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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档案,是我国20世纪发现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地方历史文书档案。作为记录我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原始文书档案,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地方历史文书档案的流传规律、构成特点和价值,对历史文书档案的开发和利用,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文书档案在现代学术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具有很大益处。 一 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档案都来源于民间。它们得以保存流传,证明了中国地方历史文书档案的流传,取决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档案的价值等因素,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 敦煌文书,是指甘肃敦煌地区历史上遗存至今的文书材料。又称为敦煌遗书、敦煌文书、敦煌写本等,主要指古敦煌郡(即瓜、沙二州)境内(今敦煌、安西两县境内)的原始材料,包括1900年5月26日在藏经洞发现的,和1944年8月30日在土地祠残塑中发现的经卷文书、档案。其中,藏经洞出土的历史档案总数即有5万多卷件。这些历史档案有宗教典籍、官私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书等。其中的古官私文书有1千多件,以社会经济文书为主。它们现大都收藏在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等国。 徽州文书档案,有的称为徽州文书,是指安徽徽州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书材料。它在1957年从徽州民间开始大批流向社会。在80年代和90年代,在徽州民间又不断发现。其总数有30多万卷件。现分藏在中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地。以中国内地收藏最多,成批收藏的机构和个人就有40多家。徽州文书按内容分,有土地关系与财产、赋役、商业、宗族、官府、教育与科举、会社、社会关系等档案。 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档案,最初都是由民间收藏、保管,最后通过民间渠道发现遂由有关机构收藏的。敦煌古文书是民间百姓和寺院形成和保存下来的历史自然产物。各种立社条约、入退社文书和账簿,买卖、典押、博换、雇佣、借货契约、遗嘱、分书、有关营田、退田、受田、租田、请田、田亩、户籍、徭役、税收等牒状、财礼、纳贺、荣葬等,记载的都是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内容,徽州文书档案中也同样大量存在。 如果我们将敦煌古文书与徽州古文书相对照,便可发现其中许多种类都相同,并均以经济类文书为主体。敦煌文书中除经卷外,经济类文书占主要部分。徽州文书档案中也是经济类文书占绝大多数。这说明了两大地方历史档案,同以往发现的重大历史文化遗产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摆脱了中国传统史料以王室类政治史材料为主的传统模式,表现出了鲜明的民间特色和经济特色,十分具体和实用。这也说明实用价值是中国地方历史文书档案得以保存和流传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敦煌文书能够流存,还得益于莫高窟的藏经洞和千里无人烟的戈壁沙漠及偏僻的地理环境。徽州文书档案的流存,也得益于徽州“保界山谷”的地理环境、少战乱和社会安定。由此证明,地方历史档案的保存和流传,与地方所处的地缘因素又有极大的关系。如果说,这是中国地方历史文书档案得以保存的一些偶然因素,那么,这些偶然性的背后,又有其必然性。 古代敦煌,西方人将其视为“通向中国的大门”,是古代“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一站。它最初是随着西汉经济文化发展,中西陆路经济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隋唐五代时,随着经济的繁荣,佛教文化也繁荣起来,敦煌成为西北地区宗教活动的中心,从而产生了莫高窟。从整体上看,敦煌文书以经卷、经济文书、寺庙文书为主体,这正是敦煌几百年繁荣史中最具代表的东西,是历史上社会现象的自然沉淀或原始反映。中古世纪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使敦煌产生了大量的文书、档案,也使其中的这部分历史档案由于经济、文化的原因得以保存。因此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繁荣与稳定,是地方历史档案流传的必不可少的社会环境和重要基础。 徽州文书档案的流传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宋以后的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经济文化最为繁荣和政治最为安定的地区。徽商的崛起,使徽州社会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繁荣,带动了徽州整个上层建筑的繁荣,这种繁荣使徽州历史上各个社会领域形成的档案极为丰富,从而使徽州文书档案有了极为广阔的来源基础。徽州理学的兴起和盛行,民间重信义重契约意识的强固,对历史档案的收藏和流传又有重大影响。徽州“东南邹鲁”地位的确立,就是以徽州经济繁荣为基础的整个重视文化、珍惜文化遗产的社会环境的确立。这种环境基础的确立,对历史档案的保护起到了一种决定性作用。因此,徽州文书档案得以流传,也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必然性所决定的。 二 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档案都具有真实性、系统性、连续性和启发性,是我国民间历史文书档案不同时期的典型代表。两大历史文书档案前后相承,是连系和构建中古到近现代中国史的重要史料 徽州文书档案和敦煌文书作为社会发展的伴生物,绝大多数是自然产生自然流传的。它的产生是民间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它的运用和保存取决于其客观价值,即有效性,这是由作为凭证、有的甚至是以超过法律效用的民间信物而形成和保存的。源流的客观性,决定了档案内容上的真实性。同时,它们又是中国封建社会实际运行状态的最直接记录和反映。这种记录社会实态的历史文书档案,其真实性更为明显和直接。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使其有效用,人们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措施确保文书的合法有效,从而在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档案中留下了许多标识其真实性的地方。如敦煌文书中,一般写本都有写经人的题记和标识,并设有专门的写本与原本对校制度,这种制度称为“勘了”,即校对后,在卷尾写此二字以示勘校,有时还签署校对人员姓名以示负责。如敦煌各种成状中,有官员判词证凭、日期、鸟形签押为证。徽州文书档案中也有许多标识真伪的地方。如徽州乡约合同上有全村成年男子的署名花押。商业票据中更有许多票号或商人的钤印为防伪标志。至于诉讼案卷、布告、租簿、实征册、黄册等,都有明显的可以鉴定出真实性的地方。 徽州文书档案和敦煌文书内容都比较系统。如敦煌佛书包括经、律、论、经藏目录等。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以及官府往来文书。其中,告身又有册授、制授、敕授、奏授、判补等多种形式。有户部、度支部、金部、刑部、比部、兵部、郡县文书,还有军制、市制、屯田、水利、驿传、长行马、会计等文书。私文书中有各种契券、转帖、书牍等。古籍则有完整的经、史、子、集四大类。正由于系统性,敦煌文书被学者说为“中古陇右河西文化的缩影”。(黄征、程惠新. 劫尘遗珠——敦煌遗书. 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徽州文书档案种类更为系统,几乎涉及徽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土地和财产买卖、典当、租佃档案就有很多。诉讼文书更为系统,有各式诉状、批词、会勘记录、传票、拘票、通辑票、甘结、审单、供词、判词等。它被人们称为“七个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 徽州文书档案和敦煌文书是我国历史文书档案中连续时间最长的两种地方档案。所谓连续性,是指档案在历史年代上的长期性和连续不断。现在发现的敦煌文书年代最早的为英国图书馆收藏的西凉建初二年(406)所抄《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俄罗斯科学院收藏的《大宋咸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连续时间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前后近600年。其中汉文写本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徽州文书档案最早年代是黟县档案馆收藏的南宋《嘉泰元年(1201)大祥祭坛龙简》私家文书,最晚年代是民国38年(1949),时间连续跨度达748年之久。这两种历史档案是在我国已发现的地方历史档案中连续时间最长的。如殷墟甲骨近500年,居延汉简300多年,明清内阁大库档案500多年。 由于上述这些特点,敦煌文书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徽州文书档案被誉为“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经济和社会的关键”。(约瑟夫·麦克德谟特. 徽州原始资料——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的关键. 中译文见《徽学通讯》,1991年第1期)它们分别是我国中古世纪和13世纪以后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原始文书,是中国地方社会历史文书档案的典型代表。 从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档案的时间上看,它们具有相连性。前者起自5世纪,止至11世纪;后者起自13世纪,止至民国时期。除中间有百年的间隔外,基本上时间前后相连。在内容上,两者在一些方面,特别在社会经济文书方面也具有相承性。如敦煌文书中的田宅买卖租佃契券,反映的大都是唐代至五代时期的土地制度;徽州文书档案中的此类文书,以其后的宋元明清时期为主,在许多方面具有相承性。如契约格式、中见人、主盟人制度等,都有类似记载。 三 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档案,是形成敦煌学和徽学的重要条件。作为新学科创建基础,它们共同证明了“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这样一个科学规律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是敦煌文书、敦煌历史文化、敦煌石窟、壁画、彩塑、建筑,它是以敦煌文书为主而并不尽于敦煌文书的一门学科,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敦煌学不宜称为敦煌学,而应称为敦煌研究。徽学也是如此,它是一门研究徽州文书档案和历史文化的学科。虽然敦煌学和徽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尽于两地历史文书档案,但历史文书档案在其间所起的作用是重大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两门地方学的兴起和形成,缘于两地历史文书档案。 敦煌学的形成、发展历史,有的学者将其归纳为3个时期,有的归纳为5个时期。但不论如何,他们都是从藏经洞敦煌文书的发现后开始的。前两个时期也均为敦煌文书的搜集、辑录、校勘、编目、整理和初步研究。1930年,陈寅恪第一次提出“敦煌学”这一词时,其含义也只是仅指整理研究敦煌遗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敦煌文书而己。第四时期以后,即在1950年以后,敦煌学才在研究方法、理论、领域等方面逐渐形成和成熟,才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敦煌学。 徽学也是如此。虽然有些学者将徽学追溯到南宋理学之徽学,追溯到南宋罗愿的《新安志》,把民国时期徽人许承尧等的著作纳入徽学范围,但徽学的形成和兴起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这之前的徽州研究,应为徽州专题研究,而没有形成一门学科,不能称为徽学。80年代后,徽学的形成和兴起,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大量徽州文书档案的研究和运用。如果离开了徽州文书档案,徽州研究恐怕只是停留在一种地方史的研究,不能真正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一门新学科。 如果我们把敦煌学和徽学的形成时间,与两地的历史文书档案发现时间相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敦煌文书发现于1900年,敦煌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徽州文书档案发现于50年代,徽学形成于80年代。两者都是在两地历史文书档案发现30年后才兴起和形成的。这决不是一种巧合。只能解释为两地历史文书档案发现后,经过30年间的整理、公布,这些文书档案才开始系统地、全面地运用于敦煌研究和徽州研究,才使各自的地方史研究有了质的突破。或者说,才使各自的研究从地方史走到新的敦煌学和徽州学。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档案,带动敦煌学和徽州学的形成和兴起,正印证了王国维的一句名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在将来,敦煌学和徽学的发展,更大程度上将依赖于两地历史文书档案的不断开发和利用。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4年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