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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山阁集》24卷，是明清之际安徽著名的文学家钱澄之的又一部别集。此集为光绪三十四年龙潭室铅字排印本，包括《藏山阁诗存》14卷、《文存》6卷、《田间尺牍》4卷。此集经笔者整理即将出版，这里对它的内容、价值及整理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藏山阁》原集名《藏山阁存稿》，为作者生前自编，20卷，前诗后文，统一编卷，无《尺牍》。该集长期以抄本流传，所收作品绝大多数作于早年至南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作者自两粤返回桐城故乡时。集中也收有少量返里后作品，概为深涉南明史事、深寓亡国哀痛之作。由此见《藏山阁》原集在时代断限、内容性质上与后来编定的《田间诗文集》是有明显区分的。《尺牍》4卷是作者晚年信札存稿，为诸集所未收或不及收，原曾以抄本留存，龙潭室刊印《藏山阁集》时，将之与《诗存》、《文存》汇成一集，分别编卷。 《藏山阁诗存》14卷，分《过江集》、《生还集》、《行朝集》、《失路吟》和《行脚诗》5个分集，依时序编排，多有小注，时经事纬，俨然“诗史”规制。《过江集》2卷，作于明崇祯年间，这些早年之作已见出作者对时事的关注，忧国忧民的情感表现得相当激切。《生还集》7卷起于崇祯十七年(甲申)，止于永历二年，这是明清之交政治变动最剧烈的5年，也是作者在政治上最活跃，身罹危难最多的5年。先是作者在南京参加反对南明小朝廷权奸马阮的斗争，南都失陷，他又亡命三吴，参加抗清斗争。而后又南下福州，拥戴刚建立的隆武行朝。隆武败，困守闽山3年，又奔向永历新朝。这几年的政治变动、个人经历，在这部诗集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而各地义士的抗清活动以及作者在抗清斗争中百折不挠的刚毅精神，反映得尤为突出。《生还集》占全部《诗存》的一半，内容十分丰富，它是作者在国变后创作的第一批、也是最重要的诗歌成果。《行朝集》3卷止于永历四年，是他在永历行朝任职3年诗作的结集。本集仍然注意对抗清战事的反映，但更多的则是以组诗形式反映行朝的政治运作及自己的游处，从一个侧面记录了这个时期行朝的方方面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时他所撰写的野史《所知录》就大量引录了这些诗作。永历四年冬，广州、桂林相继被清兵攻破，永历帝由梧州西迁，由于兵乱道梗，作者与行朝失散，从此他真正成了亡国孑遗。一卷《失路吟》写于此时至次年返里之前，这卷诗反映了作为抗清义士的作者自己在穷途末路中的困苦和绝望，也有不少是悼念殉难的师友，写得至为沉痛。最后一卷《行脚诗》写于返里之后的次年顺治九年，作者仿唐宋以来僧人山居诗格调，自述“往来江上，为行脚僧”生涯。组诗30首尽是歌哭之辞，途穷之叹，当时就引起一些遗民的共鸣，在这卷诗写成之后不久，作者在芜湖的“故人”即予以板刻印行(见《田间年谱》)，后来钱谦益又悉数录入他的《吾炙集》。可以说这卷诗是传递了不甘归顺的遗民的心声。这些就是《藏山阁诗存》的主要内容及写作背景。作者在《生还集自序》中说：该集写于国难之际，“其间遭遇之坎壈，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一览可见。披斯集者，以作予年谱可也。诗史云乎哉!”作者虽以“诗史”反问，实际14卷《诗存》正起到年谱和诗史的作用。他在《所知录•例言》中又说：“某生平好吟，每有感触，辄托诸篇章。闽中舟车之暇，亦间为之；粤则……每有记事，必系以诗，或无记而但有诗，或记不能详而诗转详者。”《诗存》中一千又五六十首诗，皆是明清易代之际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那个时代所留存下来的诗作真正可称为诗史的，恐怕也只有这一部，即如和钱澄之年辈相若、经历相似、且有过从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并没有留存多少这样的诗作。诸集俱在，可以比勘。 《诗存》中这些诗作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钱澄之诗名早著，诸体俱擅。五言古诗多为纪事、纪行之作，有数十韵至近百韵者，具见剪裁得体，描写生动，细节毕肖。七言歌行诸篇多能大气包举，开合自如，笔力雄健，抑扬顿挫。颂战功，悼忠烈，刺时政，抒愤懑，具有一种荡人心魄的力量。集中最多的是近体律绝，而又以连章体的律绝为多。为了加大容量，加强情感的抒发，或者为便于纪人、纪事，往往将律诗、绝句组诗化，常有20首、30首，甚至长达60多首者，显现出才力的充沛，构思的精熟。无论从格律、辞采，还是从意象、情韵上品评，集中的这些近体诗多数应是上乘之作。王夫之在永历时与作者共事，曾赞扬：“安庆钱秉镫，诗体整健。”(见《永历实录》卷一七)，主要当是指其近体诗作。这是符合钱澄之不少近体诗风格的。当然这只是一种描述，而就七律来说，又可以从多个侧面概括其风格特征，如沉雄劲健、悲郁苍凉，《秋兴》、《春兴》等作更可以看出是杜律的遗响。前人有谓钱澄之诗出入香山、剑南，此论《田间诗集》近之，而《藏山阁诗存》却显承杜少陵一脉。作者也明言他的师承“唐则惟杜陵耳”(《生还集自序》)。可以这么说，《藏山阁诗存》是杜甫诗魂在异代化生出的丰硕成果。 《藏山阁文存》6卷，收文25篇，其中有一篇作于甲申前，也有几篇写于归里后。甲申以后的各篇或为南明行朝谋划抗清立国大计、用人行政措施，或是批评朝政、总结失败教训，或传写义士业绩，或载录南渡史事，总而言之，都是围绕抗清复明这条主线，思想内容上与诗存是一致的。从体裁上这些文章可分为奏疏、论议以及传记、杂文、书信等。奏疏以《拟上行在书》、《初至端州行在第一疏》最为精彩。前一篇是入闽不久上奏隆武帝的，在这篇奏疏中，作者透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总的态势，各地义军的动向及利害关系，提出了“出闽、巡楚、跸赣，协和鲁国，固结郑氏”的立国方略。后一篇是作者入粤之初上奏永历帝的。当时江西、粤东相继反正，清兵反扑包围南昌，义军又围清兵于赣州，双方一时在江西相持，而南昌的攻守形势则成为左右整个战局的关键。在此疏中作者吁请行朝急敕粤东兵援助江西，指出：“今日中兴之大势实在江西”，“救江西为今日中兴之急着”。这篇奏疏是作者在江西战地考察后作出的深具战略眼光的军事分析。两疏贯注了他的深谋熟虑，方苞称他“以经济自负，常思冒危难以立功名”(《望溪文集》卷一二《田间先生墓表》)，应当说他的奔走国事，不仅是一种报国热情，同时也具有堪当重任的才具。论议的代表作《南渡论》、《闽论》、《粤论》，是3篇及时总结弘光、隆武覆亡及永历朝江西、湖南、粤东溃败教训、切中肯綮的重要论文。后二论与前二疏相互呼应：疏料事于先，论议事于后，更加证明他先前谋虑的缜密、正确。应当指出，作者在许多奏疏和论议中所表述的看法，多与后来许多史家的观点相合。杂文、传记、书序亦皆有关南明文献。《南渡三疑案》、《皖髯事实》又编入《所知录》卷五、卷六，后一篇还为《明史》所采信。这些书传杂文所记人事与南明诸多野史可以互相参证。 书信，作者除一般谈立国大计外，还有两篇特别值得一叙。一为《寓武水为家塞庵阁学复贝勒书》，这是乙酉(清顺治二年)六月为退居嘉善的明朝大学士钱士升代写的答复清酋劝降的书信。信中批驳了清酋所谓“清取天下取之于贼非取之于明”的谬论，引经据典，巧设譬喻，指出清人所为无信无义，名为入室驱盗，实乃尽“主人所有”而窃踞之，其行为与“大盗”无异。之前清酋亦曾以其意致书史可法，史公遣人报书，此书与史公书同样激烈、劲直，不辱国格，可谓甲乙之际两份重要文献。另一为《与汪辰初书》，这是康熙二十年作者写给他在南明行朝共事的老友的。这时距他归里已30多年，距永历最后败亡也已20多年。在信中他仍然惓惓于南明文献的搜寻、保存，他认为永历朝是那一段历史正统所在： 主上以神宗之嫡孙，称号十有六载，天命虽移，人心犹系，虽僻处天隅，实正统所在也。█狐聚一日不迁，则正统一日在周；崖门舟一日不覆，则正统一日在宋。足下《日记》正未可以偏方小史视之也。譬之故家遭难，第宅已为他人所有，子孙仅存，寄身█庐，无知识者以宅内为主人，而有知识者终以█庐中为主人嫡派之所在也。 此时，清朝已立国38年了，作者依然坚不认同。有意义的是两年后其乡人戴名世《与余生书》，亦为保存南明文献而作，措辞如出一辙：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岂不可叹也哉! 凛然大义，先后辉映。戴名世终于酿成《南山集》惨案，而钱澄之此信当时若被发现，其酿祸之酷当不在南山案下。 《藏山阁》文章多堪讽诵。奏疏、论议多气魄雄大，立论坚确，论辩有力，善用长句、排比句，很有气势。记叙文看出作者有很高的叙述事件、描写人物的技巧。钱澄之的文才是很高的，在抗清复明的斗争中，他的文才得到充分的展现，这些作品多是在兵火间关、戎马倥偬之中即刻写成的，可见作者才思之敏捷、腹笥之丰厚。作诗，作者一直追步杜甫，而作文，这段时期则特别追慕苏轼。他一再以苏轼自比，曾说自己所写的一些奏疏“似苏表，行在诸公争传诵之”(见《年谱》)。论才气、文情确实有与苏轼相类处，尤其表现在论议的作品中。记叙作品又吸收了史传、韩欧笔法，或简洁，或曼衍，文随体变，运用自如。应当说作者是明季文章的一大作手。昔人论桐城文派的源头往往追溯钱澄之，萧穆《戴忧庵(名世)先生事略》(《敬孚类稿》卷一〇)、叶德辉《藏山阁存稿偶抄提要》(郋园读书志》卷一〇)皆如是说，这是符合实际的。 《田间尺牍》4卷，存信札一百余通，皆晚年留墨，中有一部分信札写于诸集编成之后，最晚一封写于去世当年，这是了解作者垂暮之年情况的宝贵文献。最后一信说：“仆今年八十二矣，万虑俱尽，惟笔墨未捐。”(《与黄平子》，卷三)见出作为一个文学家、学者其生命力的强健。这些书信也反映这位前朝遗老生计的艰窘，心境的悲凉以及“客隐”中的种种况味，有些书信除了叙交情、陈心曲外，还有人情、世态的描绘，可作文学小品读。 由上面介绍可见《藏山阁集》特别是其中的《诗存》、《文存》价值巨大，钱澄之应当说是明清之际诗文大家。但在钱澄之生前殁后人们对其诗文的评述很少有提及《藏山阁》作品的，钱仲联编《清诗纪事》辑录关于钱澄之诗歌评述十数条，就很少见有评此集中诗的。原因是钱澄之所编定的《藏山阁存稿》藏弆深秘，少为外人所知，此集在排印本问世前皆为抄本存世，当世见到此集者只有作者的文友钱谦益、朱彝尊、查慎行等数人，钱谦益在自存的《吾炙集》抄稿中录存了70余首，朱彝尊在《明诗综》中录入2首，其它同时及稍后的许多诗集如《明遗民诗》、《箧衍集》、《诗观》、《明诗别裁》、《历朝诗约选》都收有钱澄之作品，但都是《田间诗集》中诗，有的多达100首以上，而不及《藏山阁》。后来编纂的《清诗铎》、《枞阳诗选》、《桐旧集》选录钱澄之作品都较多，也未利用《藏山阁集》。钱澄之生前一再说过此集“涉避讳，不便印行”(《与休宁令廖明府》，《尺牍》卷三)，“未能行世”(《与姜奉世》，《尺牍》卷一)，因此，他本人及其后人都十分注意本集的藏弆，躲过了康乾之世严酷的文字狱，这是此集及作者和家族的大幸。但从另一方面说，由于深藏秘鐍，鲜为人知，造成了后人对钱澄之早期创作的隔膜，带来了一些对作者创作成就有失全面的评价。虽然近世有了排印本，或流布不广，或囿于成见，学界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早期作品，如《晚晴簃诗汇》竟未收入一首。当代一些文学通史、断代史以及研究明清之交诗文创作的专著对钱澄之早期创作仍是关注不够，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评价偏低。这种情况直至今天还未有多大改变。整理《藏山阁集》，使之重新出版，确有必要。 光绪排印本《藏山阁集》是钱澄之早期诗文第一次出版行世，又收入尺牍4卷，编印者的做法是值得赞许的。但此书在编印过程中有不少疏失，又由于《藏山阁》在传抄中产生了诸多歧异，而排印本依据的只是抄本中的一种，自然也带来了该本的讹误；别的文献中也还有《藏山阁》作品和《藏山阁》创作时期作品的留存，编印者也没能广泛搜寻、参校，因此这个本子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加以认真整理。笔者在多年前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想法和做法是：广搜众书，竭泽而渔，精细校理，以求精善。经过多次改易，《藏山阁集》终于整理出来即将出版，预期的目标是否实现还不敢自信，但确是尽了最大努力。 进行有关文献的普查、广搜众书是校理的基础，这方面情况笔者已写有专文《〈藏山阁存稿〉编集流传考述》(《文献》2003年第1期)谈到一些，这里联系该文再谈四事： 一、查到了排印本《藏山阁集》的印刷底本即█楼居士汪德渊的过录本以及过录本的底本，这是令笔者兴奋不已的大发现。据█楼居士跋，《藏山阁集》是从桐城萧穆书斋抄得《藏山阁存稿》和《尺牍》加以并合，然后“就商于龙潭室主校付铅印”。也就是铅印本是依据汪德渊的过录本，过录本的底本又是萧穆藏本。汪德渊的过录本今藏安徽省图书馆，为红格抄本，或许抄时紧迫，字体甚为潦草，上面有很多删添涂改勾乙记号，这些地方与排印本比对，一一相合(删者排印本无，添者、改者排印本有。有些勾乙是排印止讫记号)，知此本即为排印底本。萧穆藏本《藏山阁存稿》和《尺牍》底本都从上海图书馆发现，《存稿》上钤萧穆藏书印记。以萧穆藏本比对汪德渊过录本，知过录本基本是依据此本抄录的，连圈点都是照录，但删掉了一些小注和批语(批语经鉴定出自萧穆之手)。上海图书馆藏尺牍名为《田间先生书札》，不分卷，无萧穆的藏书印，与过录本比对，尺牍的件数和次序完全相同(两通残札的结合次序也相同)，但文字有所删省，多为札末套语，知此本为过录本的底本。发现了这些底本，排印本的出版流程就一目了然了，其间的文字出入讹误，也就一目了然了。 二、查到了现存的7部《藏山阁存稿》抄本，这7部抄本6部是公藏，除上面提到的上海图书馆藏本外，还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湖南师大图书馆5部，其中浙江省图书馆藏本原为刘承干嘉业堂藏书，湖南师大藏本原为叶德辉郋园藏书。笔者还十分幸运的从钱澄之故里发现其七世侄孙钱向阳道咸间抄本(卷端有“云孙向阳葺录”题署，查《桐城钱氏宗谱》知向阳为澄之七世侄孙，名冬生，道咸间人)，原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曾著录一部海盐朱氏藏钱氏裔孙向阳抄本，该本当从此本过录。海盐朱氏藏本下落不知，而此本仍存故里，此非幸乎?以上这些抄本，是笔者尽数年之力访求所得，天壤间的《存稿》当尽于此矣。 三、查检了钱澄之编撰的所有文献。田间诗文集无重合作品，他参编的《龙眠风雅》正续集未收他的作品，《所知录》存闽粤间诗110多首。又从上海图书馆查到了他在前明参编的一部里中社友诗集《过江诗略》，收其早年诗130多首。此书编刻于崇祯十六年，海内仅存此孤本，原为王培孙藏书。这也是令人高兴的发现。 四、查检了包括前面已提到的收有钱澄之作品的全部总集以及与钱澄之有交往的时人别集，和有关的地志、地方文献及家乘资料。 以上都是在广搜众书上所下的功夫，是否做到竭泽而渔，大概也相差不远了。 在校理上笔者是这样做的：以排印本《藏山阁集》为底本，校以此本所依据的汪德渊过录本、萧穆藏《藏山阁存稿》、《田间先生书札》，以及传抄本中的“云孙向阳”抄本、天津图书馆藏本(此本较他本多出诗二首)，《过江诗略》、《所知录》、《吾炙集》也作为重要的参校本。通过这些书本的会校，文字的讹误、篇章的完缺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如校本不多的《田间尺牍》，通过汪德渊的过录本对校，解决了一些排印中的错误，又通过《田间先生书札》的对校，解决了更多的抄录上的错误(人名误即有数处)，并且存录了为过录本所删去的许多文句(这些文句不完全是套语，有些还很重要)。通过这样两校，《田间尺牍》文字问题大致得以解决，参看在校记中录存的被删的文句，尺牍的原貌也就恢复了。 此次校理的成果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写出了1400多条校记；二、辑录了为《藏山阁集》失收的诗作19首；三、在校记中存录了为《藏山阁集》遗漏、删略或相异的诗文句子数十条。四、还在校记中过录了萧穆评语40余条，为此书增加了文献价值。全书以繁体直排，标点中用专名号，由于原书为早期的铅字印本，用字很是混乱，且书中的人名、地名、名物极多，在标点的斟酌、字形的统一上也颇费心力，总之都是为了实现精善的目标。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5年第10期总第41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