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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复旦大学著名教授王水照编的十卷本《历代文话》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大型资料汇编，收录宋以来直至民国时期（1916年）的文评专书和论著，共计一百四十三种，六百余万字。所收内容以论古文为主，亦酌情选取论评骈文、时文之集成性著作，按著者生卒年之先后排列。凡所收书都作了提要，并介绍著者简历、该书内容和主要版本情况；各书底本大多选取精刊精校之善本，其中部分传本世所罕见，非常珍贵，本次整理对此类珍版则尽加利用。《历代文话》是对中国文章学资料的初步但又非常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它的编辑出版，足以填补我国古籍整理在此方面的重大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诗话、词话以及文话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体裁，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较之《历代诗话》、《词话丛编》等诗话、词话著作的广为刊行，长期以来，独文话方面的资料汇刊有所阙欠，学界引以为憾。王水照教授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即着手《历代文话》的搜集整理工作，在编纂方法上特别强调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结合，书中所收文献编选者都从学术角度进行了必要的取舍，为学术研究提供信实而全面的基础文献。王水照教授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孜孜矻矻，潜心于此一浩大学术工程，并取得丰硕成果，这种持之以恒、心向学术的研究精神，更是难能可贵。 王水照先生简介： 王水照先生1934年生于浙江余姚。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即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钱钟书先生为其导师。1978年3月调入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90年10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唐宋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1992年10月获“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 1998年9月当选为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筹）会长、全国苏轼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文学遗产》编委等职。 王先生长期从事宋代文学的研究，尤着力于从中国文化--文学史的整体背景上探求宋代文学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定位。在苏轼研究、宋词研究、宋代散文研究、文人集团研究上取得了颇为突出的成绩。努力提出并解决“真问题”与“新问题”，不求“宏大叙事”与“庞大体系”，但所着重阐明的“宋型文化”、“文学群体”、“文化性格”、“破体为文”以及“中唐--北宋枢纽论“等命题，已产生较广泛的学术影响，并得到好评。 代序：我和宋代文学 王水照 记得我13岁从浙江余姚西部一座偏僻小镇去县立中学求学时，县城外竖有一方石碑，上镌“文献名邦”四个颜体大字，深深地格入少时的脑际。后来才知道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和黄宗羲是自己的四大乡贤。说起来，这四位乡贤与宋代学术文化都有这样那样的关联，如王阳明继踪宋儒陆九渊，创陆王心学，朱舜水东渡扶桑传播朱子学，黄宗羲乃《宋元学案》的编撰者，至于严子陵，宋代名臣范仲淹有《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当时已能背诵；但我走上研究宋代文学之路，并非源自“故乡情结”，却是另有原由。然而在余姚县中时代，的确培养起对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 1955年夏天，我负笈北上，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时，经过院系调整后的中文系，各校名师宿儒纷纷云集未名湖畔，可称是系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林庚先生在四十年后用他诗人的语言写道：“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我和同窗学友共同领受了“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感召与鼓舞，一头埋入书林学海；课堂上听到的是游国恩、林庚、吴组细、季镇淮、王瑶、吴小如等先生的文学史系统讲授，王力、魏建功、周祖谟等先生的语言学课程，还有丰富多采的校外专家的专题选修课；北大图书馆的骄人典藏和种种全国一流的教学条件，庆幸自己获得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良机，渡过了两年名副其实的苦读生活。然而，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夏天打断了这个进程，在左批右批声中一时颇感迷茫。幸而嗣后的“教育大革命”和“学术大批判’御意外地把我引向宋代文学研究之路。 事情的起因有些偶然：一位受到“大批判”的老教授发话：“你们能‘破’不能‘立’！”这一下子刺激了我们全班七十多位同学的“革命积极性”，倡议自己动手编写一部文学史，“把红旗插上中国文学史的阵地”。这就是震动当年的所谓北大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红皮”《中国文学史》。在组织各断代编写小组时，先由同学自动报名，大都集中在唐代和明清；我因对各代文学都有一些兴趣而又毫无专长，就由班上分配在宋元小组，而且被指派为负责人。对于这部在特定时代条件下产生的“红皮”文学史（包括翌年的再版本），将来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当会作出应有的历史评判；就我个人而言，首要的是得到继续攻读的机会，不像其他年级同学纷纷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去了；而且阅读的范围不再漫无边际，相对集中于宋元的文学史料和文化典籍；同时锻炼与提高了科研能力和写作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虽然世事多变，一波三折，断而复续，续而又断，却一直与宋代文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1960年我北大毕业后，分配到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文学研究所，并在该所古代文学研究组工作。一到所，立即投入组里正在进行的另一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宋代部分正缺人手，我因在大学时期的上述一段经历，顺理成章地承担起唐宋段的编撰任务。从此把自己的治学领域和主攻方向正式地确定下来。文学研究所也是名家荟萃之地，为我提供了学习请益的好机会。当时的所长何其芳先生强调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古代文学研究虽属历史科学，但也要求学习理论，注意现状，包括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何先生的这些思想是作为文学所的“所风”建设提出来的，给我以很深的影响。所里又为每位初来的年轻研究人员指派一位导师，我的导师就是钱钟书先生。钱先生以他并世罕见其匹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寻绎不尽的精妙境界。在他和余冠英等先生的富有启发性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中国文学史》、《唐诗选》两个集体项目中所承担的编撰任务，并结合编撰，或别有心得，或利用占有资料之便，独自发表了一些论著，如关于杜甫诗、柳永词等多篇论文，《宋代散文选注》的编选，都是其时的“副产品”。在文学研究所最初工作的三四年间，最大的收获是受到对学求规范、学术道德乃至学术伦理的颇为严格的训练与具体的教育同时初步具有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进行独立工作的能力。然而，“文革”狂飚突起，我国的学术发展出现一个断裂层，我的研读生活也在劫难逃地留下了一段可叹的空白。 1978年3月我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我们的国家也迈进了新时期，迎来了科学艺术全面繁荣的春天。我一面教书育人。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唐宋文学史、苏轼研究、宋古文六家论、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唐宋文学史料学等课程；一面依旧做着自己钟爱的唐宋文学研究。这时的研究，既作为教学的学术依托与支撑点，保证教学内容的充实和不断更新；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引起新的思考，在教学、科研互动互补关系中，求得科研选题、内容保持鲜活的代特点。这时的研究，又与过去那种“以任务带研究”的方式告别，完全能按照自己的学术理念、知识结构的特点、秉赋素质的长处与短处，合理地选择课题：由过去的唐宋诗文并举转向此时的偏重宋代文学，由诗词兼及散文，从个别作家到群体研究，从作品的艺术特质、风格流派到文人心态、文化性格探讨，等等，艺术观念有所更新，研究视野有所开拓，运用方法有所丰富，对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意识有所加强。具体来说，主要在以下四个领域。 一、是苏轼研究。早在北大编写文学史时，我便是修订版《苏轼》一章的执笔人。初次接触苏筑遗存的作品，就被他的那种文学艺术上的“全才”特点所吸引。在他的宏博的文化知识、成熟的艺术技巧、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经验面前，在无限广阔、难测其深的“苏海”面前，我错愕，我惊服。虽然受制于当时“左’的社会思潮，我还是明确地肯定他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后来文学研究所编写的文学史，其《苏轼》一章也是我写的。由于通读了苏轼的全部诗词作品、大部分的文章以及其他背景材料，似乎写得更充实、更细致一些。然而这个开端在1966年以后即被中断，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重新进行苏拭研究已到了1978年，我在当年《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针对“文革”中“评法批儒”运动时对苏软“投机派”、“两面派”的指控，这是第一篇为苏叙辩诬“正名”的文章。这一论辩实已超出单纯学术研究的范围，但又为今后自由探讨苏轼的历史真面目创造必要的前提。后来我感到，苏轼毕竟主要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问题，对其一生的思想和创作发生过影响，继续探讨仍是必要和有益的；然而他的政治态度毕竟已属于过去，而他留给店人的巨大文化遗产却仍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深远的作用。因此，苏轼研究的重点不能不放在对于他的文学创作的探讨上。依据这种理解，我便写了一些有关苏轼文学创作的论文。如《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从苏轼〈惠崇春江晓景〉谈起》等。同时编选了《苏轼选集》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此书选录苏轼诗词文三百多篇，分体编年，“注释”中注意把前人的歧见加以归纳整理，断以己意；又设“集评”，努力做到“详而不芜，博而得要”；对一些历来聚讼不明的问题以及对理解苏氏作品有关的材料，另立“附录”。由于以学术研究的态度从事编选，此书曾被有的书评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获得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生活体验的积累，我又逐渐认识到，苏轼的意义和价值，似不宜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他的人生思想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一种典型。于是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这方面的探讨。如在《文学遗产》上先后发表的《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苏、辛退居时期心态平议》等文。前篇对苏斌一生于大起大落、几起几落之中的思绪变化，儒、佛、道思想的消长起伏，作了颇为精细的剖析，不仅指出其淑世精神与虚幻意识的并存，还着力发掘他在虚幻性感受中深藏着对个体生命和独立人格价值的追求，并进而详细分析他以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统，使他对每一个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都有自己一套的理论答案和适应办法。此文曾被日本《橄榄》杂志全文译载，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从政治家的苏就，到文学家的苏载，再到作为文化型范的苏拭，我近二十年来的学苏治苏过程大致如此。这个过程也反映出国内苏轼研究的发展走向，我的研究与之同步。我已把有关苏轼论文十六篇辑为《苏轼论稿》，由台湾出版，其增订本《苏轼研究》（收文二十四篇）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此书曾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著作二等奖）和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 二、是散文研究。相对于苏轼研究这个“热点”，宋代散文研究却处于颇为沉寂的状态，难点和盲点甚多。我在“文革”前曾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宋代散文的风格》、《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等文，只能看作初涉这一领域的粗浅习作。1978年后，先后写了《曾巩散文及其评价问题》（1984）《苏轼散文的艺术美》（1985）、《苏辙的文学思想和散文特色》（1987）、《苏询散文与＜战国策＞》（1988）《论散文家王安石》（1988）、《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1990）等文，还编选了《唐宋散文精选》（此书获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等七八种散文选本，开始了对宋代散文颇见系统的研究。其中的体会是，第一，对中国古代散文的“杂文学”性质的重新认识。在我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关于文学性散文这一概念的确定，一直存有歧义。我认为不宜把古代散文的文学性、艺术性理解得太窄。比如列名宋代古文六大家的曾巩，以说理文见长，有着“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奇特历史遭遇，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代人按照现代文学散文概念观照的结果。如果认真清理和总结我国古典散文的理论成果和写作经验，探明我国散文已经历史地形成的独特概念系统，那些在现代文学分类中不属于文学性散文的说理文，事实上却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曾巩散文及其评价问题》中较为深入地讨论了曾巩在各种文体上的创作成就，并分析了“敛气”、“蓄势”、“文眼”、“绾联”等写作技巧，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审美因素。我们对于诗、词、戏曲、小说等的批评都已基本形成一套较为稳定的术语，而且诗话、词话以及戏曲、小说理论批评倏料也已基本得到清理和编辑（如《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词话丛编》等），相对来说，“文”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模式尚未科学建构，遑论熟练运用。古代散文研究中的当务之急在于对前人已有的诸种批评范畴和术语，如“气”、“势”、“法”之类加以系统的梳理，并予以准确稳妥的现代阐述，这些范畴和术语绝不仅仅只是形式上、文字上的技巧问题，而是直接与散文的美学内涵相关。因此，全面地辑录和清理古代的“文话”便势在必行。我近年来努力于《历代文话》的编纂，希望能为我国古代散文研究提供一部基础性的参考文献。 第二，对宋代散文的总体把握与对北宋各大家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我把“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视为宋代散文“稳定而成熟”的风格，或谓之“群体风格”；同时逐一巡视北宋六家各异的创作历程，探求他们在“群体风格”基础上的个人风格，以确立他仅各自的文学意义与历史地位，力图勾画出北宋散文演进的轨迹。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同时，也注意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如《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一文，以较充分的材料，辨明所谓欧氏向尹洙学习古文的真相，弄清北宋前期古文家的分流以及欧氏的抉择取舍，更深入地揭示出宋代散文“群体风格”形成的曲折过程及其丰富内涵。但我对南宋散文的发展脉络尚未有明晰的把握，当在今后继续努力。 三、是宋词研究。我大学毕业后发表的最早两篇文章都是关于宋词的，即《也谈姜夔的〈扬州慢〉）和《谈谈宋词和柳永词的批判地继承问题》。这是因为研究宋代文学不能不研究作为宋代文学标志性成果的宋词。但我对这个课题没有系统的研究，只是围绕苏辛词派和“苏门”词人作了重点论析。较有影响的论文，一是《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对词学研究中关于“豪放”“婉约”之争的一大公案，本文跳出以往仅从艺术风格着眼区分两者的格套，而从清理这一对概念的历史来由及其涵义的嬗变过程入手，指出应从词的源流正变上来把握这一对概念的实质，从而认识苏词的革新意义。此文为解决这一长期的学术纷争，提供了新思路或切入口，因而获得夏承素词学奖（论文一等奖）。二是《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此文着眼于苏轼、秦观的题材相同或相近的诗、词作品，进行多方面的详细对照、比勘，认为秦观诗虽有“词化”倾向，但基本上保持着诗与词的传统界限；而苏轼却“以诗为词”，但又“没有使词与诗同化”，“仍然十分尊重词之所以为词的个性特性”。此文在对照比勘的方法运用上颇有新意，因而获得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三是《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通过秦观名词《千秋岁》及一组和词（共九首，同时人和后人所作）的分析，认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元祐党人对贬窜岭南等地各具不同的三种心态。其实，这三种对逆境的不同心理反应，大致能概括旧时遭受贬謫的士大夫的一般类型。此文力图以小见大，从一组九首和词的罕见文学现象中，挖掘其背后所蕴藏的特殊意义，因而也为学术同道所重视。此外，秉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宗旨，我还主持编译了《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一书，收入近三十篇代表日本词学研究水平的论文，并撰写长篇前言，向国内词学界介绍日本词学研究的状况、方法和特点以及成就突出的词学家，以有助于国内的词学发展。 四、是专题性的综合研究。我近三四年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北宋文人集团研究，一是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一书。前一项着重研究北宋的三大文人集团：以钱惟演为中心的洛阳幕府集团、以欧阳修为盟主的嘉祐举子集团、以苏轼为领袖的元祐“学士”集团。它们都是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文学群体，具有代代相承、成一系列的特点。我试图在详细描述这三大集团的师承、交游、创作等情况的基础上，着重阐明文学主盟思潮的成熟及其文化背景，三大集团的成因、属性和特点，它们对北宋文学思潮、文学运动、诗词文创作发展的关系，群体又对各自成员的心态和创作所产生的交融、竞争等多种机制，从而揭示出北宋文学的真实可感的历史内容，从文学群体的特定视角对北宋文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些阐述和回答，探讨某些文学规律、经验和教训。已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等。这项研究尚在进行之中。 《宋代文学通论》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由我和几位研究生共同撰著。此书由“绪论”、“文体篇”、“体派篇”、“思想篇”、“题材体裁篇”、“学术史篇”、“结束语”七部分组成，共50万字。我们以专题的方式组织整体框架，用以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这一条块明晰、各部分相对独立而又互为参证的有序结构，或可在现有通常流行的“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教科书体例之外，更便于集中探讨一些文学现象的底蕴，便于从理论上总结某些规律性的问题，也便于表达我们学习宋代文学的一些基本认识和体会。比如从“宋型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宋代文学特点的形成和历史地位的确立，从“雅、俗之辨”、“尊体与破体”等角度来观察宋代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文体的时代特征及其擅变等虽不敢自为定论，却表示我对于调整研究观念、更新视角、开拓思路的努力，对于宋代文学研究有所突破的一份期待。 歷代文話總目 第一册 四六話二卷 宋王銍撰 百川學海本 四六談塵一卷 宋謝伋撰 百川學海本 容齋四六叢談一卷 宋洪邁撰 學海類編本 雲莊四六餘話一卷 宋楊困道撰 宋刊本 文則一卷 宋陳騤撰 台州叢書本 朱子語類·論文一卷 宋朱熹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古文關鍵·看古文要法一卷 宋吕祖謙撰 金華叢書本 習學記言序目·皇朝文鑒四卷 宋葉適撰 清光緒刊本 仕學規範·作文四卷 宋張鎡撰 宋刊本 餘師錄四卷 宋王正德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履齋示兒編· 文說三卷 宋孫奕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過庭錄一卷 宋樓昉撰 說郛涵芬樓本 崇古文訣評文一卷 宋樓昉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懷古錄一卷 宋陳模撰 明鈔本 荆溪林下偶談四卷 宋吳子良撰 盼萬曆刊本 黄氏日抄· 讀文集十卷 宋黄震撰 清乾隆刊本 玉海·辭學指南四卷 宋王應麟撰 浙江書局本 文章軌範評文一卷 宋謝枋得撰 明刊本 論學繩尺·行文要法一卷 宋魏天應撰 明刊本 浩然齋雅談評文一卷 宋周密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二册 文辨四卷 金王若虚撰 四部叢刊影印舊鈔本 文章精義一卷 元李淦撰 元至順刊本 修辭鑑衡評文一卷 元王構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章歐冶《文筌》八卷附古文矜式等 一兀陳繹曾撰 日本元禄元年刊本 文說一卷 元陳繹曾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金石例十卷 元潘昂霄撰 清乾隆刊本 作義要訣一卷 元倪士毅撰 十萬卷樓叢書本 東坡文談绿一卷 元陳秀明撰 學海類編本 文原一卷 明宋濂撰 學海類編本 文式二卷 明曾鼎撰 日本内閣文庫舊鈔本 文章辨體序說 明吴訥撰 明嘉靖刊本 震澤長語·文章一卷 明王鏊撰 明刊本 升庵集·論文一卷 明楊慎撰 明萬曆刊本 文脉三卷 明王文禄撰 百陵學山本 歸震川先生論文章體則一卷 明歸有光撰 清嘉慶刊本： 四友齋叢說·論文一卷 明何良俊撰 明萬曆刊本 荆川稗编·文章雜論二卷 明唐順之撰 明萬曆刊本 唐宋八大家文鈔評文一卷 明茅坤撰 明萬曆刊本 文體明辨序說 明徐師曾撰 明萬曆刊本 文章一貫二卷 明高琦撰 日本寬永二十一年刊本 文評一卷 明王世貞撰 學海類编本 文章九命一卷 明王世貞撰 日本元文二年刊本 第三册 論學須知一卷 明莊一兀臣撰 清鈔本 行文須知一卷 明莊元臣撰 清鈔本 文訣一卷 明莊元臣撰 清鈔本 由拳集·文論一卷 明屠隆撰 明萬曆刊本 文章四題一卷 明屠隆撰 明萬曆刊本 言文三卷 明譚浚撰 明莴曆刊本 畫禪室隨筆·評文一卷 明董其昌撰 清乾隆刊本 杜氏文譜三卷 明杜浚撰 明刊本 文壇列俎評文一卷 明汪廷訥撰 明萬曆刊本 文字法三十五則一卷 明李騰芳撰 清光緒刊本 文章緣起註 梁任防撰 明陳懋仁註 學海類编本 續文章緣起 明陳懋仁撰 學海類編本 舉業素語一卷 明陳龍正撰 槜李遣書本 文通三十卷閏一卷 明朱荃宰撰 明天啟刊本 瀾堂夕話一卷 明張次仲撰 明崇禎刊本 古今文評一卷 明王守謙撰 日本享保十三年刊本 書文式·文式二卷 明左培撰 日本享保三年刊本 第四册 金石要例附論文管見二卷 清黄宗羲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章薪火一卷 清方以智撰 昭代叢書《道光》本 日知錄論文一卷 清顧炎武撰 清道光刊本 救文格論一卷 清顧炎武撰 清康熙刊本 夕堂永日緒論外编一卷 清王夫之撰 清同治刊本 論文雜語二種 清徐枋撰 四部叢刊本 萬青閣文訓一卷 清趙吉士撰 清康熙刊本 吕晚邨先生論文彙鈔 清吕留良撰 清康熙刊本 論學三說·文說一卷 清黄舆堅撰 學海類編本 讀書作文譜十二卷 清唐彪撰 清嘉慶刊本 伯子論文一卷 清魏際瑞撰 昭代叢書《道光》本 日绿論文一卷 清魏禧撰 昭代叢書《道光》本 鐵立文起二十二卷 清王之績撰 清康熙刊本 更定文章九命一卷 清王陣撰 昭代叢書《道光》本 規齋論文六卷 清張謙宜撰 清乾隆刊本 古文約選評文一卷 清方苞撰 清同治刊本 秋山論文 古文辭禁 清李紱撰 清乾隆刊本 文頌一卷 清馬榮祖撰 昭代叢書《道光》本 操觚十六觀一卷 清陳鑑撰 清康熙刊檀几叢書本 論文四則一卷 清楊繩武撰 昭代叢書《道光》本 菜根堂論文一卷 清夏力恕撰 清刊本 西圃文說三卷 清田同之撰 清乾隆刊本 論文偶記一卷 清劉大櫆撰 清道光刊遜敏堂叢書本 援鶉堂筆記·文史談藝一卷 清姚範撰 清道光刊本 經書巵言一卷 清范泰恒撰 昭代叢書《道光》本 惺齋論文一卷 清王元啟撰 清乾隆刊本 古文一隅評文二卷 清朱宗洛撰 清光緒刊本 第五册 四六叢話三十三卷 清孫梅撰 清光緒刊本 文說三則一卷 清焦循撰 清道光刊本 初月樓古文緒論一卷 清吳德旋撰 吕璜整理 常州先哲遗書後編本 丈談一卷 清張秉直撰 清道光刊青照樓叢書本 四書文法摘要 清李元春撰 清道光刊青照樓叢書本 朱梅崖文譜 清朱仕琇撰 徐經輯 清光緒刊本 退庵論文一卷 清梁章鉅撰 清道光刊本 第六册 藝舟雙楫·論文四卷 清包世臣撰 清光緒刊本 文法心傳二卷 清曹宫撰 清咸豐刊本 讀文筆得一卷 清黄本骥撰 清光緒刊本 睿吾樓文話十六卷 清葉元塏撰 清道光刊本 嗚原堂論文二卷 清曾國藩撰 清同治刊本 藝概·文概一卷 清劉熙載撰 清同治刊本 游藝約言一卷 清劉熙載撰 清光緒刊本 文品一卷 清許奉恩撰 一九三O年刊文品彙鈔本 論文章本原三卷 清方宗誠撰 清光緒刊本 讀文雜記一卷 清方宗誠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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