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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是一个以整理出版中国文、史、哲古籍及其研究著作为主的专业出版社，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注重文化积累为己任，一直追求出版物的高质量、高品位和高效益。该社继2006年出齐《全元文》(61册)后,最近又推出《册府元龟》（校订本），精装12册，约1600万字， 是至今为止中国学者采用新式标点和科学整理方法完成的最为宏大的单本古籍整理工程。该书甫一面世，即受到学术界、出版界的高度评价，现摘登7位著名专家学者的笔谈。  整理中国古典文献的范例 安平秋 由宋真宗赵恒集中当时最负盛名的一批文人编纂的《册府元龟》是中国历史上篇幅巨大的类书之一。它在《四库全书》所收的典籍中，篇幅之大位列前茅。《册府元龟》全书一千卷，九百余万字，分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门，所收史料集中于政治与体制方面，目的是从中汲取治国的经验教训。由于《册府元龟》收录了许多不见他 书的珍贵资料，因此它在史料学和校勘学上具有他书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在补史、校史与辑佚方面都有特殊的价值，当代学者陈垣先生据《册府元龟》补今本《魏书》的残缺即是著名的事例。由于《册府元龟》分部、分类之下，对相关问题的资料收集广博、系统，也便于在学术史上分门别类地做专题研究，因此，《册府元龟》是一部具有突出学术价值的类书。 喜见点校本《册府元龟》的问世 程毅中 《册府元龟》是北宋四部大书之一，收集的史料非常丰富，然而长期以来不大为人重视。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这些文献资料在当时都是比较常见的。宋代人袁褧的《枫窗小牍》曾说它：“开卷皆常目所见，无罕觏异闻，不为艺家所重。”这话在当时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北宋时许多史料档案都还保存着，如唐五 代的实录和《旧五代史》等都有传本，文臣学者还不难见到，所以有的学者就主张要多收一些杂传、小说之类，但皇帝不允许。宋代某些学者对此书有所议论，就是由此而来的。可是现在不同了。《册府元龟》里所收的书陆续失传了，许多史料只靠它的引用而保存下来，就非常珍贵了。 第二，此书所录的资料，一概不注明出处。严谨的学者不愿引用它作为依据。正因为它不说明史源，后来的读者信从宋代人的评论，认为它引用的无非是常见的经、史、诸子，又何必去采用二次文献呢？ 第三，《册府元龟》的刻印本不多，流传不广。在1960年中华书局据明刻本影印之前，很少学者能看到并研究此书，想加以利用就很难了。所以现在再出一个经过整理的点校本，还是很有必要的。 实际上，此书收录了许多已经失传和罕见的资料。例如中华书局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就根据《册府元龟》补出了今本《魏书》的三个缺页，这是好几位学者的新发现。 《册府元龟》保存最多的是唐五代的史料。有一部分是从实录和国史原稿采集的，不见于现存的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都是值得特别重视的。我们在整理、研究唐五代的史书时，就必须利用这部分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唐代史料学》中指出：“修此书时实录、国史以及唐令、诏敕奏疏、诸司吏牍等尚在，故这部分除本《旧唐书》、《旧五代史》外可直接采用这些较原始的史料，这些决不是目所常见。……至于典章制度方面，此书也多有《通典》、《唐会要》所不载者，即或相同，但文字详略互有出入，可互相校补。故此书可称最为充盈的唐史史料库。” 这里试举一例，如《册府元龟》卷七十八引有一条裴度的事迹，文字与《旧唐书·裴度传》大体相同，但有几句话却很值得参考。原文如下： 初，度发太原中途，得朱克融、王廷凑复书，皆许退兵。度不敢发，以其书奏。穆宗喜，因遣使宣慰克融并廷凑，入深州取牛元翼，又令先于途中命度更发书与廷凑。度书因言：“朝谢后即归守留务。”中使见书，虑廷凑知度东归，无兵权，即背前约，遽请度易其即归之辞，并上其书草。穆宗方忧深州之围，得度前后书，喜甚。及度至，又自有以悟帝，恩待益至，故复得兵符。 再看《旧唐书·裴度传》，叙事为： 时朱克融、王廷凑虽受朝廷节铖，未解深州之围。度初发太原，与二镇书，喻以大义。克融解围而去，廷凑亦退舍。有中使自深州来言之，穆宗甚喜，即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书与廷凑。度沿路奉诏，中使得度书云：“朝谢后，即归留务。恐廷凑知度无兵权，即背前约，请度易之。”中使乃进度书草具奏其事。及度至京师，进对明辩，帝方忧深州之围，遂授度淮南节度使。 两相比较，《册府元龟》虽文字较简，但写明是中使见书，“遽请度易其即归之辞”，不是裴度自己上书要求保留兵权。点校本《旧唐书》把下引号放到“请度易之”之后，显然是错了。《新唐书·裴度传》只说：“或曰：‘贼知度失兵柄，必背约顾望。’”并没有说是中使，但也说明不是裴度自己的话。因此修订点校本《旧唐书》的时候，就应该用《册府元龟》来作他校。 即此一例，也可以说明《册府元龟》在史料学、校勘学上的价值。至于五代史的部分，那就更重要了。由于《旧五代史》原书已失，清代四库全书纂修官就根据《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来补辑，但是对《册府元龟》的利用极为不足，另一方面，又有史源分辨不清的问题。所以最近陈尚君先生又有《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的力作，他在前言中强调说明重校重辑工作的“关键是充分利用《册府元龟》”。他的确因此而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当然，《册府元龟》本身也有不少疏失，又需用其他史书来作校勘。现在周勋初先生他们对《册府元龟》全书进行了精心的整理，作了认真的点校，又加上了人名索引，就使这部书的文献价值更提高了。我们从每卷书后的校勘记，可以便于学者对史实做进一步的研究。我感到惊讶的是，从事本书整理的大多是专攻古典文学的教授，他们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竟不惜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来点校这样一部资料性的大书。他们为古籍整理的事业，坐了多年冷板凳，做了被人看作费力而不讨好的点校工作，真使我敬佩不已。这样一部千余万字的大书，点校工作只能成于众手，偶有百密一疏之处，恐怕也是难免的。由于此书的文献价值，问世之后必将引起学者的重视，今后必有继续修订重印的需要。我热烈欢迎本书的出版，更希望像这样精心整理的古籍越来越多。 《册府元龟》的宋刻本至今已无完帙。将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日本存藏的宋刻《册府元龟》加在一起，也仅存581卷（含重出者15卷）。而明崇祯年间所刻则据多种当时抄本汇总而成，并未见宋本，因而多有疏误。1959年中华书局曾据以影印。1988年中华书局又将现存581卷宋刻汇总影印。由此可见，目前需要一部经过整理、校正的《册府元龟》供学术界使用。 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武秀成教授和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同仁整理的《册府元龟》今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这正是应当前学术发展的需要，集过去的刻本和前人研究的成果而形成的《册府元龟》的精校本。它的特点有三：一是校勘精当。新本以明本为工作底本，以宋本为主要参校本，写出详细校记。对宋明本文字不明晰处，详加考证，以恢复史料原貌。二是力求注明出处。《册府元龟》所引文字原不注出处，此次整理者追寻本源，在校记中予以注明。三是加以新式标点，重新排印。这样一部经过精细整理的《册府元龟》显然超越了此前所出版的各类《册府元龟》版本，代表了当前对《册府元龟》整理的最新、最高水平，同时在古籍整理学界，在古文献学界也树立了一个整理中国古典文献的优秀范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主持人和整理者周勋初教授，学养深厚，学风谨严，眼界及于海内外学术，长于将传统学术与当代治学融会贯通，已是当前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家。这种学养在《册府元龟》的新整理本中有很好的体现。 古籍整理领域的一大收获 傅璇琮 北宋王钦若等编撰的类书《册府元龟》一千卷，为宋代“四大书”之一，也是流传至今篇幅最大的图书之一。不过这一巨著过去不大受人重视，大家认为该书所引文献出自经子正史，不像《太平御览》那样保存了很多失传的文献。然自晚清以来，这种错误看法逐渐得到了纠正，因为该书编纂态度严谨，取材慎重，历代正史都采用距 古最近的善本，唐五代部分则大多采用国史实录编成。由于这些国史实录几乎已全部亡佚，因此《册府元龟》对唐五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就有其特别的史料价值，据以校正前代古史也可提供很多接近原貌的文字。清代刘文淇与近人陈垣等据此取得了很多重要学术成就，《册府元龟》也就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只是此书还缺少一种经过整理的本子。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周勋初教授等人有鉴于此，组织了一批有实力的中年学者，前后花了十三年的功夫，对此进行全面的整理。他们以宋本对校，以明抄本与四库本参校，而且常是追溯史源，利用传世的经史典籍，进行严密的他校。其成果，一是较为准确地加以标点；二是订正了明本讹脱万余处，撰成校勘记数万条；三是编制了详细的人名索引。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学术含量很高的整理本，是近年来古籍整理领域的一大收获。《册府元龟》校订本的问世，对拓展与深化古代文化尤其是唐五代历史领域的研究，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部巨大的文献宝库 卞孝萱 盛世修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北宋统一后,官修四大类书,其一为《册府元龟》。此书始撰于景德二年(1005),成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约一千万字,分为三十一部、一千余门,是《四库全书》中最大的典籍之一。 此书材料丰富,几乎囊括了宋以前的正史及有关的诏令、奏议等。引文多为整篇整节,其中唐五代部分, 除正史外,还采用“实录”,为学术界所重视。学术界公认此书在史料学、校勘学、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简要地说,由于此书依据正史古本,可用以补史、校史;由于此书容量大,而且分门别类,可用以编写多种专题史。余不一一列举。 此书虽是一部巨大的文献宝库,而使用者较少,这是因为此书没有一个完善的整理本,宋本残缺,明本有讹误,又无索引,查找不便。学术界感到需要整理、利用,然而工作量大,一般单位惮于问津。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有鉴于此,在周勋初教授的主持下,集中了二十多位中青年学者,以明刻本为工作底本,以宋本参校,如遇宋、明两本皆不明晰者,则用唐五代以前的文献,推寻考订。从1994年起,十余年完成,可称力作。本书专门编有人名索引,大大方便读者使用。 溯史料本源 循学术规范 郁贤皓 《册府元龟》是宋初四大书之一。其成书经过和此书的价值,周勋初先生在《校订本·前言》中已作了详细的说明。这里我只想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举一些实例,谈一下对此书的体会。《册府元龟》的主要内容,是汇集唐五代以前有关历代治政方面的资料,以供统治者借鉴。其中有不少史料今已失传,赖《册府元龟》记载得以保存,所 以,此书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都很高。我在从事《唐刺史考》和《唐九卿考》撰写的过程中,曾大量使用过其中的史料。如《册府元龟》卷一六二:“[开元]八年五月,置十道按察使,八月,……宣州刺史霍廷玉充淮(江)南西道按察使。”又六二六:“玄宗开元十年,……又以江南道按察使、宣州刺史霍廷玉为右骁卫将军。”这两条材料说明,霍廷玉开元八年至十年在宣州刺史任。而两《唐书》、《唐会要》及其他典籍皆未见记载。唯《全唐文》卷二六八武平一《东门颂并序》说:“东门者,前刺史平阳崔公庭玉、今长史京兆韦公敭先……所创构也。……使君名玙,字庭玉。”按《唐御史台精舍题名》卷一有霍庭玉,劳格、赵钺引武平一《东门颂》,以为“崔庭玉”为“霍庭玉”之讹误,其说是。《东门颂》云:“阉茂岁太冲日,公将伏奏洛师。”按“阉茂岁”指太岁在戌,当指开元十年壬戌。《宝刻类编》卷三:“《修东门颂》,武平一撰、书并篆额,开元十一年立。宣。”与《册府元龟》记载相符,证知“崔庭玉”必为“霍庭(廷)玉”之讹。可见《册府元龟》此条材料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又能订正《全唐文》之误,具有重要的文献校勘价值。 《册府元龟》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但过去学术界对此认识不足,使用并不广泛。一个重要原因是:《册府元龟》中所收的资料都不标出处,查找不便,所以许多学者不愿引用此书。此次校订本最重大的贡献,就是弥补了原书的缺憾,对其中的大部分条文都作了溯源工作,找出材料的本源,并对照比勘,力求恢复史料的原貌。众所周知,周勋初教授历来非常重视资料来源,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接受中华书局委托撰写的《唐语林校证》,就是非常认真地对该书每条材料的出处作了细致的发掘,并对原书的情况及作者事迹都作了深入的考证。此次,他又带领一班人马,对《册府元龟》中的资料出处做了大量细致的溯源工作。现在我们翻阅校订本每卷后面的“校勘记”,就可发现溯源工作做得非常精细,从《左传》、《史记》到《旧五代史》的历代史书,都被充分运用。《册府元龟》的大部分条文,都找出材料的本源,并对照比勘,补、删、改、乙,力求恢复史料的原貌。如卷二一五“闰位部·招怀”中“文襄初为东魏大将军”一条,就据《北齐书·文襄帝纪》改、补、删24个字、词、语。说明此条出于《北齐书·文襄帝纪》。卷二二一“僭伪部三·勋伐”“后赵石勒”条,据《晋书·石勒载记》改、补、乙、删达37个字、词、语句,并指出《册府元龟》有删节不当之处。说明此条出于《晋书·石勒载记》。类似这样的校勘兼资料溯源,全书皆是。反映出校点者工作态度非常认真、谨慎。校点者为此书的资料溯源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前人对《册府元龟》不太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宋代原刻本早已亡逸,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的明刊本,其中文句误、阙、衍、倒很多,没有校点,阅读很不便。此次校订本以明本为底本,以宋本作为重要的参校本,对原书中的误、阙、衍、倒都作了校改,这又弥补了原书的缺陷。这是校订本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笔者粗粗翻阅数卷,发现据宋本和各种文献典籍校改者极多。如卷四十至四十五,据宋本改、补、删、乙的即有250多个字、词、句,卷五十六至六十,则有300多个字、词、句。说明底本的讹、脱、衍、倒的文字确实很多。如卷四二“帝王部·仁慈”:“太(大)和元年四月,出宫女一百人。中人押送,权于两街寺观安置。”原来明本“寺”作“等”,显然文意不通,现据宋本改正,意思清楚,文字也通畅了。校订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规范,每卷都写下了详细的“校勘记”。校订本对原书中明显的错误,都据宋本或有关典籍予以改正。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此校订本不惜花费巨大劳动,编制了全书的人名索引,给广大学人查稽《册府元龟》中所需的历史人物资料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这也是本书的校点者为学术界作出的重大贡献。 总之,《册府元龟》校订本是近年来少见的穷究史料本源、完全遵循学术规范的古籍整理巨著。可以说,这是一部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我们应当深切感谢25位校点者作出的重大贡献。同时,我们也应当感谢凤凰出版社,在当前出版事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不惜经费来出版此书,显示出出版社领导重视学术事业的魄力和决心。 古籍整理之精品 许逸民 2006年12月，凤凰出版社出版了周勋初先生主持校订的《册府元龟》十二册，煌煌巨制，令人为之震撼。据其卷首语，知此次《册府元龟》之校订，先后列为国家“985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重点项目和江苏省“十一五”重 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可见《册府元龟》校订本的出版实属古籍整理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校订工作由周勋初先生任主编，参与其事者有姚松、武秀成等二十五人，皆堪称卓有成就的古典文献专家。 校订本不但可以与明刻原本、中华书局影印本鼎足而三，而且后来居上，后出转精，其体例之精善，远在他本之上。今就其校订体例，试作如下三点评议： 一、全书的整理体例，细密而完善。开卷首页即《总目》，包括前言、校点说明、分部目录、分册目录、正文、附录、人名索引七项。如果说前五项还属于点校工作常规的话，则后两项应该就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其附录专收明以来诸本的序跋，对于研究《册府》的成书及版本殊有裨益。其索引计有18万条之多，收录书中所有人名约5万余人。同名异人者，分别立目。一人而有异称者，另立参见条目。仅有姓氏者，附注其身份（如从属关系等）。此举既方便于查检，亦有助于考证。附录相关资料，编制索引，看似事小，实则至关重要。整理部头较大、内容繁复的古籍，如不专门编制索引，其实无异于让读者海中摸针。我说《册府元龟》校订本的体例细密而完善，首先就是指它有附录有索引，比当今许多号称古籍整理的假行家要高明得多。 二、本书的点校，谨严有据而符合学术规范。关于校勘的原则，《校点说明》列有六条，其中最可称道者是前三条：“1、凡底本与宋本有异者，若宋本文意为优，据宋本改正，并出校记；若二者文字均可通，一般只出异文校。2、凡底本有讹误衍倒者，据宋本、参校本及正史或其他相关文献改正，并出校记。3、若无宋本依据，底本之成句脱漏者，只在校勘记中说明。”此处所表明的校勘态度极为严正，所执行的原则亦极为科学：第一是不轻改底本，第二是凡改动底本必出校记，第三是两通的异文出校，第四是无版本依据者不改。此四项原则深得古籍校勘的真谛，凡从业者皆当奉为圭臬。 三、本书以史校《册府元龟》，功绩巨大。陈垣先生在《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中说：“《册府》可以校史，亦可以史校之。”周勋初先生撰写的《前言》则说：“我们以明本为工作底本，以宋本为重要的参校本，间或参考其他存世明抄，写下了详细的校记。而于宋、明诸本之不明晰处，则由推寻这些文字的本源，力求恢复这些史料的原貌。在校订过程中，我们广泛参考了前人的意见，择善而从，吸收了不少成果。前人每以《册府元龟》文字不标出处为憾，学者引文也不太愿意援用此书，即以此故。这次我们为了追求校订工作的完善，大多数的条目都作了溯源的工作，这在校勘记中有所反映，可供学术界参考。”周先生所称“溯源的工作”，亦即陈垣所说的“以史校之”。若论校订本的诸多成果，亦莫此为大。 古籍整理工作应该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今不足百年。回看近百年的古籍整理史，成绩固然伟大而辉煌，但能够称为精品，具有传世价值者，亦屈指可数。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册府元龟》校订本，我以为以其卷帙之巨、校订之精，堪称“近百年古籍整理图书史上的典范”。 古代类书整理的重大收获 陈尚君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周勋初教授主持校点的《册府元龟》，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努力，最近由凤凰出版社全部出版。这是至今为止中国学者采用新式标点和科学整理方法完成的最为宏大的单本古籍整理工程，也是此书在宋、明两代四次刊本以后的一个全新的文本。《册府元龟》全书超过一千万字，所采典籍，先秦部分以《左传》 和诸子为主，汉至隋则为历代正史，唐五代部分则兼采实录和正史。元明时期对其学术价值认识不足，乾隆以来渐为学者所重。现代学者以史学大师陈垣为代表，认为此书所采各史均为宋初以前古本，可以校勘补阙唐以前各代正史的线索极其丰富；此书中保存的唐五代实录多达三四百万字，是研究唐五代历史文化的最原始记载，对于中古文史研究具有无可代替的重大学术价值。南京大学以周勋初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在学术风气普遍浮躁焦灼的环境下，不计名利，敢于选择如此重大而艰涩的课题，长时间内默默无闻地从事整理工作，为确保全书的学术质量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就我披览所及，本书以明刊本为底本，以宋本和经史群籍参校，文本校勘一丝不苟，全书标点臻于精密准确，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准。书末所附索引达二百多万字，也极方便学者检用。全书精装大开本十二册，印刷字数达1577万字，装帧朴素庄重，校对认真严谨，据悉为确保出书质量曾几度复校，出版社为此所付经济和编务方面的代价可以想见。可以认为，本书是近年中国古籍整理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已经引起海外学界的广泛重视，将在唐五代文史研究领域发挥重大作用。 原载：《光明日报》2007-09-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