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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趙明誠窮二十餘年光陰，搜集古今彝器石刻，並予整理校訂，著《金石錄》三十卷，其中前十卷依次著錄上自三代下迄隋唐五代之金石兩千卷(件)，每題之下注明撰書人名和刻立時間，後二十卷專事考證，共有跋語502篇。較之前此其他同類著述，此書“詮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博”(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五〈家藏石刻序〉)，爲宋代繼歐陽修《集古錄》之後另一重要的金石學著作。《金石錄》體例嚴整，辨析精審，但勿庸諱言，也偶有訛誤和疏漏，在長期流傳過程中，版本亦頗複雜，有的更是“沿訛踵謬，彌失其真”(《四庫全書總目·金石錄提要》)。金文明先生以通行之乾隆時雅雨堂刊本《金石錄》(以下簡稱雅雨堂本)爲底本，以《三長物齋叢書》本(以下簡稱三長本)和《四部叢刊續編》影印呂無黨抄本(以下簡稱呂抄本)爲校本，另徵引其他相關典籍一百二十多種，詳加考辨，成《金石錄校證》(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年初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再版，以下簡稱《校證》)，爲今人研讀和使用《金石錄》提供了堪稱完備的佳本。 校勘非簡單的文字比對，實也是校者學識功力的集中體現。《校證》不唯參校各本文字，還廣引群籍，以辨异同，正得失，有時更是匡原文之誤。如《金石錄》(以下凡引自《金石錄》者，皆略去書名，徑稱卷數)卷一《漢幽州刺史朱龜碑》，原注謂其立于東漢靈帝光和六年(181)，然《校證》據《水經注·陰溝水》中的相關記載，知譙縣有朱龜墓碑，碑中言龜于光和六年卒，其碑爲靈帝中平二年(185)立，另外南宋洪适的《隸釋》、《隸辨》也皆定其所立之年爲中平二年，可知原文所注確誤。又如卷十五《漢冀州刺史王純碑》，跋語謂其東漢桓帝延熹四年(161)立，並引《水經》及酈道元所注“須朐即今中都縣”。《水經注》中云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山西有漢冀州刺史王紛碑，爲漢中平四年(187)立。因王純碑也在中都，王純與王紛二人官職姓氏皆合，趙氏遂疑二人實爲一人，《水經注》誤以“純”爲“紛”，以“延熹”爲“中平”。《校證》引《左傳·僖公十二年》杜預注、《漢書·地理志上》和《水經注·濟水》中所引京相璠之語，證得春秋時之須句，應是西漢東平國壽張縣西北、濟水旁之朐城，在今山東東平西北，而宋時之中都縣，則在今山東東平東南之汶上，“二者相距達六七十里，决非一地，則王純與王紛亦必非一人”，二人之官職與姓氏相同，只是偶合而已，趙氏之推斷實非。另如唐李紓所撰之《唐贈太尉李憕碑》，卷十跋云文宗時(827—840)立，然歐陽修《集古錄》謂此碑建于代宗大曆四年(769)，二者相差數十年。《校證》據《舊唐書·李紓傳》所載紓曾奉詔爲《興元紀功述》，並卒于官，貞元八年(792)贈禮部尚書，推知李紓之卒，當在興元元年(784)至貞元八年之間，由此證得此碑决非立于文宗時。其他如卷十二《鼎銘》跋語云舊時“立”與“位”爲古字假借之說出于鄭玄所注《儀禮》，《校證》指出《儀禮》當爲《周禮》之誤；卷二十《魏南郡太守卞統碑》，原語云此碑“在今曹州宛句縣”，《校證》據《宋史·地理志一》的記載，將原本中的地名“宛句”改爲“冤句”，凡此種種，皆言之有據，爲根據確切材料而作的合理更訂，而非故作高深，妄改前人。 《校證》不唯匡原文之誤，也補原文之闕。如卷九所錄《唐軒轅鑄鼎原碑》，原注謂其立于貞元十一年(795)正月，《廣川書跋》、《中州金石記》則皆謂其刻于貞元十七年(801)。王昶《金石萃編》也載此碑，並云：“碑但存‘貞元十’字，以下並泐，其爲十七年，本無明文。”《校證》據此碑末尾所存殘文“唐貞元十□年歲次辛□”，再查陳垣《二十史朔閏表》，知貞元十一年至十九年之間，其干支上字爲“辛”者唯“巳”，而貞元十七年正是辛巳，因此證得此碑應立于貞元十七年，而非貞元十一年。再如卷二十《吳禪國山碑》，碑文叙孫皓即位以後郡國祥瑞，後有語云“乃以涒灘之歲”，“涒灘之歲”不知爲何年。《校證》引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一中對此碑的記載，謂“涒灘”上另有“柔兆”二字，而“柔兆”爲歲陽之名，“涒灘”爲歲陰之名，《爾雅·釋天》中有語云：“太歲……在丙曰柔兆”，“在申曰涒灘”，是則“柔兆涒灘之歲”實爲“丙申年”，碑中所云也即天璽元年，這樣爲此碑查明了具體的刻立年份。另如卷十八《漢白石神君碑》，跋語云“相、縣(《校證》謂指常山相馮巡、元氏縣令王翊)以白石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載本末上書，求依無極”。“求依無極”文意隱晦，《校證》據《隸釋》所載此碑碑文，于“無極”後補入“爲比”二字，不唯恢復了碑文原貌，也使文意立時顯豁。卷三十《唐潜溪記》跋語中有“疏泉石，種樹藝草”一語，各本皆同，唯讀之文氣不順。呂抄本原校疑“泉”下當有“鑿”字，《校證》也謂石可鑿而不可疏，贊同呂說，並引歐陽修《豐樂亭記》中“疏泉鑿石，辟地以爲亭”之句，證明原文應爲“疏泉鑿石”，與“種樹藝草”相對，只是在傳抄刊刻中失落“鑿”字耳。《校證》于《金石錄》的這些細微之處著眼用力，不僅拾遺補闕，更使文句意思完整明晰，一字一詞之別，顯晦頓殊。 《金石錄》所錄金石文字，有的亦爲趙氏本人所不解，趙氏所作的注和跋語中，有的也頗爲難懂，《校證》對這些難解之處盡力爲之釋疑解惑。如卷十四《漢居攝墳壇刻石二》，刻石原文中有“上谷府卿墳壇”，“祝其縣卿墳壇”之語，趙氏跋云：“上谷，郡名；祝其，縣名，不知所謂‘府卿’與‘縣卿’爲何官。”洪适《隸釋·蜀郡屬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引《漢志》(《校證》云實爲《後漢書·百官志五》)注中所引應劭之語以及其他碑石爲證，云“漢人蓋有稱其丞爲卿者”；劉寶楠《漢石例》卷五也云“丞、尉皆稱卿”，《校證》引洪、劉二家之說，謂“漢時以卿通稱丞、尉之官”，以釋趙氏之惑。再如卷十九《漢司空殘碑》，碑中有語云：“命爾司空：余回，爾輔。”“余回爾輔”四字殊令人費解。顧千里校語云“餘回，爾輔”即《尚書·益稷》中之“予違，汝弼”，其義正如孔穎達傳所云：“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校證》另據《詩經·大雅·大明》中“厥德不回”毛氏所傳：“回，違也。”以明“回”即“違”之意，並據此得出結論，即“余回，爾輔”與“予違，汝弼”同義。另卷十五《漢丹陽太守郭旻碑》，碑中有語云“治律小杜，幼仕州郡”，卷二十四《唐辨法師碑》，跋語引《法書要錄》中語云“薛純陁學歐草，微傷肥鈍，亦通之亞也”，“小杜”不知謂誰，“亦通之亞也”也難解，《校證》引《後漢書·郭躬傳》李賢注，以及《法書要錄》卷八所錄張懷瓘《書斷·妙品》，指出小杜即西漢杜延年，通謂歐陽詢之子歐陽通。《校證》旁搜遠紹，推雲撥霧，使得《金石錄》中難解之處豁然開朗，諸多疑問一朝清廓。 《金石錄》稱引前代文獻，有的未注出處，有的語焉不詳，《校證》對此也皆予以補注出處，往往在標明來源的同時，更因之而見出是非。如卷十四《漢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跋語言及東漢光武建武六年(30)，省諸郡都尉之事，並云出自《漢書·志》，《校證》云此實出于《後漢書·百官志五》；卷十七《漢殽坑君神祠碑》，跋語自謂引《水經》中語云“鄭縣城南山北有五部神廟”，《校證》爲之更正曰此處之《水經》當爲《水經注》，引文出于該書卷十九《渭水》，這樣不僅明示了出處，還避免了因原文不詳而致誤。再如卷十六《漢成陽靈台碑》跋語中引劉昭《東漢·地里志》，《校證》則云此處之《東漢·地里志》實即《後漢書》中之《郡國志》，本爲司馬彪所著之《續漢書》，後來劉昭爲之作注，並將其中的《志》抽出，與范曄的《後漢書》合成一書，故此處不應署劉昭之名。尤其是卷十七《漢費君碑陰》，碑中有語云費君“有委蛇之節，自公之操”，《校證》不唯爲之注明出處，云其本出于《詩經·召南·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另引《詩》序中所云：“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更進一步闡明碑中此語的含義爲“借《詩》以頌費君之節操”。《校證》細心尋繹，精心點發，既尋根溯源，又匡訛正誤，有疑之處也多得以渙然冰釋。 斗轉星移，《金石錄校證》此次重版，距初版已20年，這也正見其在學界不可移易的地位，仍可謂是“迄今爲止《金石錄》的最佳版本”(程章燦〈讀《金石錄》小識〉)。趙明誠、李清照夫婦二人爲《金石錄》嘔心瀝血，生死以之，爲後人治學提供了榜樣，二人在《金石錄》的前後序言中，對前代古物之湮沒淪弃，感慨之極。《金石錄》于保存金石文獻厥功至偉，《校證》于《金石錄》之爲今人所知、所用，貢獻實多。今日學界若本著“學術乃天下公器”的精神，實事求是，精益求精，一切以是非爲斷，而不憑意氣用事，則不唯可省却一些無謂的人世紛擾，于推進學術進展，更會大有裨益。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簡報》2006年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