实为主盟，倡复社以乱天下。”）。温体仁遂抓住这两件事，利用崇祯帝对复社也心怀疑忌的心理，蓄意扩大案情，于崇祯十年正月拟旨逮钱谦益、瞿式耜下刑部狱，严令彻底究查复社。从“今年党禁闻未除，黄门北寺修捕车”以下八句写的就是这一段历史。“党禁”指对复社的限制与追查；“黄门北寺”原为东汉黄门属下主鞫禁将相大臣的监狱，这里指明代刑部狱。“选人余嘉方告变，弟子牢修且上书”分别用《宋史》和《后汉书》的典故。余嘉为宋朝漳州人，曾上书乞斩朱熹（参见《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牢修为后汉河内人，曾上书诬告河南尹李膺等结党且“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结果使得汉桓帝大怒，下李膺于黄门北寺狱（《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这里，余嘉、牢修当即指陈履谦、张汉儒以及陆文声等小人。“人皆识为老秦笔，天门日高排不得”揭露对钱、瞿和复社的迫害都是温体仁在幕后操纵，并且蒙蔽了崇祯帝。“老秦笔”典出《宋史·秦桧传》，传中谓秦桧任用了许多无耻小人，“争以诬陷善类为功”。这些无耻小人的论人章奏，其实都是秦桧亲笔写好授与的，故“识之者皆曰：‘此老秦笔也。’”“天门”句本于《楚辞·远游》：“命天阍其开关兮，排阊阖而望予。”用天门为阍人把守而不得通，比喻奸人当道，事实真相不能上达于皇帝。“今日方知狱吏尊，后来不遇诸生惜”写钱、瞿之入狱。据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一一、一二卷首语，钱、瞿自常熟启程被押解赴京在崇祯十年三月，抵京下刑部狱在该年闰四月二十五日。这一层的最后四句“此时草堂来悲风，藤花葛蔓幽朦胧。洞庭波恶山鬼泣，猿鸟叫啸寒崖中”，是形容瞿式耜被捕后，东皋草堂的愁惨气氛。 从“南山卿云白石烂”至结尾为这首诗的第三层，写钱、瞿事件出现转机。上面所引《明季北略》和《明史·温体仁传》道出了出现转机的原因：钱谦益在狱中向司礼太监曹化淳求援，曹化淳向崇祯帝请求亲自审讯张汉儒，于是尽得张汉儒的阴私奸状以及温体仁密谋唆使的全部内情，上奏给崇祯帝。崇祯帝怒，急命将陈履谦、张汉儒等立枷死，并且罢免了温体仁。这一层的头两句“南山卿云白石烂，日月光华在天半”与上一层的最后四句形成了气氛上的陡然变化。其中“卿云”和“日月光华”出自传说是虞舜禅位给大禹时唱的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卿云乃一种彩云，古人视为祥瑞，《史记·天官书》有“卿云见，喜气也”之语。“南山”、“白石烂”出自据说是春秋时期商人宁戚遥望见齐桓王时所唱的歌：“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这里用这样两个典故，既渲染了事情出现转机后的喜庆气氛，又包含了颂扬崇祯帝圣明之意。接下来二句“投匦先诛鱼保家，主书早论卓英蒨”用的都是唐朝典故，“投匦”出《新唐书·百官志》：“武后垂拱二年，有鱼保宗者上书，请置匦（匣子）以受四方之书”，后以“投匦”谓臣民向朝廷上书；“主书”出《新唐书·元载传》，元载为代宗时宰相，为政贪横，贿赂公行，奢侈荒淫，而他最信任的人之一即为其主书卓英蒨。元载伏诛后，卓英蒨亦被杀。“鱼保家”、“卓英蒨”隐指陈履谦、张汉儒等。这两句是说为温体仁效力告刁状的小人们都落得了先死的下场。“丞相足疾未上殿，七十辞官涕覆面。崇文门外送者稀，海内盛称至尊断”四句写温体仁被罢免后的失魂落魄以及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关于温体仁被罢免之经过，除上面所引《明史·温体仁传》有所透露外，文秉《烈皇小识》卷五记录的就更为详细：“乌程每兴大狱，必称病以聚谋，谋定而后出。是时，修理湖州会馆，择日移居，上疏，邀宣谕之旨即出矣。淄川（张至发，属温体仁一党）已票拟‘宣谕’，御书大书三字云：‘放他去！’阁票有‘人夫禄米’等项，御笔抹去。疏下，出其不意，方食，失箸。长安中欢声雷动，虽妇人孺子，皆举手相庆云。”这些记录正可以同上面诗句相印证。这首诗的最后六句为诗人感慨，前四句“吾闻菰城下瞰杼山湖，碧澜堂侧足欢娱。三公厅事胡为乎？其如壁后崖州图”，意在嘲讽温体仁。“菰城”为温体仁家乡乌程之别称，“杼山湖”指湖州府城（按湖州府治所即在乌程）西南方杼山脚下的饮马池，池下有一眼泉，名珍珠泉，“其泉清澈，观者以足震地，则泉中细泡连起如珠”（光绪《湖州府志》卷二一《舆地略·水》），为当地一名胜。“碧澜堂”为湖州又一名胜，唐大中四年杜牧所建，匾额亦为杜牧所书（上书卷二五《舆地略·古迹一》）。“壁后崖州图”典出《新唐书》卷一六八《韦执谊传》，传中谓韦执谊未显达时，忌讳人提到岭南州县。做了郎官以后，曾到职方司（掌管疆域图籍）观图，至岭南部分就闭目不看，命人撤去。及拜为丞相，所坐堂墙壁上有图，没有去看。过了十来天，试观之，乃崖州图也，以为不祥，后来果然被贬往崖州且死于那里。上面四句诗大意是说，乌程为山水胜地，足以供人欢娱、颐养，可是温体仁却在京师大兴土木，兴建“三公厅事”（丞相为三公之一，厅事为官署视事问案的厅堂，此似指前面提到的湖州会馆），但可惜徒劳一场，建成又有什么用？被罢免的命运早已等待他了。诗的结尾两句“呜呼乃知东皋天下无，君恩深厚草堂孤”与开头相呼应，再次照应题目，回到东皋草堂上来，称颂东皋草堂及其主人。这隐含着与温体仁的“三公厅事”对比之意，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温氏的“三公厅事”必将由主人失势而衰败，而东皋草堂荷蒙君恩却得以保全并将永远生机勃勃。 这首诗的作期是不难判断的，它写到了温体仁的被罢免，故应当作于其后不久。《明史·温体仁传》明确记载其被罢免在崇祯十年六月，则此诗恐即作于崇祯十年六七月间。温氏罢相后，钱、瞿之狱渐解。然据《牧斋初学集》卷一三卷首语，其被释放则已为崇祯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了。这就是为什么此诗是赠瞿式耜于“请室”之中的原因了。 从作期看，这首佚失已久的长篇叙事歌行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吴梅村歌行中的第一篇。单凭这一点，这首诗发现的意义和价值就已经可以想见了。 由上面的考释可以看出，这首诗用典非常多，有些地方甚至句句用典；此外，其对偶句也很多，显得相当整饬；用韵上既有变化又有一定规律，基本上四句一转，平声韵和仄声韵互换；这些形式上的特点，都为吴梅村后来的歌行所承袭，并得到强化。还有这首诗中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政治结合起来的写法，也在其后来的歌行中得到延续与发展。可以这样说，这首诗中已经初步显示出“梅村体”的一些基本艺术特征，表现出吴梅村在七言歌行的运用和叙事诗写作上特殊的才华，预示了他今后在诗歌创作上的用力方向。 原载：《文艺研究》2005/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