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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诸子略 大家知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变革，新的制度的产生，社会动荡，诸侯并起。当时的知识分子代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到处游说，阐发治国安邦之策，并希望通过诸侯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各诸侯国都礼贤下士，招纳贤良，于是就逐渐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俗称“诸子百家”。在这期间里，各学派代表人物的言论或者著作就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贵结晶，其内涵博大精深。《汉书·艺文志》将“诸子略”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子书在《汉志》六略中占的比例最大，约有四分之一，即使在秦灭之后的西汉，留下的子书也相当可观。 甲、儒家 《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在出土简帛书籍中，儒家文献发现不少，约有30种左右，主要保存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郭店楚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一）（二）（三）（四）中。 1.郭店楚简《缁衣》 2.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缁衣》 郭店楚简《缁衣》现存47枚简，1156字。首尾完整，共分23章，每章章尾有墨钉(■)间隔符号，篇尾有计章题记“二十又三”，与正文分章数相合。该书原无篇题，“缁衣”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加。简文内容与传世本《礼记·缁衣》大体相合，二者应是同一祖本的不同传本。简本无传世本的第一、十六两章，简本第一章为传世本的第二章，两者章序有所差别，文字也有不少出入。两相比勘，简本较传世本更为原始，章序的排列也较传世本更为合理。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缁衣》现存24枚竹简，978字。全篇仅有8枚简比较完整，其余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原书无篇题，“缁衣”篇名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加。该篇亦分23章，各章连抄，每章皆以“子曰”起首，在每章的章尾用小墨钉(■)间隔符号分隔开来。虽然简文有所残缺，但可参照郭店楚简《缁衣》大体补全。上博《缁衣》的内容与郭店《缁衣》的内容大同小异。与传世本相比较，上博简《缁衣》缺今本第一、十六、十八等三章；在文字上，上博简与今本的出入也比较大。整理者认为：今本多出的文字是由汉人杜撰或按别本移入的，汉儒已作过较多的修改和补充，已经不是战国时代的《缁衣》的原貌。[①] 3.郭店楚简《五行》 4.马王堆帛书《五行》 郭店楚简和马王堆汉墓帛书中都有《五行》篇。郭店简共存50枚，首尾完整。原有篇题，抄写在篇首第一简正面上端。文中讲的“五行”是指仁、义、礼、智、圣，分28章论述。帛书《五行》篇抄写在帛书《老子》甲本的后面，存5400余字，有经有传，但无篇题。全文内容是围绕聪、圣、义、明、智、仁、礼、乐等道德规范进行论述和解释的，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提出了若干儒学命题和基本原理，可以说是本文之“经”文。第二部分是对第一部分提出的命题和原理进行论述和解释，可以说是本文之“传”文。学者研究认为帛书《五行》篇是失传已久的关于思孟“五行”理论的重要文献，也即《荀子·非十二子》中所指斥的子思、孟子的五行说。郭店楚简《五行》篇与马王堆帛书《五行》篇之“经”部大体相同，但个别文句或段落的先后次序不同，文字多寡和用字也有所差异。李学勤先生认为：“《五行》篇的文字与《礼记》中不少篇近似，自为七十子后学所作。篇中提到世子，这一点不可忽视。”[②]“设若《五行》的传文是世子所作，经文出于谁呢?我们根据《荀子·非十二子》推定其为子思 。(郭店)竹简《五行》同《缁衣》并出，《缁衣》正是《子思子》的一篇，所以《五行》也可能曾编入《子思子》。”“因此，我们设想《五行》之经文为子思之说，传文乃世子之意。这一篇(郭店《五行》)的出现，使宋儒追慕崇尚的思孟一派儒学的流传线索重新凸现出来了。”[③] 5.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性情论》 6.郭店楚简《性自命出》 上博简《性情论》现存40枚简，1256字，可分为六章，章与章间有扁墨钉(▄ )间隔符号，但在抄写时是连章抄写的。原书无篇题，“性情论”是整理者根据文义拟加的。郭店简《性自命出》现存竹简67枚，全文可分为上、下两篇，没有表示分章的符号。原书无篇题，“性自命出”取自简2中的简文。上博、郭店这两篇文字基本相同，凡上博简残损部分，皆可以郭店简补出。上博简主要论述“性”、“情”兼及“道”的概念，它指出“天降命，命出性，性生情，情始道”的彼此之间的派生关系，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一篇重要佚文。此外，上博简上半部分(也即郭店简的上篇)的内容与乐也有着密切关系，提倡乐教，对于乐本、乐言、乐化、乐象、乐礼、乐情等方面的内容都有所涉及。至于该篇文字是当一篇看还是分为两篇看，也曾引起过一些学者的争论。李学勤先生认为：两者(指郭店上下两篇)思想相关，可能共属一书，然而各为起讫，不是同一篇文字。他认为上半部分主要讲“乐”，可以称之为“乐说”，其根本思想与《乐记》一致。并建议把《性自命出》的前半独立出来，称为《乐说》(见2005年第2期《中国典籍与文化》《出土简帛书籍分类述略·六艺略·乐》介绍)，余下的一半称为《性情》。[④]李零先生认为：李学勤先生的观点值得商讨，因为上博简中同类内容的六章是连抄不分篇的，显然不能视为各自独立的两篇，我们顶多只能说它的上下两篇是相对独立的。[⑤] 7.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子羔》 《子羔》共存简14枚，无一完整，共有395字。原有篇题，“子羔”二字抄写在第5简简背上端。本文内容可分为二章，第一章(1—8简)记述了孔子回答子羔所问舜以一介平民如何可以成为帝王。文字残缺严重，但大意可明。第二章记述了孔子回答子羔所问有关三王(禹、契、后稷)诞生的传说。其中有些内容可与传世文献相印证，而孔子所述尧、夋 (俊、舜)和三王排列成五位远古帝王系统，为传世儒家著述中所未见。 8.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民之父母》 《民之父母》共存简14枚，397字。内容完整，保存良好。原无篇题，“民之父母”是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定。本篇的内容基本见于传世文献《礼记·孔子闲居》和《孔子家语·论礼》篇，是孔子和子夏关于“五至”(志至、诗至、礼至、乐至、哀至)、“三无”(无声、无体、无服)等内容的问对。对认识儒家的道德观及《礼记》、《家语》的流传、演变有着重要的启发。 9.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从政》甲、乙 《从政》甲、乙篇原无篇题，“从政”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拟定。甲篇现存简19枚，519字，乙篇存简6枚，140字。两篇的内容主要是强调从政所应具备的道德及行为标准。作者提出了敦五德(宽、恭、惠、仁、敬)、固三誓(犹言约法三章)、除十恶的观点，并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解释。这两篇的内容可与《论语》、《礼记》等儒家著作的相关说法互相参证。 10.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昔者老君》 《昔者老君》原无篇题，“昔者老君”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拟定。现共存竹简4枚，158字。“昔者老君”为整理者拈首句文字拟定。本篇内容主要是记述了国君自衰老至亡故，太子朝见过程中的行为规范。 11.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中弓》 《中弓》现存竹简28枚。原有篇题，“中弓”二字抄写在本篇第十六简简背。“中弓”即《论语》中记载的“仲弓”，孔子弟子，鲁国人，冉氏，名雍，仲弓为其字。孔子认为他是有德行的弟子之一。全文采用问答的形式，其内容是仲弓做了季氏宰后问政于孔子，但记述比《论语·子路篇》更加详细、丰富。 12.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 《鲁穆公问子思》现存竹简8枚，原无篇题，“鲁穆公问子思”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拟定。其内容是关于鲁穆公问子思什么样的人才可谓是忠臣的问答。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儒家著作与子思或多或少都有关连，可以说是代表了由子思到孟子之间儒家发展的链环。子思相传受学于曾子，曾子是孔子的嫡孙，他的作品有不少处是申述孔子的言论。[⑥] 13.郭店楚简《穷达以时》 《穷达以时》现存竹简15枚，原无篇题，“穷达以时”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拟定。其内容与传世文献《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等书中所载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时回答子路的一段话相似，尤与《韩诗外传》和《说苑》的记载接近。 14.郭店楚简《唐虞之道》 《唐虞之道》现存竹简29枚，原无篇题，“唐虞之道”是整理者拈篇首文字拟定的。其内容主要是赞扬了尧、舜的禅让，着重叙述了舜知命修身及其具有的仁、义、孝、悌的品德。文中所记史实也见于《史记·五帝本纪》等书。 15.郭店楚简《忠信之道》 《忠信之道》现存竹简9枚，原无篇题。本篇内容列举了忠、信的各种表现，最后归结为“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整理者根据文义拟篇题为“忠信之道”。李学勤先生认为：《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两篇虽有近儒家的语句，但过分强调禅让，疑与苏代、厝毛寿之流游说燕王哙禅让其相子一事有关，或许应划归纵横家，容当别论。[⑦] 16.郭店楚简《成之闻之》 《成之闻之》现存竹简40枚，原无篇题。“成之闻之”是整理者拈篇首语拟定的。该篇内容大致可分为八章，主要是讲君子立教、立言及君子慎六位(夫妇、父子、君臣)的理论，推人性以言教化，与同墓出土的《性自命出》有一定的联系。 17.郭店楚简《六德》 《六德》现存竹简49枚。原无篇题，“六德”是整理者根据文义拟定的。其内容主要是论述夫妇、父子、君臣之间的关系及其伦理道德，讲选贤任能之道。 18.郭店楚简《尊德义》 《尊德义》现存竹简39枚。原无篇题，“尊德义”是整理者拈篇首文字拟定的。其内容是讲治民当以德教，尤其注重君上的率身垂范。李学勤先生认为：《尊德义》的句式或出于《论语》，或类似《礼记·曲礼》，它的体例与《中庸》颇为相近。[⑧] 19.郭店楚简《语丛》一、二、三 《语丛》一存简112枚；《语丛》二存简54枚；《语丛》三存简72枚，分上下两栏抄写。这三篇简文的体例与《说苑·谈丛》、《淮南子·说林》类似，所以整理者将篇名定为“语 丛”。这三篇的文句皆是格言式的论句，《语丛》一讲的是人与仁、义、德、礼、乐的关系；《语丛》二陈述了人的喜、怒、悲、乐、虑、欲等皆源于“性”的观点；《语丛》三内涉及君、臣、父、子、孝、悌及仁、义等，为儒家的道德著述。李学勤先生认为：《语丛》四组杂抄百家之说，大约是教学用书，和汉初贾谊《新书》中的《连语》、《修正语》、《礼容语》等有些相像。[⑨] 20.阜阳汉简《儒家者言》 该书出土时只发现了一块篇题木牍，没有发现简册正文。据统计，篇题木牍上共存47个篇题，除有8个漫漶不清外，其余大多能在先秦两汉的传世文献中找到它们的踪迹。其中有39个篇题内容见于《孔子家语》、《说苑》和《新序》中，其余的分别见于《荀子》、《大戴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孔丛子》、《春秋繁露》、《列子》、《晏子春秋》等书中。该木牍篇题的命名方式都是用当时流传的方法，即摘抄各篇首句为题，如首句文句太长，则用浓缩句的方式来代替。（10）关于该书的性质，我们认为它原来应该是专门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内容的一部单独著作。 21.定县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 该书与上述阜阳汉简《儒家者言》一样，其内容也是一部专门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出土时简册严重残损，无书题、篇题，从残存的104枚简文来看，其内容主要是对儒家忠、孝、礼、信等道德的阐发，上论商汤和周文的仁德，下记乐正子春的言行，其中以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为多。残存内容可略分为27章，散见于先秦两汉时期的一些著作中，尤以《说苑》和《孔子家语》中为多。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两种《儒家者言》应是同一性质的书籍，内容都是以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为主，且多和今本《说苑》、《孔子家语》有关，两者应该都是《家语》的原型，书名亦可称为《家语》。他还认为：“《汉志》本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始命刘向校书，广收众本，其时距八角廊墓不到三十年，所以刘向不会没有看到过出土的这种《家语》。《汉志》著录《家语》有二十七卷，竹简可能是其间的一部分，也许是摘抄本。这在出土书籍中是常有的，如同墓所出《文子》也有如《汉志》所记九篇之多。竹简《家语》不少地方见于刘向所编《说苑》、《新序》，又是一证据。最重要的是《汉志》中专以孔子及其弟子事迹为主的书，只有《论语》类那几种，因此竹简就能只能归于《家语》了。从体例来看，竹简《家语》和今本是相近似的。清陈士珂作《孔子家语疏证》，详细对照了今本《家语》及传世其它古书，证明该书多与《荀子》、《韩诗外传》、《礼记》、《大戴礼记》、《说苑》等书相出入，竹简本正是这样。看来我们对今本《家语》的认识应当重新考虑。（11） [⑩] 22.银雀山汉简《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共存102枚竹简，原简文分为十六章，除“仲尼之齐”章章首无黑圆点(·)标识符号外，其余十五章章首皆有黑圆点标识符号。每章各自起讫。原简册无书题。简本十六章内容散见于传世本《晏子春秋》八篇之中的十八章内，可能是个摘抄本，两相比较，不但在文句上有所差异，而且在篇章分合上也不尽相同。如简本第十章，今本析为《内篇问上》之二十和二十一两章；简本第十一章，今本析为《内篇问下》之二十二和二十三两章。过去有人怀疑《晏子春秋》是伪书，或成书较晚，但简本《晏子》的出土，证明它成书应在战国时期，汉初由刘向编定，流传至今。（12） 23.慈利楚简《宁越子》 慈利楚简《宁越子》于1987年出土于湖南省慈利县石板村。这批材料目前尚未发表，仅见简报及张春龙《慈利楚简概述》有所介绍，（13）从仅有的一些信息来看，它的内容也应是儒家著作，但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乙、道家 《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 ，一 嗛而四盖，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这一学派是以“道”为万物之根本，故称之为道家。它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道家创立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对“道”的不同理解，道家内部又形成了老庄学与黄老学两大派别，前者的代表著作有《老子》、《庄子》等，后者的代表著作有《淮南子》及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等。李零先生认为：道家书是非儒非墨之书，古代子书逃于儒、墨则归于道家，它的内容虽然混杂，界线不明，但存在本身不容抹杀。（14） 目前出土的道家文献主要有： 1.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 郭店《老子》竹简共发现三组：甲组存竹简39枚，简长32.3厘米；乙组存竹简18枚，简长30.6厘米；丙组存竹简14枚，简长26.5厘 米。《老子》甲本存有今本《老子》第十九章、六十六章、四十六章中段和下段、三十章上段和中段、十五章、六十四章下段、三十七章、六十三章、二章、三十二章、二十五章、五章中段、十六章上段、六十四章上段、五十六章、五十七章、五十五章、四十四章、四十章、九章的文字。乙本存有今本《老子》第五十九章、四十八章上段、二十章上段、十三章、四十一章、五十二章中段、四十五章、五十四章的文字。丙本存有今本《老子》第十七章、十八章、三十五章、三十一章中段、六十四章下段的文字。甲本共存1000余字，乙本共存380字，丙本共存260字左右。这三种简本《老子》是讫今所见最早的抄本，它的绝大部分文句与今本《老子》相近或相同，但不分道经和德经，而且章次与今本也不相对应。其内容有的相当于今本的全章，有的只相当于今本该章的一部分，全部文字相当于今本的五分之二。由于出土竹简的墓葬曾多次被盗，竹简有所缺失，故无法精确估计出简本原有的数量。该书的内容在章序和每章的结构上与传世本《老子》相差甚远，而且缺少传世本中对“道”的理论的阐述，它偏重于实用，“人君南面之术”色彩十分浓厚。李学勤先生认为：“荆门郭店楚简《老子》可能系关尹一派传承之本，其中包含了关尹的遗说。”（15） [11] 2.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 马王堆帛书甲本《老子》抄写在通高24厘米的半幅帛上，出土时卷在一块长形的木片上。全文现存69行，行间有朱丝界栏，有些章前有黑圆点(·)分章符号，由此可以看出古今版本章节分合的异同。甲本文中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其抄年代可能在高帝时期(前200年左右)。乙本《老子》抄写在通高48厘米的整幅帛上，出土时对折成长方形，放在一个漆盒之内，乙本共存31行，行间有朱丝界栏，《德》篇在前，《道》篇在后，在两篇的首句上方皆有方形墨钉(■)标识符号，篇后皆有计字尾数。文中避刘邦讳而不避刘盈讳，其抄写年代约在汉惠帝和吕后执政期间(前194年—前180年间)。帛书甲、乙本《老子》皆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与传世本顺序正好相反，而与《韩非子·解老》及严遵《道德指归》相合。甲本有些章前有黑圆点(·)标识符号，乙本不分章，两种抄本的文句与传世本《老子》都有不少差异。彭浩先生认为：“帛书本形成时对其所据《老子》传本作了一番调整和重新加工。与(郭店)简本比较后，我们知道帛书本不仅有许多用字和句子的不同，有些章的结构相去甚远，在章序上几乎是面目全非。帛书本有选择地吸纳了东周或汉初对《老子》的解说，因而形成了与(郭店)简本的许多差异。帛书本奠定了《老子》通行本内容的基本构架，对《老子》的传播有非常重大的影响。”（16） 3.张家山汉简《庄子·盗跖》 1988年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张家山136号汉墓。共存44枚竹简，原有篇名作“盗貊 ”。据介绍，其“内容为孔子见盗跖，此篇即为《庄子·盗跖》。内容完整，与现存版本文字内容基本一致”。（17）以简文与传世本相比较，似简文内容仅为传世本《盗跖》篇的第一章。廖名春先生认为：“简本《盗跖》篇字数约1692，距今本第一章的1748字尚差几十字。简本《盗跖》篇只有今本《盗跖》第一章的事实，与郭象注所反映的事实是一致的。出土文献与传统文献的相互印证说明，今本《盗跖》篇并非《盗跖》篇的原貌，《盗跖》篇原本与简本《盗跖》篇相似，只有今本《盗跖》篇的第一章。”（18）张家山136号汉墓的年代在汉文帝时，《盗跖》篇的出现，说明庄子一系的道家在那时也有相当广泛的传播。 4.阜阳汉简《庄子·杂篇》 阜阳汝阴侯汉墓出土的《庄子·杂篇》，共存残简8枚，原无书名、篇名。（19）[12]其中1枚见传世本《庄子·则阳》篇，1枚见《让王》篇，其余6枚见于《外物》篇。简文与传世本文字出入较大，而简本较传世本精练简捷。庄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65年至前290年间，汝阴侯汉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65年，相距仅125至200年左右，简文的出土对研究《庄子》的成书年代有较大的意义。 5.郭店楚简《太一生水》 《太一生水》现存14枚竹简，原无篇题，“太一生水”为整理者据内容所拟。其内容主要是论述“太一”与天、地、四时、阴阳等的关系。文中的“太一”就是先秦时期所称的“道”，是一篇十分重要的道家著作佚篇。李学勤先生认为：《太一生水》是对《老子》的解释，这种思想和《老子》殊有不同，只能理解为《老子》之后的一种发展。（20）李零先生认为：关于《太一生水》的性质，“第一：《太一生水》是一篇道论，即与《老子》属于同一类型的作品。第二：《太一生水》与《老子》有思想上的关系。但《老子》只讲‘大’、‘一’，《太一生水》却讲‘太一’。前者是哲学层面的讨论，后者是宇宙论的描述，《老子》比《太一生水》抽象，《太一生水》比《老子》具体。第三：《太一生水》的宇宙论描述是以古代数术思想为背景，但又不是技术层面的东西。第四：《太一生水》与《系辞》中的宇宙论有相近之处，但后者是说易之书，与之仍有不同。特别是它没有使用‘太一’的概念(代替它的是‘太极’)，也没有‘尚水’和‘贵弱’的思想。”（21） 6.郭店楚简《语丛》四 《语丛》四现存竹简27枚，原无书题。全书文句都是由类似格言的句子组成，因此整理者将其命名为“语丛”。全书可分为五段，每段段末有分段号符“■”。前四段讲“说之道”，后一段讲“谋为可贵”，内容属于道家思想范畴。文中提到“君”和“士”结交“巨雄”及“谋友”的必要，同时也提到“窃邦者为诸侯”的内容，这些思想都直接反映了东周时期不同阶层对社会的看法。李零先生认为：《语丛》四的内容或与阴谋游说、纵横长短之类相关，类似《太公》、《鬼谷》。《汉志》诸子略以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之书列于道家，在《老子》前，盖古人本有以阴阳图国之书为道家之成说，其内容应属于广义的道家。（22） 7.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亙先》 《亙先》篇现存竹简13枚，原有篇题，“亙先”二字抄写在该篇第3简简背。“亙”通“恆”。“恆先”就是指先天地而生，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作为永恒创造力的是“道”。作者认为天下的矛盾概念皆有先后，如中为外先，小为大先，柔为刚先，圆为方先，晦为明先，短为长先，但推本溯源，作为终极的“先”是“恆先”。它是一篇首尾完整的著作。道家的这一理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极富哲学意味，是研究道家哲学思想的一篇珍贵佚文。 8.马王堆帛书《九主》 《九主》出土时与《五行》、《明君》、《德圣》三篇都抄写在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共52行，约有1500字。原无篇题，“九主”是整理者根据该篇内容所定，也有人称之为《伊尹·九主》。该篇的内容是记述伊尹论九主(法君、专授之君、劳君、半君、寄主、破邦之主二、灭社之主二)的言论，篇中肯定法君法臣，否定其它八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尊法的思想，但有着很明显的黄老刑名学术的色彩。李学勤先生认为《九主》篇是战国时期黄老刑名一派的著作，可能是《汉书·艺文志》所录《伊尹》五十一篇的零篇。（23） [13] 9.马王堆帛书《明君》 《明君》篇现存48行，约1500余字，原无篇题，“明君”为整理者根据该篇内容所定。全篇内容是阐述贤明君主的几大要务，着重论述攻战守御，强调强兵的重要性。文中所阐述的明君之道，是融合儒、法两派治国理论思想的黄老思想的一种理论。 10.马王堆帛书《德圣》 《德圣》篇现存13行，约400余字。后段文字残缺，不能属读。原无篇题，“德圣”为整理者根据该篇内容所定。整理小组认为，这篇内容讲到“五行”，似与同墓出土的《五行》篇有关，但该篇又有一些道家语汇。陈松长先生认为：该篇内容主要是融合了儒、道两家思想对“五行”观念进行了综合性的发挥和阐述，借助道家学派的天道观，发展了儒家伦理哲学的目的论，这是西汉初期思孟学派的一个重要倾向。（24） 11.马王堆帛书《经法》 《经法》现存55行，约5000余字，抄写时行与行间有乌丝界栏。该书是由《道法》、《国次》、《君正》、《六分》、《四度》、《论》、《亡论》、《论约》、《名理》九篇组成，这些篇名都是原书保留的篇题。书题《经法》抄写在全书最后。全书内容主要是讲“刑名”之说，讲君主治国之道。首篇《道法》主要讲了“道”与“法”的关系，强调了以法治国的重要性，可能是全书的总论。而最后一篇《名理》则主要是阐述了“道”的本质和循道生法、依法治国、国无危亡的道理，是全书的总结。但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中的《国次》、《六分》《亡理》中有不少文句和传世文献《国语·越语下》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范蠡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某些联系。 12.马王堆帛书《十大经》 该书最初发表时称为《十六经》，也有人称其为《经》者。（25）共存65行，约4000余字。全书由15篇组成，这些篇题是：《立命》、《观》、《五正》、《果童》、《正乱》、《姓争》、《雌雄节》、《兵容》、《成法》、《三禁》、《本伐》、《［前道］》、《行守》、《顺道》。除第十四篇“前道”篇题因原帛残缺为整理组所加外，其余十三篇皆为原有篇题，抄写在各篇篇末，每篇篇首皆有“■”黑方块标识符号。该书通篇是以黄帝君臣对话的形式来叙述治国之道和用兵策略的，如《果童》中就提出了贵、贱、贫、富、均等的民本思想。《[前道]》中则强调了“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长利国家，世利百姓。《本伐》中则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为行忿者”。《兵容》篇则认为用兵要法天、法地、法人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取得胜利，不然则会“反受其乱”。总的来讲，这是一部用黄老刑名思想来阐述治国用兵之道的古佚书，其宗旨与上述《经法》完全相同。 13.马王堆帛书《称》 《称》原有篇题，抄写在全篇的最后。现存25行，约1600余字。全文不分章节，为古代单篇流传者。其内容是汇集了很多类似格言的话，所反映的思想大体上与上述《经法》、《十大经》为一个体系。李学勤先生认为：“细看其文字分格，尚有异于《论语》及后世的语录，篇中不少地方似乎是辑录当时的格言，甚至流行的俗谚。”“所谓‘称’，就是指语录的汇集。《称》这一篇，粗看似乎凌乱无序，细细吟味，却始终沿着道家的思想轨道展开。”“《称》篇的年代很可能早于慎子。”（26） [14] 14.马王堆帛书《道原》 《道原》的篇幅短小，仅存7行，约464字。全文不分章节，原有篇题，抄写在全文最后。其内容主要是推究、阐释“道”的本原、性质和作用，其内涵和思想，上承《老子》，下启《文子》、《淮南子》，具有很明显的汉初黄老新道家学派的特色，与“刑名”之说也有一定的关系。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谈到道家时说，“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道家思想已经吸取了不少阴阳、儒、墨、名、法等家的观点。从上述四种佚书内容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大概就是流行于汉初的一种黄老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5.定县八角廊汉简《文子》 这批竹简出土时受到严重的破坏，可确认为《文子》简文者有277枚简，约存2790字。据传世本《文子》可以看出，其中属于《道德》篇的竹简有87枚，约1000余字，另有少量文字与《道原》、《精诚》、《微明》、《自然》中的内容相似，还有一些为传世本所无的佚文。经与传世本相比较，主要有如下几点不同。1.简本与传世本所含内容有此有彼无现象。2.简本中无“老子曰”，而是平王和文子之间(即君臣之间)的问答，传世本《文子》中除极少处保留有平王问文子外，基本上都改为“文子问”、“老子答”(即师生之间)的问答形式。这种改动，据王利器先生考证，可能始于唐开元间。（27）3.传世本正文中明显有窜入后人训释的文句。4.传世本正文中明显有后人附加或窜改之处。此外，简文中2465号简很像一枚书题简，文曰“文子上经圣□明王……”，李学勤先生将其标点为“《文子》上经《圣□》、《明王》……”，他根据宋代董思靖《道德真经集解》序引《七略》云“刘向定著两编，八十一章，上经三十四章，下经四十七章”，他认为“上经”之称与简文相似，因此李先生怀疑定县简本《文子》可能亦当分为上、下两编，可惜竹简严重残损，仅剩下一步部分。（28）如果李先生对2645号简文标点无误的话，那“上经”后面的两个篇题名称《圣□》和《明王》也不见传世本，反过来也可证明简本与传世本在篇章上的差异。 丙、阴阳家 《汉书·艺文志》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授受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阴阳家”或称之为“阴阳五行家”，是战国末期以邹衍为首的阴阳五行学派的简称。“阴阳”是古代中国人在生存之初即已注意到的现象，后来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逐步被以观念的形式保存下来。它是以“术数”为基础、以阴阳五行学术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自然哲学体系，它是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 有关阴阳家的出土简帛文献不是很多，目前可以归入此类的约有三种： 1.长沙子弹库楚帛书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出土于1942年，现保存在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博物馆内。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帛书之一，出土后展转流入美国。该帛书长38.7厘米，宽47厘米，呈长方形。这幅帛书的书写结构非常奇特：帛书四周有十二段文字，并各附一个神的图形；四个角上有青、赤、白、黑四色的树枝图像；中间抄有两段方向相反的文字，一段八行，一段十三行，每段文字又各自分为三节，每节末尾有朱色方框标记。对此，李零先生认为：“帛书所据‘式图’就是六壬式的‘式图’。‘六壬’式是以四分、八分、十二分的图式为主，配以十二神。”“帛书以东、南、西、北代表‘四时’，‘姑’、‘女’、‘欩’、‘臧’四位和青、赤、白、黑四木表示的四维代表‘八位’，十二月代表‘十二度’。”（29）[15]关于帛书内容的性质，李学勤先生认为：“楚帛书是阴阳家的著作，书中蕴含着楚国流行的古史传说和宇宙论。阴阳家言是古代的数术，带有神话甚至若干迷信的色彩。”（30）饶宗颐先生认为：楚帛书所记载的内容为楚天官书之逸篇，也可能当时人称之为“月禁”。（31）李零先生则认为：楚帛书是“历忌”之类的书籍。先秦两汉时的阴阳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专营星占、堪舆、卜筮等迷信活动的“数术”之学；一种是以齐鲁邹衍为代表的“五德始终”说。李零先生认为楚帛书应该属于阴阳学家著作，应归《汉书·艺文志》中的数术略。（32） 2.银雀山汉简《阴阳散》 原有篇题，抄写在0505号简的正面(残简)，该墓出土的4号篇题木牍上也有记载。竹简出土时严重残损，但从残存的简文来看，其内容大概是讲“阴散为生，阳散为死”一类的内容。该篇简文目前尚未整理出版，残存文字散见于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简释文》中。 3.银雀山汉简《曹氏阴阳》 原有篇题，作“漕是阴阳”(见1937号简)，而同墓出土的4号篇题木牍则作“曹氏”，为简文篇题的省写。该文出土时也严重残损，从残存内容来看，它应该是曹氏所授的一种阴阳家读物，讲的是天地四时(日月星辰、山川丘陵、年月日时)和万物(草木，鸟兽、鱼虫、五谷、六畜、人等)的阴阳，以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相生相克，互为德刑的关系。该简文目前尚未整理出版，散见于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简释文》中。 丁、墨家 《汉书·艺文志》云：“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避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它是战国时期由墨子(翟)开创的一个学术派别，它一开始就是以儒家的反对派出现的，揭开了先秦“百家争鸣”的序幕。在整个战国时期，儒墨两家都处于显学的地位。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才逐渐被淹没。在传世文献中，墨家的代表作主要是《墨子》一书，它应该是墨家学术文献的汇编。 在出土简帛中，与墨家有关的文献仅见一种，即1957年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的《申徒狄》(书名依李零先生所定)。该简文出土时严重残损，残简最长者存33厘米，三道编绳，估计原简应在45厘米长左右。经过整理，该组竹简内容是一篇记载申徒狄和周公谈话的短文，其中保存字数最多的两支简文与《太平御览》卷八○二中一段《墨子》佚文“周公见申徒狄曰：贱人强气则罚至”的内容、语气如出一辙。此外，简文中还有一些明显是《墨子》特有的术语，如“贱人”、“尚贤”等。李学勤先生认这组简文很可能是《墨子》的佚篇。（33）[16]李零先生则认为，简文虽与今本《墨子》的佚篇或佚文有关，但原来却并不一定属于《墨子》，而很可能只是周公、申徒狄问对中的一种。所以他主张该篇简文的命名当以“申徒狄”更为合适。（34） 戊、纵横家 “纵横家”是指战国时期专门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汉书·艺文志》云：“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韩非子·五蠹》云：“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当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苏秦主张合纵，张仪主张连横。在战国七雄并立的混乱局面中，各国争明斗暗，互相倾轧，都在竭心尽力地谋求自己的威势。于是善机变之谋、专捭阖之术的纵横家便应运而生。一方面，各国统治者需要有政治能力的谋士说客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效劳；另一方面，这些谋士说客要靠出卖自己的智谋以求达到富贵腾达的目的。因而辞辩谋略之士在当时的各国都受到很高的礼遇。传世文献《鬼谷子》一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纵横家的处世哲学及智谋思想，而《战国策》则从另一个角度记载了纵横家“合纵连横”中的谋略游说的言行。 目前出土的与纵横家有关的简帛文献约有三种： 1.郭店楚简《唐虞之道》 2.郭店楚简《忠信之道》 《唐虞之道》现存残简19枚，简长28.2厘米，原无篇题，“唐虞之道”是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定的。其内容是讲尧舜禅让之道，着重叙述了舜知命修身及具有的仁、义、孝、弟的品德。简文中有关舜的史实亦见于《史记·五帝本纪》等书，但简文全篇未见传本。 《忠信之道》现存残简9枚，简长28.2厘米。原无篇题，“忠信之道”是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定。其内容主要是列举了忠、信的各种表现，作者认为：“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关于这两篇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当归史书一类，而李学勤先生则认为：“《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两篇，虽有近于儒学的语句，但过分强调禅让，疑与苏代、厝毛寿之流游说燕王哙禅位其相子之一事有关，或许应划归纵横家，容当别论。”（35）（此两篇在“儒家”中重见） 3.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现存帛长1.92米，帛宽24厘米，共325行，约11000余字。全书共有27章，按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14章，主要是按国别分类编排苏秦活动的资料，其中1—7章是苏秦给燕昭王的信和游说辞；8—14章是苏秦等人给齐緡王的信和游说辞。第二部分是15—19章，其内容主要是战国游说故事的记录，除中间第17章外，都见于传世本《战国策》或《史记》中。这几章每章章尾都有统计字数的尾题，在19章章尾还有这几章字数的总计尾题，从这些形式来看，这几章很可能原来是一个整体。第三部分是后8章，其内容是辑录苏秦游说资料、战国游说故事和纵横家游说言论的文本。全书中避汉高祖刘邦讳而不避汉惠帝刘盈讳，可以看出该书应该是汉高祖时的抄本。关于该书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该书应是《汉书·艺文志》纵横家中的《苏子》，有的学者认为该书是刘向编辑《战国策》的前身材料。（该篇在“六艺略·春秋类”中重见） 己、小说家 《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班固书中共著录了十五家，但皆已失传。鲁迅先生曾根据少数佚文和班固的记载推测，“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非，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36）[17]因为这些书所讲的内容多来自街头巷语或民间传说，所以班固在诸子十家中认为可观者仅九家而已，并不重视小说一家。但是小说家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却可供统治者了解闾巷风俗，正如孔子所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因而不废，在诸子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在出土简帛文献中，这类书籍只在1986年发掘的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过一种叫《墓主记》的书籍(这个书名是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定的，原无书名)。该书现存竹简8枚。其内容讲的是一个名叫丹的人因伤人而被处死，但三年后他又复生的故事，同时还追述了丹过去的简历和不死的原因。出土时简文少有残缺，但文义基本可以读通。据推测，这个名叫丹的人很可能就是1号墓墓主，所以整理者将其定名为“墓主记”。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个《墓主记》“所记的故事颇与《搜神记》等书的一些内容相似，而时代早了五百来年，有较重要的研究价值。……简文所述丹死而复活的故事，虽然有志怪的性质，与后世许多志怪小说一样，这个故事可能出于虚构。也可能丹实有其人，逃亡至秦，捏造出这个故事，藉以从事与巫鬼迷信有关的营生。……放马滩简中这则故事，情节不如《搜神记》的曲折，但仍可视为同类故事的滥觞”。（37） 二、诗赋略 《汉志》的“诗赋”，是“诗”和“赋”的合称，它们都是古代的一种文学体裁。《汉书·艺文志》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古者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詠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乘枚、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咸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志》将屈原等楚辞作品也作为赋体来对待，这是汉代人的意见，也是后世称屈原的作品为“屈赋”之所本，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可以看出，到了汉代，赋体作品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出土简帛文献中，虽然发现的诗赋作品不是很多，但也可窥见一斑。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交交鸣乌》、《多薪》 在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中有两篇与《诗经》风格类似，但语句不见于《诗经》的作品，整理组命名为《逸诗》。该竹简入藏上海博物馆时已有残损。其中一篇以“交交鸣乌，集于中渚”等起兴，李零先生认为可题名为《交交鸣乌》。（38）该篇现存4枚简，它的内容是歌咏“君子”“若玉若英”的品性和“若虎若豹”的威仪，以及彼此交好“偕华偕英”等。《多薪》现存2枚残简，共44字。其内容是歌咏兄弟二人之间亲密无比的关系。可惜多已残缺，没有完章。（39） 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兰赋”、“鹏赋” 这两篇作品的形式与传世本《楚辞》中的“骚体赋”很相似，也是以“兮”字为衬，“兮”字简文写作“可”字。这两篇残简，一篇的内容是咏兰的，似可题为“兰赋”；另一篇的内容是咏鹏的，似可题为“鹏赋”。（40）[18]咏兰、咏鹏的赋在古代都曾有过，如汉代贾谊的《鹏鸟赋》、唐代的《幽兰赋》等。这两篇赋不见著录，但从内容和简文字体来看，应与楚国有关，当是楚国的文学作品。目前这两篇作品尚未公开发表。 3.银雀山汉简《唐勒赋》 这篇赋文出土于1972年，但至今尚未发表，只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简释文》中找出26枚残简来。该赋原有篇名，“唐革(勒)”二字抄写在0184号简的简背上端，简的正面抄写赋的正文。《汉志》著录有《唐勒赋》四篇，但早已亡佚。现在研究简本《唐勒赋》的学者多指出，此篇赋的文句与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及《淮南子·览冥》中的文句非常相似，因此，学者们对此篇文字到底是《唐勒赋》还是宋玉的作品有着不同的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唐勒赋》的佚篇，但李学勤先生认为是宋玉《赋》的佚篇。他的理由是：此篇首简与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相似，文句内容是唐勒、宋玉陪楚襄王的谈话，唐勒先讲，当靶子，宋玉后讲，做总结。按照《大、小言赋》的体例，赋的作者应该是后发言的宋玉。并且认为该篇篇名最好称之为《御赋》，但既然简上原有标题，还是不加改动为好。（41） 4.阜阳双古堆汉简《楚辞》 竹简出土时严重残损，不仅散乱扭曲、变黑变朽，而且纤维质已溶解粘连。在这些残简中，《楚辞》残文发现两片，一片为《离骚》残句，仅存4字，一片为《涉江》残句，仅存5字。另外还发现若干辞赋文句残片，但不知为何书佚篇。目前这批材料尚未公开发表。 5.东海尹湾汉简《神乌傅(赋)》 该赋共有18枚竹简，长23厘米。原有赋题，“神乌傅”三字单占一简；还有一支简上面文字漫漶不清，下面写有双行小字，所记内容疑为该赋的作者或抄写者的官职(乃少吏)和姓名。该赋的内容是讲：一只雌乌遭到伤害后，在临死前与雄乌诀别的故事，表现了夫妇之间真挚的感情。全赋以四言为主，用拟人的手法讲述了乌的故事，和曹植的《鹞雀赋》及敦煌发现的《燕子赋》如出一辙。这篇赋文，文字比较浅显，类似后世的俗赋。但从文中引用《诗经》、《论语》、《礼记》、《孝经》、《周易》、《淮南子》来看，又不像一般百姓所为，很可能出自当时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之手，因而带有民间文学的色彩。它的发现，把“俗赋”的历史提前了二百多年，在古代文学史上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另外，该赋的赋名也见同墓出土的13号木牍，作“乌傅”，比正文赋名少一“神”字。此外，在13号木牍上我们还发现有另一种赋名，称“列女傅一卷”，即《烈女赋》一卷，但在出土物中没有发现相应的赋文内容。 关于出土简牍赋体文献，在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中也发现过一些辞赋类的残简，因简文多为破碎的残句，这里就不再详细讲了。（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4期） [①]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缁衣》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见《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简帛与汉初学术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③]李学勤《重写学术史·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河北人民出版社。 [④]李学勤《重写学术史·郭店简与〈乐记〉》，河北人民出版社。 [⑤]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性〈性自命出〉》，北京大学出版社。 [⑥]李学勤《重写学术史·先秦儒家著作的大发现》，河北人民出版社。 [⑦]李学勤《重写学术史·先秦儒家著作的大发现》，河北人民出版社。 [⑧]李学勤《重写学术史·先秦儒家著作的大发现》，河北人民出版社。 [⑨]李学勤《重写学术史·先秦儒家著作的大发现》，河北人民出版社。 （10）韩志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所附《儒家者言释文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11）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2）骈宇骞《银雀山汉简〈晏子春秋〉校释》，书目文献出版社。 （13）张春龙《慈利楚简概述》，《文物》1990年第10期。 （14）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诸子类》，三联书店。 （15）李学勤《重写学术史·荆门郭店简所见关尹遗说》，河北人民出版社。 （16）彭浩《郭店楚简〈老子〉校读》前言，湖北人民出版社。 （17）《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年第9期。 （18）廖名春《〈庄子·盗跖篇〉探源》，《文史》第45辑，中华书局。 （19）韩志强《阜阳出土的〈庄子·杂篇〉汉简》，《道家文化研究》第18期，三联书店。 （20）李学勤《重写学术史·荆门郭店简所见关尹遗说》，河北人民出版社。 （21）、（22）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 （23）李学勤《试论马王堆汉墓〈伊尹·九主〉》，《文物》1974年第11期。 （24）陈松长《帛书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5）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马王堆帛书〈经法·大分〉及其他》，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26）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称篇〉与〈周祝〉》，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27）王利器《文子疏义》，中华书局。 （28）李学勤《试论八角廊简〈文子〉》，《文物》1996年第1期。 （29）李零《楚帛书式图》，《江汉考古》1991年第1期。 （30）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楚帛书中的古史与宇宙论》，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31）饶宗颐《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楚帛书象纬解》，中华书局。 （32）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 （33）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34）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长台关楚简申徒狄研究》，三联书店。 （35）李学勤《重写学术史·先秦儒家著作的大发现》，河北人民出版社。 （36）鲁迅《鲁迅全集·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37）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38）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诗赋类》，三联书店。 （39）《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40）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诗赋类》，三联书店。 （41）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唐勒〉、〈小言赋〉和〈易传〉》，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