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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1958年成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起，到1990年完成第二个《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止，古籍整理出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有两件事似乎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这就是编印《四库善本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问题。 先谈编印《四库善本丛书》的问题。前几年国内发生了一阵“四库”热，争先恐后地用来之不易的外汇购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缩影本，听说销量不恶。有人对这种现象提出非议，主要理由是《四库全书》存在的问题很多，特别是经过馆臣窜改的宋元人文集、奏议及史部各书，已非原书的本来面目。这种情况是客观存在。但非议自非议，购买者自购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完全出于盲目？据我了解，盲目性也是有的，例如某些高等学校图书馆买了一套还不算，中文系、研究所还各买一套。这种现象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多数院校图书馆、个别省市图书馆线装书的家底很薄，某些新建院校甚至是完全空白。教师的教学、科研，都得乞求外地别的图书馆。向人家借书又不是那么方便，而且每看一次书，要按钟点付钱，长途跋涉，旅费可观。听说有影印本《四库全书》，等于一次买进3461种古籍，怎能不趋之若鹜。现在这套书正在大陆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起着流通的作用。我们面对这样的现实怎么办呢？库本中明明有许多问题，读者又不能因噎废食，难道我们就可以视而不见吗？这是古籍整理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为了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为迫切需要编印一部《四库善本丛书》，以补救《四库全书》的不足。早在30年代，南京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委托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时候，以北京图书馆袁同礼先生为首的一批版本目录学家就奔走呼号，要求以善本代库本。争论了很长时间，经过反复磋商，张元济先生提出折衷办法，就是库本、善本，同时并举。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两条腿走路。因为影印的这部分库本，原无刊本，或者即使原有刊本，也已不复存在，因此名之曰“四库珍本”。至于库本中凡有善本可以替代的，不妨另外编印善本丛书。可惜珍本只印了初集（台湾又印了二集、三集），可以替代库本的善本，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作罢。我以为这件事有必要重新提出来。当时北京图书馆在袁同礼先生主持下，曾经编过一个《四库罕传本拟目》。所谓“罕传本”主要是四库中的原刻本、足本、四库的底本、辑自《永乐大典》原书并未亡佚的刻本。这个《拟目》共260种，计经部24种，史部30种，子部36种， 集部170种。加上阮元进呈的四库未收的《宛委别藏》40种，共计300种。傅增湘先生也曾编过一个《四库孤本丛刊拟目》，共180种，经部35种，史部15种，子部24种， 集部106种。这两个拟目，都是为了以善本代库本编出来的。当年他们两位编这个拟目，大量善本书还在私人藏书家手中，需要辗转乞假，并非易事。现在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大量的私人藏书，十之八九，已如百川汇海，入藏北京图书馆，加上上图、南图、浙图、北大、清华、北师大、华东师大、复旦等图书馆，又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可资利用，我估计以善本代库本的数量，必然会大大增加。我认为这个时候旧事重提，具有现实意义。前人在30年代办不到的，现在一定能办到。凡是国内入藏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的图书馆，听说有一套以善本代库本的《四库善本丛书》，有谁不拍手叫好呢！我建议以北京图书馆和傅增湘先生两个《拟目》为基础，组织专家重新编出一个《四库善本丛书》的拟目来。 再谈续修《四库全书》的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早在清末福山王懿荣在官翰林院编修时，就曾上书建议续修。王懿荣已经看到《四库全书》纂修后100年间， 学术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乾嘉学派形成的考据之学，私人撰述，层见迭出；艺数之学，晚出愈精；很多中土失传的孤本秘籍来自海外。只有续修《四库全书》，才能兼容并收。由于当时清政府摇摇欲坠，朝不保夕，这不过是一种幻想。民国期间，有识之士如邵瑞彭、黄文弼等都提出过续修的设想，史学家吕思勉则主张改造《四库全书》，搜罗其所未备，校改其所未善，编纂一部《民国全书》。事实上都是纸上谈兵，无济于事。这些旧事，姑且不谈。现在是台湾在搞《续修四库全书》。据1987年5月10日《参考消息》转载香港《明报》报导， 台湾在蒋复璁（前中央图书馆馆长）主持下，组织了钱穆、高明、王叔岷、昌彼得等一批学者，从2 万种古籍中选定5000种，用3至5年时间来完成。究竟真相如何，不得而知。假使情况属实，一旦《续修四库全书》问世，大陆的图书馆是不是会重新出现前几年的“四库”热？采取消极阻拦的办法是不明智的。惟一可行的是我们自己动手，不要光吃现成饭。大陆的藏书，不知比台湾要超过多少倍，大陆的专家学者，水平也是第一流的。问题在于能不能把这批专家学者组织起来，我们的出版社有没有这样的魄力来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首先要解决的是，在续修《四库全书》这个问题上，大家能否取得共识。冯惠民先生在中华书局担任综合编辑室主任时，我给他通信时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其中特别提到清代乾隆以后的清人著作，国内很难搜求，如果连同四库失收的元明人著作，四库馆禁毁删窜的著作，选出三四千种书，在几年内分批影印问世，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向冯惠民先生建议，请中华领导向李一氓同志反映，并提出实施方案。当时中华总编办公室把我的这封信，刊登在《业务情况》1987年第3号上，还加了编者按，作为中华领导和同志们的参考。但是后来并无下文。 我觉得这是一个认识问题。也许有人认为我这个建议大而无当，这个时候提出续修《四库全书》，恐非国家财力所能承担；也许有人根本不同意什么“续修《四库全书》”，好象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去续修封建社会纂修其名、删窜其实的《四库全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有经验的出版家，都承认影印是赔不了钱的。过去商务印书馆影印《道藏》，只影印100部，尚有合法的利润。如果真要赔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艺文印书馆、上海古籍和上海书店就不可能一批又一批地影印古籍。问题在于如何去经营。至于“四库”这个名称，唐代早就有了，并非乾隆所专用。我们称这项工作为续修《四库全书》，无非因为《四库全书》已经家喻户晓，在社会上有它深远的影响。即使不称作“续修四库全书”，只要有“续修四库全书”之实也是可以的。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连带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们过去搞规划，只重点校、注释，再加今译，很少有过大部头影印的丛书。特别是对清人著作，从未把它当成一个重点来整理。实际上整理古籍应该点校与影印两条腿走路。点校与影印的关系，我的体会也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点校的目的在于普及，使一般对古文献难以断句的人便于阅读；影印是为专家学者提供大量参考用书。他们无需点校吃现成饭，只要有书他们就非常满意了。至于高质量的校注本，象《新编诸子集成》那样的书，专家学者们还是很需要的。有人怀疑影印是不是古籍整理，我认为这应该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象《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那样的影印，从选目、选本、配补、辑佚，直到必要的描润，最后写成题跋，那是地地道道的古籍整理。要提高影印本的质量，我们必须向前辈学者学习。再说，有很多书是无需点校的。如果全要点校，不但缓不济急，而且是一种浪费。趁目前一批老专家还健在的时候，可以按四库的类目，由不同的专家学者，参考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保存、整理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收书3万种）、丁福保、 周云青编纂的《四部书目总录》（商务印书馆在抗战前打成的毛样和纸板都在中华书局，我已另有提案，要求把这部200卷的巨编，列入“八五”规划，争取及早出版）， 从几万种古籍中选取5000种，编成拟目，再广泛征求意见，确定选目和版本，用招标的形式，由出版社分批分期影印出版。 原载：《文史哲》1993/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