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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语)新出吐鲁番文献是上个世纪轰动世界的西北出土文物热潮在新世纪中的重要延续，也是开启文明史研究的重要渠道。 利用废弃的世俗文书作为丧葬用具这一吐鲁番盆地的独特风俗，必将使文书随着新的考古发掘而不断浮现；同时，吐鲁番盆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保留的文书也体现出文明的多样性和历史的连续性等等特点。从1959年到1975年的13次吐鲁番墓葬发掘，其2000多件文书的整理工作，最终的成果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四卷，成为吐鲁番文书整理在20世纪的里程碑。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出版)以2004年以来新出土的文书特别引人注目，文书的时间也从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的户籍到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之后的金箔包装纸，几乎跨越了丝绸之路上千年的历史。它体现了新史料出现的重要动向，也代表了文献整理与出版的崭新高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大量文献主要偏重在十六国到唐西州时期。这批文献主要以世俗社会的公私文书为主，存在着以往没有出现过的大量资料。如:台藏塔新出的三组唐代历日，对研究唐代的颁历制度与历日的社会意义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唐调露二年(680年)七月东都尚书省吏部符为申州县阙员事》则为研究唐前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行政程序和铨选、为唐高宗时期东都尚书省的职责和行政运作提供了实物资料。 出土的文书最早有《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它是目前所见纸本书写的最早户籍，将成为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籍帐制度的发展演变不可或缺的材料。新出的北凉时期的计赀出丝、计口出丝帐对于此前研究非常薄弱的北凉时期的赋税制度提供了宝贵的例证。《唐龙朔二年(662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则是首次发现的僧籍，为我们理解唐代的相关制度，提供了绝无仅有的信息。凡此种种，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或提高了我们以往的认识。 新出的吐鲁番文书也再次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如《阚氏高昌送使文书》体现了5世纪下半叶高昌在柔然汗国控制西域期间交通南北时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6-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