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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从1992年10月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提出方案算起，到1997年10月底全书出齐，已五易寒暑。这五年分前后两段，前两年是筹备阶段，后三年是编纂出版阶段。 筹备阶段值得介绍的有七个方面：一是编纂计划报到古籍规划小组以后，获得批准，立为国家重点古籍整理出版项目。1992年12月23日正式下达由匡亚明组长亲自签署的《关于编纂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批复》，《批复》认为这个重大项目“对于保存和抢救文化典籍，推动学术研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二是项目得到批准后，1993年1月13 日正式成立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会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俊文先生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工委会后来成为这个项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三是项目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支持，李鹏、乔石、荣毅仁、李岚清、李铁映等同志先后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题词。四是项目得到中央宣传部、统战部、国家教委、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部委的大力支持。国家教委、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分别下达文件，要求各大专院校图书馆、各公共图书馆、各文物收藏单位给予查阅和复制古籍的方便。五是项目得到了全国专家学者和图书馆界、博物馆界的大力支持，迅速解决了看书难、复制难的问题。六是对《四库存目》的6793种古籍进行了初步调查，掌握了大部分存目的流传版本和收藏单位。七是落实了投资问题，确立了企业界与学术界密切合作的运作方式，基本上不靠国家拨款。 在具备了以上各项条件的情况下，1994年9月11日到13 日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工作座谈会”，正式宣布成立编纂委员会。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任总编纂。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先生、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先生任副总编纂。延请周一良、任继愈、胡道静、周绍良、张岱年、侯仁之、程千帆、王绍曾、冀淑英、黄永年、刘乃和、朱天俊等知名学者任学术顾问，海内外专家百余人参与编纂出版工作。以此为标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进入正式编纂阶段，即第二阶段。 正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处于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并进入正式编纂阶段的时候，即1994年秋至1995年春，学术界出现了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论争，《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瞭望》杂志、《读书》杂志、《中国图书馆学报》等报刊上接连发表论文十余篇，一时成为热门话题。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不在于要不要印行存目书，而在于是选印还是全印。 主张选印的人士认为，《四库存目》书是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淘汰下来的次品，是“假冒伪劣”，有价值者甚少，今天搜集影印存目书，是“沉渣泛起”，应当选取“精粹”印行。 我们充分考虑了主张选印的见解之后，经过细致的调查和研究，认为选印是不可行的，全印才是最佳方案。 乾隆间修《四库全书》，从全国征集到图书一万余种，以其中三分之一编成《四库全书》，另三分之二只存书名，不收其书，谓之“存目”。所以，《四库存目》的书是被淘汰下来的，这是历史事实。问题在于淘汰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选取少部分，而淘汰大部分。 经过认真研究，我们发现，《四库存目》书之所以列入《存目》，而不收入《四库全书》，主要有九个原因：一是清政府人力物力承受不起。仅仅办理《四库全书》所收的三千五百种左右的书，已用去十余年，正式委用学者三百几十人，誊录工多达二千八百余人。当时弘历年迈，怕看不到最终成果，于是又抽调人员先编了一部《四库全书荟要》，号称“小四库”。如不严加限制，恐怕遥遥无期。二是贵远贱近。这是古今一贯的习惯做法，直到今天，我们对时代早的东西也还是较重视，对时代较晚的东西就看得轻一些。翻开《四库全书总目》可以发现，“存目”书以明清人著作为大宗，因为在当时看来，那是“近人”著作，就像今天对待民国年间和建国以来的著作一样，会认为是习见的、寻常的著作，若干大名家的著作之外，一般学者的作品不受重视。《四库全书》总裁官于敏中曾致函总纂官陆锡熊：“旧书去取，宽于元以前，严于明以后。”可知当时这个时代标准是明明白白的。三是扬汉抑宋。排斥宋学家的著作，表扬汉学家的著作，这一点是公认的事实，不再解释。四是压制民族思想。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最忌讳讲“夷夏之辨”，最容不得污蔑少数民族。明代王洙写了部《宋史质》，以明朝直接宋朝，中间辽、金列于“外国”，削去元代年号。柯维骐《宋史新编》也是把辽、金列入“外国”，不承认其历史地位。都受到严斥，列入《存目》。五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孔孟之道是封建社会正统的观念，是衡量是非的标准。但李贽认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这当然是非圣无法。所以李贽的著作大都入《存目》。六是避免重复。清代沈彤的《释骨》一卷，有单行本，但他的《果堂集》里收有此书，而《果堂集》已收入《四库全书》，因此《释骨》尽管评价很高，也不再重复收入《四库全书》，而是收入《存目》。又如《昭代丛书》、《津逮秘书》这类丛书，它们所包含的单种书已分别收入《四库全书》或《四库存目》，于是这些丛书不再收入《四库全书》，而入于《存目》。七是尊官书而抑私撰。明代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是关于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史料，四库馆臣也承认这一点。但清代官修的《明史》已全部采用了这部书，因而《四库全书》不再收入。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一千零三十六卷，因为被清代官修的《全唐诗》采用，而仅得存目。八是过分残缺或漫漶不清，无法校写。明赵时春修的《平凉府志》，一向评价很高，但过于漫漶，只得入《存目》。宋代晏殊修的类书《类要》，因缺卷太多，仅得存目。从这八条原因看，列入《存目》的书并不见得水平不高，只是不符合当时的选择标准而已。当然不容否认，少数书籍是由于水平低下而列入《存目》的。例如《金史论赞》、《二十一史论赞辑要》，都是辑录正史中的论赞汇编而成，正史俱在，它们没有多大价值。这是列入《存目》的第九个原因。 是不是伪书，并不是收入不收入《四库全书》的标准。《列子》是伪书，《四库全书》照收。伪书自有价值，“伪”与“劣”不是一回事，说存目书是“假冒伪劣”，是不合适的，不科学的。 既然存目书中确有价值较低的书，为什么不选择一下呢？ 我们认为，第一，学术研究从来都是以占有尽可能全的资料为追求目标的，资料越全越好。一千部《杜甫诗选》也无法代替《杜甫全集》；《唐诗选》无论选得多么精，都无法与《全唐诗》相比，这是每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同志都明白的道理。第二，现在旧学水平远不如清代高，即使要选，也缺乏这种学术能力。到头来，不该剔的剔了，该剔的没剔，一些精华被作为糟粕抛弃了，“遴选不精”的罪责难以逃脱。第三，即使水平高，有能力选，看不到书，也仍然一筹莫展。据我们调查，存目书至少一千种已亡佚，现存的也有三分之一是稀见本或孤本，它们分散在海内外一两百个收藏单位。正常情况下，根本无法阅读这些书，更谈不上互相比较、划分高低，如何进行选择呢？所以说，“选粹”道理容易讲，却难以去实实在在地做，客观条件不允许，学术研究也不需要。鉴于存目书日渐稀少、日渐消亡的事实，抢救和保存才是当务之急。如果书失传了，还有什么“粹”可选？所以我们选择了全数搜集影印的方案，提出的方针是“尊重历史，保存文献”，立意在保存上。 方向既定，我们就全力以赴地去实现。经过三年努力，如今这项工作完成了。 后三年的编纂出版工作是极其紧张而又一丝不苟的。具体过程可分十步：第一步是访书编目。《四库存目》是乾隆时留下的一份目录，记录图书6793种。二百年过去了，哪些书还在，在什么地方，是什么版本，都是未知数。但这正是编纂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先决条件。我们查阅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图书联合目录》等近百种藏书目录，甚至弄清了存目书的传本和收藏情况。仍然查不到的还为数不少，就编成《待访书目》，请各地专家帮助查访。经过艰苦细致的查访，基本网罗了现存的《四库存目》之书。其间，过去认为亡佚的先哲遗书又发现了不少，例如孔尚任《节序同风录》、曹溶《倦圃莳植记》、茅元仪《青油史漫》等就是这次找到并影印出来的。第二步是查核书品。书的线索找到了，于是按图索骥，把目录分发给有关收藏单位，查验原书，看内容与《四库提要》是否符合，是否残缺，印刷是否清楚，版本鉴定是否准确，有无虫蛀、水渍、墨污等。根据这些情况，选择拍照底本。选择底本当然要选“善本”。所谓善本，根据张之洞的说法是“精注精校”、“不缺不讹”，就是说内容全、错字少。错字少，要经过校勘才能确认，比较困难。但是内容全，是容易查清的。我们一般选拔内容较全的足本，以初印清晰者为首选。在足本前提下，注重“旧刻旧抄”，因为一般说来，旧刻旧抄更多地保存了古书原貌，而且流传稀少，学者难以获得。当然，某些本子后出转精，我们也注意选用。例如明代戚继光《止止堂集》，明万历刻本都不全，光绪间山东官书局刻本内容最全，校刻亦精，我们就选用了山东官书局刻本。第三步是拍摄。古书大都不是白纸，而是发黄甚至发墨的纸。我们选用色盲胶卷，把纸色滤掉，使字迹更清晰。第四步是审订版本。版本已经收藏单位鉴定过，随胶卷报来一个登记单，但有些本子情况特殊，会导致鉴定失误。例如《通鉴博论》这部书，明万历间内府刻本，书商把万历时的序言标记割去，冒充洪武刻本，图书馆没识破，报来的鉴定结果是“洪武刻本”。我们拿这个洪武本与中央党校的万历本核对，毫厘不差，是同一个版本，于是纠正了一个错误。再如《易占经纬》，明嘉靖刻本，清代有翻刻本，连刻工姓名都照样翻版，图书馆误以翻刻本为嘉靖原刻，我们用北大的原刻本对照，才发现是翻刻。于是改用北大的原刻。事实证明，重新审定是必要的。第五步是初审。把拍来的书还原，然后一页一页审查，发现错乱予以调整，发现残缺予以补配。《周中丞疏稿》这部书，传世的本子都不全，我们用北京图书馆和吉林大学图书馆的两个残本相配，结果正好配全，不多不少，估计是一部书在流传中失散的，现在延津剑合，令人欣慰。这类例子还很多。当然，某些书四库馆臣见到的是足本，而我们没能配齐。例如《太平金镜策》八卷，传世的只有元刻本，北京图书馆残存卷三至六，旅顺博物馆残存卷七卷八，卷一卷二则查无下落，只好暂付阙如。第六步是描润。完整无缺而又初印清晰的本子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但古书流传日久，受虫蛀、水浸、空气腐蚀或读书人墨污，都是常有的，都会影响版面清楚整洁，不利于阅读。这就要用白粉涂盖文字以外的底灰、污迹等，叫作“描润”。对那些底本文字模糊、版面断裂的，如无别本可用，只好暂用拍照，但决不描改文字，以免致误。第七步是拼贴。审查完毕，标明顺序，就要把两个半页拼成一个整页，这是古书的复原。然后再缩小到预定尺寸，在16开的底纸上贴出上栏和下栏，并在下栏之间加贴页码，形成新的一页。第八步是加贴书名页。每一种书前面都要加书名页，注明书名、卷数、朝代、著者、藏馆、版本，以及残缺、配补等。第九步是终审定稿。把加工好的稿件再一页一页审读一过，确实无误，交付影印。第十步是印刷装潢。《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用的是全木浆70克胶版纸，印尼进口。造纸和印刷业的人们都知道，通用的纸张都含有大量滑石粉，并不是全纤维的。滑石粉并无粘着性，用滑石粉作添加剂只是为了节省纸浆，降低成本，但纸的质量因而下降，纸重而脆，保存期很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用纸是定做的，经过中国造纸研究所化验，完全合格，造纸所出具了化验书，这才投入使用。这样，成本大大提高，但从书籍的保存和使用看，是值得的。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共收古籍4508种，分装1200册，所选底本多系善本，其中稿本22种，宋刻本15种，宋写本1种，元刻本21种，明刻本2152种，明写本127种，清刻本1634种，清写本330种，约三分之一为稀见本或孤本， 是乾隆修《四库全书》以来二百年间最大的一部古籍丛书。由于采用原版影印的方法，无篡改失真的弊病，因而其学术价值更在《四库全书》之上。 尽管我们始终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去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且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包括经济条件的限制，因此不能尽如人意是预料之中的，我们欢迎专家同行批评指正的同时，又希望得到各位的谅解。 原载：《文史哲》1998/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