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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末以来，学界一直把《四时宜忌》当作瞿佑著作。北京图书馆藏明佚名辑《居家必备》本之《四时宜忌》即署名瞿佑；清四库馆臣也以为《四时宜忌》为瞿佑所作；清顺治间《说郛续》、清逊敏堂丛书、清得榭楼杂录 均将《四时宜忌》列入瞿佑名下；今人李剑国、陈国军在《瞿佑续考》中也称：“瞿佑著作生前罕有刊刻，获谴后大都散失……今见存者只《剪灯新话》、《归田诗话》、《咏物诗》、《香台集》(残)、《四时宜忌》、《居家宜忌》、《宣和牌谱》、《俗事方》等，不足十种。”①徐朔方在《瞿佑年谱》中仍把《四时宜忌》当作瞿佑作品②。可见，自明末至今，国内学术界始终没有怀疑瞿佑对《四时宜忌》的著作权。惟法国汉学家陈庆浩教授在《瞿佑及其〈剪灯新话〉》中称：“而署名瞿佑书的还有《四时宜忌》……这些书瞿佑未曾涉及，亦不见于徐伯龄等的记述中，是否为瞿佑著作，仍有待研究。”③持论甚为谨慎。笔者在从事瞿佑全集的辑佚与校注工作中，发现署名瞿佑之《四时宜忌》实乃后人伪托，其著作权当属明代文人高濂。 一 明代中期之前的文献，均不见瞿佑作《四时宜忌》的记载。瞿佑本人在《重校剪灯新话后序》自述其著作称：“少日读书之暇，性善著述，萤窗雪案，手笔不辍……久而长编巨册，积成部帙。治经则有《春秋贯珠》、《春秋捷音》、《正葩掇英》、《诚意斋课稿》；阅史则有《管见摘编》、《集览镌误》；作诗则有《鼓吹续音》、《风木遗音》、《乐府拟题》、《屏山佳趣》、《香台集》、《采芹稿》；攻文则有《名贤文粹》、《存斋类编》；填词则有《余清曲谱》、《天机云锦》；纂言记事则有《游艺录》、《剪灯录》、《大藏搜奇》、《学海遗珠》等集。自戊子岁获谴以来，散亡零落，略无存者。……永乐十九年岁次辛丑正月灯夕，七十五岁翁钱塘瞿佑宗吉甫书于保安城南寓舍。”④也就是说，瞿佑七十五岁自述其著作时，没有提到《四时宜忌》一书。其后，徐伯龄（天顺、成化时人）在其《蟫精隽》卷四“吊城怀古”称：“（瞿佑）著有《通鉴集览鑴误》、《香台集》、《剪灯新话》、《乐府遗音》、《归田诗话》、《兴观诗》、《顺承稿》、《存斋遗稿》、《咏物诗》、《屏山佳趣》、《乐全稿》、《余清曲谱》、《保安新録》、《保安杂录》等集，一见存其目；丧乱以来所失亡者，往往人为惜之，如《剪灯録》、《采芹稿》、《春秋贯珠》、《春秋捷音》、《正葩掇英》、《诚意斋稿》、《管见摘编》、《鼓吹续音》、《风木遗音》、《存斋类编》、《天机云锦》、《游艺录》、《大藏捜奇》、《学海遗珠》等集，兹不可复得也。”⑤徐伯龄曾经为瞿佑《香台集》作注，非常熟悉瞿佑的著作，但他所列举的瞿佑著作中也不存在《四时宜忌》；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三“瞿宗吉”条列举了瞿佑的作品：“所著有《通鉴集览镌误》、《香台集》、《剪灯新话》、《乐府遗音》、《归田诗话》、《兴观诗》、《顺承稿》、《存斋遗稿》、《咏物诗》、《屏山佳趣》、《乐全稿》、《馀清曲谱》，皆见存者，闻尚有《天机云锦》、《游艺录》、《大藏搜奇》、《学海遗稿》，不可复得也。……左因当道欲得先生事实书籍，询之子孙，所答十止二三，志铭亦亡之矣。因述其梗概。”① 郎瑛是成化、嘉靖间文人，读书甚多，在“当道”搜求瞿佑书籍之时，他系统回顾了瞿佑的一生著述，其中所列亦不见《四时宜忌》。可见，瞿佑本人及死后关注他的文人均没有将《四时宜忌》列为瞿佑的作品。 二 有鉴于此，笔者在编撰《瞿佑全集校注》之初，曾将《四时宜忌》列在存疑一栏。然而，在翻阅明代戏曲家高濂的作品时，笔者发现其所著《遵生八笺》中完完整整地保留着署名瞿佑的《四时宜忌》。高濂《遵生八笺》共十九卷，是一部养生学著作，重在阐述养生要略。其中，卷三至卷六题为“四时调摄笺”，而瞿佑《四时宜忌》的全部内容都出现在“四时调摄笺”中。《四时宜忌》内容与《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内容基本一致，则必然存在著作权之争。 经过比勘，笔者以为后人所称《四时宜忌》“瞿佑作”实为伪托，理由如次： 首先，高濂作《遵生八笺》为乃众所周知、无可争议的事实。《四时宜忌》的内容、体例以及结构模式与高濂《遵生八笺》的完全吻合，是“四时调摄笺”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濂《遵生八笺》初刻于万历辛卯（1591）仲夏，前有屠隆序称： 虎林高深甫，博学宏通，鉴裁玄朗，少婴羸疾，有忧生之嗟。交游湖海，咨访道术，多综霞编云笈，秘典禁方；家世藏书，资其淹博，虽中郎至赏，束晰通微，殆无以过。乃念幻泡之无常，伤蜉蝣之短晷，悟摄生之有道，知人命之可延，剖晰玄机，提拈要诀，著为《遵生八笺》……阴阳寒暑，妙在节宣，故有四时调摄；养形以无劳为本，故有起居安乐……② 这段文字详细记载了高濂作《遵生八笺》的动机，其所描述的“阴阳寒暑，妙在节宣，故有四时调摄”便是卷三至卷六“四时调摄笺”的由来。所谓“四时”即春、夏、秋、冬十二个月。在卷三“四时调摄笺”之首载有一段类似自序性质的“高子曰”称： 髙子曰：时之义大矣，天下之事未有外时以成者也，故圣人与四时合其序，而《月令》一书，尤养生家之不可少者。余录四时阴阳运用之机，而配以五脏寒温顺逆之义，因时系以方药导引之功，该日载以合宜合忌之事；……随时叙以逸事幽赏之条，和其性灵，悦其心志。人能顺时调摄，勤以导引之功，慎以宜忌之要，无竞无营，与时消息，则疾病可远，寿命可延。诚日用不可去身，岂曰小补云耳？录成，笺曰：‘四时调摄’。③ 这段自序性质的“高子曰”综述了“四时调摄笺”的结构布局。以卷三为例，作者先从理论上概述春三月的养生法，并配以脏腑配经络图，修养肝脏法与肝脏导引法等；接着依次记载正月所宜所忌与正月修炼法、二月所宜所忌与二月修炼法、三月所宜所忌与三月修炼法；最后讲述“春时逸事”，以“和其性灵，悦其心志”。卷四、卷五、卷六的体制与此模式一致。可以看出，“四时调摄笺”的整个结构和谐统一，完全服务于作者“远疾病、延寿命”的写作宗旨。 再看今传瞿佑《四时宜忌》的结构。该书从正月至十二月，依次录述所宜所忌。一般先介绍该月节气、律、月建、别名、天道等天文节气知识，阐释自然在季节变化中的属性与表现，为下文的养生方法奠定理论基础；然后围绕人们的日常生活诸如饮食、沐浴、出行、问疾、交易、裁衣等论述所宜所忌，同时介绍防病、治病的偏方（为时行热病、瘟疫、腋臭、肿痛等常见病，甚至有治鱼骨鲠喉）以及健齿、美颜、养生等方法。这种体例完全符合高濂“录四时阴阳运用之机，而配以五脏寒温顺逆之义，因时系以方药导引之功，该日载以合宜合忌之事”的“四时摄生笺”的写作惯例。 如前所述，瞿佑生前自述其个人作品时没有列入《四时宜忌》，其后天顺、成化年间的徐伯龄以及弘治、嘉靖时期的郎瑛均没有述及瞿佑作《四时宜忌》的事实，即连《千顷堂书目》中也没有瞿佑作《四时宜忌》的记载。所谓瞿佑作《四时宜忌》之说实始于晚明，无名氏编撰《居家必备》时从高濂《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中辑出《四时宜忌》，而署为瞿佑作，此后便出现了瞿佑作《四时宜忌》一说。今传瞿佑作《四时宜忌》无序无跋，不符合瞿佑作书的惯例。《四时宜忌》“瞿佑作”乃明末《居家必备》编辑者伪托，《四时宜忌》的真正著作权当属于明万历年间文人高濂。 其次，从《四时宜忌》的引文书目来看，也不存在瞿佑作《四时宜忌》的可能性。《四时宜忌》以汇集历代文献的方式以叙述四时所所宜所忌，四库馆臣评价《四时宜忌》称：“此书记十二月所宜所忌，历引《孝经纬》、《荆楚岁时记》、《玉烛宝典》，而兼及于《济世仁术》、《法天生意》、《指月录》、《白云杂忌》诸书，甚至道家符录亦皆载入征引。虽博究，不免伤于芜杂。”①《四时宜忌》最明显的特点是引文广泛，驳杂纷繁。观其所引诸书，多为明前作品，但也有少量明时作品。众所周知，如果瞿佑作《四时宜忌》，则所引书目中则不应出现瞿佑去世（1433）以后才问世的作品；但今传《四时宜忌》所引书目中偏偏出现了明中期才出现的书籍，仅略举一二： 《四时宜忌》多处引文源于《便民图纂》，如“五月事忌”引：“《便民图纂》曰：甜瓜沉水者，杀人，多食作阴下痒；生疮患脚气食之，永不愈；双蒂者，杀人，且此物不可与油饼同食。”②该条出自《便民图纂》卷十一“饮食宜忌”，原文为：“甜瓜沉水者，杀人，双蒂者亦然。”③《便民图纂》为明弘治间进士邝璠（约1458-1521）编订，《千顷堂书目》卷十二称：“邝璠《便民图纂》十六卷，字廷瑞，任丘人，弘治癸丑（1493）进士，吴县知县，止官河南右布政。”《四库总目提要》也记载《便民图纂》由邝璠始刻：“（《便民图纂》）嘉靖壬子刻于贵州，前有左布政使李涵序称：邝廷瑞始刻于吴中，吕经又刻于滇省……其中利民用者甚多。”第一卷为农务，图十五；第二卷为女红，图十六，毎图皆系以竹枝词一首；第三卷以下分十一，曰耕获、曰桑蚕、曰树艺、曰杂占、曰月占、曰祈禳、曰涓吉、曰起居、曰调摄、曰牧养、曰制造。现存《便民图纂》嘉靖二十三年（1544）蓝印本前有吕经序称“原本出于三崖欧阳氏，若托始，则任丘邝廷瑞氏选刻于吴者。云南布政使北地九川吕经书。”很明显，《便民图纂》不可能在瞿佑生前问世。 《四时宜忌》还多处引用《万氏家抄》内容，如“五月事宜”引“《万氏家抄》曰：五日午时采鸡肠草晒干为末，齿痛热服者擦之，立愈。”其中《万氏家抄》的编者即万表，字民望，鄞县人，正德末武进士，累官都督同知，佥书南京中军都督府。时值海寇出没，为江浙患，表推原祸本，以为奸民通蕃者所致，因为此议上之当事，历叙逋逃啸聚始末甚详，其后倭乱大起，表结少林僧习格斗法，屡歼其众。《千顷堂书目》卷十四载：“万表《万氏家抄济世良方五卷》；又《积善堂活人滋补方一卷》……。”可见，万表不仅是一员武将，还是一位著名的医家。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五载《都督万鹿园先生表》称：“万表，字民望，号鹿园，宁波卫世袭指挥佥事，年十七袭职……嘉靖丙辰正月卒，年五十九。”④可推知其在世时间为1458至1556年，则《万氏家抄》问世于正德、嘉靖年间。四库总目提要称《万氏家抄济世良方五卷》为“明万表编，其孙孚增辑。……是编原本抄集古方，分门别类，凡五卷；孚又益以经验诸方及脉诀药性，共为六卷，亦颇有可用之方。”⑤可见此书应用性很强。 除此以外，《四时宜忌》还引用了《家塾事亲》、《保生心鉴》、《述见》等书籍。《家塾事亲》为郭晟著，共五卷，有天顺庚辰（1460年）李贤序。《千顷堂书目》卷十四载：“（郭晟）凤阳人，武定侯郭英裔孙。”该书影响较大，弘治壬戌（1502年）进士何瑭《栢斋集》卷六《家训序》提到了该书，称：“古人齐家之法，略见于《礼》之内，则朱文公纂《集家礼》已具载，司马温公《居家杂仪》盖亦祖述内则之遗意而为之者也，俱可遵行；近世如浦江郑氏《家规》、肥乡郭氏《家塾事亲》、上党仇氏《家范》，亦有可取。”① 明卢翰《月令通考自序》也称：“病中无寄意者，命仆抽书得《家塾事亲》，谓其事义欠切，欲缉而广之，屡困于病而未逮也。”② 可见，此书也是瞿佑去世以后才问世的。《保生心鉴》为令狐鏓所刊，《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八载：“令狐鏓，字仲平……嘉靖乙卯（1555年）举于乡，为确山教谕……性至孝，母杨病疽，鏓调理无少怠，躬视汤药，更年母愈，人谓孝感云。著《性理纂要》、《五经巾箱》、《大学衍义》，日抄藏于家；刊《家礼集要》、《保生心鉴》行于世。”③也就是说，《保生心鉴》为明嘉靖年间令狐鏓刊刻；《述见》当为《事亲述见》之简称，《千顷堂书目》卷十二载衡府高唐王厚瑛《事亲述见》十一卷，（王厚瑛）号岱翁，嘉靖时曾旌表孝行。可见，此书也在明嘉靖前后问世。 以上所举《四时宜忌》之引书《便民图纂》、《万氏家抄》、《家塾事亲》、《保生心鉴》、《述见》等，均为瞿佑死后才编撰成书，瞿佑不可能参阅此类书籍，因此，《四时宜忌》作者也不可能是瞿佑。非常巧合的是，此类书籍均问世于万历之前，而《遵生八笺》成书于万历辛卯（1591年），很显然，藏书家高濂能够及时地搜集到此类书籍，并撮录而成“四时摄生笺”。 再次，《四时宜忌》乃辑《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而成，保留了许多抄录的痕迹。如瞿佑作《四时宜忌》，将不可能出现如此讹误。 《四时宜忌》在撮录《遵生八笺》的过程中，遗漏颇多。将《四时宜忌》与《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对比，即可发现前者简略，后者详尽。如“正月宜忌”有条目云：“《千金月令》曰：是月宜食粥，有三方，一曰地黄粥……二曰防风粥……”，味其句意，前文既称有食粥三方，而后只列举二方，显然有误；此条在“四时调摄笺”中为：“《千金月令》曰：是月宜食粥，有三方，一曰地黄粥……二曰防风粥……三曰紫苏粥……”；两者对比，读者即可发现，《四时宜忌》抄录中漏掉了第“三方”。此类现象在《四时宜忌》中比比皆是。 更为重要的是，在托名瞿佑著的《四时宜忌》中还出现了“高子曰”的文字，在“五月事宜”中，有一段文字称： 高子曰：五月五日午时修合药饵者，以天罡此时正塞鬼户。《斗柄诀》以月月尝加戎，五月每日戌时，天罡指午，亥时指未，自未轮转，五日午时正指艮宫，为鬼户也。 此段文字值得玩味。瞿佑的《四时宜忌》中出现“高子曰”，其中“高子”断不可能为瞿佑自称，显得很突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遵生八笺》中“高子曰”却随处常见。《四时宜忌》既托名瞿佑撰，然而编撰者在抄录《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时，将“高子曰”也不加分析地一并抄录，却留下了做伪的铁证。另外，上引《四时宜忌》“高子曰”一段在“四时调摄笺”中结尾处却多了“故用此时合药甚效，又为天中之节”字样，“高子曰”一节重在阐述“五月五日午时修合药饵”的理由，“四时调摄笺”中多此一句，因果关系顿出（“天中节”即端午节）；《四时宜忌》辑录时遗漏，是抄录者从简摘抄所致，因此因果关系不甚分明，句意也不很不畅。从抄录留下的痕迹来看，《四时宜忌》实乃伪托瞿佑之所作④，真正编著者当为高濂。 ① 李剑国、陈国军《瞿佑续考》，《南开学报》1997年3期第46页。 ② 徐朔方《瞿佑年谱》，见《小说考信编》第4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③ 陈庆浩《汉学研究》第六卷第一期第208页，1988年6月。 ④ 瞿佑著，林芑注《剪灯新话句解》，见《古本小说丛刊》第三三辑第1974页，中华书局1991年。 ⑤ 徐伯龄《蟫精隽》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 郎瑛《七修类稿》（安越点校）卷三十三页417，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 ② 屠隆《遵生八笺序》，见《中华医书集成》第十九册“养生类”页2，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③ 高濂《遵生八笺》卷四，《中华医书集成》第十九册“养生类”页41，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① 永溶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页593上，中华书局1995年。 ② 本文所引《四时宜忌》均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刻居家必备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64亦载。 ③ 邝璠《便民图纂》页243，农业出版社1982年。 ④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五，见文渊阁四库全书。 ⑤ 永溶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页885中，中华书局1995年。 ① 何瑭《栢斋集》卷六《家训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经义考》卷一百四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现传《居家宜忌》实为删减《四时宜忌》而成，它与《四时宜忌》一样，内容均源于高濂《遵生八笺》，编著权也当属高濂。 原载：《文献》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