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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诗补注》的成书过程与编撰体例 元明以来，南宋施、顾编年注本沉隐不显，托名王十朋的分类注本孤行海内。邵长蘅《施注苏诗·注苏例言》说：“永嘉王氏注本孤行最久，几于家有其书。”顾嗣立《王十朋苏诗集注序》也说：“王注流传甚广，故其书得孤行于世。”但是，由于清代一般学者所看到的分类注本是经过明代茅维芟改删补过的，所以他们在阅读、利用此书时，又不断地指出其疏漏错误。顾嗣立、朱从延就曾经提出过批评②，邵长蘅在其《施注苏诗·注苏例言》中曾开列了分类注本三大罪状③，并特作《王注正伪》1卷（38则）冠于该书卷首。然而清初不满分类注本，最先为其批瑕指谬的并非以上三人，而是查慎行。查氏对苏轼推崇有加，晚取苏轼《龟山》“僧卧一庵初白头”诗意，筑初白庵以居，号初白老人。其“诗宗苏、陆”，“大抵得诸苏轼为多”④。他还倾毕生大部分时间与精力研讨苏诗，其《初白庵诗评十二种》卷中品评苏诗四百余首，其数量为所评历代大诗人之冠，又特作《苏诗辨证》1卷，有花近楼丛书补遗本。更主要的是，他倾三十年心血独自完成《苏诗补注》50卷，在该书《例略》中，就明确表示了对分类注本的不满： 余于苏诗，性有笃好，向不满于王氏注，为之驳正瑕璺，零丁件系，收入箧中，积久渐成卷帙。后读《渭南集》，乃知有施注苏诗。旧本苦不易购。庚辰春，与商邱宋山言并客辇下，忽出新刻本见贻。检阅终卷，于鄙怀颇有未惬者，因复补辑旧闻。自忘芜陋，将出以问世。作者开宗明义，自述早先不知有施、顾注本，其补注苏诗，当是针对分类注本之谬误而作。“向不满”，表示蓄意此事由来已久；“积久渐成卷帙”，则言其用力之劬。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春，在京师看到宋荦、邵长蘅等删补之《施注苏诗》，病其肆意刊落施、顾原注，失旧本之真，遂对以前所注苏诗的内容进行了大规模修正，予以刊行，可见查氏之补注经历了由补分类注到侧重补施、顾编年注的变化。 关于《苏诗补注》的成书过程与编撰艰辛，查氏在《例略》中所述甚详： 补注之役，权舆于癸丑，迨己未、庚申后，往还黔、楚，每以一编自随。己卯冬，渡淮北上，冰触舟裂，从泥沙中检得残本，淹渑破烂，重加缀葺。辛巳夏，自都南还，夜泊吴门，遇盗，探囊胠箧之余，此书独无恙。自念头童齿豁，半生著述，不登作者之堂，庶几托公诗以传后，因闭门蕺影，毕力于斯。追维始事迄今，盖三十年矣。虽蠡测管窥，何足仰佐万一。顾视世之开局于五月，蒇事于腊月，半年勒限，草促成书，浅深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可见查慎行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24岁时即已开始注苏诗，比邵长蘅等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删补《施注苏诗》要提前二十余年，当是清代第一个注释苏诗的学者。此后，他一直处在写作之中，即便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后艰苦激烈的三年戎马生活也未中辍。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冬他携带《苏诗补注》稿本进京，历尽艰辛，稿本两次险遭丢失而安然无恙，其族孙查岐昌谓此乃“精灵不泯，有神物呵护。”⑤ 不过此次赴京，他大有收获。因到京后的次年（1700年），友人宋荦以“新刻本见贻”。他反复省览，自觉“于鄙怀颇有未惬者”，遂费时一年有余，对全书作了最后定稿。书中补录被邵长蘅等人所刊落施、顾原注的工作，即在这一时间里完成。对此书写作过程，后来钱泰吉曾说：“初白注苏诗竭数十年之力，后从宋氏得校补施注，乃更荟萃，补其缺遗，正其讹误，成补注五十卷。”⑥ 康熙四十年（1701年）夏，查慎行从京返家后便筹资刻印此书，五月开雕，腊月竣工，历时半年。按《苏诗补注》成书后，无人为其作序，他自己也未有序留存。一般人均以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略》所署的康熙四十一年春（1702年）为该书的刻印时间，然从此段引文来看，该书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腊月即已刻印完毕。与邵长蘅等编《施注苏诗》比较，《苏诗补注》虽早动笔二十余年，而付梓行世却要晚二三年。是书前后历时三十年，花费了查氏大半生心血。 顾名思义，《苏诗补注》采取的是补注的方式。书中先列施、顾注，再列他自己的补注，非同于邵长蘅等人将其极少的一点补注混杂于施、顾注及所转引的分类注中，让人难以分清。其所以要采取补注之方法，查氏在《例略》中亦有所交代： 昔王原叔注杜诗，既行世矣，王宁祖则有改正。王内翰注杜诗，薛梦符又有补注本，黄长睿有较（校）定本，蔡兴宗有正异本，杜田有补遗正谬本。古人于笺疏之学各抒所得，不肯雷同剿说如此，非欲炫己长而攻人之短也。慎不敏，窃取此义。查氏列举了杜诗在宋代不断被校正、补注的情况。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如王安石诗李壁注，现存的朝鲜活字本中就有“补注”、“庚寅增注”两项⑦。苏轼诗歌的注本，据查氏自己说也有宋代“漳州黄学皋补注”⑧。可见补注前人旧注之例，宋代即有，非始于查慎行。 《苏诗补注》的编次以施、顾编年注本为基础，而又有很大的变动。宋刊施、顾注本卷1至39为编年诗，起自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赴凤翔任职，迄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毗陵，收诗1884首；而《苏诗补注》卷1至45为编年诗，起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冬，迄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收诗2432首。施、顾注本卷40为遗诗29首，帖子词54首；而《苏诗补注》卷46为帖子词54首，致语口号11首。施、顾注本卷41至42为和陶诗107首；而《苏诗补注》卷47到48为遗诗19首，补编诗137首，卷49至50为他集互现诗90首。施、顾注本计42卷收诗2074首，《苏诗补注》计50卷，收诗2743首。查注每卷卷首列“古今体诗××首”并编年诗起讫时间，部分卷首有按语，交代系年依据。正文首录苏诗，次列注文及公（苏轼）自注，部分诗后附有考辨性按语或他人唱和诗。又，邵长蘅等删补本将注文移至诗后，虽免诗句割裂之病，但注文杂冗一处，模糊难辨；查氏则将所释之词单独标识，豁然醒目，易于认读。 二 《苏诗补注》的内容与特点 邵长蘅等编《施注苏诗》侧重在删补施、顾注，分卷、编次悉依其旧，收诗略有增损，大体以恢复宋椠原貌为要义；查慎行《苏诗补注》则不仅分卷、编次与收诗与宋刊施、顾注本比较有很大的改观，而且在注释上也有很多新成就、新特色。现就浏览所及条列于下： 1 补录被新刻本删削的施、顾原注 邵长蘅等肆意删落施、顾原注的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其中对勘宋椠本加以补录的当以查慎行、翁方纲二人用力最勤，收获最巨。《四库全书总目》卷154《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即谓“慎行是编，凡长蘅等所窜乱者，并勘验原书，一一厘正。”众所周知，南宋施、顾注本以题下注最有价值，邵长衡等人对此的删削力度也最大，本文即以此为例，来看查慎行补录施、顾原注的贡献。如苏轼《司马君实独乐园》诗，邵本卷12将施、顾题下注有关司马光生平的四百余字悉行刊落，仅于“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句下，保留施、顾注引《渑水燕谈录》60余字以求简省。实际上《渑水燕谈录》卷2有关司马光的这段文字仅载其以才德闻于朝野之事，用来解释此二句尚可，未能记述司马光一生之梗概。故查慎行《苏诗补注》卷15同诗注“司马君实”条，将施、顾题下注原文径予补录，既大体保存了宋注原貌⑨，又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对理解苏轼原作意旨极有帮助。他如苏轼《送吕希道知和州》诗，施、顾题下注140字，详具吕希道字号、家世、及第时间、仕履、政绩，对其雍容宽厚，刚正守节的品格尤多赞赏。检《宋史》、《东都事略》等书，均无吕希道之传，故这段材料还可补史之缺，其重要性至为显然。而邵本卷3于该诗题下注仅节录三十余字，查氏《补注》卷6同诗注“吕希道”条，则检核其所得宋椠影钞本，予以补录原文，颇为可贵。他如卷6《送文与可出守陵州》注“文与可”条，补录被邵长蘅删削的施、顾原注70余字，亦复如此，兹不备叙。 2、驳分类注之讹误 前文已述，查氏对分类注本颇为不满，尝批谬指误，积稿盈卷。故《补注》一书对分类注误注、失注之辩驳尤为有力。如卷6《送吕希道知和州》诗注“三将相”条云： 按《宋史·宰辅表》及《宰辅编年录》：吕蒙正于太宗端拱元年自昭文大学士参知政事，加中书侍郎平章事，咸平六年封莱国公。吕夷简于仁宗天圣七年自龙图阁直学士除同平章事，景祐元年封申国公。吕公弼于英宗治平二年自权三司使，枢密直学士除枢密副使，四年进枢密使。诗中所称“三将相”谓蒙正、夷简、公弼也。王氏注于蒙正、夷简而外不引公弼而引公著。按公著于哲宗元祐初方入相，先生作诗熙宁中，其谬戾昭然。《施氏补注》（按指邵本）复踵其讹，今为改正。按据施宿《东坡先生年谱》，苏轼《送吕希道知和州》诗作于熙宁三年（1070年），考《宋史》本传及《宋宰辅编年录》等书，知吕公著迟至元祐元年（1086年）才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共为宰相，废除新法。故查氏的考证非常精确，驳分类注极为有力。又如卷14《同年王中甫挽词》注“十五人条”引王应麟《困学纪闻》驳分类注之讹误亦可信从。查氏在未看到新刻本，未得宋椠影钞本之前，主要读分类注本，相习已久，知之甚详，故能辨其要害。此诚如柳宗元喜读《国语》而能作《非国语》也。前修或未密，后出而转精，作为补注，辨前人之误，首当其冲。 3、驳史籍之误 查慎行曾为翰林院编修，参与过《佩文韵府》等大型官书的编撰，对古代典籍较为熟悉。在补注苏诗的过程中，查氏常能补史籍之疏漏，驳史籍之讹误。如卷8《哭欧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诗次韵》对欧阳修卒年的考辨：“按《欧阳公年谱》：公于熙宁辛亥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七月归颍，明年壬子闰七月薨，年六十六。《宋史·神宗本纪》谓公薨于八月，讹。”按关于欧阳修的卒年，《宋史》本传仅云：“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师，谥曰文忠。”未详具具体时间。查氏引南宋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定欧阳修去世时间为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而以成书于元代的《宋史·神宗本纪》所定熙宁五年八月为误，虽孤证不为定说，但提出问题，引人思考，故不谓无识。 4、阐释诗旨，考辨诗题 查氏注苏诗，常引笔记、诗话及史书中的材料阐发诗意，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如释卷12《王莽》“入手功名事事新”句及《董卓》“岂信车中有布乎”句，引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中陆游语云：“王性之谓东坡作《王莽》诗，讥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咏董卓》云：岂信车中有布乎？盖指介甫争易市事自相叛也，车中有布借吕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亲切如此。”经此一注，读者则知前诗以王莽比王安石，后诗以吕布比吕惠卿，既贴切于彼此的姓名，又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川吻合。读者只要联想到汉代王莽、吕布之所作所为，则对苏诗所寄寓的讽意不难理解，此可谓以史证诗、诗史互证的范例。 再看查氏对诗题的考辨。如卷1《过安乐山闻山上木叶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张道陵所寓二首》，查氏引《汉书》（按应为《后汉书》）“建安二十年”条、《三国志·魏书》、葛洪《神仙传》及乐史《太平寰宇记》考证出张道陵所寓非安乐山，实为鹤鸣山。又引王象之《舆地碑目》、邓绾《吏隐阁记》及黄庭坚语，考证出安乐山乃唐高宗时真人刘珍（字善庆）飞升之所。再引曹学俭《名胜志》，考证安乐山上有树，叶长如荔枝，上有文如虫篆之事。最后查氏作出结论：“据此数说，则安乐山仙迹乃刘善庆，非天师也。先生舟行过山下，一时所闻，出长年三老之口，恐未必得其真，故为考证如此。”此处考辨苏轼诗题之误，广征博引，穷究典源，立论周详严谨，当可信从。《补注》中诸如此类的考辨指不胜屈，充分反映了该书寓辨证于注释的写作特色。 5、注释所涉人物与地名 南宋施、顾编年注非常重视注释诗题或诗中所涉人物的生平事迹，查慎行《苏诗补注》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尤其对前人失注、误注者及所涉人物名同实异者更为关注。如卷9《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诗题所涉释可久，事迹鲜为人知。南宋编年注本、分类注本均无注，有碍读者理解诗意。查氏补注云： 《咸淳临安志》：西湖旧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诗。其最知名者，熙宁间有清顺、可久两人。顺字怡然，久字逸老，所居皆湖山胜处，而清约介静，不妄与人交。士大夫多往就见，时有馈之米者，所取不数升，以瓶贮几上，日取二三合食之，虽蔬茹亦不常用，人尤重之。《武林梵志》：法师可久，钱塘钱氏子。天圣初，得度，学教观于静觉。喜为诗，居西湖祥符。苏轼元夕去从者，独行入师室，了无灯火，但闻檐葡余香，叹仰留诗云云。晚年送客不踰阈，如此十余年，窗外惟红蕉数本，翠竹百个，一日谓人曰：吾死蕉竹亦死，未几皆验。查氏引《咸淳临安志》详具可久生平大端与简朴的生活习性，引《武林梵志》考述可久与苏轼之交游及竹蕉应验之事，凡此不仅对理解诗句有所帮助，就是对研究可久其人其事亦不无裨益。 查氏长于考释地理，尝于《略例》中自云：“古今沿革，考索最详。”这既与他尝协助徐乾学编撰《一统志》，受学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有关，又与他一生游历极广有些联系。其《补注》卷首附《采辑书目》六百余种，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山经、地志与图经之类，所引方志尤多。如卷50《万州太守高公宿约游岑公洞，而夜雨连明戏赠二小诗》其一注“万州”条，引《地舆广记》及《太平寰宇记》备陈万州自秦汉以来历代的地理沿革，引《名胜志》注明岑公洞的方位与大小，引《图经》考辨岑公的名号、籍贯与事迹，引《舆地碑目》详述万州有段文昌《岑公洞记》、黄庭坚《题名》等石刻。此段注文引录《舆地记》等五种地理书籍，长达170余字，详细注释了万州的历史沿革、名胜古迹与人文景观，材料周详，层次清楚。仅此一条，足可显示查氏精熟史地的渊博学识。 三《苏诗补注》的其他成就 1、系年 南宋施、顾注本对苏诗作了大面积的系年，然或闻见未遍，或思虑不周，疏漏讹误尚复不少，其突出者如不收《南行集》中诗，无端将苏诗系年推迟二年，又《和陶诗》二卷亦不编年，混杂其间，殊无伦次。查氏《补注》承源接流，又求之苏轼本诗及手书真迹，参以同时诸公文集及宋元诗话、题跋。年经月纬，重新编排。约而言之，其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南宋施、顾注本重新编排，二是将施、顾注本未收之诗尽量系年，散分各卷。 施、顾注本前39卷编年诗，查氏《补注》改编在卷3至45，编次大体依旧，略有调整。如卷3《客位假寐》诗，为苏轼不满于凤翔知府陈希亮而作，施、顾注本误陈希亮为陈襄，编在杭时，查氏据邵博《闻见后录》卷15所载改回签判风翔时。如卷8《盐官绝色四首》、卷9《癸丑春分后雪》、卷19“在狱出狱”诗11首、卷30《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到《次韵宋肇游西池》8首，查氏均据年月予以改正。 施、顾注本卷40收遗诗29首，元祐三年作翰林帖子词54首，查氏《补注》将遗诗中《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等大多数诗系年入正集，《刘宫宛退老于庐山石碑……》（诗缺）入卷47补编诗中，《老翁井》、《虚飘飘》其一入卷49他集互见诗中。贴子词54首被邵本删去，查氏补录于卷46（另收致语口号11首）。施、顾注本卷41、卷42为和陶诗107首，不编年，邵本仍其旧（分类注本不收和陶诗），查氏《补注》将其系年编在卷35至45各卷，是为苏轼和陶诗首次系年。除此以外，对其中不能确指年月者，系于相关诗后，按语说明。 除改编施、顾注本外，查氏还将其未收之诗系年后编入正集。苏轼《南行集》宋时有单行本，故施、顾注本径以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苏轼赴凤翔为编年之始。然《南行集》后来失传，其诗多被明人辑入《续集》、《外集》中，查氏则将这些诗按《栾城集》编次，以《郭纶》压卷，《初发嘉州》以下次之，编为2卷凡81首，冠于全集之首，故《补注》以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轼南行赴京为编年之始，时间上较施、顾注本提前二年又一月。 宋荦所辑《苏诗续补遗》2卷446首，查氏将《送淡公二首》、《游杭州山》、《雷州八首》、《池上二首》等89首他集互现诗编卷49、卷50⑩，将《戏足柳公权句》、《送别》、《寄周安孺茶》等19首无法系年的诗编入卷47，其余绝大多数诗均依大体按年编次的《外集》顺序，分编各卷。 通计《补注》前45卷，共得编年诗2432首，比南宋施、顾注本前39卷编年涛1884首多出548首。 2、补遗 苏诗数量繁富，但囿于党禁，散佚亦多，清人宋荦有所辑补，编为《苏诗续补遗》二卷。查慎行留心典籍，续有增补，其所辑佚诗编排在卷46至48三卷内。卷46除补录被邵长蘅删去的施、顾注本中翰林帖子词54首外，另从苏轼全集辑得《兴龙节集英殿宴口号并致语》等，是为口号入诗集之始。卷47至48除收《苏诗续补遗》中无从编年的19首诗外，查氏又另为辑录佚诗137首，这些诗首次入苏轼诗集，这是查氏补遗的突出贡献。 但必须指出的是，查氏《补注》在将一些不见于诸本的苏轼诗收入诗集的同时，也把大量本非苏轼所作的伪诗赝作辑入诗集，鱼目混杂，论者引录这二卷诗尤须慎重。如卷48据《锦绣万花谷》（按在后集卷3）所收《西湖绝句》当为南宋杨万里诗，见《诚斋集》卷23，题作《晚出净慈送林子方》（其二）。同卷据《京口三山志》所收《宝墨亭》诗当为北宋苏舜钦作，见《苏学士集》卷8，题作《丹阳子高得逸少瘗鹤铭于焦山之下……》。《四库全书总目》卷154《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曾批评其“炫博贪多”，将《怪石》、《鼠须笔》、《和钱穆父寄弟》、《元祐九年立春》、《双龙白井》及《山中日夕忽然有怀》等诗误收入集。又如有时还将一些佛教偈颂、歌辞也一并辑入集中，殊失断限。 3、辨伪 查氏《补注》在补注苏诗时即以长于考辨人物、地理而显示出独到的特色。他在考辨苏诗重出、伪作方面也体现出深厚的功力，可算是古代第一个对苏诗进行全面考辨真伪的学者，其成果值得我们重视。关于苏诗窜伪的情况，查慎行在《补注》卷49按语中说： 唐宋名家诗文，间有互见他集者……但未有舛谬混杂几及百篇，如东坡诗之甚者也。李端叔有言：先生自岭外归，所作字多他人诗文。盖绍圣以后严禁苏氏之学，至淳熙初禁乃驰，后人得公手迹便采入公集，承伪数百年，注者与读者漫不加辨。凡慎所驳正，非敢一毫臆断，悉从诸家文集、诗话一一搜抉，校对其雷同者，另编二卷。查氏指出苏轼诗集伪诗非常的多，并分析了致伪的部分原因，与苏诗的大致情况相符。他检核诸家诗话与别集，考订苏诗互现于他家的重出作品，得90首，编为2卷，每首后附注此诗亦见某集，便于读者察考。所重出作家中，唐代有李白、顾况、白居易、孟郊、李德裕、陆龟蒙、僧人怀素等人，其余所重出者均为北宋时苏轼的师友。查氏不仅指出苏诗中重出的现象，还能进行认真的甄辨，对历代传刻所造成的讹误，凡能明其归属者，考辨按断是非，态度分明；难定归属者，则列文献资料出处，以资他人旁证；对诸家意见歧异者，亦备列诸说，让人思考。如《补注》卷49《白鹤吟留锺山觉海》诗，查氏于诗后按语考云：“右一首见王半山集第二卷中，题云《白鹤吟示钟山觉海元老》，首二句下尚有‘白鹤静无匹，红鹤喧无数’二句，不知何以脱落，又复讹入先生集，今驳正。”按检据朝鲜活字本影印的《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3，此诗题作《白鹤吟示觉海元公》，首二句下正有上引两句，惟查氏所勘版本或有不同，故所云诗题与卷次与朝鲜活字本小异。查氏对自己的考辨结论非常自负，卷50《寄欧叔弼》考证出此首实为《栾城集》中《赠蔡州壶公观刘道士》七律之后半首，然后说：“此种缪伪向来注家刻本从未有勘正者，余始发之，览者亦可识其苦心矣。”另外《补注》仿刘辰翁评点杜诗例，将与苏轼同时唱和之作，检核作家文集，概予附录，所附之诗对于后人当有一定的辑佚补缺的作用。 四 《苏诗补注》的评价 综上所述：《补注》征引广博，注释详明，既长于考释人物、地理，又善补前人之疏略，纠前人之谬误，在补录施、顾原注，保存公（苏轼）自注等方面功绩尤卓，做出了独特贡献，在关于苏诗系年、补遗、辨伪、校勘以及辑录唱和诗诸端亦成绩不菲。清代中后期的注苏者都很重视查慎行的补注，翁方纲《苏诗补注》继续补录查氏补施、顾原注所未备者，冯应榴的《合注》以集施、顾注、分类注与查注为首任，王文浩的《集成》录查注也相当多。查氏《补注》在后世虽受到过一些责难，但总的来说评价都相当高，不少人将其与宋代的编年注、分类注相提并论，如钱大昕《苏文忠诗合注序》说：“注东坡诗者，无虑百数家，今行于世者，唯永嘉王氏、吴兴施氏及近时海宁查氏本。”(11) 冯宝圻《新修补苏文忠诗合注序》亦说“注苏诗者，王龟龄、施德初、查夏重三家皆善。”《四库全书总目》卷154《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在详细论评了《补注》的功过得失后，也作出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评价： 然考核地理，订正年月，引据时事，元元本本，无不具有条理。非惟邵注新本所不及，即施注原本亦出其下。现行苏诗之注，以此本居最。区区小失，固不足为之累矣。四库馆臣们说这段话之前，翁方纲《苏诗补注》，冯应榴《合注》与王文诰《集成》均未问世，故在当时来说，这一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正因为查慎行的补注有这样高的学术价值，后人便将查注从施、顾注中析出单独刻印，有点类似后人将《文选》李善注从六臣注中析出独立刊刻。但亦有学者颇以两读为病，冯应榴《合注·凡例》即谓“初白翁原本先列施注，后列补注，后人专以查注刊行，读者往往有偏而不全之憾。”李调元亦曾感慨“刊本不与施注合刻，翻阅为难，”并拟将施、查二注合刊，因“刊费繁多”而未遂(12)。作为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补注》在取得以上各种成就的同时，其疏漏、讹误也在所难免。与此相应，后人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适当指出一些不足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卷154《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即列举其“编年有差”、“校雠为舛”、“体裁未明”、附诗不当及补诗有误等五种失误。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4“查氏注苏诗”条，批评查氏注《和陈述古拒霜花》诗引《古灵先生行状》，将陈襄误作陈尧佐之子。翁方纲《苏诗补注》卷5注《赠袁陟》诗，谓邵长蘅《施注苏诗》已详具袁陟生平，批评查氏于人物失考，王文诰《苏海识余》卷2批评查氏引伪《陈无己诗话》（按即《后山诗话》），谓其“不独疵累本集，即无己亦冤也。”沈钦韩《苏诗查注补正序》批评其“所据多短书小说，纰缪弥复不少”，并特作专书，补其阙遗。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13《宋刊施顾注苏诗跋》亦曾批评查氏补录施、顾原注未备。 前人所指摘《补注》谬误仅极少部分，其失误之处尚有很多，如该书卷四七所收补编诗《亡伯提刑郎中挽诗二首甲辰十二月八日凤翔官合书》，据《宋拓西楼贴》此诗真迹及明刊《外集》卷三，“甲辰十二月八日凤翔官合书”十二字乃另行书于诗末，实为苏轼手录挽诗的时间而非写作此诗的时间，查氏阑于诗题，王文诰《集成》卷五据此编入治平元年（甲辰），遂以讹传讹。除此以外，《补注》有时亦将诗叙阑入诗题，如《外集》卷六《题沈君琴》诗前有叙“武昌主簿吴亮君采”云云117字，查氏《补注》收录此诗，以诗叙为题，又误“元丰六年”为“元丰五年”。 注释： ① 按本书书名历来著录有小异。查慎行为该书所写《例略》作《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康熙四十一年香雨斋刻本作《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54作《补注东坡编年诗》，《四库全书》著录作《苏诗补注》，本文从后者，取其简明显豁。 ② 参顾、朱二人康熙三十七年所作《王十朋苏诗集注序》。 ③ 按三条罪状是：分门别类失之陋，不著书名失之疏，增改旧文失之妄。 ④ 分别见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上及《四库全书总目》卷173《敬业堂集》提要。 ⑤ 《苏诗补注后跋》，《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第69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⑥ 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卷七《曝书杂记》上，同治十一年刻本。 ⑦ 按王水照先生认为“补注”的作者仍是李壁。参《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前言》第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⑧ 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略》。 ⑨ 按查注仅补245字，据翁方纲《苏诗补注》卷3同诗所补注，尚缺191字。 ⑩ 按查氏《补注》2卷互现诗仅《老翁井》一首采自施、顾注本卷40，余皆出自《苏诗续补遗》2卷。 (11) 见《潜研堂文集》卷26，嘉庆六年浙江抚署刊本。 (12) 参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函海本。 原载：《文学评论》20083 (责任编辑：admin) |