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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崧为清代词坛大家，有“玉麒麟”之称；同时也是骈文大家，执清初骈文文坛牛耳。他与吴绮、章藻功等代表了顺治、康熙年间骈文创作的最高成就。因此，当康熙间曹溶编、陶越增删的《学海类编》中首次出现署名为陈维崧的《四六金针》时，得到后来学人的普遍信任，特别是当代学人的信任。康熙后，公私书目和总集诗文评类，著录《四六金针》时，都以《学海类编》为依据。如光绪己亥（1899年）编的《八千卷楼书目》以及影响较大的《丛书集成初编》等。当代骈文研究者也将《四六金针》视为陈维崧所作。其实，《四六金针》乃割裂、抄袭元代陈绎曾《文筌·四六附说》而成，非陈维崧所作。《学海类编》所录书籍多篡改伪托，其收录书籍不宜轻信。 一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其骈文在当时获得高度评价。清初散文3大家之一的汪琬云：“陈处士排偶之文芊绵凄恻，几于凌徐扳庾。予致书王十五（王士祯）曰：‘唐以前某所不知，盖自天宝以后七百余年，无此等作矣。’”[1]毛先舒则直接指出陈维崧为当时骈文创作领袖：“乃其年则群推领袖，直接宗风。既吐纳乎百川，亦磐控乎六马。观其整肃则垂绅搢笏，雄毅则剑拔弩张，绮丽则步障十层，遥裔则平楚千里。或徘徊如堕明月，或夭矫如曳晴虹，或如妖姬扬袂而望所思，或如秋士餐英而思所托。”[2]当代学者对于陈维崧骈文也极为推崇，张仁青的评价可为代表：“珠排玉戛，宫沈羽振，其体丽以则，其词博以赡，往往驱悬孤绝，灌溉芳润，山崖屋壁金石之文，以及稗官杂记怪迂之说，无不捃摭搜采，尽罗腕底，论者以为上追徐庾，下揖王杨，可无愧色。”[3]可见，辨析《四六金针》是否为为陈维崧所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四六金针》本身篇幅不长，但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谢无量云：“欲观齐梁骈文用力之处，宜求之彦和《雕龙》之论；欲观唐宋以来四六之体裁优劣，宜求之其年《金针》之书。”[4]刘麟生则云：“骈文中兴，则骈文话之著作亦多，此亦理所固然。陈其年有《四六金针》，专讲骈文之技术，如谋篇遣词等等，而以古法今法划分之。此后复讨论骈文之目体制式格五种。格分三种，最上混成格，其次精严格，又其次巧密格。”[5]蒋伯潜、蒋祖怡则肯定陈维崧：“又有《四六金针》一书，对于唐宋以来骈文的体裁、优劣和作法等等，均有具体的详述，启示学习骈文者以门径。他对骈文有很深的造诣，所以能把骈文的种种方法，扼要地指点出来。”[6]都从骈文史的角度肯定了《四六金针》对于骈文创作的积极意义。此后，提到《四六金针》的当代学者都认其为陈维崧所作。如张仁青认为陈维崧著有“《迦陵文集》、《湖海楼俪体文集》、《湖海楼诗》、《迦陵词选》、《四六金针》、《两晋南北朝史集珍》等。”[3]莫道才《骈文通论》中将《四六金针》视为陈维崧所作，在“骈文的复兴期”中专门分析了《四六金针》的理论特点和价值。[7]于景祥也认为：“陈维崧还撰有《四六金针》一书，对骈文艺术手法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8]且对《四六金针》提出的约事、分章、明意、属辞作了褒扬性的评价。因此，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四六金针》作者问题也必须加以辨析。 二 笔者在翻阅《续修四库全书》时，发现元代陈绎曾的《文筌》中的“四六附说”内容和《四六金针》基本相同，2书实为1书，因而必有一伪。到底是《文筌》早还是《四六金针》成书早呢？[9] 从2书文本内容来看，《四六金针》内容明显从《四六附说》割裂、篡改而来，故意改头换面。如《文筌·四六附说》开头论四六之法：“一、法：四六之兴，其来尚矣。自典谟誓命，已加润色，以便宣读。四六其语，谐协其声，偶俪其辞。凡以取便一时，使读者无聱牙之患，听者无诘曲之疑耳。故为四六之本，一曰约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属辞。务欲辞简意明而已。此唐人四六故规而苏子瞻氏之取则也。后世益以文华，加之工致，又欲新奇于是，以用事亲切为精妙，属对巧的为奇崛，此宋人四六之新规，而王介甫氏之所取法也。变而为法凡二：一曰剪截，二曰融化。能者得之，则兼古通今。信奇法也！不能者用之，则贪用事而晦其意，务属对而涩其辞，四六之本意失之远矣。又何以文为哉！今开具二法于后。”[10]而《四六金针》开头则为：“四六之兴，其来尚矣。骈词俪语，六经多有之。至汉乃从典谟誓命而加之润色。一篇始末，皆以对偶成文，谐协其声，以便宣读。俾听者易晓，斯亦古文之一体也。元陈绎曾言四六之法，其要有四：一曰约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属辞。务在词简而意明。此唐人四六故规，而苏子瞻氏之取则也。后世益以文华，喜工致而新奇。于是以用事亲切，属对巧的为精妙。变而为法凡六：曰熟、曰剪、曰截、曰融、曰化、曰串。能者得之，兼古通今，此宋人四六之新规，而王介甫氏之所取则也。以云《四六金针》，不外是矣。今参考其说，开具二法于后，而以目、体、制、式、格五者附焉。噫！吾于此道，用力十余稔，庶有一得，愿与二三子共之，尚其勿轻以畀人而可哉！”[11] 对比2段，可以肯定先有陈绎曾四六之论，再有《四六金针》之说。因为在论四六创作方法“约事”、“分章”、“明意”、“属辞”时，《四六金针》编者明确说明来自陈绎曾，这说明其见过陈绎曾论四六的书籍。此外，其他关键内容、语言表达明显来自《四六附说》。如论四六从典谟誓命溯源，以对偶成章、谐协其声、辞简意明为四六特点等都雷同。至于将四六分为“故规”、“新规”二体，将“剪截”、“融化”单列，又将《四六附说》后面中提到的“熟”、“串”提到开头中，将“新规”二法变为“六法”，认为“四要”、“六法”就成为《四六金针》题名的含义，更是明显勉强。从论证逻辑上来说，《四六附说》分四六为古、今两体，以古为本，以今为变，褒扬古体；而《四六金针》则平叙，对古、今两体无褒贬，则是违反了原著的本意。《四六金针》将古、今四六二法分别论述，附以目、体、制、式、格，也是完全照抄《四六附说》后文目录，只是将之提前到开篇。至于：“吾于此道，用力十余稔，庶有一得，愿与二三子共之，尚其勿轻以畀人而可哉！”也不符合陈维崧的创作情况。陈维崧以骈文名世，十岁就代祖父陈于廷作《杨忠烈像赞》，一生都致力于骈文创作；又其性格豪爽、交游广阔，与王士禛、朱彝尊、徐乾学等名流交好。所以“十余稔”、“勿轻以畀人”等就与事实和其豪爽性格不符，只是《四六金针》编者的故弄玄虚罢了。 《四六金针》开头一段论四六之法，因为想将著作权归于陈维崧，所以内容文字还经过了一些改头换面。后面的内容则基本不变，几乎都从《四六附说》抄袭而来。如《四六附说》用诗格著作形式标明所述内容为六：一、法，二、目，三、体，四、制，五、式，六、格；《四六金针》则去掉数字，分别标目、体、制、式、格，法则遗漏。对古体四六“约事”、“分意”、“明意”、“属辞”和今体四六“剪截”、“融化”之法的论述内容，也只有个别用字不同。如用字差别较多的论“属辞”一段： 每一段中，以一隔联包括其意，前后随宜以四字六字散联弥缝其阕。所以然者，事【分】（约）则明，既以约事分章取之矣。意分则朗，故又以明意属辞取之也。凡意或有首尾，或有主客，或有【待对】（对待）。混而言之则昏晦；分而言之则明朗。故（四）六属辞之法，必分主从。从者常多而意短，主者常少而意长。若不为法（分）以明之，则主从混淆而轻重不分矣。故少其【偶】（隔）联以明主意，多其散联以明从意。此四六属辞所以用四六限段节、拘对偶、分【散】（隔）联之本意也。欲读者便于【音声】（声音）。故切以平仄；欲听者不至迷误，故平易其辞。此又四六属辞所以定粘律、明句读（易）文辞之本意也。但明此旨，则四六之作，自然合辙矣。”（按：【】中为《四六附说》中不同字，（）中为《四六金针》的不同字，其他字两书一样。） 从上面可见，二者只有个别用字上不同，大体一致，意思也基本相同。再看2书后面，对于“目”，《四六金针》增加了“牒”和“功德疏”两种文体，其他相同。对于“体”，《四六金针》在“宋体”中将《四六附说》中的“杨太平”改正为“杨大年”。“制”、“式”两节中情况与上相同，只是个别字句有变化而已。最后“格”，则都为三格：“上浑成格：辞意明白浑然天成；中精严格：法律精研妙入规矩；下功密格：用事功中无少疏漏。”不过《四六附说》因为是附录在《文筌·古文谱》后，所以结句为：“凡四六诸格变化无方，已具《古文谱》中。其尤切者，则在此三格而已。”而《四六金针》则无此句，否则就是自报来历了。 《四六金针》是否为陈维崧所作，还可以从其文集及其交游中来考索。《陈迦陵俪体文集》为陈去世后，其弟陈维岳和陈宗石请陈维崧生前好友选编刊订的。在其序跋中，作为陈维崧的知交好友，他们都没有提到陈维崧撰有《四六金针》。如果其撰有《四六金针》，作为骈文专集序跋，应该会提到。同时，陈维崧自己文集中，也从没有提到自己撰有《四六金针》，这与一生以骈文成就自豪的陈维崧性格也不符。再者，康熙时期的目录、丛书中，唯一录有陈维崧《四六金针》的只有曹溶编、陶越增删的《学海类编》。特别是徐乾学(1631～1694)为陈维崧的挚友，为陈编订文集，对陈的著作情况应该十分了解。其生性爱书，好搜罗书籍。万斯同《传是楼藏书歌》云“东海先生性爱书，胸中已贮万卷宗。更向人间搜遗籍，直穷四库盈其庐。”[12]如果陈维崧撰有《四六金针》，徐乾学则应该收录好友遗著，何况好友为当世骈文领袖。但其《传是楼书目》只记录了《陈其年集》、《湖海楼诗稿》、《迦陵词》，没有提到《四六金针》。 三 据上，《四六金针》割裂补缀《文筌·四六附说》内容成书已比较明显。但《四六金针》开头只说参考元代陈绎曾论四六之法，并没有说是参考其《文筌·四六附说》。即陈绎曾是否撰有《文筌·四六附说》也需要得到证实。 《文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续修四库全书》所据版本都是清代李士棻家藏钞本。《元史·陈旅传》附载其事：“绎曾，字伯敷，处州人。为人虽口吃，而精敏异常。诸经注疏，多能成诵。文辞汪洋浩博，其气烨如也。官至国子助教。论者谓二人（按：指程文和陈绎曾）皆与旅相伯仲云。”[13]可见陈绎曾虽以精通儒学、善于文辞，但由于仕宦不显，仅至国子助教，所以《元史》没有记录其文学著作。但只要从陈绎曾身后的目录书看是否记载其著《文筌》，就可以断定其是否著有该书。如明嘉靖年间的《百川学志》卷一八“文史类”著录陈绎曾著“《文筌》八卷”[14]。《万卷堂书目》卷4记载“《文筌》一卷，陈绎曾”[15]明末清初黄虞稷(1629～1691)，在其父黄居中《千顷斋藏书目录》的基础上，编录《千顷堂书目》也记录：“陈绎曾，《古文矜式》二卷，又《文说》一卷，又《文筌》八卷，又《诗谱》一卷”。[16]上述几种目录书年代都早于陈维崧，他们的记载表明陈绎曾《文筌》在明代就广为流传。再查《处州府志》记载“陈绎曾，《文筌谱论》八卷”[17]。潘绍诒在序言中提到其是在前人方志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文筌谱论》即是《文筌》，因为《文筌》中分“古文谱”、“楚赋谱”、“汉赋谱”等几部分，故名。虽然潘绍诒为清代人，但其著录名为《文筌谱论》，表明其来源为地方志记录，不是文集目录，因而也可作为陈绎曾撰有《文筌》的一个佐证。 《四六金针》为抄袭补缀元代陈绎曾著作而成，其实早在四库馆臣著录《四六金针》时就已经提到，只是没有引起学人的注意。“《四六金针》一卷，国朝陈维崧撰。……此书载《学海类编》中，取元陈绎曾《文说》中所论四六之法，割录成编，颇为浅陋，必非维崧之笔。殆以维崧工于四六，故假其名。犹《木天禁语》之托言范椁，《诗法家数》之托言杨载耳。”[18]但是四库馆臣误记抄袭对象为《文说》，其实应为《文筌》。《文说》为陈绎曾的另一论文之作，现有《四库全书》本，其内容和《四六金针》迥异，不存在“割录成编”的问题。 确定《四六金针》为割录陈绎曾《文筌·四六附说》而成，其目的当然是借陈维崧之名以流传。那么篡改作者的人为谁呢？或为曹溶之徒陶越。 题名陈维崧撰《四六金针》，最早见诸旧题曹溶编、陶越增删的《学海类编》。《学海类编》直到道光辛卯（1831年）间才有刻本，此前一直是手抄本流行。该书在乾隆年间就遭到四库馆臣的猛烈批评。《学海类编》提要云：“旧本题国朝曹溶编。……此编裒辑唐宋以至国初诸家书零篇散帙，统为正续二集。……为书目四百二十二种，而真本仅十之一，伪本乃十之九。或改头换面，别里书名；或移甲为乙，伪题作者。颠倒谬妄，不可殚述。以徐乾学《教习堂条约》、项维贞《燕台笔录》二书考之，一成于溶卒之年，一成于溶卒之后，溶安得采入斯集？或无赖书贾以溶家富图籍，遂托名于溶欤？”[18]指出《学海类编》伪作很多，体例不善，因而推断《学海类编》为书贾伪托曹溶，以借其名。对曹溶《明漕运志》提要又云：“国朝曹溶撰。……此书溶自载于所辑《学海类编》中。今考其文，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河漕转运篇》无一字之异，溶断断不至如此。知《学海类编》绝非溶家原本也。”[18]《四六金针》篡改陈绎曾为陈维崧，这对于陈维崧的好友，一代名臣曹溶来说，可能性不大。因而，四库馆臣指出《学海类编》即使为曹溶编辑，也经过他人篡改、增删，非原本。今考《学海类编》所收书籍，伪作确实很多，根本没有做到如其前言所说的“杂抄旧著成编，不出自手笔者不录”。如《学海类编》所录周紫芝的《诗谳》，就是伪作。除《诗谳·序》为周紫芝原文《读〈诗谳〉》外，其他内容为杂抄苏轼诗歌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19]又如其收录的《炉火鉴戒录》本为宋代俞琬《席上腐谈》第2卷的下半卷，《学海类编》割裂其文，别为他书，也属于伪造。总之，《学海类编》所造伪书较多，以至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卷19《东坡诗话》提要中冠以“喜造伪书”之名。就《四六金针》而言，或许就为曹溶门生陶越篡改而成。 曹溶(1613～1685)，字洁躬，号秋岳，浙江秀水人。明崇祯10年进士，入清为户部侍郎，康熙18年举博学鸿词。19年，由徐元文推荐佐修《明史》。曹溶为一代词手，在清初有词坛领袖之称，“国初辇毂诸公，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香严（龚鼎孳）、倦圃（曹溶），领袖一时。”[20]曹溶和陈维崧有交游，曾同在扬州王士禛处填词唱和。蒋景祁云：“自济南王阮亭先生官扬州，倡倚声之学。其上有吴梅村、龚芝麓、曹秋岳诸先生主持之，先生（陈维崧）内联同郡邹程村、董文友，始朝夕为填词。”[21]陈维崧同样于康熙18年(1679)举博学鸿儒，同年与修《明史》。可见，2人不仅同为词坛高手，而且在一起相处时间较长。虽然检索迦陵文集，不见两人的直接书信来往记录。但是，《迦陵词全集》卷2为周启隽、曹溶、汤斌和纪映钟所选定，彼此应是好友。对于陈维崧是否撰有《四六金针》，曹溶应该很清楚，不会随意将元代著作冠名给陈维崧。而传世《学海类编·序》开头就云：“《学海类编》者，浙西曹秋岳之所辑，其门人陶子艾村之所增删也。”[22]点明陶越对于《学海类编》的增删作用。陶越，浙江秀水人，和曹溶是同里，《清史稿》、《清史列传》无记载。但陶越喜欢修改书籍，其对于其老师曹溶的书都随意修改，如《崇祯五十宰相传》提要云：“国朝曹溶撰。……门人陶越乃取陈盟所作《崇祯内阁行略》补之，非溶意矣。”[18]补录前人著作于后也不加以说明，其实就是一种剽窃。对于《四六金针》的可能解释就是陶越篡改《文筌·四六附说》后而冠名骈文大家陈维崧了。不过本文主题是说明《四六金针》是抄袭剽窃陈绎曾《文筌·四六附说》而成，故在此只是抛砖引玉，点到为止了。 【参考文献】 [1] 汪琬《说铃》，《丛书集成续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15册，第530页。 [2] 陈维岳《陈迦陵俪体文集·序》，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81册。 [3] 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第591页。 [4] 谢无量《骈文指南》，中华书局1918年版，第19页。 [5] 刘麟生《中国骈文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6] 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7] 莫道才《骈文通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8] 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03页。 [9] 《续修四库全书》收录《文筌》是据清代李士棻家钞本影印，故不能辨析其和《四六金针》的成书先后。但后来王水照先生主持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指出，《文筌》现存有明钞本，其内容和清钞本基本一致。这样，从时间先后就可以肯定是《四六金针》抄袭《文筌》而成。可惜笔者没有找到明钞本。这里还是从内容方面来佐证《四六金针》的抄袭方式。 [10] 陈绎曾《文筌》，《续修四库全书》第1713册，下同，不另注。 [11] 陈维崧《四六金针》，丛书集成初编本，（据《学海类编》本影印），下同，不另注。 [12] 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卷5，道光8年(1828)刘氏味经书屋钞本。 [13] 宋濂等《元史》卷190，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48页。 [14] 高儒《百川学志》卷18，光绪29年(1903)叶德辉《观古堂书目丛刊》本。 [15] 朱睦楔《万卷堂书目》卷4，光绪29年(1903)叶德辉《观古堂书目丛刊》本。 [16]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80页。 [17] 潘绍诒重修，周荣椿校订《处州府志》，光绪3年(1877)刊本。 [18] 永溶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05页、1139页、725页、565页。 [19] 参见刘德重《关于苏轼“乌台诗案”的几种版本》，上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20]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3引，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30页。 [21] 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2卷《湖海楼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22] 芝园居士《学海类编序》，曹溶编、陶越增删《学海类编》，上海涵芬楼1920年据六安晁氏聚珍版影印。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06/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