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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藩( 1761-1831) ,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甘泉(今扬州邗江)人。淹贯经史,博通群籍,是当时名震东南的朴学家。其经学著述刊刻的主要有《周易述补》四卷、《尔雅小笺》三卷、《乐县考》二卷、《隶经文》四卷、《续隶经文》一卷、《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卷、《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等,另外,还有《经传地理通释》等未刊之作。当然,在这些著述中,影响最大、流布最广的还要数《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附于《国朝汉学师承记》之后。此三种书中,又以《国朝汉学师承记》影响更大,成就更高,争议也更厉害。 《国朝汉学师承记》第一次有针对性地对清代经学作了梳理,故而,自刊刻以来,影响深远,成为研治清代学术必读的参考书之一。在这里,我们着重从撰述背景、主要特色、地位和影响等三个方面作一论述。 关于《国朝汉学师承记》的撰写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背景。清代以来,统治者一直都积极倡导程朱理学,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也专用宋学。到了乾嘉时期,这一情况有所转变,开始对汉学表示认可,并对汉学家予以重用,典型的表现就是大兴四库馆,延汉学家戴震等人入馆修书,并特赐戴震同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以示优遇。但在科举考试中仍主宋学,所以专治汉学的儒生想通过科举步入仕途是极为困难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如朱维铮所言:“十八世纪的学术史中的所谓汉宋之争,原是清统治者施行的分裂文化政策的产物。……一方面,继续承认所谓朱子学是帝国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石,一方面又鼓励所谓汉学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沉湎经史考证的风尚。”①在种种政治的威逼利诱之下,汉学逐渐大成气候,如日中天,以至于后人在谈到乾嘉学术之时,直以“汉学”名之。汉学家在学术上的成就无疑是辉煌的,然而其境遇却不能与之相称,其主要的仕途之路——科举考试对多数人来说已无太大希望,而难得一遇的制科特赐,本来就近乎奢望。故而,汉学家大多仕途无门,生活窘困,如汪中、焦循等人皆是如此,江藩更是亲身经历,多次科考不中,本有召对圆明园的机遇,也因林爽文陷台湾而作罢,常年漂泊,六十五岁才退息里门,贫病潦倒。因而江藩是深有体会的,他曾在《国朝汉学师承记·汪中》中坦言:“藩自遭家难后,十口之家,无一金之产;迹类浮屠,钵盂求食;睥睨纨绔,儒冠误身;门衰祚薄,养侄为儿;耳热酒酣,长歌当哭。嗟呼! 刘子之过,酷于敬通;容甫之阨,甚于孝标。以藩较之,岂知九渊之下,尚有重泉;食荼之甘,胜于尝胆哉! ”其惨况可想而知。而《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述及汪中、徐复等人的凄惨境遇时,也多有同情之辞。有意思的是,方东树在《汉学商兑》卷下中谈到汉学“六弊”时,特别指出:“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其意是讥笑汉学家如惠栋、汪中、江藩、焦循等人,皆困于科举,或终老于监生,或仅得秀才,而汉学魁首如戴震也是因特赐才有了同进士出身。虽然这是方东树的讥讽之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其实,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的“叙论”中,江藩已经把撰写的主要动机和主旨说出来了,即表彰汉学,既总结其不凡的汉学成就:“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又鸣其不平,以为其境遇与学问极不相称:“三代之时,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魏晋以来,左右邦家,咸取才于科目。经明行修之士,命偶时来,得策名廊庙;若数乖运舛,纵学穷书圃,思极人文,未有不委弃草泽,终老邱园者也。甚至饥寒切体,毒螫 肤,筮仕无门,赍恨入冥。虽千载以下,哀其不遇,岂知当时绝无过而问之者哉!”进而指出:“是记,于轩冕则略记学行,山林则兼记高风。非任情轩轾,肆志抑扬,盖悲其友麋鹿以共处,候草木以同凋也。”而这种撰述动机,无疑就是当时政治形势、文化政策的一种反映。 二、学术背景。《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是在复杂的学术背景下撰著而成的。这种学术背景的产生,与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统治者采取了两面的文化分裂政策,汉学和宋学的形势和地位逐渐有了转变。随着汉学的逐渐兴盛,乃至到乾嘉时期达到鼎盛,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对宋学的统治地位来说,威胁只会越来越大。因此,汉学与宋学之争日趋激烈,到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方东树《汉学商兑》等书刊刻以后,就逐渐公开、表面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乾嘉汉学风靡一时之际,宋学已经趋于式微,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所说:“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②此一时期攻击汉学最厉害的,主要是袁枚、蒋士铨、方苞、姚鼐等人,尤其是姚鼐,极力引宋学以诋斥汉学,“自命为捍卫程朱道统的中流砥柱,著《九经正义》、编《古文辞类纂》,攻讦汉学,以方苞、刘大櫆的继承人身份,竖起‘桐城派’的旗帜,自居是清代‘正学’的集大成者”③,而这些人虽然以程朱理学相标榜,其实都是文士,无一为理学家。缘何这些文士会如此痛恨汉学?其实,文士与经儒交恶由来已久④ ,根深蒂固,以至两派争论愈演愈烈,乃至江藩嘉庆二十三年于阮元幕府刊刻《国朝汉学师承记》之后不久,姚鼐的高弟方东树即跳了出来,于道光六年撰成《汉学商兑》一书,对汉学家尤其是扬州一派大肆批判,甚至有谩骂之嫌。事实上,早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写成之后,就有两种意见,而这两种意见还都是来自汉学阵营。一种意见是极力称许,如汪喜孙、阮元等人在序跋中都给予高度评价。另一种意见则对书名“汉学”提出了强烈质疑,如龚自珍于嘉庆二十二年即在《与江子屏笺》中指出“汉学”之名有十不安,建议改为“经学”,以免徒立门户,招致争论。这两种意见,其实也反映出了当时学术界汉宋之争趋于激烈的事实,而后来事态的发展,也确实如龚自珍所料,汉宋之争随着《国朝汉学师承记》、《汉学商兑》的相继刊刻而表面化了。尽管江藩撰作此书的本意只在表彰汉学,并不想激化所谓的门户之争,如梁启超所说:“子屏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分,论者或病其隘执。然乾嘉以来学者事实上确各树一帜,贱彼而贵我,子屏不过将当时社会心理照样写出,不足为病也”⑤ ,但其实际效果,无疑是加剧了汉宋门户之争,因为,当时的汉宋之争已由暗斗逐渐转为明争,而江藩此书恰好成为了导火线。当然,这一时期的学术背景并不如此简单,并非只是汉宋之争,汉宋调和的论调也已开始出现,如纪昀、翁方纲、阮元等人都有汉宋调和之论,尤其是阮元,其所修纂的《国史儒林传》以黄宗羲、顾炎武作为清代汉宋学的共同开山,以示调停之意,在该书序言中也明言汉学、宋学“未可偏讥互诮”,在其幕府中也可以同时招徕江藩和东方树以共处。这一调和的意味在江藩身上也有所反映,他不仅专研汉学,对性命之学也有所关注;不仅讲求名物制度,也服膺躬行实践。除此之外,当时的学术背景还有今文经学逐渐复兴,经世致用的思潮开始兴起,关注学术史渐成一时之风气,这些就不再一一细述了。 三、除了上面所说的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还有必要谈一谈江藩自身的情况。上文已经提到,撰写《国朝汉学师承记》的动机和主旨在表彰汉学,而江藩在汉学研究领域成就斐然,但其生活境遇却颇为凄凉,常年奔波,贫病交加,晚年更加落魄⑥ ,这一情况使他表彰汉学的愿望愈加强烈。后来,当《国朝汉学师承记》撰成之后,龚自珍在肯定的同时,对其“汉学”之名提出了批评,并建议改为“经学”,以免激化汉宋之争,江藩也不予采纳,仍坚持以“汉学”名之,这与其强烈的表彰欲望当不无关系。另一方面,江藩自身的条件也使他表彰汉学的愿望得以成为可能,他师承吴派余萧客、江声,得传惠氏之学;又与王念孙、阮元等交游,得闻皖派之说;而作为“扬州学派”的重要成员,与扬州学人如汪中、焦循等交往密切,于扬州一派的学说更是了如指掌。这样,江藩的撰述动机和条件就很成熟了,这也是《国朝汉学师承记》得以撰成的主观因素。 从主要内容来说,《国朝汉学师承记》全书八卷,大致按照时间先后和师承授受将人物归类加以传记,卷一和卷八所记为清代汉学的创始期人物,卷二和卷三传记的是吴派人物,卷四所传人物在吴派、皖派之间,卷五、六所记的是皖派人物,卷七则为扬州一派,其中列入正传的有四十人,入附传者十七人,附传中还有若干人不见于目录。该书卷首先叙述了中国经学的源流,并对自己的师承渊源、经学史观、撰述主旨等作了说明,类似全书的总序。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江藩的经学史观,江藩以为,汉代是经学的兴盛时期:“专门之学兴,命氏之儒起。‘六经’、五典’,各信师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自此以后,经学日见衰落,至元、明之际,几乎绝灭,幸赖清帝贤明,尊崇汉儒,终于重现盛世,“皆知崇尚实学,不务空言,游心六艺之囿,弛惊仁义之涂”。对于这一经学史观,江藩还自称来源于余萧客、江声的教诲,并作了进一步的总结:“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亦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由此可见,江藩欣赏的是汉学,传承的是汉学,此书要表彰的也正是汉学。另外,江藩对宋学的态度也值得注意,他在谈及宋代经学时说:“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如欧阳修之《诗》,孙明复之《春秋》,王安石之《新义》,是已。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江藩对汉儒经说是信守勿失的,并点名批评欧阳修之《诗》、孙明复之《春秋》、王安石之《新义》为“邪说诡言,乱经非圣”,但对宋儒之学也不一概否定,以为“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这一态度,与惠士奇手书楹帖“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所倡导的倒是相当一致。所以,从这一点看,江藩撰作此书,其主旨也还在表彰汉学,而于标榜汉学门户、激化汉宋之争倒并不是太在意的。 上文已经提到,在卷首叙论中江藩把清代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在篇章结构的安排上也大致体现了这一点。应该说,这一看法是江藩首次明确地提出来的,也很有价值。更为可贵的是,江藩还在皖派之后将扬州一地的学人单列一卷予以传记,这样的安排在学术史上是有意义的,既揭明了扬州一派与皖派的渊源关系,如刘师培就在《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中说过:“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以扬州为最盛”;又凸显了汪中所注重的“江以北”这一学术群体,从事实上对“扬州学派”这一经学流派作了认定。其后有关清代学术史的著作,大都继承了这一观点,或者稍加发挥,尤其是“扬州学派”这个概念,正因为有了江藩先期的认定工作,方东树才在所撰《汉学商兑》一书中带着批驳的意味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如卷中之上说:“汪氏既斥《大学》,欲废《四子书》之名,而作《墨子表微序》,顾极尊墨子,真颠倒邪见也! ⋯⋯后来扬州学派著书,皆祖此论”,后来,“扬州学派”这一概念被梁启超等人接受,才得以逐渐广泛地使用。 如果说江藩关于清代汉学的分派可以见出其史识的话,那么,在为学人作传时,更可以看出江藩的史才。传记中主要记载了学人的生平、学业、主要学说、著述以及师承等方面的内容,详略情况则据传主的实际情况如成就的大小、资料的多寡而定,一般是成就突出、资料丰富的学人,如惠栋、戴震等记载得较为详细,反之则较为简略。这些传记的特点主要有二,一是据实以书,具有实录精神。如江藩与洪亮吉本为挚友,后因议论多有不合,以至断绝来往,江藩在为洪亮吉作传时皆能据实以书,并略有悔意:“今作君传,潸然泪下,自悔卤莽,致伤友道,能不悲哉! ”而伍崇曜咸丰甲寅年所作《国朝汉学师承记跋》指出:“《北江传》,记及其出示所作古文,指摘其用事讹舛,龂龂强辨一事。《北江诗话》则称郑堂《过毕弇山宫保墓道》诗曰:‘公本爱才勤说项,我因自好未依刘’,亦隐然自具身份,惜其为饥寒所迫,学不能进也。则宛然报复之师矣。”其意对江藩所作《北江传》中详细记载洪亮吉龂龂强辨一事多有不满,并视江藩为报复之师。其实,此评并不妥当。据闵尔昌所撰《江子屏先生年谱》,在“嘉庆四年”条下有按语:《凌次仲年谱》,丙寅二月,与宁郡鲁子山太守札有“今日之招,虽郑堂、稚存旧两咸集,竟不敢奉陪”之语。可知江藩与洪亮吉断绝来往在学界有一定影响,并引为憾事。江藩在此传记中详加记载,一为解释,二则可以起到引以为鉴的作用,事实上,江藩也在传文中表达了自己的悔意。以学问相切磋,是值得提倡的,即便是有见解的不同,也该求同存异,而不应反目成仇。正是基于这一看法,江藩才对因学术见解不同而反目的做法大加贬斥。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为密友汪莱作传时,江藩即指出:“(汪莱)与元和李尚之锐,论开方题解及秦九韶立天元一法,不合,遂如仇寇,终身不相见。噫,过矣! ”此外,在传记时大多能把握所传各人的特点并如实加以记载,即便是其师也不为之讳。如余萧客,长相奇特,时人有“鬼谷子”之称,江藩在传记中也据实以书:“先生(余萧客)状貌奇伟,顶有二角肉,疏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轨革家悬鬼谷子像,故同社中戏呼为鬼谷子。”另外,在材料缺乏的地方,江藩也坦然言之,不加掩饰,可见其实录精神。如卷六记载牟廷相时说:“栖霞又有牟廷相,字默人,覃溪学士为藩言之,后晤莱阳赵君曾,始知其治《今文尚书》”,又如卷七为贾田祖作传时,主要依据的是汪中所撰的墓志,江藩自称:“藩未识其人,亦未读其所著书。”其二,是文笔生动,叙事简明,评论得当。《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所传各人,江藩或从其受业,或从其交游,或熟悉其师承,或得闻其绪论,加之江藩又据实以书,因而所作传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另外,文笔也较为简洁生动,所下评论能够抓住要点,故而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所以,《国朝汉学师承记》所写各传,大多为以后的传记著作如《碑传集》、《清史列传》等所转录,也就不足为奇了。举例来说,如卷七为徐复作传时,称其勤奋好学,病危时,“犹手执《北齐书》与友人讲论,语未毕而逝”,仅记此一细节,就将徐复好学的秉性表现出来了;又如写到李的敦厚尚义的人品时,先是用“内性淳笃,恂恂退让,不与人较。然遇友朋患难,则尚义有为,至死不变”数语加以概括,继而举一典型事例:“久困诸生,以高第将贡于国学,试之前夕,执友贾田祖死,君入不试,亲为棺敛,送归其家”,最后引汪中的一句评语作结:“容甫称其勇于为义,有过贲育,非虚语也。”这样的行文,确实是简洁生动的。至于评论能够抓住要点,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中更是随处可见。如卷七评论刘台拱的学术时说:“君学问淹通,尤遂于经,解经专主训诂,一本汉学,不杂以宋儒之说。”又如卷三论戴震、钱大昕学术成就的高下时指出:“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钱大昕)学究天人,博综群经,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这些评论都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抓住了各自要点的。当然,由于有些资料属于道听途说而来,有些记载出于一时疏忽,《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记述不够准确的地方。如卷五记载程瑶田“乾隆庚辰举人,太仓州校官”,然据《清史稿》本传,程瑶田为乾隆庚寅举人,太仓州学正。又如卷八在著录黄宗羲的著述时,提到有“《龙武纪年》一卷”,其中的“龙武”二字当作“隆武”,是为南明唐王朱聿键的年号。再如卷四称刘逢禄“字申甫”,然《清史列传》、《清史稿》等书均作“申受”,又称刘逢禄“嘉庆辛酉选拔贡生,丁卯举人”,然据戴望《故礼部仪制司主事刘先生行状》,刘逢禄于嘉庆庚申选拔贡生,丙寅中试顺天乡试。凡此种种,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但是,尽管《国朝汉学师承记》还有种种不足之处,其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其地位也是值得肯定的。从学术史来看,《国朝汉学师承记》吸收了时人如汪中、阮元等的有关学术史的研究成果,承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于先,又启唐鉴《国朝学案小识》、梁启超、钱穆等人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后,其地位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其价值和影响更是有目共睹的,在该书撰成之后就引起了强烈反响,乃至方东树要撰写《汉学商兑》来针锋相对地加以批驳。此书后来一再重印,还不断有人要进行续写,如祁寯藻曾嘱何秋涛续编《国朝汉学师承记》,后未果;又如赵之谦,“学治训诂,尤好公羊师说,撰《国朝汉学师承记》若干卷,多明微言大义之学,师法谨严,论说精美,在江藩原书之右”⑦ ,其《汉学师承续记》稿本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已经漆永祥整理⑧ ,所记之学者“起嘉庆时,讫太平天国之后,今存稿中有正录20 人,附录19人,又附15 人,仅江书之半略强”⑨ ,足为研究清代学术史之重要参考。由此续书的盛况,当亦不难想见《国朝汉学师承记》的影响与价值。伍崇曜在咸丰甲寅为《国朝汉学师承记》所作跋文中评论此书“为上下二百年一大著作,谈汉学者决不可少之书”,洵非虚言,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 江藩在撰成《国朝汉学师承记》之后,又认为传中所载各家撰述“有不尽关经传者,有虽关经术而不醇者”,为了使治实学的人能够“得所取资,寻其宗旨”,于是就仿照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先例,“取其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者”,编成附记一卷,题作《国朝经师经义目录》,附于《国朝汉学师承记》之后刊行。据江懋钧作于嘉庆辛未的跋文可知,江藩对选录诸书定了四条标准,而根本性的原则只有一条,就是“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其他三条都是附加限制。这一根本原则清楚地表明,江藩旨在进一步表彰汉学,这与《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收录的实际情况也是相吻合的,据今人统计,“入选的经师仅三十二人,‘经义’诸书仅九十四种。其中入选三种以上的,有十四人,共七十二种;而入选五种以上的更少,依次为江永十二种,惠栋九种,顾炎武八种,阎若璩、戴震各六种,江声五种,共四十六种,就是说这六人的著作几占全部著作的半数。”⑩另一方面,虽然江藩《国朝经师经义目录》表现出的尊崇汉学,尤其是古文经学的倾向是不容否认的,但也必须看到,江藩对今文经学也有所关注,如在关于《论语》的概述中,对作为今文学的《鲁论语》、《齐论语》都能详述其授受源流。又如关于《春秋》的概述中也叙述了作为今文学的《公羊传》的传授源流,并提到:“阮君伯元云:‘孔君广森,深于《公羊》之学。’然未见其书,不敢著录,余仿此云”,而且,在江藩所著《隶经文》中还有《公羊亲迎辩》、《公羊先师考》等文章,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江藩对公羊今文学是较为重视的。此外,《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的陈述方式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把经义分为《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尔雅》、《乐》八类,在《论语》后附录《四书》类及经总义类,在《尔雅》后附《方言》、《释名》等“小学”诸书以及音韵类著作。每一类都首先概述其授受源流,次列举清人的有关著述,除了《论语》、《尔雅》外,在概述授受源流时还评述了清儒相关的研究状况与得失。可以看出,这一陈述方式与《四库全书总目》是较为接近的。《四库全书》是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修撰而成的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就是在修撰《四库全书》过程中产生的。据1933年出版的《故宫所藏殿版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在乾隆五十四年已经写定,并于这年由武英殿刻版。⑾《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十类,在每一类著录书目并撰述提要时,也都先概述其原委。可见,江藩《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基本上继承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和著录方式。值得指出的是,《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和主要内容,在《四库全书》中也已经基本反映出来了,而扬州的文汇阁即藏有一部缮录的《四库全书》。江藩所撰《舟车闻见录》⑿中有《四库全书》一篇,对《四库全书》的修撰及馆藏情况作了记载。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江藩也一再提到《四库全书》及《四库总目提要》,如卷六为纪昀作传时称:“《四库全书提要》(即《四库全书总目》) 、《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公一生精力,粹于《提要》一书⋯⋯今录公所作《戴氏考工记图序》一篇,以见其梗概⋯⋯”于此可见,江藩《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的陈述方式与《四库全书总目》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当不只是巧合这么简单了。总的来看,《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关于著作的选录还存在着可商之处,遗漏也在所难免,但终究还是把乾嘉汉学的总成绩反映出来了。 显然,江藩对汉学是尊崇有加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不完全排斥宋学,对宋学的躬行实践也极为推崇。故而,在撰述《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之后,江藩又撰著了《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有论者指出,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之后又作《国朝宋学渊源记》,其意在“以示调停”,“自《汉学师承记》行世后,受到宋学家的强烈反对,故不得不略示退让。”⒀我们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更应该看到江藩对宋学的态度。从江藩的师承渊源来说,江藩既受业于余萧客、江声,传惠氏之学,又从儒、佛互证的薛香闻、汪爱庐游,且早在十二岁时即从薛香闻受句读,习涵养工夫。关于江藩从学薛香闻、汪爱庐的情况,在《国朝宋学渊源记》中都有记述,江藩另有《过爱庐师》等诗篇纪之。由此可见,宋儒之学对江藩的影响不容低估。加之在江藩的经学思想中,也确实有重视宋儒躬行实践的一面,故而江藩撰著《国朝宋学渊源记》的主要动机是值得深思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藩在《国朝宋学渊源记》一书卷首的“绪论”中所言“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 藩为是记,实本师说”,是可以信从的,而长白达三在道光二年为《国朝宋学渊源记》所作序文中所评“详阅其书,无分门别户之见,无好名争胜之心”,也还有一定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江藩在“绪论”中还提到:“藩所著录,或处下位,或伏田间,恐历年久远,姓氏就湮,故特表而出之”,可知其主要还是表彰那些躬行有为而名位不显的宋学家,这与《国朝汉学师承记》着重褒扬那些经明行修而遭遇坎坷的汉学家几乎是如出一辙,而这些无疑又都是江藩自身遭际所打上的烙印。 《国朝宋学渊源记》的编法不同于《国朝汉学师承记》,不再以学派来安排章节,而是采取了按地域分卷的方式,卷上为北人之学,收录孙奇逢等十人,卷下为南人之学,收录了刘汋等二十一人,《附记》一卷则所收多为儒、佛互证之学者,计有八人,多半为江浙一带人士。关于南北之学,江藩在卷上“记者曰”中有这样一段评语:“北人质直好义,身体力行;南人习尚浮夸,好腾口说,其蔽流于释、老,甚至援儒入佛,较之陆、王之说,变本加厉矣。”从中可以看出,江藩对北方之学表现出了更多的偏爱,他甚至还对百泉、二曲等人作了点名褒扬,而对南方之学流于释、老则多有不满,尽管江藩在原则上是“不敢辟佛,亦不敢佞佛”的。在《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下的记载和评论中,江藩还对南方学者喋喋不休地辩论朱、陆、王三家异同的做法严加贬斥,称其为“词费”、“近名”。《附记》一卷则对以儒证佛、以佛证儒的薛香闻等人作了集中传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卷末的一段议论,作者对宋儒与佛学的关系作了揭示,以为宋儒于佛学既辟之,又效之,并指出自程伯子开始就已经援佛入儒了,均有见地。江藩还特地指出他的父亲学佛有年,明于去来,并称自己“谨守庭训,少读儒书,不敢辟佛,亦不敢佞佛”。这是研究江藩佛学思想来源的重要材料,结合《国朝宋学渊源记》中有关薛香闻、汪爱庐等人的传记,以及江藩自己诗文中关于佛学思想、关于与佛门人士交往的材料,我们就不难对江藩的佛学渊源与佛学修养作一揭示。 与《国朝汉学师承记》相比,《国朝宋学渊源记》及《附记》就显得较为粗疏,传记过于简略,多侧重于记载传主的生平与言论,而对其著述与学说很少涉及。梁启超经过比较后指出:“二书中汉学编较佳,宋学编则漏略殊甚,盖非其所喜也。” ⒁此论颇有道理。但无论如何,其首创之功仍不可没,对于研究清代学术史也还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注: ①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②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1页。 ③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第138页。 ④参见章太炎《清儒》一文,收于刘凌、孔繁荣编校《章太炎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 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 ⑥《尔雅小笺》卷首汪喜孙叙,光绪十九年《鄦斋丛书》本。 ⑦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二十五《清故江西知县会稽赵君墓志铭》,收入《碑传集合集》,上海书店1988年版。 ⑧整理稿见《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7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 - 377页。 ⑨漆永祥:《从赵之谦〈论学丛札〉看〈汉学师承续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第91页。 ⑩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第135页。 ⑾据《四库全书总目》“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⑿收入《炳烛斋杂著》中,民国三十七年《合众图书馆丛书二集》本。 ⒀王树民:《江藩的学术思想及汉学与宋学之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2期,第120 - 121页。 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23页。 原载：《求索》2005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