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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夏传《易》 子夏（公元前507——前420年）即卜商，为孔子精通六艺的七十子之一，在孔子的四科教育中，以精通“文学”（即文献）著称。孔子没后，传经之功，子夏甚大，对此古人评价甚高，如东汉徐防在上疏中云：“臣闻《诗》《书》《礼》《乐》，定于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1](第1500页)清人朱彝尊云：“盖自六经删述之后，《诗》《易》俱传自子夏，夫子又称其可与言《诗》，《仪礼》则有《丧服传》一篇，又尝与魏文侯言《乐》。郑康成谓《论语》为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赞一辞，夫子则曰《春秋》属商。其后公羊、谷梁二子皆子夏之门人。盖文章可得而闻者，子夏无不传之。文章传，性与天道亦传，是则子夏之功大矣。”[2]（第743页） 子夏传《易》，隋、唐人言之最明，且评价极高。由长孙无忌所撰的《隋书·经籍志》云：“昔宓羲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实为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把子夏与宓羲、文王、周公、孔子易学四圣并列，其赞誉可谓不可复加。李鼎祚在其《周易集解·序》中言易学自孔子至唐代的传承曰：“自卜商入室，亲授微言。传注百家，绵历千古，虽竞有穿凿，犹未测渊深。唯王、郑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致使后学之徒，纷然淆乱，各修局见，莫辨源流。”[3]认为子夏独得孔子易学真传，汉、魏以来，虽说《易》之家众多，但皆局于一偏，不得其正，对子夏易学也赞誉有加。 子夏的易学著作，西晋荀勖《中经簿》载“《子夏传》四卷”，梁阮孝绪《七录》载“《子夏易》六卷”，《隋书·经籍志》载“《周易》二卷”，注：“魏文侯师卜子夏传，残缺。”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子夏易传》三卷”，陆注：“卜商，字子夏，卫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师。”《唐志》云“《卜商传》二卷”。看来《子夏易传》由西晋时的四卷到隋唐时的二卷或三卷，可能已有所残缺。至南宋时出现十卷本的《子夏易传》，据说是唐张弧的伪作。至清《子夏易传》为十一卷本，朱彝尊、四库馆臣认为是另一个伪本。 但文献中的另一些记载，又使人们对子夏传《易》产生疑问，对《子夏易传》的作者产生争议。这些记载以两处最为关键，形成子夏传《易》研究的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史记》《汉书》所记载的先秦至西汉初儒家传《易》世系中没有子夏的名字。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此世系是：孔子——商瞿——馯臂子弘——矫疵——周竖——光羽——田何[4]（第2211页），《汉书·儒林传》的记载是：孔子——商瞿——桥庇——馯臂子弓——周丑——孙虞——田何[5]（第3597页）。唐司马贞、张守节考证馯臂子弘即馯臂子弓，矫疵即桥庇，周竖即周丑[4]（第2211页）。除馯臂子弓和桥庇的前后位置不同外，两个名单基本一样。两书的传《易》名单都没有子夏，这确实从表面上对子夏传《易》的说法构成挑战，也成为子夏传《易》反对者的一条很有力的理由。另一处是对子夏易学著作最早记载的刘向、刘歆的《七略》，其含义模糊不明。《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汉兴，韩婴传。”《七略》既说“《易传》子夏”，又提到“韩婴”，那么“子夏”与“韩婴”什么关系，《易传》的作者到底是孔子弟子卜子夏，还是西汉燕人韩婴，或者还是其他人？《七略》记载的歧义确启人疑窦，因此《子夏易传》的作者也就有了多种可能性，产生《子夏易传》的作者约有六人的争议（见下文）。 关于第一点《史记》《汉书》所载儒门传《易》世系，实际上涉及到先秦至西汉儒家易学传承流派的问题。《汉书·艺文志》叙述孔子没后，《春秋》《诗》《易》的传承情况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这说明在七十子那里，《易》学的传承已分为数家。考诸文献，七十子中有易学事迹者有子夏、子贡、商瞿等人。子夏的易学事迹，除上引文献外，《孔子家语·六本》、《说苑·敬慎》载有子夏向孔子请教《损》《益》之道，《孔子家语·执辔》记子夏闻古《易》而向孔子讲述。帛易《要》篇记载子赣（即子贡）在孔子晚年好《易》时，与孔子讨论《易》之卜筮的重要问题，《汉书·艺文志》录有子贡的易学著作《子赣杂子候岁》，由此推测子贡也有可能传《易》。商瞿传《易》，除《史记》《汉书》的记载外，《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亦云：“商瞿，……特好《易》，孔子传之，志焉。”因此，在孔子去世后，除商瞿外，估计子夏、子贡也都传《易》，形成至少三家传《易》的局面，而《史记》《汉书》所记传《易》世系，所反映的只是其中一家——商瞿的传《易》谱系而已。这样说，我们还有其他的理由。大家知道，司马迁的易学是承其家学，即太史公司马谈的易学，而司马谈承于杨何，杨何承于王同，王同承于田何[4]（第3118页，3127页，3288页）。因此司马迁所记的自商瞿至田何至杨何的传《易》谱系，正是司马迁所承习的、始于商瞿的儒家的一个传《易》流派，而绝非儒家易学传承的整体面貌，这也是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既述当时数家《易》皆自田何的现状：“乃今上即位，……言《易》自菑川田生”，同时又推重杨何易学，强调“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的重要原因。商瞿《易》一系被载于《史记》《汉书》，而子夏《易》一系不见载，正是推重家学时尚的时代产物。因此《史记》《汉书》没有记载子夏传《易》，并不能直接证明子夏没有传《易》。 关于第二个问题，古人关于《子夏易传》的作者，除卜子夏外，约有下列五种看法，对此我们作一考辨： （一）汉人韩婴，清人张惠言、臧庸、近人张心澂等持此观点，此种观点影响较大，信从者较多。张惠言《易义别录》卷十四曰：“刘向父子，博学近古，以为韩婴，必当有据。”臧庸于所辑《子夏易传》的《序》中曰：“庸以子夏之为韩婴，当以《七略》《七志》《七录》为据，汉晋六朝人所言不谬也。‘婴’为幼孩，‘夏’为长大，名与字取相反而相成也。《韩易》十二篇者，上下经并十翼也。今本《汉书》脱‘十’字，当据刘议补之。”[6]此说本刘向、刘歆《七略》“《易传》子夏，韩氏婴也”，论证“子夏”为韩婴之字，改《汉书·艺文志》“《韩氏易传》二篇”为十二篇，认定《七略》的“《易传》子夏，韩氏婴也”即班固据《七略》而成的《汉书·艺文志》的《韩氏易传》十二篇。此论证有一定道理，但也甚有问题：且不说“子夏”是否真为韩婴之字，依臧氏说法，刘向在《七略》中两录《韩氏易传》一书，岂不重复？再者，臧氏改《汉志》“《韩氏易传》二篇”为十二篇，并不能成立。《汉志》“《易传》”下列《周氏》、《服氏》、《杨氏》、《蔡公》、《韩氏》《王氏》皆为二篇，“《韩氏》二篇”不可能有脱文的错误。因此，臧氏的论证并不令人信服。张心澂《伪书通考》云：“案《汉书·艺文志》曰：‘刘歆奏《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师古曰：‘删去浮沉，取其指要也。’其《六艺略》载籍‘《韩氏》二篇’注云：‘名婴’，据《七略》以指要为题，他词或删或入注。‘《韩氏》二篇’即《七略》之‘《易传》子夏韩氏婴’二篇也。”[7]张心澂的论证比臧庸更深入，他是以《六艺略》为《七略》的删要本，《七略》“《易传》子夏韩氏婴”经删要后成为《六艺略》的“《韩氏》二篇”。按臧庸、张心澂的看法，刘向、刘歆的《七略》中没有记载卜子夏的易学著作。考《汉书·刘歆传》：“歆及向始皆治《易》。”《汉书·刘向传》载刘向在上封事中数引《易》，可知刘向治《易》渊源有自。他在其《说苑·敬慎》中记卜子夏向孔子问《损》《益》之道，必有所本，因此《七略》中载有卜子夏的易学著作，是有根据的，只是他的记载不很明确而已。实际上，刘向、刘歆“《易传》子夏，韩氏婴也”的记载下面还有一句话：“汉兴，韩婴传。”这值得我们注意。对此一种较合理的解释是：卜商的《子夏易传》，在汉初由韩婴传之。考《汉书·儒林传》，韩氏《易》所自受不明，但确不属上引《史记》《汉书》自商瞿至田何的一系。刘向、刘歆“《易传》子夏，韩氏婴也。汉兴，韩婴传”的记载，很可能透漏出这样的信息：韩婴易学，很可能就属于子夏这一系。 又，宋翔凤认为，韩婴作《易传》，韩婴之孙韩商传之，子夏是韩商之字，故以之命名为《子夏易传》。宋翔凤《过庭录》卷一曰：“《汉书·儒林传》云：‘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翔凤案子夏当是韩商之字，与卜子夏名字正同，当是取传《韩氏易》最后者题其书，故《韩氏易传》为《子夏传》也。”宋翔凤的论证是不可信的。其一，子夏为韩商之字，乃宋氏臆测，于史无征。其二，宋氏之所以能推测韩商之字为子夏，恰恰是受孔子弟子子夏其名为卜商的启发，而作出韩商其字为子夏的错误推论。因此，宋氏其说不成立自不待言。 （二）楚人馯臂子弓。《经典释文·序录》于“《子夏易传》三卷”下引曰：“张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案馯臂子弓为子夏门人，《史记索隐》和《正义》皆引应劭曰：“子弓，子夏门人。”他除了传承商瞿一系的易学外，也当传承子夏《易》。后人认为《子夏易传》为馯臂子弓所作，很可能是一种误解。 （三）汉人丁宽。此说见于荀勖《中经簿》，其曰：“《子夏传》四卷，或云丁宽所作。”这种后人的说法不可信，《汉志》已载“《丁氏易传》八篇”。但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缘由，丁宽为商瞿、馯臂子弓易学的一系，当传馯臂子弓亦即子夏易学的古义，因此误将丁宽作为《子夏易传》的作者。 （四）汉人杜邺和（五）汉人邓彭祖。南宋孙坦《周易析蕴》云：“世有《子夏易传》，……疑汉杜子夏之学。”南宋赵汝楳《周易辑闻》曰：“彭祖传梁邱之学，如以子夏为彭祖，犹有仿佛。”这两种看法都是以二人皆字子夏为据，不足凭信，朱彝尊《经义考》驳之曰：“孙坦疑是杜邺，赵汝楳疑是邓彭祖，盖两人俱字子夏也。然绎其文义，总不类汉人文字。”[8]（第42页） 总之，从以上文献的考察中，我们看到尽管有不同的观点，但《子夏易传》为孔子弟子卜商卜子夏的易学著作，卜子夏传《易》，还是很有根据的，并不能推翻。下面我们从《子夏易传》的一些佚文和古籍所引子夏于孔子问《易》的一些资料，一方面进一步证明《子夏易传》确为子夏所作，另一方面来探讨子夏的易学思想及特色。 二、《子夏易传》佚文考 《子夏易传》唐时尚存，但已有残缺，至南宋时亡佚。幸赖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孔颖达《周易正义》，以及宋朱震《汉上易传》、项安世《周易玩辞》、王应麟《困学记闻》、赵汝楳《周易辑闻》等书中引用的一些内容，可稍窥子夏的易学面貌。另一方面，出土帛书《周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的一些资料[9][10]，可与古籍所引《子夏易传》相比照、印证。下面我们对《子夏易传》的一些佚文作一具体考察。 （一）《周易正义·卷首》曰：“但《子夏传》云虽分为上下两篇，未有‘经’字。‘经’字是后人所加，不知起自谁始。”可知在《子夏易传》中，《周易》卦、爻辞部分只是称为“上下两篇”，还没有称为“经”。案西晋武帝时出土汲冢竹书，其中有《易》类书，已经有“《易经》”之名，《晋书·束皙传》记曰：“《卦下易经》一篇。”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估计汲冢是战国晚期之初，也就是公元前三世纪初年的魏墓，是可信的。这是墓中所出竹简写成时间的下限。”[11]（第181页）这说明《周易》称为“经”最迟不晚于战国晚期之初。《子夏易传》称《周易》为“上下篇”，而没有称为“经”这一事实，证明《子夏易传》的成书一定不晚于战国晚期之初，这也是《子夏易传》的作者不可能是汉人韩婴的一条铁证。又，《周易》最初是称“上下篇”的，正如刘大钧先生所考证：“《汉书·艺文志》云：‘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很清楚，班固认为是最初‘重《易》六爻’时，分成的‘上下篇’，而《系辞》又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可证创作《系辞》时，仍称曰‘篇’。”[12]（第52页）这说明《周易》称“上下篇”极早，子夏于《子夏易传》中称《周易》为“上下篇”，正是承袭《易》之古义的一种成说，这证明《子夏易传》的成书确实很早。 （二）今本《易经》《谦》卦，《经典释文》云：“《子夏传》作嗛”，可知《子夏易传》“谦”作“嗛”，而帛书《周易》也作“嗛”，《子夏易传》与帛本同。刘大钧先生考证《子夏易传》与帛本作“嗛”是用古文，今本作“谦”是用今文，他说：“案《汉书·尹翁归传》：‘然温良嗛退，不以行能骄人。’颜师古注：‘嗛，古以为谦字。’再，《汉书·司马相如传》：‘嗛让而弗发。’颜师古注：‘嗛，古谦字。’《国语·晋语一》亦有‘嗛嗛之德’、‘嗛嗛之食’。以此知……《子夏易传》及帛本亦是用古文，今本作‘谦’是取今文。”[13]（第30页）可见《子夏易传》的内容较古。又，韩婴的《韩诗外传》中记载了一些《易》说，其卷三云：“《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可知韩氏《易》中《谦》作“谦”，是取今文，与《子夏易传》不同，这有力地证明《子夏易传》的作者决不可能是韩婴。 （三）今本《易经》《颐》六四爻辞“其欲逐逐”，《经典释文》载：“《子夏传》作‘攸攸’。”帛书《周易》作“笛笛”，上博战国楚竹书《周易》作“攸攸”，可见《子夏易传》和竹书同。刘大钧先生考证《子夏易传》和竹书作“攸攸”为古文，其曰：“《汉书·叙传》：‘六世眈眈，其欲浟浟。’颜师古注：‘浟浟，欲利之貌也。浟音涤。今《易》浟字作逐。’由此可知，作‘逐’字为今本，作‘浟’字为古本。而《子夏易传》作‘攸攸’，正与竹书同。荀爽作‘悠悠’，刘歆曰‘跾，远也’，其说皆由古《易》而来。”[13]（第44页）可见《子夏易传》确有古《易》面貌，其成书不应晚至汉代，韩婴作《子夏易传》是不可信的。 （四）今本《易经》《丰》卦九三“丰其沛”，《经典释文》曰：“子夏作‘芾’，《传》云：‘小也。’”是《子夏易传》“沛”作“芾”，释“芾”为“小”义。按《子夏易传》释“芾”为“小”与《诗》之毛传同。《诗·甘棠》：“蔽芾甘棠”，毛传：“蔽芾，小貌。”孔颖达疏曰：“《我行其野》云‘蔽芾其樗’，笺云‘樗之蔽芾始生’，谓樗叶之始生形亦小也。”案毛《诗》乃子夏所传，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曰：“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因此释“芾”为“小”确为子夏之义，这也是《子夏易传》作者为卜子夏的一条力证。 又，《丰》九三“沛”，除子夏作“芾”外，郑玄、干宝亦作“芾”，《经典释文》：“郑、干作‘芾’，云：‘祭祀之蔽膝。’”而上博战国楚竹书《周易》亦作“芾”，看起来似乎子夏、郑玄、干宝皆与战国竹书同，实际不然。案郑玄、干宝作“芾”，乃以朱芾、赤芾之芾释之，《说文》：“巿，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天子朱巿，诸侯赤巿，……韍，篆文巿，从韋从犮。俗作紱。”段注：“此（韍）为篆文，则知巿为古文也。”是郑、干之“芾”即“韍”字，故释曰“祭祀之蔽膝”，解《丰》九三“丰其芾”之“芾”，乃蔽而使暗之义，王弼注即取郑义：“沛，幡幔，所以御盛光也。”这与子夏释“芾”为“小”义不同。考《象传》释九三爻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象传》显然是以“沛”为“小”。《子夏易传》与《象传》一致，又与战国竹书《周易》相同，说明《子夏易传》确存《易》之古义，而郑、王、干此注则与古《易》远矣。 （五）《周易正义》在《乾》卦辞“元亨利贞”下引《子夏易传》：“《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周易集解》也引《子夏易传》这段话，与此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子夏易传》以“始”释“元”，与《春秋公羊传》完全相同。《春秋》隐元年《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显然以“始”释“元”。案《公羊传》传自子夏，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传《春秋》者非一”，唐人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可见《公羊传》以“始”释“元”正是承自子夏。而《子夏易传》也以“始”释“元”，与子夏《公羊传》相同，这正是《子夏易传》的作者为子夏的一条明证。 考今本和帛本《易传》，可知子夏“元，始也”的讲法承自于孔子。《彖传》释《乾》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文言》释《乾》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帛书《易传》的《二三子》曰：“[卦曰：黄裳元吉。孔子曰：此言]□□□□□者也。元，善之始也。”将今本和帛本《易传》相印证，可知孔子已经以“始”释“元”，子夏的讲法正是秉承孔子。 再者，《彖传》和《文言》都有对《乾》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我们将《子夏易传》的解释和二者相对照，会发现子夏和《彖传》相一致，而与《文言》不同，这表现出子夏易学的思想特点。我们看：《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正是《子夏易传》“元，始也”；《彖传》“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正是《子夏易传》“亨，通也”；《彖传》“保合大和”，正是《子夏易传》“利，和也”；《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正是《子夏易传》“贞，正也”，二者在内在精神上完全一致。《彖传》释“元亨利贞”，是“性与天道”的讲法：天道为万物之始源，万物的性命得之于天道并上通天道，在天道的流行变化中，万物各得正定其性命，呈现一个和谐的宇宙。这一种形上的讲法，正是孔子本于古《易》象数而发乎义理，将卜筮之《易》提升为哲学典籍的典型体现，也是孔子本于《易》之“古义”而开创出《易》之“新义”，开创出易学研究新理境的体现。 再看《文言》对“元亨利贞”解释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我们知道，《文言》的这种说法完全承之于孔子之前的《易》之古论，《左传》襄公九年载穆姜筮卦，她就引用了这段古语说：“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文言》所袭用的古语以“体仁”“长人”释“元”，以“嘉会”“合礼”释“亨”，以“利物和义”释“利”，以“事干”“固”释“贞”，这是一种伦理的讲法，与《彖传》哲学的讲法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理论层次和思想境界。子夏承于孔子而不取古语的讲法，说明他对孔子所开创的新易学，对新易学所蕴涵的精微大义，已有深入契会。 （六）《周易集解》释《乾》初九“潜龙勿用”，引《子夏传》曰：“龙所以象阳也。”子夏是以“阳气”释“龙”，这与《象传》《文言》一致，《象传》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文言》“潜龙勿用，阳气潜藏。”子夏和《象传》《文言》以“气”，具体而言以阳气和阴气言《易》，这正是古代“《易》以道阴阳”的特色，也与孔子以龙之德言阴阳二气变化之《易》义同。帛易《二三子》记载了孔子向弟子论述此义的情形：“二三子问曰：《易》屡称於龙，龙之德何如？孔子曰：龙大矣……高尚行乎星辰日月而不晀，能阳也；下纶穷深渊之渊而不沫，能阴也。上则风雨奉之，下纶则有天□□□。穷乎深渊则鱼蛟先后之，水流之物莫不隋从；陵处则雷神养之，风雨辟乡，鸟守弗干。曰：龙大矣。龙既能云变，有能蛇变，有能鱼变……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刑，神能之至也……知者不能察亓变，辩者不能察亓义。”孔子的论述强调“变”，他以龙的变化来讲阴阳二气的变化，所彰显的正是《系辞》所言变易的道理：“《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孔子讲龙之德既能阳，也能阴，子夏讲“龙所以象阳”，应该说是承之于孔子。 （七）今本《易经》《泰》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朱震《汉上易传》引《子夏易传》：“子夏曰：帝乙归妹，汤之归妹也。汤一曰天乙。”王应麟《困学记闻》、赵汝楳《周易辑闻》皆载《子夏易传》此条。《归妹》六五亦言：“帝乙归妹。”《汉上易传》引《子夏易传》：“子夏曰：汤之嫁妹也。”可知子夏是以《泰》和《归妹》的“帝乙归妹”为“汤之嫁妹”，以“帝乙”为成汤。 案“帝乙”为谁，《象传》没有明确指出，只是本爻位阐发义理，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古人认为此“帝乙”是商代帝王。在商代有两个帝王称为“帝乙”，一是成汤，一是纣王的父亲。因此也形成了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帝乙”是微子和纣王的父亲。《左传·哀公九年》记阳虎以《周易》筮，遇《泰》之《需》，即《泰》卦六五爻动，阳虎观其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断其吉凶，其中说到：“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可见阳虎是以微子的父亲为“帝乙”。东汉虞翻承此说，《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帝乙，纣父。” 另一种认为“帝乙”是成汤。《易纬·乾凿度》卷上：“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阳气始通，阴道执顺，故因此以见汤之嫁妹，能顺天地之道，立教戒之义也。至于《归妹》，八月卦也，阳气归下，阴气方盛，故复以见汤妹之嫁。以天子贵妹，而能自卑顺从，变节而欲承阳者，以执汤之戒。是以因时变一用，见帝乙之道，所以彰汤之美，明阴阳之义也。”又曰：“汤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妇。夫妇正，王道兴矣。故曰：《易》之帝乙为成汤。”孔子明确指出：《易经》中的“帝乙”是成汤。汉代京房和荀爽承此说，《困学记闻》载京房汤嫁妹之辞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骄诸侯。阴之从阳，女之顺夫，本天地之义也。往事尔夫，必以礼义。”[14]（第49页）《后汉书·荀爽传》记荀爽对策曰：“《易》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妇人谓嫁曰归，言汤以娶礼归其妹于诸侯也。” 考以上文献，可知子夏以“帝乙”为成汤之说，定当本于孔子，而下传于两汉，被京房、荀爽等人所承袭。而孔子“帝乙为成汤”之说，也当有所本，当为《周易》古经之古训。 （八）今本《易经》《贲》六五爻辞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经典释文》载《子夏易传》释“束”曰：“五匹为束，三玄二纁，象阴阳。”子夏此释以阴阳说《易》，但与上面讲阴气和阳气不同，这里讲《易》数的阴阳。今本《系辞上》引古“天地之数”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云云，三为天数，也即阳数，故子夏言象阳；二为地数，也即阴数，故子夏言象阴。可见子夏对古《易》数是很了解的。 （九）《周易正义》在释《象·益》“风雷，益”下引《子夏传》云：“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盈。”子夏此言，实际上涉及《易》之古义——“卦气”说。以“卦气”六日七分说，《益》居正月立春之时。《大戴礼记·夏小正》云：“正月：启蛰。正月必雷。”《逸周书·时训解》云：“立春之日，东风解冻。”《益》卦下《震》上《巽》，《震》为雷，《巽》为风，立春以后，雷动于下，东风劲吹，万物蠢蠢而动，开始生长繁盛，正是“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盈”的生气勃勃的春天景象。因此子夏所言，正是古“卦气”说。 子夏《益》卦言“卦气”，乃是承之于孔子。帛易《要》篇记有孔子向其弟子——“二三子”论述《损》《益》之道，其曰：“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授》（应为《损》，引者按）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损），产道穷焉，而产道□焉。《益》之始也吉，亓冬也凶；《损》之始凶，亓冬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孔子论《损》《益》之道，阐发审察吉凶之门的君道，也见载于《孔子家语》、《说苑》和《淮南子》等古籍中，说明此事是可信的。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家语》《说苑》记载向孔子请教《损》《益》之道的是子夏，如《孔子家语·六本》：“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说苑·敬慎》：“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由此可推知《要》篇所记亲闻孔子讲《损》《益》之道的“二三子”中定有子夏。而孔子讲《损》《益》，正讲到古“卦气”说。以“卦气”六日七分说，《益》居正月立春之时，正是孔子所言“《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损》居七月立秋后处暑时，正是孔子所言“《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孔子所言，正为古“卦气”说。孔子在讲解《损》《益》卦时，引用古《易》的“卦气”之说，子夏亲闻并“志之”“终身诵之”，《子夏易传》记载《益》卦“卦气”之义，就很自然了。 （十）今本《易经》《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朱震《汉上易传》引《子夏易传》：“《子夏传》曰：‘血谓四，士刲羊三而无血。’”子夏所说“血谓四”，是指《归妹》卦三、四、五爻互体为坎，《说卦》云：“坎为血卦。”由此可知，子夏已用互体。朱震已经看到这一点，他在上引文下接着说：“是则自子夏以来传《易》者以互体言矣。” 关于互体之说，很多学者认为起于汉人，其实其源甚古，在先秦已经存在。《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筮，遇《观》之《否》，周史观其卦象断其吉凶，其中曰：“有山之材”，又曰：“犹有观焉”。其言“山”者，是因为《否》卦二、三、四爻互体为艮，而艮为山。其言“犹有观”，是因为《否》卦初爻至五爻连互为《观》。而此点，尚秉和先生于《左传国语易象释》中已指出。可见最迟在春秋时，已有互体之说。新出土帛《易》也证明先秦已有互体之说。今本《系辞》“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帛书《系辞》作《大有》卦。刘大钧先生指出，这表明帛易已用互体。他说：“帛本作《大有》与今本作《夬》，名虽不同而其义无异，盖因《大有》卦初九爻至六五爻连互而成《夬》卦也。故作《夬》卦与作《大有》卦，义皆相同。然而，由今本作《夬》卦而帛本作《大有》卦思之，可证连互之说先秦早已有之！”[15]（第51页）由此可见，子夏讲互体，乃是本于古《易》的一种自然做法。 （十一）今本《易经》《未济》卦辞：“小狐汔济。”朱震《汉上易传·说卦》引《子夏易传》：“《子夏传》曰：‘坎称小狐。’”坎为小狐，乃为古逸象，今本《说卦》不载，但见于《九家易》中的八卦逸象。先秦时的古易八卦卦象，至秦汉时已佚失不少。据文献考证，西汉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七三年），有河内女子发老屋，得佚《易》、《礼》、《尚书》各一篇，上献朝廷。佚《易》一篇即《说卦》（卷二）[16]。东汉荀爽等人的《九家易》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其中曰：“坎为狐。”可见，《子夏易传》中确实保留着一些古卦象，《子夏易传》确存古义。 《子夏易传》还存有“艮为斗”的古逸象。宋项安世《周易玩辞》卷十五《说卦》引《子夏传》：“子夏曰：斗主狗，斗止而动，艮之象也。”可见《子夏易传》有艮为斗的卦象。艮为斗，不见于今本《说卦》，也是先秦一种古逸象。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释“艮为狗”引《九家易》：“《九家易》曰：艮止，主守御也。艮数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为犬，故犬怀胎三月而生。斗运行十三时日出，故犬十三日而开目。斗屈，故犬卧屈也。斗运行四帀，犬亦夜绕室也。”《周易玩辞》卷十五也引《九家易》：“《九家易》曰：艮主斗，故犬三月而生”云云，与《周易集解》所引略同。观此两处引文，可知《九家易》也载有艮为斗的古逸象。《子夏易传》所载艮为斗的古逸象确有所本。 实际上，《子夏易传》佚文中的“艮为斗”、“坎为小狐”这两个古卦象，只是子夏所知的古八卦象数的一部分。从《孔子家语·执辔》、《大戴礼记·易本命》等所载子夏谈论古《易》的一段资料，（见下文）我们已经考证出子夏了解一套八卦古象数。这套八卦古象数是：乾为日，为人，乾数一；坤为月，为马，坤数二；艮为斗，艮数三；兑为时，为豕，兑数四；坎为音，为猿，坎数五；离为律，为鹿，离数六；震为星，为虎，震数七；巽为虫，巽数八[17]（第19—24页）[18]（第423—444页）。由此可推知，《子夏易传》定当保存了很多的八卦古逸象，《子夏易传》确存《易》之古义。 现在我们对以上《子夏易传》佚文考证作一总结。首先，考证说明《子夏易传》的作者确应为孔子弟子卜商子夏，其成书确应较早，《子夏易传》的作者为汉人如韩婴等的说法是不成立的。第二，说明《子夏易传》确有古《易》面貌，子夏对《易》之“古义”，如《周易》古经卦爻辞的古训、八卦古逸象、逸数、古“卦气”说、互体说、古《易》道阴阳重象数等古《易》内容和特质，熟知并能深入把握。第三，说明子夏对孔子由象数而达于道的易学新理路、“性与天道”的易学“新义”，有深入的契会和领悟。《子夏易传》虽已亡佚，由以上考证，我们可推知子夏易学的思想特色当是《易》之“古义”和“新义”兼容。 古代易学发展至孔子，实有一重大转折。孔子之前的易学，是为《易》之“古义”，这些“古义”主要关涉的是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的卜筮之旨。孔子从《易》之“古义”出发，本于象数而发乎义理，由“明数”而“达德”，由神道而人文，由讲阴阳灾变而讲性与天道，开拓出研《易》新理路，创造出易学新理境，从而将卜筮之书提升为哲学典籍，将《易》之“古义”发展为《易》之“新义”。[19]孔子讲《易》，讲卜筮，更讲德义；讲阴阳、五行、“卦气”，更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讲《易》之“古义”，更由“古义”生发“新义”。因此，孔子易学，既包含《易》之“古义”，同时更有“新义”，是容“古义”和“新义”于一体的儒门新易学。帛书《要》曰：“夫子老而好《易》……子赣（贡）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之好之乎？’夫子曰：‘……予非安亓用也。’[子赣曰：]夫子今不安亓用而乐亓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赣曰：‘夫子亦信亓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世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要》篇的记载充分说明了孔子新易学的特点，同时也说明对这一新易学，时人甚至孔子的一些高足，如子贡等人，都不能理解，以至孔子发出“疑丘”的感叹。 而从上面的考证，可知子夏对孔子的新易学则有深入的理解，他既熟知其“古义”，又能契会其“新义”。据《论语·子张》载：“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朱熹《四书集注》：“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子夏认为《易》之卜筮虽属小道，但也有“道”在，因此“必有可观”，但不可拘泥沉溺于此，必须超越它、提升它，要以成就君子大道之学为宗旨，这与孔子的新易学观完全一致。子夏的这种易学观可能是自己在研《易》中形成的，也可能是受自于孔子而形成的，但不管怎样，孔子和子夏易学观一致，在研《易》中师生二人于心戚戚、感而遂通，是可以想见的。在孔子授《易》的“二三子”诸弟子中，子夏受于孔子《易》必良多，当最能肯认孔子易学之大体。因此，子夏易学直承孔子易学，兼容“古义”和“新义”，正是合乎情理的。 三、子夏易学与《归藏》的关系 子夏所了解的《易》之“古义”，包括《归藏》，这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 《孔子家语·执辔》、《大戴礼记·易本命》、《淮南子·墬形训》等载有子夏论古《易》的一段资料，兹综合三处记载录之如下：“子夏问于孔子曰：‘商闻《易》宣人生及万物、鸟兽、昆虫，各有奇耦，气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达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从奇，奇主辰，辰为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敢问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对于这段资料，我们已经考证它背后实际隐藏着一套古《易》八卦象数。这套古《易》八卦象数，从《易》象上说，即《乾》为日，为人；《坤》为月，为马；《艮》为斗；《兑》为时，为豕；《坎》为音，为猿；《离》为律，为鹿；《震》为星，为虎；《巽》为虫。从《易》数上说，即《乾》为一，《坤》为二，《艮》为三，《兑》为四，《坎》为五，《离》为六，《震》为七，《巽》为八。这是一个与今本《说卦》所载古《易》象数系统不同的另一古《易》系统，从这一古《易》资料为子夏所“闻”，孔子亦“昔闻老聃”，可推知这一古《易》系统应在孔子之时或以前即已存在，其渊源颇为久远[17]（第19—24页）[18]（第423—444页）。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古《易》系统的八卦之序。从我们的考证可知，这一八卦卦序是：乾、坤、艮、兑、坎、离、震、巽，而这一八卦卦序正与传本《归藏》八卦卦序完全相同！ 案《归藏》之名，现存文献最早见载于《周礼》和《山海经》。《周礼·春官·大卜》：“（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引《山海经》曰：“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此言今本《山海经》无之）汉代杜子春、桓谭、郑玄等人皆言及《归藏》。但《归藏》之书，《汉书·艺文志》不载，《隋书·经籍志》始载《归藏》十三卷，并云：“《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可见此时，学者已对自晋《中经》以来所载《归藏》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此十三卷本《归藏》至宋时已残，《文献通考》引《崇文总目》云：“今但存《初经》、《齐母》、《本蓍》三篇。”《文渊阁书目》已不著录，大概在元明之际此《归藏》已亡佚。晋干宝《周礼注》、宋朱震《易丛说》、李过《西溪易说》、罗泌《路史》等书存有《归藏》的一些佚文，清马国翰、黄奭等人有辑佚本。但对于此《归藏》，很多学者怀疑其真实性。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汉墓出土秦简“易占”[20]（第37—43页），据说“该墓的相对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下限不晚于秦代”[20]（第43页），可见此秦简“易占”乃抄写于战国晚期。据学者研究，已确定此“易占”即上述文献所记载的《归藏》，由此可证传本《归藏》不伪，是真实有据的。 从干宝《周礼注》、朱震《易丛说》以及李过《西溪易说》等书所存《归藏》佚文，可知《归藏·初经》的八卦之序是：初乾、初 （笔者案：朱震注曰‘坤’[21]，廖名春先生考证‘ ’乃寅字讹体，本是卦辞，误为卦名[22]（第17—18页）。朱震所注是对的，初 即初坤）、初艮、初兑、初犖（朱震注：坎）、初离、初釐（朱震注：震）、初巽，即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干宝等人所记《归藏·初经》八卦之序，定当有所古本。其实在今本《说卦》中，就存在《归藏》八卦卦序的踪迹。《说卦》曰：“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为四句话，其顺序反过来，则为《归藏·初经》之序，即“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雷以动之，风以散之”，正为乾、坤、艮、兑、坎、离、震、巽。而其中“坤以藏之”，以“藏”为“坤”之象，正与重“坤”、以“归藏”为名的《归藏》符合，也说明这四句话确实应与《归藏》有关。 对照我们考证出的子夏所了解的古《易》八卦之序，可看到二者完全相同！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子夏所了解的古《易》八卦系统，很可能就属于《归藏》，子夏对《归藏》应该是了解和熟知的。 而汲冢竹书出土《归藏》，说明子夏不仅熟知《归藏》，而且传习《归藏》。 西晋武帝时（具体时间三种记载，即咸宁五年、太康元年或二年，即公元279至281年三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墓（李学勤先生推断，墓葬时间约为公元前299年或稍晚一些[11]（第181页）。出土竹书约七十五篇，其中有《易》类书，据唐房玄龄等撰《晋书·束皙传》记载：“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劭陟论《易》。”可见其中有两种《易》书，一种即今本《周易》古经。另一种《易繇阴阳卦》应该是《周易》之外的另一种《易》书，正如学者指出：“从篇名《易繇阴阳卦》来看，此书也是由卦符（所谓阴阳卦）和文字解说（即‘繇’）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是指该书之卦符与《周易》之卦符略同，而文字解说则与《周易》相异。显然这是与《周易》类似但不从属于《周易》的另一种易书。”[23]（第59页）那么它是那一种《易》书呢？《艺文类聚》卷四十载王隐《晋书》言汲冢竹书曰：“有《易卦》，似《连山》、《归藏》文。”束皙所称《易繇阴阳卦》，王隐称为《易卦》，并指出它是《连山》或《归藏》。那么它到底是《连山》，还是《归藏》呢？我们知道，《归藏》汉初已亡，晋人荀勖所编撰的《中经新簿》（后人称为晋《中经》）始著录《归藏》。考《晋书·荀勖传》：“（荀勖）领祕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祕书。”《文选·王文宪集》注引王隐《晋书》亦言：“（荀勖）领祕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错乱。……太康二年得汲冢中古文竹书。勖自撰次注写，以为《中经》。”可知荀勖与束皙等人一起参与整理汲冢竹书，最后由荀勖依照刘向整理古籍的方法（如重定书名），自己“撰次注写”，将汲冢竹书束皙所称的《易繇阴阳卦》、王隐所称《易卦》定名为《归藏》，而将其列入晋《中经》。另外，“《易繇阴阳卦》”中“阴阳卦”的名字，也说明它应该就是先坤后乾的《归藏》。学者指出：“所谓《阴阳卦》，如果用《周易》的卦名术语来翻译，不恰恰就是阴在阳前的《坤乾》吗？”[23]（第62页）这是正确的。晋《中经》的《归藏》应该就是来自于汲冢竹书，汲冢竹书中应该有《归藏》。 汲冢竹书的《归藏》应来自于子夏所传。从上面的考证，我们已知子夏熟知《归藏》。孔子没后，子夏居住讲学于魏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在位公元前446——前397年）。”《后汉书·徐防传》“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李贤注曰：“《史记》：孔子没，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西河，据钱穆先生考证，在东方河济之间，“当在今长垣之北，观城之南，曹州以西，一带之河滨”[24]（第145—149页），在魏境。时当战国之初，“魏文侯以大夫僭国，礼贤下士，以收人望，邀誉于诸侯，游士依以发迹，实开战国养士之风。于先秦学术兴衰，关系甚巨。”[24]（第149页）《吕氏春秋·举难》：“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公元前475——前400年），敬段干木（公元前465——前395年）。”而田子方、段干木皆为子夏弟子。又，为魏文侯相的李克（公元前455——前395）也为子夏弟子。当时的魏国为子夏的学术活动提供了很好的环境，从李贤所见《史记》言“教弟子三百人”，可以想见子夏讲学之盛况！子夏在魏国讲易学，当既讲授《周易》，也讲授《归藏》，他的弟子当承受《周易》和《归藏》并传之。在子夏去世约120年后，魏襄王墓所入葬的《周易》和《归藏》等《易》书，应为子夏所传者。任俊华、梁敢雄两先生指出，魏王冢中的《归藏》应来自于子夏之徒所传习者，是有道理的[25]。 那么，子夏所知的《归藏》又来自于那里呢？这有两种可能，从上引《孔子家语·执辔》的那段内容看，子夏“闻《易》”，并请教孔子“敢问其然乎？”而孔子回答“吾昔闻老聃”，可见子夏所了解的《归藏》，可能是受于别人，并且这种可能性很大。这是一种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子夏《归藏》也受之于孔子，因孔子已得《归藏》，并研习和向弟子讲授《归藏》。于此我们有两条证据。其一，《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郑玄注：“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可见孔子得《坤乾》（即《归藏》）并观之。其二，《说苑·敬慎》记载孔子向子夏讲《易》，其中说：“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孔子所说，从卦序上看是今本《周易》古经卦序，即“损”指“《损》”卦，“益”指“《益》”卦，“缺”指“《夬》”卦，他以“缺”解“《夬》”，当是本之于《归藏》。案王家台秦简《归藏》《夬》卦作《 》，廖名春先生考证：“疑 即罽之省文。《说文·网部》：‘罽，鱼网也。从网，剡声。 ，籀文锐。’‘罽’古音为月部见母，与‘夬’同。《释名·释言语》：‘夬，决也。有所破坏决裂之于终始也。’决通缺。《说文·缶部》：‘缺，器破也。’《小尔雅·广诂》：‘缺，隙也。’卦画上六象器物有缺口，故名为‘夬’。因此，‘罽’当是‘夬’之借字。”[22]（第17页）可见《归藏》中《夬》作《 》，正表“裂缺”之义。又，今本《周易》古经《夬》九三爻辞“君子夬夬”，九五爻辞“苋陆夬夬”，帛书《易经》作“君子缺缺”和“莧勒缺缺”，今本作“夬夬”处，帛本作“缺缺”。学者已发现，帛书《易经》在文字上与《归藏》有密切关系，[26]由此推想《归藏》《夬》卦当作“缺”义。孔子向子夏讲《易》时，以《夬》为“缺”义，正说明孔子对《归藏》的熟悉，也说明孔子已向弟子讲授《归藏》。又，《仪礼·士冠礼》贾公彦《疏》：“《春秋纬演孔图》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阳豫》之卦。’宋均注云：‘《阳豫》，夏、殷之卦名。’是孔子用异代之筮。”《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徐彦《疏》：“问曰：《春秋说》云‘孔子欲作《春秋》，卜得《阳豫》之卦。’宋氏云：‘夏、殷之卦名也。’孔子何故不用《周易》占之乎？答曰：盖孔子见西狩获麟，知周将亡，又见天命有改制作之意，故用夏、殷之《易》矣。”《阳豫》之卦，是属于夏《连山》还是殷《归藏》虽不能确定，但孔子熟悉《周易》之外的易占是可肯定的。 《论语·子张》记子夏之语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皇侃《论语义疏》曰：“博，广也。笃，厚也。志，识也。言人当广学经典而深厚识录之不忘也。切犹急也，若有所未达之事，宜急咨问取解，故云切问也。近思者，若有所思，则宜思己所已学者，故曰近思也。能如上事，虽未是仁，而方可能为仁，故云仁在其中矣。”仁乃孔子思想之核心，谆谆教导弟子之切要，子夏以博学厚记切问近思为仁之方，可见子夏对学问追求之重视，也可想见子夏对古代文献如饥似渴的学习和广博精熟的掌握。由此思之，子夏对《归藏》的学习和掌握，很可能是既受之于别人，又受之于孔子。子夏熟知《归藏》，晚年居魏讲学时向弟子传授过《归藏》，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四、结论和余论 总之，由以上考证，我们似可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孔子的弟子子夏应有学《易》传《易》之事，《子夏易传》的作者应该是子夏。 （2）子夏的易学，应该主要受之于孔子。他较好地继承了孔子的易学思想，既了解《易》之“古义”，又能深入领会孔子所创发的《易》之“新义”。 （3）子夏学《易》传《易》，除了《周易》之外，还应该有《归藏》。 关于本文所考证的第三点子夏与《归藏》的关系，还可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和思考。在此我们简要地讨论一下，当作本文的余论。子夏为儒门弟子，他在传《易》时，既传《周易》，又传《归藏》，即同时传授《周易》和《归藏》两个易学系统，而他的这种做法实源于孔子。由上文考证，可知孔子已有向弟子同时讲授《周易》和《归藏》的两大易学系统的做法。由此启发我们思考一个较宏观的问题：在孔子之后儒家传《易》这个大的体系中，同时传授《周易》和《归藏》两个系统的做法是否一直承袭下来？换言之，在儒家的易学传承体系中，是否象传统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周易》系统，还是除了《周易》系统之外，还有《归藏》系统？以前，由于文献的限制，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无意义问题。但是帛《易》的出土，使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已具有了意义。 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易经》，其六十四卦之序是由上卦与下卦按一定规则重合而成。上卦之序是：乾、艮、坎、震、坤、兑、离、巽，下卦之序是：乾、坤、艮、兑、坎、离、震、巽。上卦与下卦之序乍看不同，实质上是一样的，六子卦都是按少、中、长顺序排列，只不过上卦把八卦分为乾阳卦和坤阴卦两组。可以看出，下卦之序与《归藏·初经》卦序完全相同。我们知道，卦序是判断易学系统最重要的因素。按传统说法，之所以有《连山》、《归藏》和《周易》这三大易学系统的不同，是因为卦序不同：六十四卦重卦之序，《连山》首《艮》，《归藏》首《坤》，《周易》首《乾》，三种系统的卦序是不同的；八经卦的六子之序，《归藏》是按少、中、长排列，而《周易》是按长、中、少排列（《连山》还不清楚）。因此，虽然帛书《易经》的经文（即卦爻辞）用的是今本《周易》古经的卦爻辞，但从八经卦卦序与《归藏》相同这种更重要的因素考虑，与其把帛书《易经》归属于《周易》系统（现在帛《易》研究者的一般做法），不如把它归属于《归藏》系统可能更合适一些。另外，与帛书《易经》重卦卦序不同，帛书《易传》所用的重卦卦序是今本《周易》古经的卦序，应属于《周易》系统。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整个马王堆帛《易》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古代易学系统，即《归藏》系统和《周易》系统。 帛《易》传习于西汉初以前。子夏传授《周易》和《归藏》在战国早期，子夏所传《归藏》入魏襄王冢在战国晚期之初。从本文以上的考证看，这其中透漏着一个重要的信息，让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先秦至汉初儒家易学传承不是仅仅只有一个《周易》系统，而是有两个，即同时还有《归藏》系统。也就是说，先秦至西汉初，儒家在易学传承中，既传承《周易》系统，也传承《归藏》系统。当然，这一事实的充分证明，还需要更多的文献和进一步的研究。在以前的研究中，由于文献不足，这一事实被人们忽视了。过去人们一直重视的是儒家易学中的《周易》传统，现在由于这一事实的揭开，我们发现古代儒家易学的流传比原来想象的要丰富的多，复杂的多。作为古代易学三大系统之一的《归藏》，并不是象原来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早已亡佚，而是和《周易》一样，一直到西汉初还在儒门易学中流传着。 由此，考虑到先秦至西汉初《周易》和《归藏》这两大易学系统在儒门的流传，虽然其具体全部的情形现在还不能搞清楚，但是从本文上面的考证，我们可以说，子夏在这一传承过程中，应该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隋唐人对子夏传《易》之功的评价是有根据的。 （作者简介：刘彬，男，山东滕州人，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易学和儒学。）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朱彝尊.文水县十子祠堂记[A].程树德.论语集释(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李鼎祚.周易集解[M].姑苏喜墨斋刻本. [4]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孙冯翼,臧庸.子夏易传[M].嘉庆十二年刊问经堂丛书本影印. [7]张心澂.伪书通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8]朱彝尊.经义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8. [9]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M].易学集成(三)[Z].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10]濮茅左.(楚竹书)周易(释文)[M].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1]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M].吉林:长春出版社,1992. [12]刘大钧.西汉古《易》考[J].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1). [13]刘大钧.今、帛、竹书《周易》综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4]王应麟.困学记闻(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15]刘大钧.帛书《易传》中的象数易学思想[J].哲学研究,2001,(11). [16]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刘彬.《大戴礼记·易本命》象数发微[J].周易研究,2003,(1). [18]刘彬.《孔子家语·执辔》篇易学象数发微[A].黄怀信,李景明.儒家文献研究[C].济南:齐鲁书社,2004. [19]刘大钧先生对此有详论，他说：“《易》之‘今义’确立于孔子而称‘今’，《易》之‘古义’由来已久而称‘古’。”“《易》之‘今义’凸显的是一种德性优先的浓郁人文关怀，而《易》之‘古义’，则更多地关涉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等卜筮之旨。”刘大钧先生所称“今义”，我们称为“新义”。见刘大钧撰《〈周易〉古义考》（《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142—150页）。 [20]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M].文物,1995,(1). [21]朱震.汉上易丛说[M].通志堂本. [22]廖名春.王家台秦简《归藏》管窥[J].周易研究,2001,(2). [23]任俊华,梁敢雄.《归藏》源流考——兼论秦简《归藏》两种摘抄本的由来与命名[A].刘大钧.大易集奥(上)[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5]任俊华先生、梁敢雄先生认为：“通过子夏在魏国不论政治生活还是学派传承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史实来推测：是子夏将孔子所得卦书《坤乾》带到魏国，也许经过了子夏之徒的修订改编，最后以俗名《阴阳卦》传入魏而入魏王冢。”见任俊华、梁敢雄撰《〈归藏〉源流考——兼论秦简〈归藏〉两种摘抄本的由来与命名》（刘大钧主编《大易集奥》（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26] 如饶宗颐先生和于豪亮先生皆指出这一点。见饶宗颐撰《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文史》第二十辑，中华书局1983年）。于豪亮撰《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原载：《学灯》第五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